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有哪些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简记:延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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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重性)
2、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着特点,这种持续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中华文明的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3、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是造成中国文化的守旧性的重要原因。
4、农耕经济的多元成份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
5、中国农耕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性格。
‘贰’ 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中,“经济”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1,“经国济世”是经济一词的来源。
中文中很多词都是直接来自日本.(比如革命等都是日本人先使用的,中国古文中从来不这么使用).
经济是日本人从英文Economy翻译成日文时,想出来的。
2,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3,世界经济发展历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着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着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着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4,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叁’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特点。
传统中国经济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给性很强的小农经济,农业是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家庭几乎是唯一的生产实体,因为农业生产在家庭之内就能完成。超越家庭之外的合作几乎没有。传统社会里家庭也是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消费实体。家庭是最小的利益共同体,家庭内部成员没有利益分享的差别。家庭的生存保障只能靠家庭自己。家庭之外不存在一种组织和机构能对家庭提供任何帮助。家庭之外的经济活动就是购买家庭所不能自足的少量商品,如盐、烟、手工制品等,同时出售家庭少量剩余产品。这些交易活动都能通过在方圆十里的社区内集市贸易完成。所以,少量的经济活动也就限制于这一社区范围之内。
总之,在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就是家庭,此外没有比家庭更大的生产组织。一些手工作坊的生产虽然超越了家庭,但因其在社会中所占比重很低,故其社会影响力小,也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性质。
一、奴隶社会经济 :
1、夏朝(奴隶社会形成) 夏朝是奴隶制的开端,用木制的耒、耜翻土播种,用石刀、蚌镰收割庄稼,已有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
2、商朝(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商朝是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时期,农业是商朝生产的主要部门;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大量牲畜用于祭祀;青铜器制造是商朝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3、西周(奴隶社会全盛阶段) 农作物的种类增多,包括了后世的大部分作物;手工业也有发展,分工更细。
4、春秋(奴隶社会瓦解阶段) 由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显着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促使奴隶制生产关系走到了终点。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
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②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
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
③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肆’ “中国传统经济”主要指的是什么结合古代史说说它的基本特点
不是专业人士 带你找点资料(一)传统农业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中国传统经济主体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主流是精耕细作,这是它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一个显着特点。精耕细作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轴心的。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耕作制,中国则在战国时代已经由休闲制逐步转为连作制,后来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的耕作方式,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采取了耕作、施肥、灌溉、育种、田间管理、植物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很高水平。中国传统农业在农艺、单产和土地利用率方面长期居于古代世界的前列,用有限的耕地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战乱导致赤地千里、人口耗减1/3以上的严重局面并不鲜见,但古代劳动人民总能安然渡过险境。清代人口高峰期比明代盛期不是增长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是成倍地翻番,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外国可能会把经济圧垮,中国却经受住了这种压力,大体上维持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精耕细作的农业。着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经把中国的传统农业比作一棵有旺盛生命力的大树,砍掉一个大枝,很快就会生长出一个新的大枝来替代,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更加枝繁叶茂。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决不能把中国的传统农业说得一钱不值。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经济的一种发展。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它属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一种提升,而且因为它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长远利益。地球上的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却不断增长,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走精耕细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道路。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需要加以分析。有人把精耕细作等同于多劳集约,认为它是不讲效率的,这未免简单化了。本来,通过精巧的农艺提高单产,可以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手段。但精耕细作需要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配套,由于配套的条件不同,遂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发展路径,在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也各异。这可以用汉代两种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为代表予以说明。
