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为什么放弃自己事业

❶ 三国演义三绝资料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亦是一部歌颂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一曲明主、贤士和良将的颂歌，唐宋以来，很多诗人，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动机也各异，但在他们的诗词中，都表现了对这些英雄人物的敬重与仰慕之情。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对诸葛亮更是推崇备主，他一生写下了许多感情真挚赞美诸葛亮的诗篇。今日再谈《三国演义》，感怀《三国演义》中的“三奇”、“三绝”。所谓“三奇”是说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所谓“三绝”是指诸葛亮的“智绝”，关羽的“义绝”，曹操的“奸绝”。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位被大书特书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三国演义》主要是看诸葛亮，在他出山之前和他病死之后，作品的描写都是比较简略的。由于诸葛亮是刘备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罗贯中对他的出场作了精心的安排。首先作者从水镜先生的口中说出“伏龙、凤雏何人也？他只是笑着说：“好！好！”，这就构成了一个强烈的悬念，使读者想见其人。接着又写了徐庶有力的推荐，这样，读者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他的地位了。但作者并不急于让诸葛亮立即出场，而是用大量的笔墨，详细地描写了刘备虔诚地三顾茅庐的曲折过程，一直到第八卷《定三分亮出茅庐》这一则中，才让诸葛亮正式出场。在这以前作品中从来没有过“三国”字样，唯有诸葛亮的出场，《三国演义》才正式点题。
刘备和诸葛亮第一次见面，草堂之上，略事寒喧，二人就纵谈天下大势。诸葛亮开门见山，宣布了他经地深思熟虑的纲领，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决策”。这个纲领，在《三国演义》上只三百一十个字，在《三国演义》中也只有三百五十个字，其主要精神是：
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本，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是他对当时的敌、我、友三方的形势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来的决策。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曾以医道喻刘备当时的情况：“夫病疾之极，当以糜粥以饮之，和药以用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暂回，然子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拔去，人得全生也。”诸葛亮出山时，刘备的处境很困难：“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只关、张、赵云而已”，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与刘备力量形成强烈对比的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二者都是暂时不可攻取的对象，因此他主张暂时避开强敌，光取荆州和益州建成自己的基业，然后徐图中原，统一天下。这种决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实际的。后来诸葛亮把它概括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在赤壁之战前，他孤身入东吴，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与东吴结成了联盟，以后关羽破坏了这一联盟，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兴兵伐吴，被陆逊火烧连营，兵退白帝城病死。刘备死后，蜀中元气大伤，诸葛亮独力支撑了这个困难的局面。他“七擒孟获”，稳定南方；“六出祁山”，北伐曹魏。诸葛亮便是这样一个在各种类锐、复杂而又艰苦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着聪明才智的人物。
为了表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三国演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了一些陪衬人物。
在刘备集团内部主要写了庞统。庞统号凤雏，与卧龙齐名，传说“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庞统向刘备建议进取西川，又直接参与行军指挥，表现了他的见识和才略。然而没有听诸葛亮的劝告，结果在落凤坡中箭身亡。
在刘备集团外部，主要写了孙吴方面的周瑜和曹魏方面的司马懿。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重点描写的一场战争。诸葛亮是这场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他入东吴后，通过“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后，初步结成孙刘联盟，对曹作战。作品在孙刘联盟的幕后，安排了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微妙斗争。周瑜看出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辅佐刘备，对孙权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三番两次地想杀掉他以绝后患。周瑜虽然精明干练，却显得气量狭小，目光短浅，妒才嫉能，不顾大局。面对周瑜的陷害，诸葛亮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了斗争，以孙刘联盟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使周瑜的多次陷害都不能得逞，而且还没有让矛盾公开化。赤壁之战的正面指挥是周瑜，而从旁操纵、掌握主支权的则是诸葛亮。当赤壁之战大火一起，诸葛亮乘机占领了荆襄九郡。曹操战败后，退回了北方，局面初步稳定，诸葛亮就主动向周瑜进攻了，针锋相对，将计就计，使周瑜处处被动，一筹莫展，终于“陪了夫人又折兵”。在他临死的时候，发出了“即生瑜，何生亮”的感叹。
在诸葛亮的后期，作品又从曹魏方面写了他的一个对手司马懿，司马懿老谋深算，见识和手段远远超过了周瑜。诸葛亮早已觉察到“深有谋略”的司马懿，久后“必为蜀中之大患。”曹睿任命司马懿提督雍州、凉州等处的兵马，曾经使诸葛亮为之“大惊”，后来运用反间计，使曹睿罢撤了司马懿，才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带后北伐。司马懿虽然见识手段比周瑜高，但指挥作战到底比诸葛亮要略逊一筹。他能料定诸葛亮的一些计谋而预先作好防备，等到诸葛亮因势利导，更出新意，他就穷于应付了。诸葛亮不仅善于根据具体事先作好周密的安排，而且善于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随机应变，从容敌。马谡违反了诸葛亮的指示，失了街亭，使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很快逼近西城。这是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和二千五百军士。如果据守西城应战，则将众寡悬殊而不堪一击；如果弃城逃跑，则因时间仓促而难以脱逃。在这样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诸葛亮镇定自若，沉着冷静地设下了“空城计”，终于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当时作战双方都掌握了对方的特点。司马懿了解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 ”，诸葛亮正好利用了司马懿对他的一贯估计，偏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尔来一次冒险，这正好符合兵法上“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原则。事后，司马懿只好承认“吾不如孔明也”。
关羽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一个良将的典型。作者主要是从“勇武”和“义气”两个方面来塑造这一人物的。
在“温酒斩华雄”这一则中，作者只用了三百字的篇幅就写出了关羽的神勇。后来，他“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更是所向披靡。“单刀会”又把他的威武不屈的气概、风貌，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然而作品中重点描写的却是他的忠义思想。这方面的描写很多，其中与曹操相处的一段时期，描写的格外集中。第五卷《张辽义说关云长》这一则中，先写他中了圈套，处于困境。曹操派张辽去投降，关羽决意不肯。他大义凛然地说“吾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当张辽说他一负盟誓，二负刘备依托之重，三不思匡扶汉室，而以匹夫这勇相拚杀，是三大罪时，他动了心。但针对这三条，他提出三约，三者缺一不可。结果，曹操答应了他的要求，才使他暂留下来。在曹营期间，曹操对他恩礼交加，“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官加爵，用功名利禄来引诱他。可是关羽丝毫不为所动，一旦得知刘备下落，便斩将夺关而去。他走后，连曹操也称赞他“真义士也”。
但关羽政治目光短浅，过于注重个人恩怨。由于他勇武过人，使他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因为他与刘备的关系非比寻常，又使他那刚愎自用的个性大有发展。马超被封为平、西将军，他心里不服，竟不顾不局，要入川与马超比武。他决断轻率，意气用事，又喜欢别吹棒，滋长了一种盲目的轻敌思想。他侮辱性地拒绝了孙权的求婚，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终于失了荆州，败走麦城，最后被擒而死。使蜀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关羽数十年来既为刘备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使刘备事业遭受了重大和不可祢补的损失。他就是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
