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栗疏谈了哪些经济思想观点

① 论贵粟疏体现了怎样的治国政策具有什么积极意义

疏是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也称“奏疏”或“奏议”。这篇文章分析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文帝时，为防匈奴入侵，边塞又陈兵无数，耗粮巨万。针对这些问题，晁错上疏，全面论述了“贵粟”的重要性，阐明使民务农，入粟于边，以解决农民与商贾贫富悬殊，守边士卒无粮供给的矛盾。文章引古说今，多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时与今之时相比，以五谷与珠玉金银相比，以富商大贾与劳动人民相比，对照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文辞流畅，充满强烈的情感。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
文章写作特点鲜明，首先主要釆取了层层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文章通篇正反对举，观点鲜明。开篇即以古今比况，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继而论不农之害与重农保民之理形成对比，提出“务民于农桑”的思想主张；接着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强调明君应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陈时弊，以农夫与商人苦乐的对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则通过“复卒”和“人粟受爵”利弊优劣的比较分析，以论证“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总之，通篇正反对举，力陈利弊得失，使正面观点更为鲜明，更具说服力。
其次行文中运用了议论的连锁推理，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
还有是立论精辟，论述严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阐明“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第一部分先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为“贵粟”主张确立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指陈时弊，正确的政策是实施基本国策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尖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并论此措施“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等三大作用，从而与开篇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一脉相承。全文围绕“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阐明宗旨，指陈时弊，层层推进，逐层深入，立论精辟，论述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说晁错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3]

② 晁错传全文翻译

译文：

晁错是颍川人，凭着文学才能担任太常掌故，他为人严峻刚直苛刻，皇帝看重他，于是任命他做太子家令。那时候匈奴强大，屡次骚扰边境，皇上派兵抵御。晁错上书就战事发表意见，汉文帝很赏识他。后来命令有关负责官员举荐贤良文学士，晁错在人选之中。由此他升任中大夫。

晁错又进言议论应该削弱诸侯的事情，以及法令可以更改修定的地方，一共上书三十篇。汉文帝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他的意见，但是认为他是个奇材。当时，太子认为晁错的计策好，爰盎等大功臣大多不喜欢晁错。汉景帝即位，让晁错任内史。许多法令都(按照晁错的意见)更改修定。

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以后)，呈请(查究)诸侯的罪过，削减他们支系亲属的封地。晁错所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章之多，诸侯一片哗然。晁错的父亲得知此事，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侵害剥夺诸侯利益，疏远人家骨肉之情，招致许多责难怨恨，你为的是什么呢?”

晁错说：“本该如此。不这样做，天子不得尊崇，王室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刘家安宁了，可是晁家就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于是喝毒药自杀了，说“我不忍看到灾祸殃及自身”。后来过了十几天，吴、楚七国全都造反了，名义上是说要诛杀晁错。

皇上问是盎：“如今吴、楚谋反，依你的意见怎么办?”爰盎回答说：“这件事不值得忧虑，现在就可以解决。”皇上问道：“怎样定计呢?”爰盎回答说：“吴、楚送来书信，说高祖皇帝的分封子弟为王各有领地，如今贼臣晁错擅权眨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土地，因此才反叛，名义是共同向西来诛讨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也就作罢。

如今谋划对策，只有斩杀晁错，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造反的罪过)，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不必动用武力就完全可以平息叛乱。”皇上沉默许久没有说话。后来就派中尉去叫晁错，骗他乘车在街市上走。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就被杀害了。谒者仆射邓公是校尉，攻打吴、楚叛军担任将领。回到京城见皇上。

皇上问他：“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吴、楚叛乱平息了没有?”邓公说：“吴地谋反几十年了，(这次是)发怒于削夺他们的封地，借诛讨晁错为名，他们的本意并不在于晁错。而且我担心天下的士人将要封住嘴巴不敢再进言了。”

皇上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忧虑的是诸侯强大了无法控制，所以请求削弱他们的势力，借以提高朝廷的尊严，这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啊。计划才实施，突然遭受杀身之祸，(这样一来)在朝廷之内堵住了忠臣的嘴，在朝廷之外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

于是景帝长长叹息，说：“你说得对。我也感到遗憾了！”

