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事业做了哪些准备

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详细资料大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研究制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规划、计画和行业标准。研究和拟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政策和法规，负责研究制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规划、计画和行业标准。

现任主任为张克俭。

基本介绍

• 中文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 外文名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 性质 ：科学
• 类别 ：组织机构
• 主任 ：张克俭
• 官网 ：:caea.gov/

主要职能,主要机构,领导成员,政策法规,规划总结,技术交流,驻外机构,相关报导,

主要职能

1. 研究和拟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政策和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2. 负责研究制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规划、计画和行业标准； 3. 负责我国和平利用核能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论证、立项审批、负责监督、协调重大核能科研项目的执行； 4. 实施和核材料管制，实施核出口审查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5. 负责核领域 *** 间及国际组织间交流与合作，代表中国 *** 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活动； 6. 牵头组织国家核事故协调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核事故应急计画并组织实施。 7.国家原子能机构设五个业务司：行政司、系统工程司、国际合作司、综合计画司和科技质量司。

主要机构

1. 行政司：负责国家原子能机构的行政、后勤和保障体系，负责核材料管制的实体保卫和核电站消防工作的管理； 2. 系统工程司：负责组织重大核能科研项目的论证，负责核电站和核燃料的发展规划以及重大项目的建设、管理和监督，负责国家核事故应急的日常工作； 3. 国际合作司：负责组织、协调原子能领域 *** 及国际组织间的交流和合作，承办核进出口许可审查及 *** 保证； 4. 综合计画司：负责审批核能研究规划，编制核能开发的年度计画； 5. 科技质量司：负责组织开展核能预先研究，制定核能技术标准。

领导成员

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克俭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 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刘永德 ：

政策法规

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 1997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由191个成员国专家组成的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制止核恐怖行为国槐正际公约》。1998年，俄罗斯向特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公约草稿。在该草稿的基础上，特设委员会经过7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5年4月初通过了《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草案。 2005年4月13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Suppression of Acts of Nuclear Terrori *** ），对核恐怖行为的定义作出了界定，并要求各国 *** 立即采取立法等措施打击核恐怖行为。这是联合国制定并批准的第13项国际反恐公约。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认识到《型明悄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以及符合这些公约原则的关于核损害赔偿的国家立法所规定的措施的重要性； 希望建立一个补充和为口强这些措施的全世界范围的责任体制以便提高核损害赔偿额； 进一步认识到这样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责任体制将能鼓励地区和全球合作以便依照国际伙伴关系和团结的原则促进更高核安全水平。 建立亚洲区域食品辐照合作项目的协定 建立区域食品辐照合作项目将有助于预防其 *** 系为l977年6月l2日延长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区域合作协定的成员的开发中国家的营养不良；希望在此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它们卜渣之间的合作和促进更密切地协调它们的工作，以确保最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资源；并依据区域合作协定第4和5款商议了建立本项目的问题。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签订，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生效。 《条约》的主要规定是：有核武器缔约国不向任何国家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不协助、鼓励或引导无核武器国家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其全部和平核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各缔约国承诺促进和平核活动，并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及缔结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进行谈判。《条约》是关于裁军和军控领域中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条约，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时，《条约》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规定的义务不平衡，未禁止在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但总的看来，《条约》具有积极意义。 研讨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经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规约》会议通过，同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开放供联合国各成员国或任何专门机构各成员国签字。《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在第二十一条E款的有关规定履行后，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效。美利坚 合众国 *** 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签署国的批准书及加入国的接受书的保存国 *** 。主旨是，谋求加速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荣的贡献；并尽其所能，确保由其本身、或经其请求、或在其监督或管制下提供的援助不致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确定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关于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研究和实际套用；促进科学和技术情报的交换；鼓励科学家和专家的交换及训练；制定并执行保障监督措施，以确保由机构本身或通过机构所提供的裂变物质和其它材料、劳务、装备及情报不致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并经当事国的请求，对该国在原子能方面的任何活动，实施保障监督；与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主管机构协商或合作，制定保护健康和尽量减少生命和财产危险的安全标准，并规定这些标准的套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规划总结

