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平台经济资本意味什么

Ⅰ 什么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占用

知道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第一次听说经济资本

Ⅱ 平台经济是什么意思

平台经济是指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例如美团、饿了么、滴滴打车等就是平台经济。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得收益。
1、平台，在本质上就是市场的具化。根据徐晋博士的观点，市场从看不见的手，变成了有利益诉求的手 。
2、平台是一种虚拟或真实的交易场所，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得收益。
拓展资料：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的经济模式，既是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升级，又是对传统经济形态的革命，其特征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属于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企业一侧面对消费者，一侧面对商家，这个平台上的众多参与者有着明确的分工，平台运营商负责聚集社会资源和合作伙伴，通过聚集交易，扩大用户规模，使参与各方受益，达到平台价值、客户价值和服务价值最大化。但是，平台企业也可能利用在双边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产生垄断定价、捆绑销售等行为。
2、存在较强的规模经济性。如果某一平台企业率先进入一个领域，或者由于技术、营销优势占据这一领域较大市场份额时，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效应和锚定效应的存在，这家企业就会越来越大，出现强者愈强的局面。同时，市场集中度高有利于降低商家和消费者交易成本，平台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性。
3、具备一定的类公共属性。当前平台经济涉及领域多为事关人们衣食住行的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属性特征突出。平台还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因此，平台企业虽然大多由私人资本建设运营，但具有较为显着的公共属性。
4、数据要素的重要性较为显着。平台经济根植于互联网，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或有价值的资产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天然就会产生大量数据。与此同时，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表现为数据资源与算力算法的竞争。因此，各平台企业极为注重数据要素的积累与关联，以提升平台价值、赢得竞争优势。

Ⅲ 阿里巴巴被反垄断调查意味着什么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此次立案调查，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平台经济鼓励、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相信通过加强反垄断监管，能够消除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平台经济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我国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线上经济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也呈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关于平台垄断问题的反映和举报日益增加，显示线上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风险和隐患。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得到社会热烈反响和广泛支持。可见，反垄断已成为关系全局的紧迫议题。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竞争环境公平，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而垄断阻碍公平竞争、扭曲资源配置、损害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扼杀技术进步，是监管者一直高度警惕的发展和安全隐患。

自线上经济诞生以来，我国始终支持和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2019年8月，《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提出了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等措施。

应当说，我国平台经济、线上经济走在全球前列，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受惠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得益于政府部门鼓励发展和创新的政策举措。但鼓励与规范应当并重，线上经济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创新发展，如果超越法律法规限制，放任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终将使整个行业无法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此次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对涉嫌垄断行为的互联网企业展开立案调查，正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线上经济，让互联网行业在法治轨道上更好前行。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此次立案调查，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平台经济鼓励、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相信通过加强反垄断监管，能够消除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平台经济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3)整顿平台经济资本意味什么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立法过程

1、制定过程

2006年6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

然而反垄断法不仅难产了近20年，还面临重要条款的变更。据报道，“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一章有可能被整体删除，这意味着反行政垄断将不再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果真如此，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一反垄断法的精髓将随之而去。

反对者的理由是反垄断法应用过度，限制了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竞争失败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他们认为谴责从竞争中产生的垄断者有违市场道义。

在市场经济社会，不管是反垄断还是主张适度垄断，其理由都是相同的，即促进市场竞争。因而，倘若我们今天删除反行政垄断条款，他们都不可能为此叫好。

可以预料，在删除反行政垄断章节后，反垄断法的公平竞争将主要表现为对商业行为的限制，这不仅对促进市场竞争作用不大，反而可能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市场效率的下降，造成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叠与冲突。

据专家推测，删除这些条款一是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防止外资恶意并购中国企业；二是基于“国际惯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垄断都是经济垄断；三是“仅凭一部《反垄断法》担当不起反行政垄断的重任”。

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2、修订过程

2018年《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此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在此次发布会上透露，《反垄断法》即将修订。

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2008年的《反垄断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和将来的需要，“在修订研究过程中，重点要解决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最迫切问题”。

2020年1月2日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2020年1月31日截止。与“旧法”相比，《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首次拟将互联网新业态列入，并大幅提升处罚标准。

