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下有哪些压力

‘壹’ 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

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中国导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战略资源的反差，以及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旧体制、旧利益格局之间的激烈碰撞

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出巨大挑战。5000年来农业立国的历史与传统，面临着同时完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理念、思想、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发生激烈冲撞与交锋，13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自觉与否，均同时步入一个超级大课堂，不断学习、解决从内心的互相认同直至大国关系这样的课题，共同谋求适应、推动这一亘古未有之变。

从个人的全面发展，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建设，微观与宏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交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启航。平稳、安全、快速地驶过这段充满风险的航程，对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开放冲击

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态势，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为6％，是1982年的5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一。

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

●艰难承受的经济之“重”

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十分显着，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说，目前外贸增长更多的还是源自数量型的增长。

赵晋平分析，2004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5．4％，出口价格上升了5．3％，而进口价格上涨10．3％，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在下降，这说明中国从外贸中得到的国民所得不高，对外贸易还是依靠数量型增长，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扩容，中国进入第二次重化工业扩张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调整改造，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开始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发展。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加快增长，这带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以及各类设备的需求。伴生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短缺，导致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电力等部门高速增长，同时也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弊端重新抬头。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张立群认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2004年我国有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价格一路走高，石油进口亦跃居世界第二，而铁路的请车满足率只达到35％。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煤电油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安全生产事故增加等都敲响了警钟。

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障我国外部资源、能源供给安全性。赵晋平说，目前，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尽管我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我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回避不了的现实，也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讨的课题。

●体制竞争亟待出手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档次。从产品竞争进入产业竞争，从经济竞争进入体制竞争，变革的压力已由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社会领域。

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与发展质量是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中国，体制束缚尚未完全打破。张立群认为，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需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即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机制，而目前仍有一些体制弊端影响企业的自主性，这包括市场和产业准入规则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过多，国有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机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风险应对机制、防范、监管机制等仍是在过去尚未完全实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确定的。赵晋平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相互影响非常直接。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内。因此，需要在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建立风险防范应对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体制的应变性。这将直接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倒逼”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正是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症结”。从目前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

在改变经济调控方式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要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张立群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较大。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以后，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而这是政府必需解决的。

●学会驾驭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进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加入世贸组织到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涉及产品约4000种，涵盖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纺织品等已逐步成为国外对我反倾销的热点。

赵晋平认为，今后的贸易摩擦将会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国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特别贸易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商品加以限制并保护其国内产业；二是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非传统的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来设置更多的障碍；三是我国面对的知识产权纠纷有增加的趋势。

面对这种冲突，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驾驭世界市场的能力。赵晋平认为，这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容：首先，如何在多边体制中更多地发挥中国的作用，以影响规则的制定。入世前3年我国主要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适应世贸规则的要求，履行世贸组织成员的职责和义务。下一个阶段，我国需要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使得规则的制定能够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次，推进区域贸易安排。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一大趋势，加入这一进程，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安排，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多边机制下的合作能力、合作质量和水平，也有利于双方建立资源互补或优势互补型的经贸关系。最后，妥善处理双边关系。贸易摩擦和纠纷大都发生在双边关系的范围内，处理好双边关系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文 ／ 记者 袁 元)

调控博弈

在一年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明在2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投资主体。

“2004年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惊心动魄！”窗外响着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在年关即近的苏南某市，市委宣传部长梁雄向记者坦言，“说实话去年年初市里雄心很大，什么都想干，对中央的调控政策有抵触。但不论是雄心还是积极性，都忽略了协调发展这个大概念。”

他声称幸亏该市最后刹住了投资“虚火”，否则按计划把“摊子”铺开，现在难以收拾。

●驯服过热

无农不稳。此轮经济过热的警号首先从农业发出。200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达9．9％，二季度受SARS影响增幅仍达到7．9％。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出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15亿亩以下，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粮食大幅减产至8600余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为10年来最低。

2003年秋，粮价上涨，对物价指数产生向上牵引。但当时学者对经济是否过热意见不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信号失灵。进入2004年后，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

为此，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即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当年“两会”期间，某省官员说，“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

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集体抵制”宏观调控的情形。典型代表就是铁本事件和嘉禾事件，一个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另一个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

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结果就是，尽管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超过40％，而且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石油消费却是世界第二，钢材消耗占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国民经济运行绷得紧紧的。

