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春秋时期如何发展事业

① 春秋时期都在打仗，当时的商业如何发展起来的

其实正是因为一直都在打仗，所以当时的商业才能够繁荣昌盛，在这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都在打仗，所以当时的商业是受挫的。

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打仗都需要什么，需要武器交易，需要食品交易，这两项最基本的交易如果不满足，那哪里来的士兵给你打仗呢，那这些士兵吃都吃不饱会哗变的 ，士兵也是人啊，也是需要吃饭的。

当然这里不是鼓吹，打仗是好的，我们一定要多打仗，而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经济的繁盛，商业出奇的发展，文化也是几千年来极为开放之时，涌现出了诸子百家，各种哲学思想。

所以并不是说打仗的时候，商业不好发展了，而是正因为战火连年不断，当时的商业才比较好发展起来，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② 春秋战国时期哪些城市的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诸侯纷纷营建各自的都城。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里说几个比较典型的先秦城市实例。一是燕下都，二是吴都阖闾，三是赵都邯郸，四是鲁城，五是齐都临淄。

③ 在春秋战国的战火中，商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历史上的物品交换，可谓是由来已久；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便已有了早期商业活动的印记；虽然，此时的交换，还仅限于氏族部落间的以物易物；与完全意义上的商业活动，仍有很大的区别。专家们猜测，甲骨文中出现的“贝”，便是作为物品交换的媒介，最早使用的货币；当然，这还有待，更多专家的考证与认可。

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国间竞争日趋白热化；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商业活动，越来越被国君们重视起来；大量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各种金属货币，便是很好的物证。这时期也出现了，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等，大型的商业城市；以及如范蠡、子贡等，见之于史册的优秀商人。

杨宽在其《战国史》中称，此时还出现了货运“通行证”，并明文规定：陆上运输以五十辆车为限；水上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足可见，这个时期商业活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不幸的是，日趋繁荣的商业活动，在“商鞅变法”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商鞅变法”的法令推广到全国后，更是极大的阻碍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幸运的是，汉朝以后，伴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也开辟出一条商路——“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以及更西的西方；同时，由南海出南洋的海上贸易，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发展起来。

④ 如果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

那个时代群雄争霸，虽然处乱世，但建功勋、立霸业的机会也非常多。有学问、有能力的人是各个国家争取的对象，所以能人是不会被埋没的。还有，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观，人的阶层等级观念也比较淡，所以话说活在那个时代精神上还是蛮自由的，也是思想家频出的时代。

⑤ 如何发展事业,何为事业

事业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成事业，只是大一些的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事业呀，，我认为事业应该是做对人的幸福有益的！

⑥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民生活如何呢

春秋战国时一位诗夫感叹当时百姓生活困苦， 题了诗。 全诗的意思是： 成君的雁儿在空中飞行， 它们的两只翅膀发出沙沙声音。 那个人走出门， 到郊外去做牛马卖命。 我们都是受苦难的人， 可怜的是既老又无亲。 鸿雁儿双双飞去，了同矣集在湖沼里。 那个人去筑墙， 百丈墙身都已筑起； 他吃尽了辛苦， 何处是他安身的地方呢？ 雁儿们已经飞去了， 他们在空中发出声声的叫啼， 明白我们的人，说我们是劳苦的； 只有那些糊涂虫， 还觉得我们不安份！

⑦ 在春秋战国的战火中，商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很多的战争，人们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兵器，他们就想到了发展商业这个办法，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其实就需要钱财的支持。其实商业之所以会发展起来无非是这四种原因，下面我就为你们来解释。

第三个就是地理原因，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地理条件还是很好的，诸侯国之间并没有那么的四分五裂，虽然他们相距甚远，但是防御措施还是可以做的很好的，而本国的人民们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钱财，他们通常会把自己国家的东西偷偷运到其他国家去卖，毕竟别的国家的商人没有这些东西，这些在本国卖的很低价钱的东西在国外却能够卖得很高。