Ⅳ 经济资本的定义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是由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内部评估而产生的配置给资产或某项业务用以减缓风险冲击的资本，因此经济资本又称为风险资本。其计算公式为：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市场风险的非预期损失+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
经济资本是一个新出现的统计学的概念。它是描述在一定的置信度水平上（如99%），一定时间内（如一年），为了弥补银行的非预计损失（unexpected losses）所需要的资本。它是根据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大小计算出来的。计算经济资本的前提是必须要对银行的风险进行模型化、量化。这样还能计算出各个业务部门或各个业务产品所需要的资本来。其实，现在比较普遍使用的计算市场风险的模型（VaR）所计算出来的资本就是经济资本的概念。经济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指所“需要的”资本，“应该有”多少资本，而不是银行实实在在已经拥有的资本。
经济资本管理要求银行能够用量化技术比较精确地测算现有资产将来一段时间内的非预期损失大小，并据此衡量业务的风险成本和股东价值增值能力。相应的风险衡量、监督和控制方法也要细分到客户评级和授信条件评级两维评级、客户的违约可能性（PD）、授信工具的违约损失率（LGD）和贷款交易的违约敞口（EAD）三个关键风险因素，以及这些风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在借助这些量化工具进行贷款决策前，银行管理层要先确定本银行可接受的客户违约率上限、授信业务经风险调整回报（RAROC）的下限。如果整体资产经营结果不能产生正的经济利润，股东价值增值难以达到，银行就需要通过降低客户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敞口偏离预期水平的幅度设法降低经济资本成本。如果银行无法降低经济资本成本，就要能够增加业务的净收益，否则将达不到股东价值增值目的。
经济资本的作用是帮助银行达到股东价值增值和计算经风险调整绩效的目的。在经济资本管理目标下，银行为保证风险管理过程的有效性和各种模型工具得到合理使用，需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业务流程等制度平台。经济资本计算所依靠的内部评级包括客户评级和授信条件评级两个方面，据此可以提供客户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预期损失率（EL）、非预期损失率（UL）、违约敞口（EAD）等关键指标，并将其应用到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基础信贷管理中，发挥决策支持作用，而且也是制定信贷政策、审批授权制度、计提准备金、分配经济资本以及RAROC考核等组合管理的重要基础。经济资本管理需要有效的企业管制、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配合。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强大的IT体系、完整的管理信息体系、全面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主动的资产管理体系相配合，才能确保企业经理人的经营策略受到股东价值增值的导向约束，并且在短期规模增长和风险成本之间主动寻求平衡，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风险现状。

Ⅳ 三部委：互联网平台企业问题必须严肃整治

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部署，肯定了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充分发挥阿里案警示作用，明确提出互联网平台企业要知敬畏守规矩，限期全面整改问题，建立平台经济新秩序。
会议指出，我国平台经济总体态势向好。但在快速发展中风险与隐患也逐渐累积，危害不容忽视，依法规范刻不容缓。强迫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尖并购”、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以及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等问题必须严肃整治。其中，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突出反映，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强迫实施“二选一”行为限制市场竞争，遏制创新发展，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根治。
针对强迫实施“二选一”以及其他突出问题，会议明确提出，平台企业要把握正确方向、增强责任意识，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坚持依法依规运行，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做到“五个严防”和“五个确保”：严防资本无序扩张，确保经济社会安全；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新发展；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各方合法权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各平台企业要对照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全面排查涉税问题，主动开展自查自纠。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并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组织对平台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整改期后再有发现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等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会议强调，政策底线不可逾越，法律红线不可触碰。加强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规范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和鼓励平台经济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尊重平台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发挥平台经济的重要作用，建立公平竞争、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和谐的平台经济新秩序，推动实现平台企业更加充满活力、线上消费更加便捷优质，平台经济更加繁荣有序。
爱奇艺、网络、贝壳找房、滴滴、当当网、多点、京东、快手、美团、每日优鲜、奇虎360、去哪儿网、搜狗、微店、58同城、新浪微博、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叮咚买菜、饿了么、国美、盒马生鲜、拼多多、携程、小红书、阅文、苏宁易购、阿里、贝贝网、蘑菇街、网易（严选）、云集、唯品会、腾讯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以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地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Ⅵ 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在整顿，支付宝里边的钱有必要转出来吗

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确实在整顿，平台上销售的存款产品均已下架。就阿里来说，也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屡次受到监管方面的约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人们不免对阿里，还有其旗下的产品产生担忧。

其实，虽然阿里目前遭到一众质疑，但也不代表着其旗下的产品就一定会有问题。尤其对于支付宝来说，就更不用担心了，里边的钱愿意转出来就转，不愿意转就不转，还是相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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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家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整顿，并不是说要否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贡献，更不是说要消灭互联网金融，而是为了让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更加健康地发展，在它们还没有走上邪路之前把它们拉回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

Ⅶ 新中国时期整顿和改造民族资本的金融机构，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信用与保险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大大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财政金融政策。�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通过几次物价斗争和“五反”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民自己的政府热爱掀起了建设的热潮，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重大问题上，运筹帷幄，有退有进，有理有节，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大气慨大智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接管城市

