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放经济体制

Ⅰ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意义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政府主导不计成本的开放模式转向以企业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机制的开放模式。主要由企业基于市场形势和自身竞争力决策选择出口进口，主要由市场按照需求和价格自发调节。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要相信市场的配置功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不要轻易地去干预市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功能和秩序。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完善开放型经济的制度建设。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主要是规则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必须减少政策性调控，强化制度性调控。这就要求从体制层面提供强大的保障，对于阻碍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订，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在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发挥上，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Ⅱ 开放型经济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城市国际化的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全面推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取得显着成效。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赵晋平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深刻内涵。
威海打造国际化的城市，就要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作为突破口。“威海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沿海开放与沿边内陆开放联动互济，坚持制造领域开放和服务领域开放融合带动，坚持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相互促进，坚持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和自由化建设两轮驱动，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将为打造国际化城市提供新动能和新优势。”赵晋平建议。

Ⅲ 怎样理解必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1.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的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互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2.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Ⅳ 我国要构建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容是什么

我国要构建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容是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

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加快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采取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自主创新战略、贸易运行预警体制和摩擦应对机制建设等措施，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质量，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特点：

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的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

Ⅳ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干部教育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中心环节为增强企业活力。1985年左右，开始以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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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如何建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体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将迎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这是30年以来的第7个三中全会。此次全会的主题将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人们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了望》新闻周刊，每届中央全会都很重要，通过全会凝聚共识，形成理论，部署战略和整体布局。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一中、二中全会的作用稳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历届三中全会，则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可以说，要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明之处”，可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来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之所以三中全会的议题大多锁定发展与改革，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心工作。而从30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方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并进行着逐步演进与探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了望》新闻周刊力图从“历届三中全会”这一视角纵向切入，简要勾勒出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在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这是多位接受本刊采访的研究者的共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掀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此后的六年间，即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发端，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这一阶段整个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而市场调节的部分刚刚开始萌生”，常修泽长期从事体制转轨研究，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特点在于正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

“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在此次全会前，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行各种各样的调研和研讨。正是由于充分的准备、酝酿，在全会上作出了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1988年9月26日～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受访的专家指出，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并因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过快，并由此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深入下去，这次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1月11日～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谈及此，常修泽分析说，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需先把时间回拨到1992年春天。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的谈话”带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大厦。

这一决定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在常修泽看来，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00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比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强劲。

十五届三中全会：建设新农村

十五届三中全会于1998年10月12日～14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在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必须遵循的方针，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受访专家认为，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次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形成，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更高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新任务、新起点

200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今后十年改革与发展的 “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展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被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已经和必将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常修泽告诉记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变化就是注重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统筹。”他分析，“前一阶段的改革，并没有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指引我们研究并推进体制创新。”

综合受访研究者的判断，以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确了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股份制也是公有制，这是继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市场配置资源之后的第三次思想革命。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了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进入。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均衡的发展观，同时大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这意味着中国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将进入全新阶段，即改革的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由此，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开序幕，经济、社会及行政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态势开始形成。

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被写入中国发展的战略文本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全面展开。

期待十七届三中全会

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谈及此，张立群分析说，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提速过程中，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且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同时，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也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正因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关注面更加集中，这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30年间，10个“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

但是，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很不平衡，农村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部分农副产品供求紧张而导致的物价过快上涨，由农资等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由政策不配套导致政府重视粮食生产而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等不利因素，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但难点也在农村”，常修泽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以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为主要议程意义十分重大。

如何观察本届三中全会，叶笃初提示，其一，可观察中央全会的工作报告，即总书记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观察工作报告怎样做，能看出点味道来”。其二，可观察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过程和范围，现在中委的权力已大大提高，其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都悄然扩大，这表明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性逐步增强。同时，从中央广泛向专家智囊征求治国理政方案来看，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放性也有所增强。其三，可观察中央政治局提交三中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他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分量将比人们预料的分量更重。

Ⅷ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Ⅸ 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容有哪些

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容有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

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加快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采取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自主创新战略、贸易运行预警体制和摩擦应对机制建设等措施，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质量，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

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的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在于：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开放型经济则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在开放型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

Ⅹ 我国加快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采取了哪些行动

要加快开发经济体采取的扩大现在的开放程度，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