曹操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典型。
《三国演义》确实着力描写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他从少年时起就胆略过人，机警而善权术，且有除残去秽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刺卓失败后，他回到家乡，疏散家财，招募义兵，矫诏十七镇诸侯，讨伐董卓。讨卓失败后，他知道袁绍等人各怀异心，不能成大事，于是领军自投扬州，决心自己打开一个局面。在镇压山东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他招降起义军三十余万，号为“青州兵”，这使他站稳了脚跟，到后来权威日重。他又采纳谋士苟或的建议，继续打着举义兵匡扶汉室的大旗，入朝辅佐天子，从此掌握了朝廷大权，交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他成了威镇华夏，纵横四海，叱诧风云的人物。他先后除吕布，破二袁，定刘表，纵横三十年，终于削平群雄而统一了北方。在这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他善于用兵，常出奇制胜，以弱胜强。他懂得想成霸业，统一天下，必须先得人心，不能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程昱也佩服他有王霸之才。关羽封金挂印不辞而去，曹操不令追赶，作者于此处有小字注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他又知人善任，识拔奇才，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才，形成“文有谋臣、武有猛将”的兴盛局面。三十年戎马生涯，虽然最后他并未完成统一大业，但司马氐统一全国的基础，无疑是由他奠定的。在曹操身亡后，作者引用陈寿的话赞扬他：“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罗贯中对曹操的英雄豪气和巨大的功绩，是描写的很充分的。
北定中原是曹操英雄事业的顶点，也是曹操性格变化的转折点。中原 平定了。他要实现自己的图王霸业的雄心壮志，就得把矛头指向刘备与孙权了。曹操对付二袁时，看上去力是弱小，但二袁是腐朽的，曹操却进生气勃勃的。现在，情况正在反过来，看来曹操的力量是强大的，可是他的生气正在消失，而他的对手刘备和孙权，都有统一天下的大志，都是生气勃勃的诸侯。当曹操与刘备和孙权角逐时却到处碰壁了。这时曹操志得意满。在生气勃勃的对手面前，他恰恰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横槊赋诗时，他踌躇满志地说：“今手下有百万雄师，更有诸公效力，何愁功业不成耶！”他嘲笑刘备、诸葛亮是“蝼蚁之力，摇吾泰山之重”。很明显，百万雄的优势，已经成了他思想上的一大包袱。很多不利的因素他浑然不觉，他骄傲了，麻痹了。
在政治上，曹操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当他战而下荆州时，刘备新败，孙权正在观望。他本该分化孙、刘、各个攻破，而他自恃兵多将广，忽略了他过去惯用的策略。经荀修提醒，他才发了一道请孙权“会猎于江夏”的檄文，这已大大落后于鲁肃、诸葛亮了。
曹操自以为实雄厚，变得不象以前那样爱惜人才了。早在赤壁之战前，他就杀了谏阻他的孔融。赤壁之战中，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醉杀“多立功绩”的刘馥。他也仍想举贤任能，但识别人才的眼力却差了。他任用蒋干那样的庸才，他搜罗到的，则是徐庶、庞统、阚泽、黄盖这样的敌方奸细。他日益变得自以为是，文过饰非。他视别人为“小儿”、“村夫”，唯独自己智大才高。赤壁之战时，荀修提醒他防火攻，他不以为然。直至黄盖乘风破浪而来，他还迎风大笑，自呜其意。赤壁大败的主观原因，全在他自射身，逃到南郡，他却大哭郭奉孝，实际上是责怪众谋士不普谏阻。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由一个打天下的英雄变为坐守北方的统治者，并日益丧失了昔日的进取心，意志一步上衰退，终于走向腐朽。他“不以天下为念，每日饮宴，无事少出，国事皆在相府商议”。他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放弃了取西川的机会：还说：“人苦不知足，即得陇，复望蜀也。”他的享乐思想日益滋长，他的勇气、毅力也就日风消退了。这时，他在策略上的失误更多了，刘备取西川时，孙权想乘机夺回荆州，这时，孙、刘聪明即将破裂，曹操本可收渔利，可他心血来潮，引兵四十万下江南，把孙权的兵力吸引过来，给了刘备以取川的空隙。最后救樊城，损兵折将，却让孙权袭取了荆州。
曹操的举贤任能，本来是基于王霸之志，后期的曹操王霸之志消磨殆尽，什么人才，对他来说，也不象以前那么要紧了。最有趣的是见张松。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就拂袖而去。教场点军，被张松嘲讽了几句，他就喝令推出斩之。亏了杨修、荀 苦谏，才改令“乱棒打出”。我们还记得讨伐董卓时，二袁曾因关羽地位不高要将关羽“乱棒打出”，是曹操极力斡旋，关羽才得以温酒斩华雄；想不到还是那个曹操，只是因为张松“容貌丑陋，言语不逊”，而将送来“天府之国”的张松“乱棒打出”了。不爱贤相随而来的便是不纳谏，曹操后期所犯的一系列重大策略、战略上的错误，差不多事先都曾有人反对过，但他还是固执已见。荀或是曹操的得力谋士，在帮助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不赞同他自封为魏公，受到曹操的猜忌，服毒而死。“孟德无始终，留侯不再来”。这两句诗说出了曹操与贤士关系的显着变化。
《三国演义》在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及其消长变化的同时，小说对他性格中“奸诈“的一面也是着力描写的。
曹操一出场，作者就以“装疯诬权”的细节描写，展现了曹操性格发展的起点。这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孩身上，无疑是一种坏品质。但是在那个时代，小小年纪，能想出这样的招数，敢于做出这样悖礼的事情，又表现了起平常人的聪明和胆量。正是这种道德品性上的劣根性和超乎常人的胆识，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却成了曹操性格发展的基础。
接着，作品通过汝南许劭给曹操下了一个“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既是“能臣”，又是“奸雄”，作者就是从这两方面来刻划曹操这个复杂而又多侧面的典型形象的。
东汉未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东汉王朝一方面受到农民起义的学生打击，同时又受宦官、军阀的严重危害。在这种形势下，曹操积极参加了反对宦官和军阀的斗争。当满朝大臣尽皆掩面而哭时，曹操挺身而出，愿借宝刀入相府刺条董卓。刺卓失败后，在逃跑途中，他双杀了吕伯奢一家，这两件事情看来是矛盾的，但是，我们研究一下曹操干这两件事的客观环境和曹操的主观目的，它们却在曹操这个多侧面的形象中得到了统一。曹操是一个仍着强烈功名事业心的人，在后来大铜宴雀台时，他回顾早年的活动，曾自称：“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企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使不辱于祖宗”，就是这种个人事业心的堂皇表白。当汉朝廷还有相当号召力时，他必须附在这张皮上，才能博取功名。所以他一手镇压农民起义，一手讨伐贼臣。当人镇压农民起义时，曹操个人的目标便与朝廷的利益有了一致性；当他讨谋私董卓时，又与人 民的利益有了一致性。罗贯中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民思想，所以对曹操采取了褒扬的态度。所以刺杀敬董卓事件，在作者的笔下便成了英雄行为。但曹操又是一个极端的利已主义者，他的刺卓是为了个人的功业，因而保命是第一位的。所以他行刺前便作好逃跑的打算，逃跑途中误杀了吕伯奢的家小。自私、残忍的曹操，为了避免遭吕伯奢的报复，索性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连吕伯奢本人也杀了。行刺为了功名，献刀为逃命，杀吕伯奢也同样是为了功名性命。刺杀董卓的曹操和钉吕伯奢的曹操就这样在曹操的性格中得到了统一 。
作品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曹操的残暴，譬如他为了报父仇，兴兵血洗 徐州，“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森，路绝行人”。但与此同时，作品也写了曹操某些“恤民”的德政。“虐民”与“恤民”也能在曹操性格中得到统一。
乱世的人民，受战乱之苦，向往安定生活，而民心的向背，往往对群雄的胜负，起很大作用。曹操要衽图王霸业，就必须争取民心。在攻打袁绍的过程中，他以“为百姓除害”相号召，颇有一些“恤民”的德攻。官渡之战后，有士人簟食壶浆以迎王师，诉说“袁本初重敛于民”，颂扬曹操“吊民伐罪”，袁氏虐民而败，自己恤 民而胜，这是对曹操活生生的教育。曹操听了父老的话，大喜，当即号令三军，不准杀人鸡犬。在这里，恤民、害民看来显得异常矛盾，但是此二者都是为了实现他根本的目的服务的。他在仓亭大胜后与他部下的一段堂皇的对话就透露了这种信息。当时有人劝曹操急攻袁绍，“操曰：‘冀州粮食极广，宙配又有机谋，争未可拔。见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曰：‘若恤其民，必误大事。’操曰：“民为邦本，本因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这段对话就透露了曹操恤民的真谪。其一，所谓民为邦本，就是他自己建立功业之本，打仗就是为了实现他这个本；其二，他不肯进兵，首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形势还不很有利，冀州“急未可拔”，所以他不肯“枉费民业”。若进兵有胜利把握，在他看来，纵废民业，也为枉。正是基于这样的盘算，恤民与害民在 曹操的复杂而又多侧面的性格中统一起来了，在冀州恤民的曹操，正是徐州屠城害民的曹操合理发展。
对待小民百姓的态度如此，对待他的部下也是这样，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他个人的功业这个目的。如前所述，曹操是“尚贤”的，为了建立自己的王霸之业他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罗致人才。如果分发觉有人阻碍他这样做，那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加以迫害。荀或是曹操的主要谋士，曾为他多立功勋，边连曹操自己也说他是“吾之子房也”。可他只是劝曹操不要自封魏王，却被曹操迫害而死，他先后还条害了曾为他多立战功的谋士。他借许褚的手杀了许攸；借黄祖的手杀了辱骂过他的祢衡；以“鸡助”的罪名杀了才高于他的杨修。尚贤与害贤，又在曹操的性格中统一起来了。
通过这样的论述，可以说明曹操既是一个封建社会中的明主，又是一个欺诈、残暴极端利已主义者的多侧面的复杂的典型形象。