接管城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接管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的。这一方面是具体领导工作的人员对新情况不熟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有些人的头脑中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共有的思想有关。接管开始，一些地方的工商业受到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在个别地方基本处于瘫痪的境况。如在最初接管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就曾发生过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情况，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攻占张家口后，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

对于在接管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并且他进一步提出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原封原样，原封不动”。

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沈阳经验为范例，在全国制定了接管大城市的方针，这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针，并指出，为了做到迅速恢复秩序，稳当而不出现大的波动，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首先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的城市是死城，秩序无法控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事先准备好相当数量的技工和干部；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保持市场稳定，办法有收兑旧币，介绍解放区物价表；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采取发生活维持费，按原定底薪等级发工资等。

沈阳经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成功经验，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接管工作细致周密，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再如说，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也尽可能选择准备留下来负责经营该企业的人员，承担起在接收与将来管理的双重责任，不使有“五日京兆”之心，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对旧人员实行留下来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人碗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对于官员的管理机构的裁减，毛泽东认为还是暂缓实行，与其遣散而闹事，不如养起来管饭吃好。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包下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再投入生产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较稳定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对旧人员包下来是一种特殊社会政策，既不是原职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动；既有利于社会安全，也利于迅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接管一定要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组织和军队，上下都要注意节衣缩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对此一方面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压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阶级，因而我们必须加以没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当时中财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区分了没收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标准和规定，因此工作进行较顺利，没出什么偏差。

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可见，党中央的政策还是允许外商在遵守中国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的。早在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就指出：“国外人在华投资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它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

当时，毛泽东也并不是排斥非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了吸收外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却宣布对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营财产进行管制。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映，决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财产进行管制，对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进行冻结。同时也开始处理其它国经营的外资企业。1951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征收了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总的来说，主要有“征用”，“代管”“转让”等。“代管”的对象主要是外籍经理出走后，无人负责的企业。大部分还是采用“转让”的方式，即外商将他们在中国的财产转让给中国公司，以抵偿他们在中国的负债。比如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等大的企业都转让给了中国公司。

同时，新中国也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帝国主义占领的农田、矿区、跑马场一概收回，而外资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也转交新中国政府自办，到1952年底，处理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新中国海关裁减了外籍职员，对旧海关员工、除极少数劣迹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外，其余都量才留用；对旧海关的业务制度、规章、条例，凡属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编译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吸收进来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时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就此，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局面，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

2，保护民族工商业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业，这直接关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的实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占80%，民族资本占20%左右。如何对待中国的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不断指出我们应对待民族资本的正确方针政策，表现了一代领袖的清醒与深刻。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了解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怀有很深的疑虑。

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界的这些疑虑与困惑，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与资本家广泛接触。�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就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不愿听到资本家这个词。尽管毛泽东明确讲了“唯利是图”，他们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上海商人仍将信将疑，问道：“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与资本家广泛接触，不断提出这个问题，阐明中共新政权对民族资本的政策。这时期在毛泽东眼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都是朋友，并且他还生动地指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利了。”毛泽东还特地派刘少奇去做资本家的工作，并且一再告诫全党拳头不能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家身上。

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并将此电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时，指出：请你们转发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电报中写到“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兼有投机性捣乱性。

毛泽东还将电报中写到的“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一句，改写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从而强调了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荣毅仁在回顾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中感叹道，毛泽东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态度都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资本家，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新中国新政权，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旧政权，共产党不是压迫挤榨他们，而是以国家经济，民族振兴，人民利益为重，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上写了八段批语，比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在这时期对民族资本的态度和基本看法：

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三、应当(与私营工商业)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四、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五、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六、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八、(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这是不对的。整个批语阐明了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政策。

3，要让工人兄弟当家作主

新中国新政权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旧的国家机器，在经济上消灭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并且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同时人民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毛泽东十分关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多次致电失业问题严重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希望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

在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就毛泽东十分关注的工人失业问题来说，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原来就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业半失业工人。�

1948年，平津的工厂70%倒闭，青岛民营工厂共700家，全部歇业，上海未倒闭的工厂，开工率也仅平时的20%，四川参加产联的1200家企业，歇业的达80%以上，到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失业人员已达400万人左右，还有不少是半失业的。�

同时新经济改组和市场萧条以加重了失业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断采取措施进行失业救济、帮助工人恢复工作，渡过难关。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在一份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的请示中，毛泽东提出：“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紧急救济募捐运动。该活动由上海总工会发起，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本着阶级友爱，给予上海失业工人积极的援助。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响应了这一呼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过难关，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出号召：“在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在无法开工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工人、教员、职员们，则各尽所有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上海及各地失业工人之用。”这次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缓解了失业工人的生活压力，同时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鼓舞，使他们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使他们能以更坚定的毅力，设法渡过暂时的困难。