晁错（音cháo cuò）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袁盎晁错传》等篇。

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为发展西汉经济和巩固汉政权制定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书》、《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汉书艺文志》有“晁错三十一篇”之说，可惜未全部流传下来。

出处：《史记》——西汉·司马迁

(2)贵栗疏谈了哪些经济思想观点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先后求学于董仲舒和孔安国门下。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所到之处均考察风俗，采集史迹传说。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司马迁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他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写一部“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的通史的遗愿。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时因友军接应不力身陷重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

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着书，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着《史记》。

③ 论贵粟疏阐述了哪些经济思想观点

《论贵粟疏》中心论点：本篇从正反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特色：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

④ 为什么同样是为国家考虑，为何晁错与蔺相如差距那么大

晁错生于高祖时期，文帝时期被赏识重用，景帝时期景帝非常倚重晁错，但也被景帝所杀。晁错是一个能臣，给文帝提了很多治国的建议，主要有三点：

一：重农贵粟。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这对当时充实民力，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甚至为后面的“文景之治”，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移民实边。对经常犯边的匈奴，上疏《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文帝赐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主动出击的建议。后来又主张“徙民实边”，这个主张是后来军屯制的前身，以农养兵，寓兵于农，被文帝采纳。

三：在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坚决进行削藩。文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在文帝时期，晁错已经在景帝府上管理多年，与景帝关系十分亲密。景帝二年，晁错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他削藩的建议。

不过不管结局如何，晁错和蔺相如都是一代能臣，为国家安定生息做出了很多贡献；也是一代忠臣，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己之力终有限，还是要循序渐进，待时机，尽人事。

⑤ 儒家学派的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儒家学派的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巨大深远的影响，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从汉经费独尊儒学开始，直至清亡，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国的主流思想。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民间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刻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中心思想即：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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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有哪些

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它的特点主要有：
其一，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

只供个人使用的手工工具决定了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经济形态，“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农民个人在其家属的辅助下，独立完成主要产品的
全部的生产过程，一般没有外部协作，属于个体劳动的性质。由于生产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范围，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以全家力量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度，经营规模狭
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为维持温饱，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多的获得产品，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以家庭为生活单位，农民的生产通常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的经济形
式。人们在田间劳作充其量是解决一家的食物，而穿戴没有着落，这就有产生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的必然性。所以在空闲时间里，人们就在家里进行了简单的手工业
生产，以解决一家的穿着衣戴。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黄梅戏《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唱段：“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白居易的《朱陈村》中
“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这些词句反映了安居乐业的“男耕女织”式的经济生活情景。在经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同时，农民还经
营家庭畜牧、瓜果种植及布帛麻丝等家庭副业，以满足生活的其他需要和缴纳赋税。

其三，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下农民在自己有限和贫瘠的土地上，一年勤勤恳恳生产出的产品也就是满足自己
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缴纳国家的赋税，基本没有剩余进行商品交换。“春耕夏耘,秋获冬藏,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西汉晃错《论贵粟疏》)
”是对农民的长年劳累辛苦的描写；“又私自送往迎来, 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西汉晃错《论贵粟疏》)
”这是农民自给自足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农民的产品有一定的剩余，才会去市场出售，所以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

其四，稳定性和脆弱性。

小农经济下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的积极性，在比较贫瘠的自然
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一个农民，只要他不是太懒惰，只要年景不是有什么旱
涝灾害，只要家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如重大疾病，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但由于经营规模狭小，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经不起风
吹浪打，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封建国家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封建地主的兼并等条件下，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
流亡。所以，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具有脆弱性。如西汉晃错《论贵粟疏》中所言“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有者半贾
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女以偿责者。”这充分说明了小农经济的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

其五，封闭性和落后性。

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就可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除盐铁之外，
一般不必外求，生活比较稳定，一辈子不和外界来往也可以生活，安土重迁，知足长乐，所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生活封闭，与外界交流的少，缺乏进取和忧患意识，
苟且偷安，缺乏竞争意识，意识思维比较狭隘，思维模式单一，具有落后性。“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白居易《朱陈村》）”
正体现出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其六，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小农经济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徭役和
兵役的根本保证，所以小农的稳定就是国家的稳定，小农的兴盛就是国家的兴盛。小农经济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历代封建王朝前期明君
都注意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业生产，以维护封建统治。如西汉初年的“修养生息”政策，自汉高祖开始，“免除若干年徭役……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文景帝时减
轻田租，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唐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有一定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民的生产
时间，轻摇薄赋，劝课农桑，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⑦ 晁错是哪代着名的散文作家