❷ 《三国演义》中的“三绝”是哪三绝，分别指的是哪三个人

奸绝：曹操
智绝：诸葛亮
义绝：关羽
所谓“三奇”是说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所谓“三绝”是指诸葛亮的“智绝”，关羽的“义绝”，曹操的“奸绝”。
出处是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

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亮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❸ 荀子·王霸的荀子·王霸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意乎身行，着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着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秽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固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蔬，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紾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君。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逾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若秏?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致忠信，着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他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序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玩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何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他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孰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百姓对国家的兴亡作用甚大，因而贤主要竭力关心百姓。在文中，荀子抨击了小人误国害民的罪行，主张儒者治国。

❹ 古人在还没有出现加油这个词的时候，鼓励别人都会说什么

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有岛武郎

中华文明经过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沉淀成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汉字成为了民族历史上熠熠生光的存在。一笔一划、一撇一捺，都是中华民族的见证。与汉字相伴而生的汉语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伴随着语调的不同，同一个汉字也拥有了不同的涵义。其中，"加油"一词就是代表。在从前那个没有"加油"的时代，古人们在呐喊助威的时候喊的什么呢？

在当代社会，"加油"最原本的含义是与汽车有关。也就是说，"加油"这个词用作动词的时候，是与汽车相伴而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汽车问世，伴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汽车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而汽车之所以能够行驶，是油的驱动。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汽车，都需要不断地添加油才能正常行驶。汽车添加汽油，农用三轮车添加柴油，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仅如此，"加油"一词更广泛的应用，是在加油助威方面。

从大的方面上来说，宇宙飞船即将升空的那一刻，技术员们的一句"加油"，是对探索未知的决心；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的时候，国人的一句"加油"，寄予了深厚的期望，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会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人，会真正地站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加油"一词只是简单的两个字，可是藏在这两个字背后的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它代表别人的肯定，它代表的是别人的陪伴，它告诉那些处在困难与逆境中的人们，别怕，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后，我们都站在你的身后，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加油"一词，让更多人有着春风拂面的感觉。加油，我亲爱的祖国！

