政府经济制度改革有什么用

Ⅰ 如何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演进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更好地拉动上层建筑和各个领域的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引作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冲突中的体制机制问题，增强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制度的时代性、先进性。而在经济基础变革中优化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对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基础、动力和参照系，并增强各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匹配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越大，对其他领域的牵引作用也越大。例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成长的各类市场主体，必然要求简化和减少政府审批事项、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断发展的市场体系，必然要求商品和要素更加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更多依据市场机制进行，这就推动和牵引着相应的政治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等。

Ⅱ 为什么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是中央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考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决策。

（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立足基本国情、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全面推进改革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些年，我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冲击，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重要原因。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发展中面临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新的挑战。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本质上是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适应形势变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科技革命孕育突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从国内看，我国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

同时，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阶段，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仍然较大，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多方面原因，但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和保障，我们必须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引领其他领域改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的客观要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了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发挥其牵引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

同时，改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迫切需要统筹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互协调、相互支撑。

我们必须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协同推进其他各方面改革，努力营造各领域改革互动并进的良好局面，形成强大改革合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2)政府经济制度改革有什么用扩展阅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决定》中一个重大而鲜明的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决定性代替基础性，这是我们党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围绕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释放。

正是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才使得我们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我们更要看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市场体系和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市场还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我们实施渐进式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条件逐步形成，社会各方面也有了相应共识。当前，我国仍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权力过大、审批过杂、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二）全面实行科学管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国对发挥政府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发挥好政府作用，要善于底线思维，注重宏观思考，深入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和问题；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可持续发展。

要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要更加注重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来创造财富、发展经济、造福人民。

（三）加强协调配合，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无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要搞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

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

Ⅲ 简析清政府经济制度改革的作用

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末，已达到三亿以上，晚清时突破四亿。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有一种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清朝各时期的的经济状况

一，入关后到干隆时期。入关后，清朝的经济一度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南明政权的抵抗使富裕的江南成为了一片废墟。清朝统治者又实施圈地，屠城,投充，逃人这些政策。圈地主要是将无主的荒田分给诸王，勋臣和兵丁。然而圈地时往往涉及有主土地，使不少人失去了土地。投充是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族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逃人法指对逃跑奴隶实施严惩。“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让这些地区变为废墟。这些政策惠及了满人，也大大破坏了经济。顺治亲政后，逐步废除了这些政策。

到康熙时，三藩被平定，统一了台湾。他又彻底废除上述政策，奖励垦荒，多次普免钱粮。康熙帝还下令治理黄河水患。这些措施使国内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康熙帝还下令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连云港）开放对外贸易。当时，欧洲工业革命尚未开始，产品难以与清朝竞争。于是，清朝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出口产品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等。进口商品有胡椒，象牙等。由于外国每年要向中国购买大量产品，而中国进口的商品都是奢侈品，销售量不多。所以对外贸易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使得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发展。

到雍正时，又进行赋税改革。清王朝建立后，国赋征纳仍遵行一条鞭法，按明朝历年间的则例征收，地赋和丁赋发别征课。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地银和丁银分别征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并逐渐推行于全国。雍正元年，彻底实施“地丁合一”。地税从此称为“地丁”，这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不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摊丁入亩，不仅是明朝一条鞭法以来赋役内容的继续简化，更重要的是全国赋役制度的一次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税制度的贯彻，而且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到干隆时，政府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袭击。干隆皇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金融机构(票号)在干隆朝也开始出现.由于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开始逐年提高.干隆皇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这使得国家耕地面积扩大.雍正二年,全国可耕面积683万余顷,干隆31年扩大到741万余顷.明朝时从国外引进的玉米和番薯也推广到全国各地。但是，清朝的经济衰落的苗子也在干隆后期开始出现。如干隆皇帝推行闭关锁国，就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他的“十全战功”也耗费了许多钱。再加上贪官污吏不断出现。干隆末年自然灾害又频发。

在这一时期，清朝的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商业和内河运输发达。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原来的大城市如北京，江宁（南京），更加繁华。以盐业为主的扬州，丝织为主的苏杭，外贸为主的的广州发展很快。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发展。江苏，浙江的丝织业，广东的炼铁，云南的炼铜，江西的制瓷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样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但清朝的经济也在干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这主要是因为闭关锁国，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