晁错（前200年—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着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

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

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②。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可。”晁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①。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①，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②。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③，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④。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② 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① 《史记·申屠嘉列传》。
② 《史记·申屠嘉列传》。
① 《汉书·食货志》。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风俗通义》。

⑧ 贾谊《论积贮疏》反应了我国封建时代怎么的基础经济思想如何评价这一基础思想

《论积贮疏》是贾谊的名文之一。虽历时2000余年，但其论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贾谊认为国家应以农业为车，重视屯粮，并且把积贮提到国家“大命”的高度，因为国家有了丰厚的积贮，才可以保证人民有安定的生活，可以应付水旱自然灾害和突然发生的战争，确保安定的政治局面。
汉文帝初继位时，由于秦末衰敝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社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统治阶级中“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迫大批破产流亡，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匮乏，国家卖 贾谊图像
官爵，百姓卖子孙，甚至出现了“易子而其骨”的惨状发生。贫富悬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渐趋尖锐。 贾谊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不像世俗之士一样，一味地粉饰太平；而是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时弊。他从太平盛世的背后看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在他向文帝上的《论积贮疏》中做了大胆的揭露，并提出了他的改革政治的主张。贾谊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但他的政论却能处处针砭时代症结之所在，明确提出改进的措施，对后世的政治和散文的发展，都起过较大的影响。
原文
管子曰（1）：“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2）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3）。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4）。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5）；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6）。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7），莫之振救（8）。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9）！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10）。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11），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12）。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13）？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14）？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15）；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16）。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17）。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18），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田，皆着于本（19）；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20），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21），窃为陛下惜之。 节自《汉书·食货志》
译文
管子说：“粮仓充实而知道礼节。”百姓不能自足却可以治理的事，从古代到现在，不曾听说过。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生产(物资)有时间限制但是消费没有限度，那么生产能力必定穷尽。古代治理天下，最精细最周全啊，所以它的积蓄足以依靠。现在丢弃根本而趋向末技，吃饭的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啊；淫靡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增长，这(也)是天下的大祸啊。(这两种)祸害公然流行，没有人制止它；国家命运将要覆灭，没有谁拯救它；生产的很少但是消费的很多，天下财产怎能不竭尽? 汉朝成为汉朝，将近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积蓄，还可(让人)哀痛。天错过农时不下雨，百姓将疑虑不安。年岁很坏没有收成，(朝廷)卖爵位(穷人)卖子女。已经听到耳朵里了，哪有治理天下危急到这种地步而君王不惊慌的?世间有荒年丰年，是自然的常态，夏禹、商汤(都)遭受过(荒年)啊。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救济(百姓)呢?突然间边境有了急事，几千、几百万之兵众，国家用什么给他们发放粮饷?兵灾、旱灾相继而来，天下(财物)大大缺乏，有勇气有力量的聚集暴徒而横行劫击，身体衰弱的、年老的人交换子女而咬他们的骨肉；政治没有完全通达啊，远方的能有二心的人，(就)一道发难而争着起兵了。才惊恐而想办法对付他们，哪里还来得及呢? 积蓄(这件事)，是天下的命脉啊。如果米粟多而财物有余，做什么而不成功呢?用它来攻就能获得，用它来守就能坚固，用它来作战就能获胜。使敌对的人归顺，使远方的人归附，招什么(人)而不到来?现在驱使百姓而回归到农业上，都附着在根本(事业)上，使天下人自食其力，(从事)工商业和吃闲饭的人，转过来回到农田，那就积蓄充足而人们(都)乐得其所了。(本来)可以达到富足安定天下，却竟然造成这种令人危惧的情形!(臣)私下为陛下痛惜。

⑨ 急求论贵粟疏（晁错）翻译。。谢谢！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脂；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受冻挨饿，并不是君主能种出粮食供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供给老百姓穿，（而是）为百姓开发那物资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的时代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是）由于粮食储备得多，防备的措施事先就做得很充分。如今全国统一，土地、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加上没有接连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储备赶不上禹、汤的时代，是为什么？土地还有遗留下的利益（即土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百姓还有多余的潜力，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被完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游荡寄食的百姓（指商贾、技艺、游说等为业谋生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没有完全归到农业生产上来。