❺ 《王霸妻助夫守志》翻译，快~

王霸，字孺仲。少时立高节,光武时,连续召他不出来做官。霸的事迹已见《逸民传》。妻子也有美好的志行。起初,王霸与同郡令狐子伯做朋友,后来子伯做了楚相,而他的儿子做了功曹。子伯就使儿子送信给王霸,车马服饰仆从雍容华贵的样子。霸的儿子这时在田野耕种,听说客人来了,丢下耒就回来,见了令狐之子,沮丧惭愧不敢抬头看人。王霸见了,有愧色,客人离开而久卧不起床。妻子感到奇怪,问为什么。开始不肯说,妻请罪,尔后说道“:我和子伯素来不一般,刚才看见他的儿子容貌服饰很有光彩,举止行动很合适,可我的儿子蓬发厉齿,不懂礼节规则,见客时有惭愧之色。父子之恩情太深,不觉自己有些丢人。”妻说:“你少修清高气节,不顾荣誉俸禄。现在子伯的贵气哪比得上你的清高?怎么忘了你的宿志而为儿子惭愧呢?”王霸屈起而笑道“:有这种事吗?”于是就一道终身隐居不出。

❻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脩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彊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彊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彊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睾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❼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强国之策2000字论文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
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
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
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

行政改革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人事改革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四库全书管子
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法制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
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
人性趋利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藏富于民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均田分力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四民分业
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
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外开放
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
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

战略合赢
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
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
食盐工业
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
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统计考核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
“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
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
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宏观调控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
有形的手，无形的手
《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
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
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刺激消费
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
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

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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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信了马谡，错杀了魏延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以为熟读兵书，根本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张郃率领魏军赶到街亭，看到马谡放弃现成的城池不守，却把人马驻扎在山上，暗暗高兴，马上吩咐手下将士，在山下筑好营垒，把马谡扎营的那座山围困起来。马谡几次命令兵士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郃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魏军乱箭射死了不少人。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蜀军在山上断了水，连饭都做不成，时间一长，自己先乱了起来。张郃看准时机，发起总攻。蜀军兵士纷纷逃散，马谡要禁也禁不了，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往西逃跑。
魏延是蜀国一员不可多得的名将，由于是刘备部曲出身而深得其信任，受重用程度要超过始终处于被怀疑和被提防状态的马超（最终也是由于忧谗畏讥郁郁而终、英年早逝）以及基本上属于刘备亲卫队长、一生未得重用的赵云（赵云是死后才追谥顺平侯，而关、张、魏延都是生前即封侯拜将且都为镇抚一方的封疆重臣），并且在被破格提拔后也表现出了足以胜任的大将之才。最后“反叛被诛”，确属冤案，但也可看出出身行伍的魏文长与众官僚平日相处之不睦，远不似杨仪辈八面玲珑，者便注定了其死后因“墙倒众人推”而身背污名、含冤千古的悲剧。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

诸葛亮生母章氏和父亲诸葛珪于中平六年(189年)和初平三年(192年)先后去世。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亮玄收养，其兄诸葛谨同继母赴江东。初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诸葛玄是袁术任命的豫章太守，后来东汉朝廷派朱皓替代诸葛玄，诸葛玄失掉官职。由于诸葛玄和荆州牧刘表是旧交，便去襄阳投奔刘表。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阳县之西二十里)，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

刘备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由于势单力薄，始终没有占据到一个固定的地盘。建安十二年，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被迫率军屯驻新野。这时徐庶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便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答道：“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于是刘备遂亲自到诸葛亮的家中，前后三次，才见到诸葛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这时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

刘备命随从人员退出去，就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关羽、张飞二人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心中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满的言论。

此时，长兄诸葛谨已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和鲁肃一起在孙权身旁做了一名宾客。

刘表长子刘琦也很器重诸葛亮，刘表听信后妻的话，喜欢幼子刘琮，不喜欢刘琦。刘琦常想让诸葛亮为自己出一个自保的方法，但诸葛亮每次都推辞。一次，刘琦带着诸葛亮游览后园，一同登上高楼，在喝酒时，刘琦叫人搬走楼梯，对诸葛亮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诸葛亮回答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刘琦感悟。时黄祖死，刘琦获得外出的机会，就出任江夏郡太守。

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操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荆州牧刘表病逝，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是年，曹操趁机亲率大军进攻荆襄，刘琮遣使献城投降。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北)惊悉刘琮已降，仓皇向江陵(今湖北江陵)南撤，诸葛亮和徐庶都随刘备南行。曹操亲率5000精锐骑兵，疾驰追击，昼夜兼程300余里。刘备因不忍舍弃跟随南逃的10余万百姓，行军速度缓慢，一日只走10余里，行至当阳(今湖北荆门西南)长坂坡，被曹军追及。双方激战，刘备的部队被击溃，徐庶母亲也被俘。徐庶指着自己的心向刘备告辞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徐庶就投奔曹操去了。刘备继续南撤，途中与从水路南撤的关羽部会合，又遇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万余人接应，遂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汉)，暂且栖身。

刘备到夏口后，诸葛亮对他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孙权拥军驻扎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观望曹刘决战的成败。刘备派诸葛亮赴柴桑会见孙权，诸葛亮劝说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说：“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答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闻后，勃然脸色，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回答说：“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听罢，大悦。便派周瑜、程普、鲁肃率领水军三万人，随诸葛亮赶到刘备那里，协同作战，抵抗曹操。曹操终于在赤壁被打败(参见赤壁之战)，率领残部撤回北方。刘备乘胜夺取江南各郡，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派他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驻军，同时征调三郡的赋税，来补充军需物资。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向刘备借兵，抵抗汉中张鲁。刘备乘机留诸葛亮与关羽等留守荆州。与庞统率兵数万向益州进发。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从葭萌折回返攻刘璋(参见益州之战)。不久，刘备包围雒城(现今的德阳广汉一带)，刘备围攻雒城一年未克，付军师庞统被流矢射死。

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军溯江入蜀，增援刘备。克巴东(今四川奉节东)至江州(今重庆)，俘巴郡太守严颜。尔后兵分两路：赵云在左，连下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张飞在右，攻占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此时，刘备已攻克雒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与刘备军会合，包围成都(益州治所，今四川成都)。刘备派督邮李恢招降张鲁部将马超，令引西凉精兵进抵成都北郊，城中吏民皆震恐。刘备又派从事郎中简雍劝刘璋投降。当时，成都城内有精兵3万，粮秣可维持一年。刘璋不欲久战伤民，率部出降。

刘备占领成都后，自领益州牧，大宴士卒，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完全角成。刘备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并代理左将军府的各项事务。