核应急工作的基础能力薄弱 目前，我国的核应急体系，无论是人员队伍，还是资源配备都严重不足，已难以适应核应急工作全面开展的需要：国家核应急指挥中心的硬体功能不全，信息平台建设尚在构建的初级阶段；各级核应急指挥中心尚未互联互通，不能适应事故情况下应急指挥与协调的需要；核应急技术装备严重不足，技术水平也亟待提高；国家尚未正式组建各类核应急技术支持中心及专业救援分队。 核应急设施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核应急设施建设缺少整体规划指导，各级核应急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参差不齐，只能基本满足核应急工作的最低需求；在个别省，急需建立的核应急指挥中心的建设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一些核设施的应急通讯系统设备老化，没有及时改造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核应急准备与回响工作亟待规范和加强 其他核设施的核应急准备与回响工作亟待规范和加强 从全国范围来说，核电厂以外的其他核设施以及各类核活动的核应急工作，还处于初级或起步阶段。特别是军用核设施（指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设施），核应急工作基础能力薄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差。 部分省级核应急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除了建有核电厂的省以外，其他核设施比较集中的四川、甘肃、北京等省市，尚未建立省级核应急体系。

技术交流

韩国下一代反应堆—APR 1400 韩国近年开发的APR(Advanced Power Reactor)1400成为世界首创的大容量商用压水堆(APWR)。它是从1992年6月着手开发，在20多年核电建造与运行经验基础上，融合世界先进技术开发而成的。2002年5月7日，韩国国家核电管理部门——KINS为APR1400颁发了标准设计许可证(DC)。目前韩国正筹备建造下一代大容量核电站——新古里3号、4号机组。 UniStar Nuclear联合公司 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布什签署了美国新的能源法案《国家能源政策法—2005》。这个法案支持现有核电站运行以及鼓励建设新的核电机组，制定了鼓励建设新的核电站的措施，并对建设新的核电站公司给予产品税优惠、贷款担保、风险保护等。 在美国新的能源法案通过后不久，2005年9月15日，一个新的核电合资公司在美国应运而生，这就是UniStarNuclear联合公司。该公司宣布，将联合在美国开发新一代商用反应堆——美国EPR，为新建核电厂开发和建造提供一条龙服务。这件事引起世界核电界人士的共同关注。这个新成立的公司如何运作，其组织结构、技术选择是什么，成为人们期待了解的问题。 EPR—先进的核反应堆 EPR是法马通和西门子联合开发的反应堆。2001年1月，法马通公司与西门子核电部合并，组成法马通先进核能公司，法国电力公司和德国各主要电力公司参加了项目的设计。法德两国核安全当局协调了EPR的核安全标准，统一了技术规范。新一代核反应堆EPR已经完成了技术开发层面的工作，现已进入建设阶段。核技术套用的产业化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 核技术的套用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同位素与辐射技术（以下简称“同辐技术”）。由于它自身的技术优势与高度的渗透性，在工业、农业、医学、环保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套用。在美日等已开发国家已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巨大产业，其经济规模与就业人数已超过核电，对国家GDP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等已开发国家认为，核电与同辐技术就像一个车的二个车轮，而同辐技术的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密切。

驻外机构

2005年9月20日晚，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举行中秋茶话会。正在维也纳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的国家原子能机构专家咨询委副主任张华祝及其代表团成员、常驻团全体工作人员、我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任职的国际职员及家属共30余人出席了茶话会。张华祝首先代表国家原子能机构对我在维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了慰问，并向大家简要介绍了中国核电发展的最新情况。随后，张华祝与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了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的到来。 张华祝在茶话会上致词

相关报导

我国代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阐述中国立场 张华祝与常驻团人员交谈 率团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50届常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孙勤18日在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全面阐述中国 *** 对有关问题的立场。 孙勤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50年来，始终坚持《规约》所确定的宗旨，不断完善自身职能，在促进核能和平利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孙勤表示，为了保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健康发展，中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和主张： 第一，机构应大力加强技术合作活动。希望成员国尤其是已开发国家提高对技术合作工作的重视，以促进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二，机构应继续建立和推广核安全文化，应继续着力抓好旨在保护人类和环境的核安全文化建设，制定和适时更新有利于促进核工业发展的安全标准，协助成员国提高自身的核安全水平。 第三，机构应继续为核不扩散和核保全提供有力保障。目前，中国已经参加了与核不扩散有关的所有控制机制，在核出口政策和核不扩散措施方面已经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四，机构应为解决热点核问题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机构和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在机构框架下讨论和妥善解决诸如朝核、伊核、核燃料供应以及打击核恐怖主义等问题。 孙勤表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电被纳入到国家总体电力发展规划之中。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确定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重要能源战略，这对满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㈡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桐态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乱喊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局陪源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㈢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做了什么准备工作