最后一个就是当时的农民都不种田了，他们看到做商人更赚钱，所以一个个都选择去当商人了。所以这也导致了商人越来越多。

⑧ 概括指出春秋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趋向

一、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统治者都看到民的作用，知道如果没有民的支持，贵族的统治就会崩溃。如卫懿公好鹤而轻民，封鹤为鹤大夫，让鹤乘只有大夫才能乘的华美的车子。
公前 660 年，狄人政卫。卫懿公征发国人以御狄人。国人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 ” 国人皆放下武器不战，狄人入卫，杀卫懿公。

有识之士看到民的力量，因此产生了重民思想和民本思想。《左传·桓公六年》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云：“诸侯非民事不举。”即国君如果没有民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左传·成公十七年》云：“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 ?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先秦史籍中记载有关民本思想的内容，比比皆是，说明春秋时期我国思想界已经把民看得高于神了。这种重民思想相对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当又是一个进步。
齐国的思想家晏婴，多次拒绝国君的赏赐和封邑。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基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如他住的地方离市场很近，喧闹嘈杂，齐景公想给他换一处住宅。晏婴说，由于地住的离市井近，了解物品价格的贵贱，知道“踊贵屦贱”，这是齐国刑罚太重的原因，劝齐景公省刑。 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

《国语·鲁语上》记载：长勺之战，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这些记载也表现出神是听于民的，“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是一种轻天、轻神、重民的思想意识。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用 曾子 ( 小国 曾阝之君 ) 为牺牲祭于次睢之社 ( 当是睢水之旁的社 ) 。
司马子鱼批评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 齐桓公存三之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 得死为幸。”司马子鱼认为，用人为牲去祭祀“淫昏之鬼” ( 指次睢之社神 ) ，是失德的。民才是神之主。宋襄公如此用人祭，是不会得到庇护的，而最后是难得善终的。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 ”人祭、人殉都遭到极大的遗责。

春秋时期，在有识之士眼中，民是重于神的。
民的地位也是高于国君的。齐国晏婴就认为社稷和民是重于国君的。大臣的工作是为了社稷和民，而不是为了国君个人。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私通，而被崔杼杀死。

晏婴不从其死，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孟子亦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把民看高于国君、高于社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民是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是可贵的。

二、唯物辩证思想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诸侯大国迅速发展，成为霸主国，如齐、晋、楚、秦等。
诸侯国内的一些旧贵族也沦为下层平民，甚至奴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的贵族时说：“栾、 谷阝 、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录。”就是说，象栾、 谷阝 等大贵族，已经降为奴隶了。又如晋国出现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现象，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后果。而齐国姜氏贵族权力丧失，发生了“田氏代齐”，江山改姓的悲剧。这些史实在思想家的头脑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晋国史墨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辨证法因素。

四、道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老子

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国历代王朝起过重要的作用。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集解》引《地理志》云：“苦县属陈国。”春秋时期，陈虽为楚国所灭，但很快复国，故陈还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太史公所说的“楚苦县”，是按西汉人的地理概念写的，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一文中所说的“南楚”、“东楚”一样。

老子是陈国思想家。他掌管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能算做楚国思想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治国方式。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有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幅原始公社复归的蓝图，老子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象，在反对大国侵略小国的基础上，产生了恢复原始公社的理想。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阶级应无为，不要折腾老百姓，老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主张天下“均平”，反对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他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反对上下尊卑贵贱的礼，主张人人平等。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反对战争。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以得志于天下矣。”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
老子认为世界上有一个万物之源的本体“道。”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法则。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源。道，是精神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老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它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
五、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儒家学说是先秦时期形成的。自西汉至清朝，它一直是封建王朝正统的理论和统治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之深、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我国伟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理论。唐宋元明清时期，儒家经典是封建社会科举入仕的必考科目。孔子被历代封建王朝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 ( 今山东曲阜 ) 人，名丘，字仲尼。孔子的祖先是宋国 ( 今河南商丘 ) 人，其祖籍采邑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襄公的长子，没有继承国君位，让位给弟弟厉公。弗父何成为宋国的公室贵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在宋国被华督所杀。
孔氏在宋国衰落。孔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夷，睾夷生防叔。防叔为避华氏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纥生仲尼。孔氏一家是避祸奔鲁的，在鲁国属低等贵族。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的青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故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自少年热爱学习，又出生在礼乐之邦的鲁国，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孔子。孔子曾周游列国十四年，到过卫、宋、郑、陈、蔡等国，宣传他的学说和主张，晚年回到鲁国，讲学着书。 73岁而终于鲁国。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人而不仁，如礼何 ? 人而不仁，如乐何 ? ”礼，仁皆孔子思想的核心。
礼，就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礼，是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在礼制的指导下，国君和臣下，贵族和平民都要人为地划出等级。根据这种等级身份地位的高下，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地位低下，自然就较少的占有社会财富。