同时，除了社会救济以外，毛泽东还号召工人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等。他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长陈郁，请他转告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进行失业登记，宣传教育，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失业问题得到逐步缓解，1950年是工人失业情况最为严重的一年，截止1950年9月为止，根据各地不完整的统计，全国失业工人共有1220231人，而经过社会救济的妥善安置，半数以上的失业工人已经得到救济，其中以工代赈78955人，生产自救74798人，还乡生产者62922人，发动救济金405775人，转业训练23157人，介绍就业81458人，共计727065人。

这样，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新政府的关心下，工人的生活好转，部分工人原有的一些不满情绪也淡化了，以前对工会不信任，对政府不满，现在都相信政府，真心拥护政府。

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人民政府还领导工人阶级恢复了合理和平等的生产制度，进行生产改革，人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规章条例。1950年2月12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同时也有许多新规章的出台，如1950年2月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1950年9月14日，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加强女工工作的决定》和《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1951年9月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

在旧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为了养家糊口，因而不得不在安全设施十分落后的矿山、工厂工作，不小心就有飞来横祸，新中国建立后，一些旧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引发了一些工伤事故，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如1950年6月21日，国家监委就发出处理河南新豫煤矿公司宜洛煤矿2月27日发生井下沼气爆炸造成伤及200人事件的通报，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法律或纪律处分，给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副主席朱佩琼以警告处分，同时，政务院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规定了缴纳劳动保险金等具体细则。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在1949至1952年这几年里随着生产改革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断体现，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面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对存在的问题直接过问、亲自处理才取得的成绩，它巩固了新生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整顿旧经济秩序

进城以后，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击，组建了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而当时财政工作主要是由华北财委来负责的，华北财委是在统一了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几地的财经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协调和组织几个区的财经工作中仍存在着实际的困难。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党中央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中财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大纲》还要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2，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作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Ⅷ 至今至少有19个省市全面取缔P2P业务，这意味着什么

目前P2P网贷机构压降到3家，最高峰的时候将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作为新生事物，人民对其认识不够，盲目跟风投资，导致这种平台疯狂增加，高峰时期约为5000家

2005年以ZOPA为代表的英国P2P借贷服务网站，它是最早提供对个人网络借贷服务的网站，也成为P2P网贷鼻祖，之后就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2006年中国第一家P2P借贷网站拍拍贷成立，到2013年P2P平台几乎以每天一家的速度增加，中国的P2P平均寿命只有3.9年，因为在前几年作为新生事物，人物对这类平台的认知尚浅，只知道获利大而无视其风险，盲目跟风投资，当初爆雷的大部分问题平台的老板只为圈钱，最终卷钱跑路，也有一些平台是真实资本，但是过高的资本，再加上风控不严、逾期、坏债率高，长期亏损导致倒闭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内，新增的房地产贷款与银行的贷款总额比例下降了3%，银行持有了的房地产不良贷款资产也大幅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也处于下滑阶段。最后负责人谈到了地方政府债务，他表示目前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还在化解当中，整体风险在可控范围。

Ⅸ 什么是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是指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例如美团、饿了么、滴滴打车等就是平台经济。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得收益，但是平台经济容易造成垄断，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同日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平台经济的发展。
拓展资料
平台经济（英文：Platform Economics）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是基于数字平台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称 。
平台，在本质上就是市场的具化。根据徐晋博士的观点，市场从看不见的手，变成了有利益诉求的手 。
平台是一种虚拟或真实的交易场所，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得收益。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的经济模式，既是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升级，又是对传统经济形态的革命，其特征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属于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企业一侧面对消费者，一侧面对商家，这个平台上的众多参与者有着明确的分工，平台运营商负责聚集社会资源和合作伙伴，通过聚集交易，扩大用户规模，使参与各方受益，达到平台价值、客户价值和服务价值最大化。但是，平台企业也可能利用在双边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产生垄断定价、捆绑销售等行为。
二是存在较强的规模经济性。如果某一平台企业率先进入一个领域，或者由于技术、营销优势占据这一领域较大市场份额时，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效应和锚定效应的存在，这家企业就会越来越大，出现强者愈强的局面。同时，市场集中度高有利于降低商家和消费者交易成本，平台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性。
三是具备一定的类公共属性。当前平台经济涉及领域多为事关人们衣食住行的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属性特征突出。平台还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因此，平台企业虽然大多由私人资本建设运营，但具有较为显着的公共属性。
四是数据要素的重要性较为显着。平台经济根植于互联网，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或有价值的资产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天然就会产生大量数据。与此同时，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表现为数据资源与算力算法的竞争。因此，各平台企业极为注重数据要素的积累与关联，以提升平台价值、赢得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