第一颗原配源子弹爆炸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培颂态整，首次执行任务的同志精神振奋，信心百倍，于当天中午12时由前进庄出发，前往待蔽工号。

首批进场侦察的共3个组，由3名干部率领从3个方向进场侦察。

防护工作部在前进庄为首批进场人员进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事先搭起彩门，彩门正面是樱雹“前进门”3个字，背面是“凯旋门”3个字，道路两旁是欢送的队伍，敲锣打鼓，并拍电影，欢送首批人员出发。

㈣ 简述原子能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核能是一种储量充足并被广泛应用的能量来源，而且如果用它取代化石燃料来发电的话，温室效应也会减轻。国际间正在进行对于改善核能安全性的研究，科学家们同时还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和核能的更多用途，比如说制氢（氢能也是一种被广泛提倡的清洁能源），海水淡化和大面积供热。

1979年的三哩岛核泄漏事故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美国放缓了建造核能发电厂的步伐。后来，核能在经济与环境两方面的益处使联邦政府又开始重新考虑它。

公众也对核能很感兴趣，不断飙升的油价，核能发电厂安全性的提高和符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使一些有影响的环境保护论者开始注意核能。有一些核反应堆已处于建造当中，几种新型核反应堆也在计划之中。

关于核能的利用一直存在着争议，因为那些放射性核废料会被无限期保存起来，这就有可能造成泄漏或爆炸，有些激中兄国家可能借应用核能的名义来大量制造核武器。核能的拥护者说这些风险都是很小的，并且应用了更先进的科技的新型核反应堆会将风险进一步降低。

他们还指出，与其它化石燃料发电厂相比，核能发电厂的安全记录反而更好，核能产生的放射性废料比燃烧煤产生的还少，并且核能可以持续获得。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2007年全球电力有13.8%由核能提供。截至2020年8月21日：全球可运行的核电反应堆441座，总装机容量为391.7 GWe。

全球在建核电反应堆54座，总装机容量为55.6 GWe。超过150艘使用核动力推进的明袭舰船已被建造，由超过180个核反应堆提供动力。

(4)原子能事业做了哪些准备扩展阅读：

原理

核能发电的能量来自核反应堆中可裂变材料(核燃料)进行裂变反应所释放的培颤裂变能。裂变反应指铀-235、钚-239、铀-233等重元素在中子作用下分裂为两个碎片，同时放出中子和大量能量的过程。反应中，可裂变物的原子核吸收一个中子后发生裂变并放出两三个中子。

若这些中子除去消耗，至少有一个中子能引起另一个原子核裂变，使裂变自持地进行，则这种反应称为链式裂变反应。实现链式反应是核能发电的前提。

㈤ 中国原子弹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蚂老燃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着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闷虚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含冲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

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㈥ 1959年苏联欲撤走所有专家，宋任穷紧急做两个安排，事后看很高明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1945年夏天，败局已定的日本人明显不想这么轻易的结束侵略战争，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军方的高层人员在经过商议之后， 决定对日本投放本国刚刚研制出来的核武器——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在原子弹被研制出来20天之后，日本就首先尝到了原子弹的威力， 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枚原子弹，立即震惊了全世界。 美国也在原子弹的威力中，感受到了核武器带来的“好处”，越发膨胀了起来。

1950年6月，朝鲜半岛上骤然爆发战争，两天后，杜鲁门命令美军直接参战，同时命令美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悍然越过三八线，向着我国边境汹涌而来，我国东北边境的多座城市，已经受到了炮火威胁。

10月19日，毛主席敏锐的捕捉战机，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抗美援朝战争就此爆发。 自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奋勇作战，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赶到了三八线附近，彻底扭转朝鲜战局。

在此期间， 狼狈逃窜的美国人彻底被打得急了眼， 1950年11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场合表示： “如果朝鲜的形势难以控制的话，我军的战场最高指挥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不仅如此，第二年的4月份， 美国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向远东地区运送核武器的组件，并且一度举行了核武器演习， “联合国军”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曾非常具体的表示： 美军即将动用26枚原子弹，用于朝鲜战场。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的影响，美军最终没有将核武器投放到朝鲜战场，但是，接二连三的核威胁，仍然是中国人民享受和平与安宁的最大障碍。