此后，刘备东下荆州，北上夺汉中(参见汉中之战)。诸葛亮都是坐镇成都，处理事务，粮食、军备的供应始终得到充分的保证。

是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蜀前将军关羽，抓住战机，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参见樊城之战)。十一月，关羽因大意而失荆州(参见江陵之战)，十二月，关羽率少数骑兵从麦城突围，被吴军擒获，斩首。荆州的失守和关羽的被杀，对刘备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诸葛亮两路北伐的战略企图。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群臣劝刘备称帝，继承汉统，刘备不同意。这时诸葛亮规劝他说：“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改元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策书上说：“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于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兼管尚书诸政务，假节。

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诸葛亮又接任了司隶校尉。

由于刘备指挥失当，于章武二年(222年)在夷陵之战中为吴将陆逊所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

夷陵惨败，使刘备愧恨交加，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在永安宫病危。把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托付后事，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流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写下诏书告诫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君臣相待如此，无人可比矣！

不久，刘备在永安宫病逝，终年63岁。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候。成立丞相府办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事无巨细，都由他决定。

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和孙吴的联盟。刘备东征孙权失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诸葛亮于223年派邓芝出使孙吴。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

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参见南中之战)。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芝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刘备东征失败后，南中四郡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贵阳一带)、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继发生了叛乱。刘备死后，南部益州(治滇池，今云南昆明滇池南)大姓雍闿、孟获等杀太守正昂，反蜀投吴。在其煽动下，胖柯(治故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越儁(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夷王高定皆起兵响应。蜀汉处境艰难，诸葛亮让助手李严给叛乱首领、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地主雍闿写了一封信，劝他权衡利害，停止叛乱，以图“抚而不讨”，但遭到雍闿拒绝，雍闿回信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企图自立一方。诸葛亮因蜀军夷陵新败，刘备方亡，后主幼弱，正面临统治危急之际，对南中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克制态度，暂不出兵。一面备农植谷、闭关息民，作好内部隐定及军需供应工作。

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政局的稳定，使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起来。诸葛亮进军南中，兵分三路。诸葛亮率主力西路攻打越巂的高定；门下督马忠率东路军攻打牂牁的朱褒；庲降督李恢率中路军直指益州的雍闿。临行，参军马谡相送数十里。诸葛亮问：“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诸葛亮纳其计。

诸葛亮和马忠率领的东西两翼很快打败叛军，先后收复越疮、牂牁。然后诸葛亮指挥三路大军会合，集中围攻叛乱中心益州。此时，叛军内部发生分裂，由益州来援高定的雍闽，为高定部属杀死，孟获代其为王。诸葛亮乘其内部矛盾，一举攻下越儁，杀高定，孟获南逃。马忠击灭朱褒后，与诸葛亮军会合。五月间，诸葛亮渡过泸水(今川滇交界处雅砻江口以下金沙江)，跟踪追击。

孟获勇猛顽强，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但有勇无谋。诸葛亮采用马谡提出“攻心为上”的策略，俘虏孟获后，又复纵之，再战再俘，终使其诚心归降(传说七擒七纵)。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于是，南中益州、永昌(治不韦，今云南保山东北)、越儁、牂柯四郡俱平。秋，蜀军于滇池会师。诸葛亮欲任命孟获等首领为官，有人认为不妥，诸葛亮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诸葛亮遂任命孟获等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吏。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后来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政权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并并征调善弩勇士为军。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平定叛乱后。整顿军备，练兵习武，等待机会大举北伐。

北伐曹魏，统一中国，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既定目标。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北伐的条件已不具备，但诸葛亮并没放弃北伐的计划。这时北伐，虽然不可能统一曹魏，却能够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

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睿即位。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这是进攻曹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建兴五年(227年)春，领兵二十万进驻汉中，准备攻魏(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随行的有老将赵云、魏延、吴懿等，还有年轻的参军马谡。

临行前，诸葛亮虽然对政府人员作了细致的调整安排，但他对成都的政治还是不放心，尤其是对庸碌无能的后主刘禅不放心，因此给刘禅上了一个奏章，这就流传千古的名篇——《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一些文集将此篇《出师表》命名为《前出师表》，另收录一篇《后出师表》。其实，《后出师表》乃后世无名氏伪托诸葛亮所作，并非诸葛亮所作。

《出师表》除了陈述北伐目的，表明统一中原的壮志外，主要是劝说刘禅认清蜀汉在三国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励精图治，从执法、用人、纳谏等方面交待刘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作什么。实际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张。诸葛亮希望这些思想和主张，能够在他北伐时得到贯彻执行。

于是诸葛亮率领军队离开汉中北进，驻军于沔阳。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佯从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攻郿(今陕西眉县北)，以牵制魏军主力。魏明帝曹睿派曹真率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而诸葛亮亲自率领诸军攻打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蜀军队伍整齐，赏罚严格，号令分明。南安(今甘肃陇西)、天水(今甘肃甘谷)、安宕(今甘肃镇原)三郡相继降蜀，天水将领姜维也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的进攻，使魏国朝野震恐。

马谡到街亭后，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诸葛亮对整个战役的作战部署，又不听裨将军王平的劝阻，擅自放弃街亭，依山立寨，以为据高临下击魏军势如破竹。张郃乘机猛攻蜀寨，断绝其水源。蜀军因为缺水，军心离散，被魏军杀得大败。马稷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蜀军自街亭溃败，唯王平约束部众相互掩护撤退，使魏军不敢追击。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出师不利。诸葛亮见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不宜再战，只好放弃到手的陇西三郡，强行迁徙西县一千余家，撤军回到汉中。

诸葛亮回到汉中，挥泪斩马谡，杀将军李胜，罢免将军黄袭，提升王平为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认为自己错用马谡也有责任，于是给后主上书说：“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于是后主把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仍行丞相职权，原来的所有兼职一律不变。诸葛亮并不甘心这次北伐的失败，而是抓紧励兵讲武，准备新的北伐。

同年十二月，诸葛亮乘吴、魏在石亭交战，魏军主力东进，关中兵力薄弱之机，第二次出兵北伐，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魏守将郝昭也已有准备，蜀军攻城不克，诸葛亮遣郝昭同乡蕲祥劝降，遭拒绝。诸葛亮以蜀军数万而陈仓守军仅1000余人，且判断东线魏军来援需时，遂实施强攻，以云梯、冲车攻城。魏军用火箭射云梯，用绳连石磨砸击冲车，梯、车俱被焚毁击坏。蜀军又构百尺高的井栏(木楼)向城中射箭，掩护士兵以土填壕，准备直接攀城，魏军于城内再筑重墙。蜀军又挖地道攻城，魏军以地道反地道，在城内横挖地道，实施堵击。双方昼夜攻守相拒20余日。魏大将军曹真遣部将费耀救援陈仓。