百姓贫困，就会出现（犯上作乱、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贫困是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不足是由于没有从事耕种。不从耕种，就不会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不在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离开家乡把家看得轻。老百姓象鸟兽一样四处流窜、飞翔，不受约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既轻便又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对于事物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美味才吃（旨：味美的食物）。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年终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食物，身子冷弄不到衣服，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有自己子女（意谓子女也不得不离开父母而去），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那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使百姓尽力从事农业生产（务：用作使动，使……尽力地去做），减轻赋税，增加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百姓并拥有人心。

老百姓，在于皇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理他们，奔赴财富的地方，就像水奔流向低下的地方，对于东西南北是没有选择的。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众人以之为贵，（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物品，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掌裏，可以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这使臣子轻易地背离自己的国君，而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乡土，盗贼受到鼓励，逃亡的人得到容易携带的轻便资产。粮食桑麻之类的农产品生长在地裏，成长起来在于天时，积聚起来在于力气，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几石的重物（古代量器，一石十斗，重一百二十斤），一般人不能担负起来，（因而）不被坏人看重（利：用作意动，看成有利），（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轻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为官府服役的人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季播种，夏季中耕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伐柴草，修治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哪一天休息过。又有私人方面（相对公家而言）的送往迎来，吊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弱子等事都得包括在无日休息的四季之中（长：用作使动，把……养大成人），像这样辛勤劳苦。（尚复：副词连用）还又遭受水旱灾害，急迫抽税的压榨（政：通“征”，征收赋税），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间（意谓征收非常频繁，常常不在一定的时期来征收），早上命令，晚上修改。遇到备办（西汉的主要赋税都是用钱缴纳，徭役也可用钱代），手头有粟米的就半价卖出，没有粮食的农民被索取与本钱相等的高利息（倍：一倍，成倍，指利息是本钱的一倍）。于是有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人。而大的商人屯积货物，使利润成倍增长（即牟取暴利）（息：这裏指赢利），小的商人开设店铺坐店贩卖，控制那些多余的（这裏指囤积的大量商品）（奇：余数），每天在市面上到处窥伺物价行情，趁着朝廷官府的急需，出售商品的价格必然加倍提高。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锦绣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鱼肉（梁：上等好米，精白米），没有农民的辛苦，却坐享种地所获得的利益。凭着富有，与王侯权贵交结往来，能力超过一般官吏的权势，（商贾之间）凭着个人的财力相互竞争。遨游千里，商人乘坐于马车往来于道路，络绎不绝（盖；车盖，古代车上用来遮雨和阳光的顶盖，形状似伞），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赶着肥壮的马匹，脚穿丝鞋，身披丝绸长衣（曳：拖着，披着），这就是导致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现在法律上把商人看得卑贱（即轻视之意），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把农民看得尊贵，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世俗社会所看中的（商贾），正是国君所轻视的人；官吏所瞧不起的（农民），却是法律所尊重的人。上下相反（上：指“主”和“法”）（下：指“俗”与“吏”），上、下对务农、经商的爱憎态度相冲突，却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立，这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重要事情，没有什么能比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使粮食贵重。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利用粮食来体现赏罚。（今：表示假设将要发生的事情）如今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朝廷（县官：汉代对天子或朝廷的称呼），使献粮的人得到受封爵位，可以免除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以流通。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有多余粮食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削减有余的来弥补不足的，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国君需用的东西（这裏指粟米之类的粮食）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赋税少了，三是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法令规定：老百姓有战马一匹的人家，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复卒：出钱顶替服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战争需要的物资），所以给（他们）免除徭役。神农（传说中远古的时代的帝王）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砌的城墙，贮有沸水的城壕百步之遥（步：古代计量长短的单位，六尺为一步），身穿甲衣的兵士百万，可是没有粮食，不能守住。”由此来看，粮食是治理天下的人最需要的东西，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务。让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这与为国家提供战马所获得的功效相差太远了（意谓入粟比入马更重要）。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擅：专有），只要皇上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地裏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与免除罪刑，人们非常希望获得的。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塞（指当时北方长城一代）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