汉武帝时赵过推行的代田法以垄甽“岁代处”得名,采取半面耕和半面锄相配合的方法,与耦犁、耧车等“便巧”农器相配合,不但能够“亩增一斛”,增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每顷相当240周亩),如果以一个农户有五六口人、两三个劳动力算,这约略是“一夫(以男性家长为首的一个农户)百亩(周亩)”的12倍,故史称“用力少而得谷多”[2]。代田法所代表的这种精耕细作类型,姑称之为“节劳型”,其特点是: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重。根据上文的分析,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提高的途径,在于通过工具的改进、设施的完善、规模的扩展等增加物化劳动的比重,来减少活劳动的投入,而且活劳动的减少要大于物化劳动的增加,从而达到总劳动的节约。“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代田法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和要求。
西汉末年氾胜之在关中地区提倡区田法属于另一种类型。它不要求有大片的耕地,可以在小块土地以至荒坡、废城墙上直接作“区”。由于它“不耕旁地”,“不先治地”,所以不采用或不一定采用铁犁牛耕,但作“区”、施肥、灌溉、管理,却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力。区田法主要适应西汉中后期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中缺乏牛犁农具、经济力量薄弱的少地或无地的小农的需要,试图用精巧农艺和加大活劳动投入的办法,弥补耕牛、农具和土地的不足,大幅度提高产量,实现少种多收。设计者给小农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图景:号称“亩产百斛”(相当于2787市斤/市亩),“丁男长女治十亩……支二十六年”,但这里有很大的虚夸成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3]。历代效仿和试验者不乏其人,产量虽有提高,但达不到这个标准,由于耗费劳力太多,始终无法大面积推广。区田法所代表的这种精耕细作类型,姑称之为“多劳型”,其特点是:农法的进步不与农器的改进同步,虽然可以增加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但劳动生产率却难以有相应的提高。这显然是与增加物化劳动、减少活劳动的要求相悖的。
这两种类型的精耕细作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各不相同,它们的此消彼长直接影响着中国传统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代田法在汉代曾一度推广,但实行的时间不长,即被平翻低畦农田所取代。不过,作为代田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物质基础的牛耕及其配套的犁具,却被继承下来,并且继续改进[4]。因此,凡是建立在铁犁牛耕基础上的精耕细作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均可视为代田法的延续。区田法即使在汉代实行的范围也有限,后世也只是作为济时救急的手段被推行于一时一地。但历代贫苦农民为了弥补耕牛农具和土地的不足,往往用多投劳动、精耕细作的办法力图获得高产;而类似区田的特殊的高产抗旱栽培法,在民间也断断续续被人们所采用。也就是说,以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代表的“节劳型”和“多劳型”精耕细作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并存的。大体说来,唐宋及其以前,“节劳型”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明清时代则逐渐向“多劳型”精耕细作偏斜。
作为代田法核心之一的耦犁牛耕的推广,一开始就遇到了如何与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问题。由于代田法对牛力和农具的要求较高,不大适合分散经营、经济力量薄弱的小农,当时基本上只有边郡屯田、政府公田及某些富豪之家能够实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耦犁牛耕的推广引起生产单位扩大的趋向,导致豪强势力的膨胀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不过,地主田庄所役使的主要是虽然有严重人身隶属关系、但仍然保持了独立经济的劳动者。这就是说,小农经济的体制虽然受到冲击,但毕竟延续下来。精耕细作要求有较高的独立性和主动精神的劳动者,劳动者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完全适应精耕细作的需要。魏晋南北朝精耕细作继续获得发展,注定这种状况迟早是要发生变化的,而且变化确实发生了。一是耕犁从“二牛三人”到二人二牛,到一人一牛,最后,比较轻便灵巧的曲辕犁得到普及,主要就是向着适应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二是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以来,独立性较强自耕农再度活跃,隶属性佃农逐渐转化为契约性佃农。这种历史变迁,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西汉中期以来以牛耕推广为标志的“节劳型”精耕细作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体制相互磨合的过程。
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牛耕最为普及的时代(详后),也是传统农具发展到巅峰的时代。不但传统耕犁臻于成熟,水田耕作农具日益完善和配套成龙,而且还出现用水力、风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高效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耕作规模虽然没有扩展,但农户仍然拥有较多的耕地。同时,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并臻于成熟。以上这些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继续在农法与农器同步、产量与效率并重的“节劳型”轨道上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唐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比前代有所提高。