后主于是给诸葛亮下诏书：“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八年(230年)，魏明帝见武都、阴平二郡为蜀军所占，决定兴师伐蜀。八月，命大司马曹真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左将军张郃出斜谷，大将军司马懿自荆州溯汉水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将兵分三路会攻汉中。诸葛亮率军至城固(今陕西城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东)，令骠骑将军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镇北将军魏延及关中都督吴懿率轻骑兵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西入羌中(今甘肃临夏及青海循化、贵德一带)，连结诸戎，扰魏后方，牵制魏军。蜀军在阳溪(今甘肃渭源东北)击败魏后将军费曜及雍州刺史郭淮部。魏军进军途中，天降大雨，持续30多天，各处山洪暴发，道路阻绝，兵士死亡甚重，军资大量损失，诸军前进受阻。谋臣华歆、杨阜、王肃向魏明帝上书，建议知难而退，以图再举。九月，下诏令诸军还师，伐蜀之役遂告中止。

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经过两年准备，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诸葛亮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用木牛作为运输军事物资的工具，准备与魏军进行长期作战。魏明帝命大将军司马懿进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上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诸葛亮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司马懿依险防守，蜀军欲寻决战不成而后撤。司马懿率军尾随至卤城(今甘肃天水南)，又登山筑营，与蜀军相持。五月，魏军诸将请求出战，司马懿乃命张郃包围祁山之蜀军何平部，攻而不克；自率军攻诸葛亮，诸葛亮遣魏延、高翔、吴班等将迎击，大破魏军，获甲首3000级、玄铠5000领，角弩3000张，司马懿退保营垒。六月，连天阴雨，军粮运输困难，蜀都护李严为推脱责任，假传诏令，诸葛亮撤军。司马懿遣张郃追击，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蜀军于高处设下埋伏，弓弩齐发，射杀张郃，诸葛亮回师汉中。

诸葛亮第四次攻魏因军粮不继撤军后，在斜谷口设置粮站，积极进行战备，经三年整训。于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率军10万出斜谷，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同时遣使约吴协同攻魏。并以流马装运军事物资。四月，诸葛亮至郿，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葛亮转进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司马懿遣雍州刺史郭淮抢占北原，蜀军攻而不克，两军遂相对峙。诸葛亮经常担心军粮供应不上，使自己统一中国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为解决此问题，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❾ 春秋战国历史故事（要反映春秋战国的大变革的时期特征）

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威王约定，要进行一场比赛。
他们商量好，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要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
马，下马对下马。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得多，所以比赛了几次，田忌都
失败了。
田忌觉得很扫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垂头丧气地离开赛马场，这时，田忌抬头一看，
人群中有个人，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孙膑。孙膑招呼田忌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刚才看了赛马，威王的马比你的马快不了多少呀。”
孙膑还没有说完，田忌瞪了他一眼：
“想不到你也来挖苦我！”
孙膑说：“我不是挖苦你，我是说你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准能让你赢了他。”
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
“你是说另换一匹马来？”
孙膑摇摇头说：
“连一匹马也不需要更换。”
田忌毫无信心地说：
“那还不是照样得输！”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你就按照我的安排办事吧。”
齐威王屡战屡胜，正在得意洋洋地夸耀自己马匹的时候，看见田忌陪着孙膑迎面走来，
便站起来讥讽地说：
“怎么，莫非你还不服气？”
田忌说：“当然不服气，咱们再赛一次！”说着，“哗啦”一声，把一大堆银钱倒在桌
子上，作为他下的赌钱。
齐威王一看，心里暗暗好笑，于是吩咐手下，把前几次赢得的银钱全部抬来，另外又加
了一千两黄金，也放在桌子上。齐威王轻蔑地说：
“那就开始吧！”
一声锣响，比赛开始了。
孙膑先以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输了。齐威王站起来说：
“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孙膑先生，竟然想出这样拙劣的对策。”
孙膑不去理他。接着进行第二场比赛。孙膑拿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获胜了一局。
齐威王有点心慌意乱了。
第三局比赛，孙膑拿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又战胜了一局。这下，齐威王目瞪口呆
了。
比赛的结果是三局两胜，当然是田忌赢了齐威王。
还是同样的马匹，由于调换一下比赛的出场顺序，就得到转败为胜的结果。
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虢。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错。 晋如袭虞，虢会出兵救援；晋若攻虢，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要想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 贪得无厌，我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立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屈产良马和垂棘之壁，送给虞公。献公哪里舍得？荀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 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你的手中了吧？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良马美壁，高兴得嘴都合不扰。 晋国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虢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虢，虞公得到了晋国的好处，只得答应。虞国大臣宫子奇再三劝说虞公，这件 事办不得的。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哩！ 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虢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送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晋军大将里克，这时装病，称不能带 兵回国，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京城附近。虞公毫不怀疑。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去，虞公出城相迎。献公约虞公前去打猎。不一会儿，只见京城中起火，虞 公赶到城外时，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

对处在夹缝中的小国，只用甜言蜜语是不会取得它的信任的，一方往往以“保护”为名，迅速进军，控制其局势，使其丧失自主权。再 乘机突然袭击，就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围魏救赵 ’

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战国时，魏将庞涓率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往救。孙膑魏军主力在赵国，内部空虚，就带兵攻打魏国都城大梁，因而，魏军不得不从邯郸撤军，回救本国，路经桂陵要隘，又遭齐兵截击，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典故是指采用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它撤兵的战术。

公元前354年，魏国军队围赵国都城邯郸，双方战守年余，赵衰魏疲。这时，齐国应赵国的求救，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八万救赵。攻击方向选在哪里？起初，田忌准备直趋邯郸。孙膑认为，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要排解别人打架，不能直接参与去打。派兵解围，要避实就虚，击中要害。他向田忌建议说，现在魏国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赵国，内部空虚，我们如带兵向魏国折都城大梁猛插进去，占据它的交通要道，袭击它空虚的地方，它必然放下赵国回师自救，齐军乘其疲惫，在预先选好的作战地区桂陵迎敌于归途，魏军大败，赵国之围遂解。孙膑用围攻魏国的办法来解救赵国的危困，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折战例，被后来的军事家们列为 叁十六计中的重要一计。围魏救赵这一避实就虚的战法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围魏救赵
是孙膑指挥齐军打败庞涓率领的魏军,援救赵国的着名战役。自此，孙膑便闻名天下了。
一鼓作气