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原因：进入8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并未出现大的好转，各类经济问题依然成堆。发达国家意识到现行的经济体制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整与改革。于是，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体制调整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大，并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主要内容：
（1）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股权分散化；法人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的大发展。
（2）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总体上看，发达国家改革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实行福利制度社会化的途径或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削减政府预算中的福利支出；实施劳动福利计划；推进社会福利计划实施主体的多元化或私有化；取消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各种规章管制，减少国家对福利供应的垄断，促进私人组织同国家福利组织之间的竞争。
（3）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下降，货币政策的作用明显提升。第二，货币政策的重心从以利率为主要调节手段转变为货币供应量调节和利率调节交替使用。第三，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其作用。
（4）政府监管体制的改革。在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政府在微观领域普遍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大量的干预，形成了严格的政府监管或政府规制。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对低效率的政府监管或规制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总地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就是从国家干预走向自由化，即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微观规制，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以提高经济效率。

Ⅳ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的核心所在，是中央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考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决策。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和“六个紧紧围绕”，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必须继续坚持。我们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并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其他各领域的改革，都是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而展开的。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改革的领域不断扩大，但始终没有偏离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并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逐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发展中面临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新的挑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本质上是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抓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关键，可以有力地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
有人认为，现阶段改革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第一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影响和制约了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改革。这种看法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是极端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在经济领域，如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这些都与我们的经济体制直接相关，不首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就失去了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二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把“蛋糕”做大，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有经济更加发展了，才能为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才能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差别，但这是《决定》的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一样，将对我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大家都很熟悉“两只手”的说法，也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两只手都不可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这两只手的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伴随着理论的深化认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一直是围绕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释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条件逐步形成，社会各方面也有了相应共识。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无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要搞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职能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决定》对政府调控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政府要在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直接配置的同时，切实履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责和作用，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这样并列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新概括，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来源：共产党员·上

Ⅵ 改革中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有什么好处

一是准确界定政府职能，消除“三位”现象。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主要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要职能。只有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要求去纠正好“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归位。
二是科学处理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时，应遵循受益原则、行政管理原则、国家利益原则。受益原则简言之就是谁受益、谁管理；谁制造危害、谁负责。行政管理原则就是对于无法用受益范围划分的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经济行政或者社会行政事务，按照行政管理的一定标准来划分。国家利益原则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出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协调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关系的准则。
三是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确定政府公共支出范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调控应是按市场规则、适应市场要求办事。公共支出应主要用于“公共”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维持性支出，包括国防、基础教育、科研、卫生保健等支出；二是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补贴支出等；三是公共工程性支出，指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
四是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充分体现公共财政理念，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并根据行使政府职能的要求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体制，然后据此设置行政机构和人员配备，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五是加强公共服务理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要求政府提供的主要产品就是服务。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理念的内在实质就是服务性财政，政府的根本职能就是提供优质服务。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为社会经济发展间接地提供动力，其目的就是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居民唱主角。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直接参与者，即政府充当了所谓的“运动员、裁判员、决策者”一身兼三职的角色，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影响资源配置行为和影响经济主体作出判断、决策的是市场；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当前。我国已处于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因“入世”而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阶段之中，政府在推进经济市场化，尤其是国际化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政府要维护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通过自身改革实现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逐步由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把不应当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当前最突出的就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消除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悖的行政障碍，同时，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机制。政府要逐步从运动员身份中淡化出来，强化裁判员角色，把精力主要放在：在宏观上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微观上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总之，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就是要给政府角色与行为进行科学定位、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裁判功能、导向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改革，其中前几次改革的目标是为了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压缩财政开支，从1998年开始的这次改革其目标主要是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这是因为，首先，旧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将越来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过多的行政审批制度肯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从而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的效率要求必然导致政府要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化行政审批程序，其次，加人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将在全方位受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冲击，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不断健全和完善之中，它的不成熟必然导致与国际经济的差异。作为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载体的政府体制，需要向世贸组织原则靠拢。再次，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已由机构体制的改革深入到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赋予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活力。
如何来具体实施政府职能转变才能适应世贸组织原则，保证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参与国际竞争呢？第一，通过取消各种政策优惠或限制来适应国民待遇原则。取消不同所有制或地域的歧视政策，实现所有企业的公平待遇。第二，通过取消市场进入管制，实现贸易投资和自由化来体现贸易自由化原则。建立在成员内的统一市场是入世的基本要求之一，统一市场不仅确保每个成员实施WTO协定的能力，而且能防止政府和市场壁垒的出现与增加。因此，“人世”后要按照WTO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加快统一和竞争市场的建议。第三，通过杜绝“暗箱操作”，要求政府按透明的法律程序“依法行政”来实现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就是要求政府的行为模式完全采取公开的程序化和法制化方式。依法治国的要害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特点是透明和稳定。政府的执法、行政实行“阳光公报”，红头文件公布于社会，形成“太阳下的权力”。将政府行政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既可以落实人民的知情权，有效保护人民的参政意识，又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出台土政策的可能性。