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月26日发改委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了资本比例调整；4月27日，国务院发文，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发文，对钢铁等十大行业固定资产全面清理；4月29日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暂停”政策，同日银监会以电话方式通知银行严控信贷……

这些举措被称为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其特点被发改委主任马凯总结为，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套“组合拳”迅速带来了宏观经济高烧的退却。短短的3个月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下降到5月份的18．3％。经济运行2004年下半年开始步入稳定。

●体会科学发展观

“飙车”的经济被“点刹”平稳了，这使中央决策者更加认识到，长年对GDP的崇拜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解开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端正我们既有的发展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宏观调控不应是对发展的限制，但就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而言，还得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从强烈的政绩取向、自利冲动中挣脱出来，把加快发展的动力引导到投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清除垄断壁垒上来，引导到转换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上来，引导到理顺利益关系、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公共服务上来。

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王梦奎强调，“现在国内外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得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经济增长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才能趋利而避害。”

观念是一方面，既有的体制设计也让地方难以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惯性。比如在传统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要提高当期财政收入和吸引外资，土地政策优惠是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指出，“地方政府要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闹事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据了解，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地方政府无视了宏观调控的种种信号。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深化政府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如果说20多年来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

‘贰’ 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我国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首先外需严重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二是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
三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难度较大。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好于预期，但就业人数增速和工资水平增幅均有明显下降，主要农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任务十分艰巨。
五是就业压力仍然较大。部分应届高校毕业生尚未实现就业，同时仍有一批往届毕业生还没就业；尽管返城农民工绝大多数找到了工作，但工作不稳定的情况较为普遍。
六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强。

‘叁’ 什么是经济发展的上行和下行压力

经济形势很好，人们预期就好，相关指标就有上行压力（比如物价）；经济形势恶化，人们预期就差，相关指标就有下行压力（比如股价）。上行有压力当然是指上涨的阻力了，比如连续几日的上涨之后，明显感觉上涨乏力，或者在高位震荡，这时可以理解为上行压力较为明显。
拓展资料：
上行压力就是经济上涨所带来了压力是一个新闻常用语,如股市中：就是往上走有压力，要动力足才能往上走。一旦后劲不足就被打压下来了。又比如某个货币对本来汇价有足够的上涨动力，但某些国家政府会适当的发布一些言论打压汇价的持续上涨等等。总之，上行有压力是指上涨的阻力了，比如连续几日的上涨之后，明显感觉上涨乏力，或者在高位震荡，就可理解为上行压力较为明显/ 经济下行就是指衡量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都在不断的降低，比如GDP、PPI、CPI等，也就是经济从一个增长趋势变成一个下降的经济趋势 。这种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即是经济下行压力。
昨完即下拍机有压力，换上行了再下行就没有压力了，说明你的油可能不太足，要不就是由过于命的，过于稠稀稠，不易于流动。
上行有压力当然是指上涨的阻力了，比如连续几日的上涨之后，明显感觉上涨乏力，或者在高位震荡，这时可以理解为上行压力较为明显，K线上反应就是出现较短的阳线，或者较为明显的上影线。如果是压力逼迫着汇价上涨那就可以说是有明显利好助涨汇价上行。
这种压力一般有心理压力，比如上方的某个整数位，就是说大部分人认为汇价会在这个整数位盘整，一部分人就早做准备，要么平仓，要么持仓观察。表现到汇价上就是上涨乏力或者明显的在高位震荡。
还有技术指标上的压力，比如黄金分割线的一些指标，KDJ、MACD等一些较为明显的超买信号也可理解为上行压力。

‘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压力国家发改委回应

1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6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等问题，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会上介绍，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的数据，从数据来看，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5月份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复，主要经济指标在持续改善。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组数据来看：
一是生产供给持续回升。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0.5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的增速由负转正，由4月份的下降4.5%转为增长1%。
二是内需复苏较为明显。从消费来看，市场销售在逐步的回暖。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8%，但是降幅较上月收窄了4.7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投资降幅继续收窄，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3%，降幅比前4个月收窄了4个百分点。从出口看，今年5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1.4%。
三是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9%，比上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物价基本稳定。刚才也介绍了，5月份CPI同比上涨2.4%，较之前是有所回落的。四是市场预期保持稳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6%，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6%。这两个指数都是连续三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
孟玮表示，我们也看到，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国内散发病例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的信心和服务业的恢复。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切实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当前，重点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重点是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大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重点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更新置换和回收处理，顺势而为促进消费新业态加快发展、完善提升，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撬动牵引作用，加快推进短板领域的建设。
第二，抓好援企稳企政策落实。重点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降低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扩大担保的覆盖面，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
第三，千方百计保就业、保民生。重点瞄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促进创业带动就