1955年1月，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决提出中国要发展属于自己的核武器。 在1956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上，毛主席更是明确提出： “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1956年4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宋任穷，周总理对他说道： “需要从军队中抽调出来一位中央委员，以加强地质战线。”

此时的宋任穷是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的副部长，主管的部分正是部队中干部的任免、调动以及考核等等事宜，所以周总理这才向宋任穷说起了这件事，让宋任穷考虑一下，抽调谁出来合适一点。

宋任穷回到家中，经过慎之又慎的考虑之后， 决定由自己来接下这一个任务。 这一选择对于宋任穷来说十分的艰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能够投身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中去，为新中国的 社会 主义建设出一份力；另一方面，却是他舍不得从军几十年的军队。

两天后，宋任穷再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宋任穷毛遂自荐的向周总理说道： “总理，您就把我调出来吧！我对穿在身上的那一身制服不习简此惯。”

周总理听宋任穷昌咐嫌说要自己担任这一职务的时候，高兴地说道： “你能来，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现在能出来吗？你出来之后，你的那一摊子由谁来接啊？”

宋耐手任穷答道： “总理放心，部里还有人呢。” 周总理当即说道： “那好！但我还是要请示一下主席。”

不久之后，周总理找到了宋任穷，宋任穷以为是自己的任命下来了，谁知，周总理却是对宋任穷说道： “对你的调动，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考虑由你来主持。”

1956年11月，中国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在人大常委会议之上正式通过， 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研制原子弹，同时，任命宋任穷上将为三机部的第一任部长。

当时，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正处于草创阶段，基本上就是一穷二白，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所以，从一开始建设原子能初期， 我国的基础方针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努力争取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于是，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双方就核科学技术与核工业领域等等多个方面，前前后后一共签署了多达6份协议。

然而，即便是有协议在手，苏联给予我国的援助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特别是核武器的研究方面，一到了关键地方，苏联专家不是需要向上级进行请示，就是托词拒绝，或者明确表示不给。

中国最初并没有搞铀-235的计划，我们以为是只需要搞钚-239就可以了。然而，实际上是，只靠着实验室中分离出来的铀-235，根本就无法满足制造原子弹的需求，必须要建设专门的铀浓缩厂才可以，而铀浓缩厂正是制造原子弹最基础的部分，苏联却是将这一部分保留了下来。

一次，苏联专家在介绍从天然铀中提取钚-239的时候说道，同时可以循环提取铀-235，如果只是提取钚-239的话，剩下的核废料就完全浪费了。

听到这样的操作之后，我方专家马上提出，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提取过钚-239的余料之中，再一次提取铀-235呢？这样的话，不才是最经济、最合理的吗？一种原料生产两种产品嘛。

然而，即便是这样完全符合逻辑的要求，苏联的专家却是不当场表态，要回去汇报上级之后才能够定夺。当然，最后反馈回来的信息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双方再次签署了一个协议，而正式协议签署完毕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了。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爆发之后，赫鲁晓夫为了换取我国的支持，这才对援助我国的尖端技术有了些许的松动，在我方的要求之下，苏联提供了大量的设备以及技术，先后派遣出了上千名专家来到中国进行工作。

宋任穷对于苏联的专家非常的重视，多次在会议中强调， 向虚心的向苏方专家进行学习，关心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在二机部机关召开的动员大会之上， 宋任穷专门邀请了苏联的专家前来参加，大会表彰了先进个人，并且宋任穷还特地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了苏联专家， 心里热乎乎的苏联专家们纷纷表示，愿意同中国的技术人员一同努力，为中国的核事业发展尽一份力。

在宋任穷的不断努力之下，工程设计与建设的进度有了明显加快， 宋任穷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工作经验，向中央进行了报告，毛主席看过之后，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批示。

毛主席的批示给了宋任穷他们非常大的鼓舞，宋任穷他们更加放手去做苏联专家们的工作，苏联专家对于中国的能力以及技术水平也有了新的认识，双方之间的了解与感情日益深厚，合作的关系自然更加融洽了起来。

