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五年计划中断过吗，什么时候
1963-1965不连续的五年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共执行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十一五”计划正在执行）。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仅有两个三年是在五年计划的执行之外，专门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的。一个是1950-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进行着一场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
党和政府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经过三年艰苦奋斗，迅速治愈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恢复和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是1963-1965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头三年轰轰烈烈搞“大跃进”，后两年被迫调整之后，不得不中止五年计划的连续制订，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前后五年（1961-1965年）艰难困苦调整。
原因：大跃进造成严重的后果，用五年（61-65年）时间 进行整顿。
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该意见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到1962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就能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有各自特点的工业体系；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技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很多的具体指标比原“二五”计划高出1-8倍之多。由于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指标过高，加之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撕毁合同，使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陷入困境。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提出要对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问题；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讨论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8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经济计划时，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
加上了“充实”两字予以完善，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大力恢复农业，压缩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到1962年，国民经济才开始好转。但是，与1956年提出的《建议》相比，
除原煤、石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远低于规定指标。
1961年8月下旬-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为了继续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再用3年时间（1963-1965）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
②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是在什么背景下制定的其制定过程如何
1979年3月21－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要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③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个阶段各有什么成就。求大神帮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兴建了一些重大工程，如成渝铁路、天兰铁路、淮河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这个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逐步过渡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从组织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地展开了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支援成功地开展了以“ 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五年中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921个,期末建成投产的595个。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逐步地建立起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从1953年到1957年,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五年内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的收入增长了近30％（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各项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循序前进，既有明确的目标，步子又很稳妥，因而经济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较为协调，经济效果比较好。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年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胜利面前，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随之而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搞起了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平均分配和无偿调拨。生产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到处放高产“卫星”，这些虚假高产典型又被作为依据，反过来提出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在工业上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翻一番，要用几年时间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工业发达国家。1958年底到1959年 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个期间，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生产连续下降,财政连年赤字,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退回到1957年的水平。 1961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方针，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扭转了急躁冒进情绪。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局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恢复过来重新走上轨道的国民经济又陷于混乱，遭到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当时,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使大批工厂停工停产，大批建设工程停顿，整个生产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7和1968两年生产速度连续下降。1969年以后，由于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的努力，生产建设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左”的错误得不到清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没有得到恢复，生产建设的发展忽高忽低，损失浪费很大。1972年周恩来（1898～1976）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抓生产,特别是抓产品产量，使经济工作有了转机，197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9.5％。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刚刚稳定的形势又乱了起来，这一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0.3％。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提出了整顿的口号,抓了铁路、钢铁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效果显着，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不久又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于混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人心大振，生产建设恢复得很快。但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经济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认识不清,又对长期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1978年提出了要加快速度、组织新的跃进的口号，制订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搞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来了。1978年的 基本建设投资从上年的382亿元猛增到501亿元。国内的和引进的项目一起上,基建摊子一下子铺开了。这就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更加剧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并且提出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1979年 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79）”的方针，坚决纠正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其后，在1980年12月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下，调整和改革工作顺利展开。在调整工作中着重解决了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失调问题。在农业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工业上，调整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日用消费品大量增加。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压缩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提高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在这期间，大部分企业得到了整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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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全面整顿所在哪个城市
全面整顿是指“文革”期间，邓小平在复出后在1975年对军队、工业和党的组织所进行的全面的秩序整顿。1972年后，在周恩来、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5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始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分几个步骤，包括：工业整顿，农业、科技、文教整顿，军队整顿，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制裁动乱分子。随后，邓小平开始准备党的整顿。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发表讲话，提出现在“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重要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指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是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又提到：国内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党的任务，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进行整顿。认为解决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进而推动地委、县委的领导工作，从而全面实现党的领导。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必须把毛泽东树立的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特别注意反对派性。他要求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提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人手。邓小平继整顿军队，整顿铁路和钢铁工业之后，又提出了整顿党的任务，使全面整顿向更深层次发展。他提的“三项指示为纲”后来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成为诬陷他“右倾翻案”的主要“罪状”之一。全面整顿，对于全面动乱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党与国家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增强了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
⑤ 说说邓小平在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在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工作，实际上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迅速恢复与发展
⑥ 什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79年3月21－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要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⑦ 五年计划中断过吗 什么时候
〔1963-1965不连续的五年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共执行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十一五”计划正在执行）。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仅有两个三年是在五年计划的执行之外，专门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的。一个是1950-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进行着一场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经过三年艰苦奋斗，迅速治愈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恢复和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是1963-1965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头三年轰轰烈烈搞“大跃进”，后两年被迫调整之后，不得不中止五年计划的连续制订，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前后五年（1961-1965年）艰难困苦调整。
“多快好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大跃进
·原因：大跃进造成严重的后果，用五年（61-65年）时间 进行整顿。
·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该意见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就能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有各自特点的工业体系；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技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很多的具体指标比原“二五”计划高出1-8倍之多。由于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指标过高，加之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撕毁合同，使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陷入困境。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提出要对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问题；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讨论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8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经济计划时，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加上了“充实”两字予以完善，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大力恢复农业，压缩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到1962年，国民经济才开始好转。但是，与1956年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石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远低于规定指标。
·“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0．65％，最高年32．2％，最低年－31％。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平均每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平均每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5．4％。
·1961年8月下旬-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为了继续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再用3年时间（1963-1965）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
⑧ 责令停业整顿，合理的期限是多长
责令停业整顿，合理的期限是3至6个月。
停产停业是重大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才能实施。一般来说停产停业整顿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企业隐患没有整改完毕可以提前提出申请延期，但是延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
如果超过6个月隐患还没有整改完成，相关部门则应该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该企业进行关闭。
⑨ 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重点是什么
邓小平领导的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是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以工交战线的整顿为重点，以党的整顿为核心，到农业、军队、科学、教育、文艺的整顿，并逐渐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这实际上是改革的最初试验。正如他后来讲的：“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1975年一系列全面整顿的改革试验，虽然为时甚短，干扰很多，但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11．9％，达450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74年增长1．4％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增长15．1％。粮食产量达到2390万吨，比上年增加了278万吨；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86746万吨公里，比上年增加了9773万吨公里；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的气象。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的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实行的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使长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虽然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持续仅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作为改革试验的整顿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对随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作用，直接酝酿着邓小平理论；整顿的实践也为随后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
在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的许多讲话及文件，已经提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他刚开始整顿时，就提出并反复强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大局，实际上就是提出把中共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明确重申生产力标准。为了从理论上彻底驳到“四人帮”，《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明确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少，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该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这里也表明，邓小平已经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许多地方党的组织搞垮了，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他在全面整顿中把党的整顿作为核心，要求把党的组织尽快恢复起来，把领导班子建设好。与此同时，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被庸俗化的现象，强调必须正确地掌握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党领导整顿工作，必须使自己的实践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就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伎俩。这些观点和以后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