‘陆’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将会出现哪些变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闫敏表示，“变”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两大方面，表现为四大变化：第一，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尽管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但是美国对欧盟、中国、日本、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发动贸易制裁，给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带来显着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美国发动的针对全球的贸易战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降低0.5个百分点，意味着全球经济将损失4300亿美元；同时贸易壁垒会阻碍投资，抬高国际商品价格，扰乱国际供应链，减缓新技术的传播，降低全球生产率。

第三，主要经济体货币财政政策出现调整。美国货币财政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今年以来美联储两次加息，同时缩减资产负债表，实施减税措施等。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在逐步退出缩减量化宽松政策。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将提高其国内资本收益率，吸引全球金融和产业资本流向发达国家市场，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投资资金趋紧等风险。第四，投资下滑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受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严格控制和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和购买服务、清理和规范PPP项目以及金融机构严监管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基建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对经济平稳运行形成压力。

‘柒’ 三重压力是指的什么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判断。

这是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疫情蔓延、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阶段性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统计数据来看，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三重压力和经济的下行压力。

面对三重压力的其他简介

在如今的形势下，关于经济专业的人才缺口比较大，除去部分行业领域，绝大多数的经济相关人才都在流失，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境外企业的对冲，导致很多经济方面人才供不应求，加上当下经济形势严峻，这与之前规划好的人才流量出入很大，所以尽早通过经济师考试显得至关重要。

经济师有10个专业划分，每个专业都至少对应一个行业，以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专业为例，它们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职业，从业人员众多，社会通用性强，人才需求量大。

又比如知识产权专业，2010年时，《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就将知识产权人才列为战略性急需紧缺人才。由此可见，当前市场对经济师人才的缺口是很大的。

‘捌’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压力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看，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

‘玖’ 从目前来看,你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在哪些方面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安丽艳近日在京表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平稳推进，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密集推出和相继落地，全球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有利条件将进一步扩大。刘亮摄

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 刘亮) 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较大的冲击。未来全球经济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近日，在“财新-工银国际2019国际投资论坛”上，来自经济学界的各位专业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构成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三大挑战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他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近期发布的两个关键的全球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今年全球的经济形势并不尽人意。

他认为构成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来自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挑战。突发的国际政治热点事件，如贸易摩擦、英国脱欧、全球的地缘政治如中东动乱的局势等问题对经济和贸易的波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单边贸易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从政策挑战方来看，朱光耀认为近年来贸易保护势力的抬头对多变贸易体制形成的重大挑战，国际多边合作受挫，尤其是未来一个月WTO的上诉机制将面临着停摆的风险。朱光耀表示：“这个挑战将是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挑战。”

第三，全球负利率趋势的挑战。他表示，这是“二战以后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新的挑战、新的政策环境”。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美联储今年连续三次降息，日本实行了0.1%的负利率政策，而欧洲央行近期也实施0.5%的负利率政策。实行这些负利率政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的期待。

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中国的“破解之道”

面对上述全球经济潜在的挑战，中国该如何积极应对呢？专家给出了以下应对之策。

首先，加大国际多边协商合作。朱光耀表示，在未来加大多边合作和多边协商协调机制是缓解紧张的当前经济形势的关键。例如，各国领导人可以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如G20机制和即将到来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契机，对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开展多边国际关系合作，找出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对策。

其次，分散投资方式。面对全球各大央行下调利率、量化宽松的背景下，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洲认为，“2020年个人倾向于认为对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的难度会显着的超过今年。大家要降低风险投资的回报预期”。

他说：“最佳的投资方式在明年我认为还是要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散化的配置，避免过多集中的押注。”

最后，要深化结构性改革，深挖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最近十年中国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目前已进入中速发展平台，但仍未完全稳定下来。他强调，传统基建投资、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势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已经减弱，未来要深挖出与目前中速发展相匹配的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安丽艳直言，回望2019年，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平稳推进，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密集推出和相继落地，全球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有利条件将进一步扩大。

“我们相信，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的背景下，惟有立足开放的中国，放眼多变的世界，方能把握未来机遇，找到投资制胜之道。”安丽艳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