春秋时，齐国发兵攻打鲁国（两国都在今山东省境）。当时齐国强大，鲁国弱小，双方实力悬殊。可是结果鲁国却以弱胜强，把齐军打得大败。据《左传》载，这次鲁国的胜利，与曹刿的精明策划有很大关系。
曹刿既非武将，也非文臣，但深通兵法。他得悉齐国发兵来犯，鲁庄公准备抵抗，便主动要求面见庄公。他的亲友邻人劝他：“国家大事，自有那些天天吃肉的大官管着，你何必瞎操心？”曹刿说：“那些大官目光短浅，不会有深谋远见。”
曹刿见了庄公，首先提出：取信于民，是战前重要的政治准备，也是获胜的保证。并要求作战时允许他一起去，于是庄公便叫他同车出发。在长勺的地方，齐、鲁两军相遇。双方列成阵势，战斗即将开始。只见齐军大擂战鼓，准备进兵。庄公也准备擂鼓迎击。曹刿阻止道：“等一等。”齐军见鲁军没有反应，又擂了一通鼓。这样齐军擂鼓三通，鲁军总是按兵不动。直到齐军三通鼓罢，曹刿才说：“现在可以进兵了！”鲁军战鼓一响，下令冲杀，士兵们一声呐喊，直扑敌阵，猛不可当。齐军大败，狼狈而逃。
庄公正想下令追击，曹刿却又阻止，并下车细看地面齐军兵车轮迹，又攀上车前横木，注意暸望敌军退走的情形，然后说：“现在可以追击了！”庄公当即下令追击。鲁军乘胜前进，把齐军全部赶出国境。
这次获胜，鲁庄公却不明由曹刿为什么这样指挥。曹刿说：“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战斗，主要是靠勇气。第一通鼓时，士兵们勇气最足，到再擂鼓时，勇气有些衰落；到第三通鼓，勇气更全部消失了。敌军勇气消失，我们则一鼓作气，斗志昂扬，所以打败了他们）”。曹刿又说：“齐国军力不能低估，说不定会设下伏兵，诈败引诱我们。我‘视其辙乱，望其旗靡’，这才放心追击”。（“辙乱”，轮迹混乱；“旗靡”，旗帜倒掩，说明仓皇逃窜。）
“一鼓作气”、“再衰三竭”和“辙乱旗靡”，出处即《左传》所载“曹刿论战”的故事。
做任何事情，趁一开始情绪高涨、干劲旺盛时全力以赴，这叫“一鼓作气”。一鼓作气，把进攻的目标攻下，叫做“一鼓而下”。如果事情老干不好，原有的勇气和力量逐渐衰退而尽，就叫“再衰三竭
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喜欢招纳各种人做门客，号称宾客三千。他对宾客是来者不拒，有才能的让他们各尽其能，没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

有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将他留下，想让他当相国。孟尝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来。不久，大臣们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对秦国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怎么会真心为秦国办事呢？”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只等找个借口杀掉。

泰昭王有个最受宠爱的妃子，只要妃子说一，昭王绝不说二。孟尝君派人去求她救助。妃子答应了，条件是拿齐国那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用白色狐腋的皮毛做成的皮衣）做报酬。这可叫孟尝君作难了，因为刚到秦国，他便把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王。就在这时候，有一个门客说：“我能把狐白裘找来！”说完就走了。

原来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先摸清情况，知道昭王特别喜爱那件狐裘，一时舍不得穿，放在宫中的精品贮藏室里。他便借着月光，逃过巡逻人的眼睛，轻易地钻进贮藏室把狐裘偷出来。妃子见到狐白裘高兴极了，想方设法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为他饯行，送他回齐国。

孟尝君可不敢再等过两天，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东快奔。到了函谷关（在现在河南省灵宝县，当时是秦国的东大门）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半夜时候，鸡可怎么能叫呢？大家正犯愁时，只听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原来，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会学鸡叫，而鸡是只要听到第一声啼叫就立刻会跟着叫起来的。怎么还没睡蹭实鸡就叫了呢？守关的士兵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只得起来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去。

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追到函谷关，人家已经出关多时了。

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之士逃回了齐国。

买椟还珠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商人，专门卖珠宝的，有一次他到齐国去兜售珠宝，为了生意
好，珠宝畅销起见，特地用名贵的木料，造成许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装饰得非常精致美
观，使盒子会发出一种香味，然后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
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问明了价钱后，就买了一个，打开盒
子，把里面的宝物拿出来，退还给珠宝商。

一鸣惊人

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
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
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以后，却沈迷于酒色，
不管国家大事，每日只知饮酒作乐，而把宜切正事都交给大臣去办理，自己则不闻不问。因
此，政治不上轨道，官吏们贪污失职，再加上各国的诸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濒临灭
亡的边缘。
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齐王，所以没有人赶出来劝
谏。
其实齐威王室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很喜欢说些隐语，来表现自己的智慧，虽然他不喜欢听
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法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淳于髡知道这点后，便想了一个计
策，准备找个机会来劝告齐威王。
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齐威王，就对他说：“大王，为陈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其
国有汁大鸟，住在大王的宫廷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他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发生名叫，
只是毫无目的的蜷夫着，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亦听就知道淳于髡是在讽刺自己，向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
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而他时再也不是一个昏庸的君王，于是沈吟了一会儿之后
便毅然的决定要改过，振作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是，因此他对淳于髡说：
“嗯，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亦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
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从此齐威王不在沈迷于饮酒作乐，而开始整顿国正。首先他召见全国的官吏，尽忠负责
的，就给予奖励；而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结果全国上下，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
充满蓬勃的朝气。
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强大武力，奠定国家的威望。各国诸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都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占的土地，都归还给齐国。
齐威王的这一番作为，真可谓是“一鸣惊人”呀！
所以后来的人便把“一鸣惊人”这句成语用来比喻一个人如有不平凡的才能，只要他能
好好的运用，一旦发挥出来，往往有惊人的作为。