《礼记·坊记》大约出自战国，记载不一定是孔子言论，但却反映了儒家思想。《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亦民有君臣之别也。”这段话正反映了礼的实质。
孔子主张以“仁”治国。仁者，爱人也。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仁政治国，反对苛政。《论语·学而篇》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 可谓仁乎 ? ”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 尧舜其犹病诸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是仁，简直达到“圣”的境地。

孔子主张选贤任能，主张廉政、仁政。这种仁政思想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具有民本主义因素。
孔子对道德有极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成为我国几千年恪守的原则。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夫人之道，忠恕而已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敬老爱幼、乐于进取，恭、宽、信、敏、惠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态和理想人格。孔子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激励着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去建功立业，英勇奋斗。孔子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使学移民间。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他所教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技能。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是我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六、兵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孙子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战争中，我国学者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战争的理论策略，这种学问叫做兵学。我国先秦时期研究兵学的理论有《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以《孙子兵法》最为有名，并具有代表性。
孙子，名武，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是齐田敬仲完的六世孙，因其祖伐莒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乐安 ( 乐安，一说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一说在今山东省广饶县 ) 。后来齐田氏、鲍氏为乱，孙武奔吴，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赞赏。

孙子主张战争必须是有道之战，方能取胜。他认为，战争必须“唯民是保。” [62] 不用战争的方式，而达到和平，这是战争的最上策。《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即战争不以攻破敌的国家、歼灭军队为目的。战争的目的是通过战争达到和平，因战争中任何一方的伤亡都是“民”的伤亡。这种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孙子兵法》是一部具有成熟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有明确的主导思想，并且还含有丰富的哲理。孙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在战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将帅在战争中，兵之所向，要向水流趋下一样，向敌薄弱处进攻。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战争中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认为，战争是人的行为，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他说：“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不相信卦象卜筮，不相信鬼神，不相信类推，而只相信人。孙子的军事思想含有丰富的哲理，含有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七、春秋时期的史学及其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载。自从有文字开始，中国人就开始记载自己的历史，并追述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
春秋时期，诸侯国均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机构，同样也拥有了自己的史官系统。如齐国有太史、南史；晋有太史董狐、史墨等。又《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这条史料说明，当时诸侯国中的一些达官显贵亦有自己的“侍史。”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皆有自己的史官以记载本国历史。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鲁国史书叫《春秋》。
《墨子·明鬼下》记载有：“着在周之《春秋》”，“着在燕之《春秋》，”“着在宋之《春秋》，”“着在齐之《春秋》”，等。是时周、燕、齐、宋皆有名为《春秋》的史书。
《隋书·李德林传》记载：“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这个记载说明，当时诸侯各国皆有《春秋》。《管子·法法篇》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国史也。”《春秋》是记载历史的书。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应是诸侯各国的史书。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史书多已失传，当被秦火焚之。至今传下来的鲁国《春秋》，即今之《春秋经》。
中国史学有严肃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但崔杼不愿有弑君之名，求太史不要在齐国史籍上记载此事。齐太史不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太史与其弟为了能写信史，接连死亡。史官为能续写信史，不怕杀头。崔杼面对史官们的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不得已才不杀太史的弟弟。与此同时，南史听说“太史尽死”，也准备前去续史，听说史书己续，才回去。

中国史官这种不畏牺牲、不畏强暴，凭着史学家的良心，秉笔直书历史的真实，开后代直笔史书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也记载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晋国正卿赵盾的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君”，并“以示于朝。”孔子认为“董狐，良史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巨着《史记》的撰写中，以信传信，以疑传疑。汉代的刘向、扬雄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先秦时期至汉代的史学是严肃的，具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八、科技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天文学已有相当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采用三种历法，即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春秋时，晋国用夏历，其他各国都用周历。战国时，魏、赵、韩三国沿用晋的夏历。”