与此同时，宋任穷还特别强调道， 我们要善于去独立的思考，树立起“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 要求 科技 工作者要加紧向苏联专家进行学习，边干工作边学习，将学习到的苏联技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结合， 对一些核心技术以及关键点的 科技 原理一定要彻底搞懂，搞明白，不但要会做，还要弄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我国的 科技 工作者同样不辱使命，通过工作的实践，不但掌握了相关的技术，还提高自己本身自力更生的能力，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一些改进和创新， 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十分的短暂，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的显露了出来。

1959年6月，赫鲁晓夫致电中共中央： 由于正在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苏联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以及图纸，一年之后，苏联将撤走所有的援华专家，并且停止一切设备以及资料的供应。

由于苏联政府的急转直下的态度，苏联专家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搞空气动力学的苏联专家，在到达中国核武器研究所之后，根本不履行其应该担负起的职责。

当我国 科技 工作者问起技术相关的问题时，他就开始清嗓子，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对我国的技术人员始终树立起一道保密的墙。而且，他不准我国技术人员接触尖端 科技 ，不是支使我国技术人员去学习外语，就是将人派去无关紧要的矿山进行实习，而他自己则是整天躲在自己的办公室之中看书，成为了一个 “只读书不说话的哑巴和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年7月，毛主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中毛主席决定： “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候搞出原子弹。” 同时，毛主席要求宋任穷， 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当下最急需的问题，中央会全力支持原子能事业。

苏联的无耻行为，更是激起了毛主席的雄心， 毛主席在会议中说道：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他们！ ”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宋任穷抓紧时间进行应变部署， 并于当年的12月制定出了原子能事业的8年规划纲要出来， 动员全体干部群众，发愤图强，将所有的建设工作分阶段的转移至完全、彻彻底底的自力更生的道路上来。

当时，苏联中央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命令，还没有传达下来。 宋任穷敏锐的察觉到了机会，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差，宋任穷做了两个紧急行动：

当时，按照浓缩铀厂的建设进度，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过后，估计至少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部完成，满足交付设备的条件更是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结果，我国技术工人加班加点进行抢建，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将主厂房全部盖了起来，不仅如此，主厂房对于清洁度的严格要求完全满足， 苏方被迫按照原定的时间向我国交付设备，而这对于我国浓缩铀厂的顺利建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宋任穷抓紧布置我国自己的研究工作， 在苏联专家成了“哑巴”之后，我国核武器研究所就组织起邓稼先、朱光亚等一众科学家，带领着一批刚刚毕业分配进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开始摸索，开展原子弹理论研究以及科学试验的相关工作。

一天，宋任穷来到核武器研究所之中，看到大家的劲头都很大，于是鼓励的说道： “人家预言我们成不了，我们一定要自己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当下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一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

这一段时间里，宋任穷的工作高度紧张，完全是和时间进行赛跑，宋任穷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赶在赫鲁晓夫撕破脸皮之前，将核武器事业从思想上、工作上、技术上全部做好应变的准备。

预则立，不预则废，也正是有了宋任穷的应变准备， 在1960年，赫鲁晓夫公然撕毁协议的时候， 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混乱与停滞，而是以非常稳当的姿态，成功过渡到了完全由我国自主研究、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1960年7月，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很多不友好的苏联专家嘲讽的说道： “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你们只能去守着那一堆破铜烂铁，中国人20年也搞出原子弹。”

面对嘲讽，宋任穷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发誓： “就是不依靠你们这些老大哥，我们也要自力更生，拿下原子弹！” 就在宋任穷准备铆足力气继续中国原子弹事业的时候，中央一道命令，却是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为之奋斗了四年的工作岗位。

当时，我国东北的重工业亟待恢复，毛主席亲自点名宋任穷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一职，全面主持东北工作。

一向服从组织安排的宋任穷，这一次实在舍不得离开，对于中国的原子弹事业，宋任穷有着强烈的荣誉感以及使命感，在这紧要关头离去，宋任穷感觉像是： “在激战犹酣的关头，被命令撤出战斗一般。”

于是，心有不甘的宋任穷去找了几位老帅和邓小平，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邓小平却是说道： “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下来，准备去吧！”

不久之后，周恩来总理前来征求宋任穷的意见： “你走之后，谁能接替你的工作，是不是还需要从军中再找一个呢？” 宋任穷答道： “从军中挑选也可以，如果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由刘杰同志接替也行。” 后来，经中央商议之后，任命刘杰同志继任二机部的部长，继续中国的原子弹事业。