明清,尤其是清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人口激增,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明显缩小,小农经济变得更加细碎。为了缓解人口激增所产生的民食问题,除了垦荒、引进和推广高产作物外,还大力推广多熟种植,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时代的最高峰,施肥和育种等技术也有相应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牛耕的使用倒退了(详后),农具基本上没有发展。由于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明清某些小农具的质量有所改进,但除了适应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某些细小农具有所创新外,绝大部分农具是沿用前代的(这从《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所载农具完全抄自王桢《农书》便可知道),已失去了战国秦汉和唐宋那种新器迭出的蓬勃发展的气象。实际上,唐宋时代的某些大型农具反而鲜见使用了。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铁搭竟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耕犁。或谓中国传统的铁农具,从战国秦汉到宋元,已形成定制,没有多少改进的余地。清代农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工具,但他们把传承下来的生产工具的功效发挥尽致了[5]。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诚然,明清的农具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但不能说这些农具就此定格不能改进了。因为农具毕竟是人创造的。唐宋传统农具发展得比较成熟,增加了明清改进农具的困难,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细小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缺乏改进农具和使用大型农具的内在动力。从牛犁和大型灌溉、加工机械比前代较少使用看,也很难说清代从前代传承下来的工具的功效已经发挥尽致了。如前所述,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在于工具的改进和设施的完善,而传统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牛耕及其配套的农具的推广。在牛耕普及程度比前代倒退、农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民耕作规模缩小的情况下,怎么能奢望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有大幅度的提高呢![6]
清代农业继续实行精耕细作,但这时的精耕细作已出现了某种转向。清代的农业技术基本上是前代的延续,除了局部以外,可以说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但却更多依靠增加人力的投入,而不是依靠牛耕的普及和工具的改进。清代的农谚是“粪大力勤,不用问人”,与代田法的“用力少而得谷多”异趣。作为“多劳型”精耕细作的极端形式的区田法又变得特别的诱人,清代进行区种试验的空前增多,人们试图从中找到农业的出路。这种种迹象表明,清代精耕细作农业日益偏离“节劳”的方向,在“多劳”的轨道上滑行,高土地利用率和低劳动生产率形成巨大的反差。
研究历史上的劳动生产率需要根据有关数据作具体的计算。由于资料和数据的残缺以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度量衡的复杂,要精确计算出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相当困难。[7]在这种情况下,把个案的分析、具体的计算和宏观的考察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或相互校正,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以上对精耕细作两种类型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关系及其演变的分析,正是试图从宏观的视角、从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基础变化,疏理出它的发展线索,庶几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8]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的宝贵遗产。我国农业今后仍然要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道路。但历史也昭示我们,农法和农器的改进应该同步,农业生产才能更加健康全面地发展。如何使精耕细作从“多劳型”的轨道转移到“节劳型”的轨道上来,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伍’ 传统经济是什么
传统经济是经济学的名词,又称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多是于乡村以及农业社会之中出现,主要是依据社会风俗和惯例以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给谁)
‘陆’ 我国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
一、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粗放、效益低下、附加值低的低端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导向模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生产力要素增长机制,运行原则的特殊类型,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式、发展重心、步骤等一系列要素。
二、传统经济发展特征:
(1)是一种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2)是一种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3)是一种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实施的发展模式.
(4)是一种经济结构倾斜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以农业、轻工业等产业部门的缓慢发展为代价的.
(5)是一种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显着特征是追求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方式,通过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来不断增加产品数量。
(6)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的经济扩展阅读: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1、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2、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3、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念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4、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
5、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柒’ 中国传统经济指什么有什么基本特点
计划经济;卖方市场为主是它的特点
‘捌’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分析这个首先需要知道中国古代历史和当时的教育,这些是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劳动力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广大农民从没有生产资料,从奴隶主的私有产品到有少量的土地,变成了地主大臣,皇帝的子民和长工,在封建社会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先搞金字塔式的森严等级管理方式,配合了老子孔子等的封建教育方式,把广大人民的思想牢牢束缚在皇帝的封建统治下,人民除了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膜拜思想,没有说“不”和“质疑”的权利和想法,这种思想束缚了思想的创新,产生不了思想的碰撞,束缚了新鲜事物的产生,大家都有一套固有的封建逻辑,所有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的生产力被歧视为异类,大家都在皇帝的规则下行事,遵循各种封建等级规则,使广大人民笼罩在封建思想下,所以,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主,管理发展方式还是以封建等级制,思想和教育还是封建的家长式,膜拜式,定制的封建规则式,所以后来的四大发明都服务于小的生活,小的自我,而不能超越到工业革命,由于高度的洗脑,大家都高度认同封建的思想逻辑,最后到了清朝被列强打破固有的思想和腐朽的封建制度才恍然大悟世界竟然还有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