Ⅶ 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细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
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
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其主要意义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
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
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
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
；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
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
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
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
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
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
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
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
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
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
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
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
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
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
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
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
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
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
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
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
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
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
、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
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
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
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
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
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
，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
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
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
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
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
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成
就
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
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
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
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
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
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
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
。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
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
，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
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
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
。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
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
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
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
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
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
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
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
，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
。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
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
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
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
，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
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
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
，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
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
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
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
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
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
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
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
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
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Ⅷ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从哪方面展开主要内容是什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推开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79年开始在农村进行了两步改革。第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理顺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从1982年开始,取消了原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政权机构。同时，国家从1979年开始连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第二步改革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理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1985年起，国家取消了过去实行多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合同收购的新政策，把农业税由过去的实物税改为现金税，基本上确立了国家与农民实行等价交换的关系。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进行扩大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开始的，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了局部改革试验和探索。1978年夏，四川省率先进行6个企业扩权试点,1982年扩大到全国6000多个企业。第二阶段是全面改革城市经济管理体制。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深化企业改革 自1984～1987年,国务院为增强企业活力，逐步深化企业改革，先后发布了13个文件，作出了给企业扩权的97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也相继给企业下放了一些权力，使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通过1979～1986年的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已由80％下降到68.7％，集体工业由20％上升到29.2％，个体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已发展到 2.1％。 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主要是：①搞活消费品市场。通过对商业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和减少流转环节的改革，改变了过去消费品统购包销的制度。②建立生产资料市场③发展资金市场。④在一些大中城市进行开办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试点。⑤改革价格体系。 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资制度 从1983年开始，实行了企业两步利改税和产品税、增值税。到1986年，国营企业留利比改革前增加了 4倍。从1987年开始,又将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全部留归企业,增加了企业自主支配的财力。1987年，地方财政收入已占国家预算的49％，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在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同时，还改革了工资制度，以调整国家、企业与干部、职工的分配关系。从1985年7月起,对国家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新的结构工资制度,将企业原有的300多种工资标准简化为3类产业5个工资标准，普遍给企业职工实行了升级和套级。1987年又实行了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内，由企业自主决定内部工资和奖金分配的办法，进一步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 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从1980年开始,先后在全国72个大中城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对9个城市实行了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在16个中等城市和哈尔滨市进行城市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在 5个城市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在17个大中城市进行住宅商品化试点，并在全国 1/3的地区实行了市带县的新体制。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方面，到1987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 3.2万个新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组建了100 多个大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形成了49个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出现了一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如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西南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组织等。 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从1979年7月开始，对福建、广东两省实行灵活政策和特殊措施，对外开放。1980年,陆续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见中国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兴办了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见中国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随后又逐步开放山东和辽东两个半岛。到1987年初，在中国大陆已兴办了7700多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国还在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兴办了 270多个合资或独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增加，已达到700多亿美元。 深化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目标，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前提，实现国家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变，把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商品经济的创造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最终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长远目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推动作用，使国民经济摆脱单一发展模式，在多种混合模式下快速发展，适应时代经济发展潮流，为中国的崛起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