1960年9月，宋任穷带着几分惆怅和眷恋，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原子弹事业，临行之前，刘杰要为宋任穷饯行，宋任穷摆了摆手之后说道： “饭就免了吧，但是有一个要求，无论如何你都要答应我，那就是，一有原子弹要试验的消息，你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

1964年10月16日，宋任穷突然收到了刘杰打来的电话，下午三点爆炸。 那一天，宋任穷一直都在守候着这个好消息的发布。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都为之震动，全中国人民更是为之欢呼雀跃。 宋任穷更是在最为艰难的起步阶段，亲身参与到了其中，饱尝了一番其中的酸甜苦辣。

㈦ 中国造原子弹的艰辛

中国能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两弹”，无数科研和工作人员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限于篇幅，我们按姓氏笔画排名，选编了部分“两弹元勋”事迹。在此，我们向所有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致敬！

55岁的王淦昌离开17号工地时，竟拔下几根白发，留在了这个地方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这些人里有“两弹元勋”邓稼先、着名物理学家王淦昌、着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科学家们认为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必须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于是在北京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轰试验。爆轰试验队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很艰苦，就是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但试验队里年轻人那股忘我、拼命的劲头真让人感动。我不止一次地想：有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有这些愿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年轻人，就一定能造出“争气弹”来。

爆轰试验的炸药是在军用帐篷中搅拌的。帐篷内的通风不好，雾气腾腾的炸药粉尘充斥了室内每一寸空间，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地动着，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争着去做。为了避免争执，大家索性轮流进去搅拌，领导这一试验的王淦昌自然也坚持要做这项工作。看他那利索的动作和搅拌频率，简直不敢相信他已是50多岁的人。这种环境对身体当然是有害的，大家怕影响他的健康，总是劝他赶紧离开现场，有时甚至把他硬推出去，可一会儿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云雾蒸腾的帐篷中。“你们就不要劝我了，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诚恳而又固执地说。听着这话，看着决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只有一个心思：拼命工作，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就这样，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试验改进，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爆轰试验，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试验技术。17号工地的日日夜夜为中国首枚核装置的研制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了组织、技术、物质、精神上的准备。随着核武器研制的深入，17号工地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需要换一个更大的试验基地。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竟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这件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为感动。

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搞出来的

核工业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积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原子弹实际上是全国大力协同才研制成功的，是全国人民的成果。

爆轰试验“轰”的一响，那爆炸的速度、力度都要测试出来，这就需要高速照相机。那时也不能到国外去买，只好在国内到处去找，跑遍了北京、上海，问遍了科学院、大专院校的研究部门，可就是找不到，科学家们非常着急。没有高速照相机，下面的试验无法进行。我到处调查，到处求人，终于在炮兵部队找到了。我去找邱创成司令员，邱司令员抗战时就和我在一起，很支持我的工作，把高速相机给贡献出来了。

制造原子弹的外壳，需要机械加工，三机部有这个能力。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和我挺熟悉，我就去找他。志远很痛快，他要我提出要求，把任务交给其下属工厂。工厂提出要经费，要增加设备，孙志远回答得很干脆：钱他们没有，设备你们自己想办法，按他们的要求做好，一定要保证质量。结果工厂终于搞出来了，一分钱不用给。

还有一个设备，国内只有空军才有。我去找刘亚楼司令，他批准了，但研究院不愿给，说：“既然司令员批了，我们共用吧，我们也很需要。”我说：“不行，我们有放射性污染。”他们只好给了。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科研人员忍饥挨饿，但为了制造我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㈧ 美国为了顺利投放原子弹做了哪些准备

一切准备孝困就绪后，全体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训练，训练的主要地点定在犹他州的沙漠地带。中心任务是：巧指念飞机飞行于1万米高空，对准目标投下炸弹，随之转弯疾升，在炸弹投放后的40秒钟之内，飞机必须远离爆炸点13千米以上。这种严格而单调的训练一直进行到投掷原子弹的前一刻，足见美国人对此事的准备之充分。

1944年底，格罗夫斯将军在现场考察了飞行大队的模拟训练逗喊后十分满意，他宣布空军联队的第一阶段训练圆满结束，尔后将迅速派往古巴，在那完成余下的训练计划内容：在海上进行远程飞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