狐假虎威

战国时代，当楚国最强盛的时候，楚宣王曾为了当时北方各国，都惧怕他的手下大将昭
奚恤，而感到奇怪。因此他便问朝中大臣，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时，有一位名叫江乙的大臣，便向他叙述了下面这段故事：
“从前在某个山洞中有一只老虎，因为肚子饿了，便跑到外面寻觅食物。当他走到一片
茂密的森林时，忽然看到前面有只狐狸正在散步。他觉得这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
是，便一跃身扑过去，毫不费力的将他擒过来。
可是当它张开嘴巴，正准备把那只狐狸吃进肚子里的时候，狡黠的狐狸突然说话了：
‘哼！你不要以为自己是百兽之王，便敢将我吞食掉；你要知道，天地已经命令我为王中之
王，无论谁吃了我，都将遭到天地极严厉的制裁与惩罚。’老虎听了狐狸的话，半信半疑，
可是，当它斜过头去，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镇定的样子，心里不觉一惊。原先那股嚣张的气焰
和盛气凌人的态势，竟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大半。虽然如此，他心中仍然在想：我因为是百
兽之王，所以天底下任何野兽见了我都会害怕。而他，竟然是奉天帝之命来统治我们的！
这时，狐狸见老虎迟疑着不敢吃它，知道他对自己的那一番说词已经有几分相信了，于
是便更加神气十足的挺起胸膛，然后指着老虎的鼻子说：‘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吗？那么你现在就跟我来，走在我后面，看看所有野兽见了我，是不是都吓的魂不附体，抱
头鼠窜。’老虎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照着去做了。
于是，狐狸就大模大样的在前面开路，而老虎则小心翼翼的在后面跟着。他们走没多
久，就隐约看见森林的深处，有许多小动物正在那儿争相觅食，但是当它们发现走在狐狸后
面的老虎时，不禁大惊失色，狂奔四散。
这时，狐狸很得意的掉过头去看看老虎。老虎目睹这种情形，不禁也有一些心惊胆战，
但他并不知到野兽怕的是自己，而以为他们真是怕狐狸呢！
狡狐之计是得逞了，可是他的威势完全是因为假借老虎，才能平着一时有利的形势去威
胁群兽而那可怜的老虎被人愚弄了，自己还不自知呢！
因此，北方人民之所以畏惧昭奚恤，完全是因为大王的兵全掌握在他的手里，那也就是
说，他们畏惧的其实是大王的权势呀！”
从上面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凡是藉着权威的势力欺压别人，或藉着职务上的权力
作威作福的，都可以用“狐假虎威”来形容。

上下其手

春秋楚襄王二十六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以当时楚国那么强大，弱小的郑国，实在没
有能力抵抗的，结果，郑国遭遇到战败的厄运，连郑王颉也被楚将穿封戌俘虏了。战事结束
后，楚军中有楚王弟公子围，想冒认俘获郑颉的功劳，说郑王颉是由他俘获的，于是穿封戌
和公子围二人便发生争执，彼此都不肯让步，一时没有办法解决得来。后来，他们便请伯犁
作公正人，判定这是谁的功劳。
伯州犁的解纷办法本是很公正的，他主张要知道这是谁的功劳，最好是问问被俘的郑
王。于是命人带了郑王颉来，伯州犁便向他说明原委，接着手伸二指，用上手指代表楚王弟
公子围，用下手指代表楚将穿封戌，然后问他是被谁俘获的。郑王颉因被穿封戌俘虏，很是
恨他，便指着上手指，表示是被公子围所俘虏。于是，伯州犁便判定这是公子围的功劳。
“上下其手”这句成语便是出于这个故事；是表示玩法作弊，颠倒是非的意思。
在现在的社会中，这种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譬如有人做了不法的事情，知道罪有应
得，难逃被惩处的厄运；于是暗地里进行贿赂，或请托亲友奔走求情，求予包庇，结果大事
化小，小事化无，仍得消遥法外。像这种参与其事的人，从中枉法舞弊，便可以说是：“上
下其手”了。

杞人忧天

从前在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而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他吃过晚饭以后，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门前程量，并且自言自语的说：
“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而将活活地被压
死，这不就太冤枉了吗？”
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朋友见他终日精神恍惚，脸色憔悴，都
很替他担心，但是，当大家知道原因后，都跑来劝他说：
“老兄啊！你何必为这件事自寻烦恼呢？天空怎么会塌下来呢？在说即使真的塌下来，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可以解决的啊，想开点吧！”
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仍然时常为这个不必要的问题担忧。
后来的人就根据上面这个故事，引伸成“杞人忧天”这句成语，它的主要意义在唤醒人
们不要为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而忧愁。它与“庸人自扰”的意义大致相同。

亡羊补牢

这故事出自“战国策”。战国时代，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对楚襄王说：
“你在宫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州侯，右边是夏侯；出去的时候，鄢陵君和寿跟君又总是随看
你。你和这四个人专门讲究奢侈淫乐，不管国家大事，郢（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一
定要危险啦！”
襄王听了，很不高与，气骂道：“你老糊涂了吗？故意说这些险恶的话惑乱人心吗？”
庄辛不慌不忙的回答说：“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
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宠信这个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
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五个月，秦国果然派兵侵楚，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今河南息县西
北）。这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
“我听说过，看见兔子牙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
这是一则很有意义的故事，只知道享乐，不知道如何做事，其结果必然是遭到悲惨的失
败无疑。
“亡羊补牢”这句成语，便是根据上面约两句话而来的，表达处理事情发生错误以后，
如果赶紧去挽救，还不为迟的意思。例如一个事业家，因估计事情的发展犯了错误，轻举冒
进，陷入失败的境地。但他并不气馁，耐心地将事情再想了一遍，从这次的错误中吸取教
训，认为“亡羊补牢”，从头做起，还不算晚呢！

一暴十寒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最为凸出。孟子也是当时的一个着名辩士，在“孟子”的“告子”上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子对齐王的昏庸，作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的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那里还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按着，他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老是怕着有大天鹅飞来，准备用箭射鹅。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教学意义的故事，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专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丢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么事情怎样做得好呢？求学、做事的能否成功，这也是个决定因素之一，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精简成“一暴十寒”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的一种说法。例如一位同学，对于求学很是随便，学习的时间少，荒废的时间多，我们便说：他这种一曝十寒的作法，那里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❿ 不做康师傅方便面代言人，不请成龙拍广告，娱乐圈为何会有这两个“禁忌”

一些明星努力打拼，获得了不错的商业价值。有些人就被请去代言产品，但娱乐圈里有这样的传言：不做康师傅的代言人，不请成龙来拍广告。原因是一些明星代言，出现了问题；还有就是成龙代言的一些品牌，经营上出现了问题。

一、代言的王宝强和贾乃亮感情出现了问题

他们的商业价值，还是很高的。他们代言的产品，不仅仅是这几个，一叶障目的做法，要么是知识欠缺，要么是故意忽略。这些编排人的人，还是好好提升一下吧。大家觉得这样说人家，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