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身体和疾病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在诊治疾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汉书·艺文志》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 ( 络 ) 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
医经学派认为，病是由于自身的阴阳不调所起，但用箴、石、汤、火、药即可医好。
另外，《汉书·艺文志》还记载有“经方”，即疾病和治疗该病所用之“方”，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医经”与“经方”，是对先秦医学的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不仅已经认识疾病的原因，而且有了医治疾病的能力。《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 ”秦国医和是当时的一位名医，他已看到晋平公的病是淫侈而得，并且认为该病“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表明医和对待疾病的态度是科学的。

⑨ 春秋时期的社会是如何变迁的

春秋时期，周王朝已经失去控制全国的能力，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奴隶制危机日益加深，封建制因素逐步兴起。总括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如下：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春秋时代的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逐渐被广泛使用，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生产关系领域的巨大变革。

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的广泛推广，加上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某些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的出现，使得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新产生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封建经济的特色。铁制农具的使用增大开垦了“私田”的数量，私田的经营远比公田出色，于是以井田为主干的奴隶制土地国有形式开始动摇。

奴隶制时代由于贵族们垄断土地、山林、川泽和渔场，不许民众随便使用，因而限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对于大量奴隶式的劳动力占有形式，也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奴隶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是推动社会向封建制转变的根本原因。

第二，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相适应，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统治阶级中有些大贵族没落了，有些拥有较多私田的奴隶主则逐渐豪富，在奴隶制崩溃之势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扩大实力，改变了剥削方式，将土地出租给直接生产者。先是出租私田，后来连井田也纳入了出租范围。”

这一部分由旧贵族转化而来的新兴势力，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初期代表。另一部分则是军功贵族和新官僚，他们依靠自己的军功而获得了大量土地，成为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在出租土地上耕作的劳动者，身份也改变成了依附农民。与此同时，一部分庶人、工商者的身份也有所改善，而且不断分化，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隐民”、“私属徒”和“宾荫”，已具有封建关系下依附农民的性质。

第三，奴隶制经济的崩溃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奴隶制上层建筑领域的大动乱，即所谓的“礼崩乐坏”。

生活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使奴隶和人民群众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奴隶主贵族更加残酷的剥削奴隶和平民，庶人生产的乐西被剥削殆尽，出现“民参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的情况。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虽然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但是使人民苦不堪言，许多国家都发生了奴隶逃亡的情况，以及奴隶与平民的暴动事件。持续近两百年的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致命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是奴隶制崩溃的根本原因。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中央权力的削弱，诸候和卿大夫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加强了，周初“诸候并立，王室独尊”的局面，已经被彻底破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周天子，经济上丧失了支配力量，政治、军事上也失去了控制力，旧有的礼乐制度已经失去约束作用，诸侯狭令天子、犯上作乱的事件层出不穷。商周以来奴隶社会的政治典章制度趋于土崩瓦解。

礼的崩溃，是奴隶制解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集中表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

第四，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旧贵族无法维护旧有的统治，被迫进行改革，主要集中于田制、兵制和基层组织方面。

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晋国“作爱田”，以服兵役为目的把土地赏给国人，为以后按军功赐田开了先例；二是鲁国的“初税亩”，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取税；三是楚国实行“量入修赋”，按土地收入的多少来征收军赋，提高了一部分庶人的地位；四是郑国确定“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之法，在承认个体户合法性的基础上，按什伍组织加以编制，加强了对居民的束缚，标志着国家统治更加严密。这些制度多被以后的封建国家所援用。

总之，春秋时期各国进行的政治改革，是在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下被迫进行的，企图以此挽救政治危机，整饬动乱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活动，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所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并采取了新的政策措施，这对封建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取本身政治权力的同时，在法律方面也提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改革要求。

⑩ 中国以人为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生了巨大转变时期，同时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这其中是法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同时，在《管子·霸形》中记载，管子对齐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就是以人为本。而这里的以人为本是代表新封建阶级的法家的礼法结合和儒家以人为本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