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在哪里

1. 黄灯：二本学生的命运，映刻着教育的底色

2022年1月12日，腾讯研究院、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了联合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召开。《我的二本学生》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黄灯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作为一名二本院校的教师，黄灯讲述了长期以来自己对二本学生的观察与思考。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是黄灯，特别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对年轻人的观察和思考。

2020 年 8 月，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的一本教学札记。很多人问我，二本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二本学生和重点大学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异？还有人说，二本学生都这么难，那些专科生怎么办？那些中职生怎么办？那些初中毕业、甚至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的人怎么办？

面对这些追问和质疑，我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通过写作，说清“二本学生”这个庞大群体的全貌，尽管从我课堂走过的学生多达四五千人，尽管我曾真实地和他们共处不少时光，但我并不能对这个群体做出任何整体性的叙述。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在场者的从教经历总结，不如说是一个一线教师长期的私人观察，它裸露了我内心的困惑、思考与无助。

我 2005 年博士毕业，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2006 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的出生时间在 1987 年左右；2016 年，我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大约出生于 1996 年。换言之，我见证了 80 后、90 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虽然我也是二本学校毕业，但我首先必须承认，因为代际的差异，在真正进入大学任教以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抱有一些偏见。

我是湖南人，广东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比家乡富裕很多的地方。在走向讲台之前，我一直以为广东的孩子，大都衣食无忧，直到 2006 年 5 月 23 日的一次公共课，这个印象才得以改变。当天我给计科系的学生上《大学语文》，因为刮台风，我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业，从她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真相：出生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来自农村的她，甚至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坦承了自己的困惑，却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学生，居然还有人正在承受和我童年阶段同龄人一样的困境。 “贫穷”这个词语，我以为早已远离了日常生活，但没想到身边的孩子，正深陷其中。 这次课堂的偶遇，不但调整了我日后从教的视角，也成为我想要进一步记录、观察这个群体的隐秘契机。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但有不少人都面临邓桦真同样的困境，他们可能来自粤北、粤西的偏远乡村，也可能来自一些更加贫穷、混乱的小镇。

在走向讲台之前，我还一直以为，我的学生之所以只能考上一所二本大学，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奋。直到 2010 年下学期，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来自甘肃的刘婉丽和我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她是一个西北长大的孩子，从初中开始，每天都要坚持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学习，尤其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夜以继日，不管不顾，哪怕身体出了不少问题，都会咬紧牙关，坚持学习，只有这样，她才得以考上我任教的学校。 所谓的“衡水模式”，其实一直是不少乡村孩子自主习得的有效法宝。

类似的经历，我在其他孩子那儿也听到过。有一位学生叫陈雪，来自潮州，她告诉我念高中时，为了多一点时间学习，洗完澡连吹头发的几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总是一头湿漉漉地跑进教室；另一位学生罗益鹏来自梅县，他在课堂上直接拿出早已见底的“万金油”，告知自己的高中生活，就是依赖这种外在的刺激，才得以顺利度过。

我后来还注意到，我的学生，确实很多来自一些普通的家庭，就算考上二本这样的大学，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已拼尽全力。也正因为父母竭尽全力的付出，他们面对乡村的封闭和亲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常常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

来自郁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总被村里人追问毕业能分配到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主择业；来自台山罗超的妈妈，以为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在广州工作买房、顺利安家，她从来不知道就业的形势有多严峻，对广州的房价也没有直接的感知，她对大学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80年代。两个孩子和我说起这些，都只能苦笑摇头。他们虽然因为求学来到城市，但背后却依然背负一个无法摆脱的村庄。

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见，也让我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2018 年，在我任教第 13 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我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芜杂的视野中，却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我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我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决定动笔写作的原因。

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我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我感觉他们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号和过量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隔膜。

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以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

在具体的课堂中，我充分感受到 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随着我对学生了解的增多，我发现 90 后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路径，和之前 80 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80 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 90 后这一批学生，我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我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的课堂中，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我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任何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出生的村庄、重新理解身边的亲人。我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为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我也会利用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我也无能为力时，我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鼓励他们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怎样的程度，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内心的保守和焦虑。我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我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膜，我还感觉到，和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我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就读，几年后我的母校被当地另外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从考上大学的难度而言，我当初考上专科大学和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我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我还留意到，我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感到一种荣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但“天之骄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显，走在街上，有人问起时，会大方地告诉别人自己所念的大学。这种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显然来自大学并轨前后学生身份的变化。

中国当下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多由当初的专科院校合并而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轨前的大中专学生被当做为祖国或社会培养及储备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认定为“国家干部”，学校会更强调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长远的发展潜能，会更注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到我的学生，在市场化语境下，他们早已被定位为一个就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已内化到学校就业率的小数点，独立的个体，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

因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一个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过程，而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希望所招学生能立即为其带来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学毕业后，国营企业客观上承担了继续培养人才的重任。

所以，迫于现实压力，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筹码，在大学阶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课表及无穷无尽的考级、考证、双学位、实习等过程，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兴趣，更难有从容的心态，去享受大学时光的闲暇，忙碌、忙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深。

面对海量的应聘信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约选人成本，学历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对名校的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客观上加剧了学历歧视的形成和应试教育的提前。这种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于高校的选择。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自由竞争的氛围中，高校不自觉地陷入对排名的痴迷，“高端、顶端、一流、双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等词汇，成为明确的办学目标。

对老师的评价标准，不再看重他们的教学热情、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否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等等看不见的素质，而是注重他们论文、课题的炮制能力，是否具有光鲜的头衔，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终极标尺。

在这种境况下， 受制于学校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深陷学校的排名焦虑和学历泛滥的恶性竞争中，尽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大学，但却无法通过像样的大学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反而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恶果，也成为教育无序市场化的后果承担者。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三个观察，这也是最让我难以释怀，感受最强烈的部分。我观察到， 二本学生立足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了。尤其对农村孩子而言，从小习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仿佛越来越难以兑现。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 2010 年 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 52 名学生中，90% 都获得了较好地安顿，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 17 名。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是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的兜底，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 其性价比和我 1995 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

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 2019 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多达三分之一，没有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却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 985”“非 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学生“上岸”的难度，比之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除此以外，80 后那批学生，还有不少选择自主创业，但到90后这批孩子，自主创业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他们独特的就业口号。

站在老师的角度，面对学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我切身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太累了。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在起点上其实和学生差不多，但 1995 年大学毕业时，根本就不用愁就业，国家直接分配进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遭遇下岗，依然拥有机会以自学本科的起点，下岗工人的身份，通过自主复习，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2002 年硕士毕业时，公务员几乎是我们就业时最为不屑的选择，外企、民企、新闻机构、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头角的网络公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2005 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因为害怕长久的租房折腾，第二年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看房，从来没有意识到买房的压力，在手头只有五千元的情况下，就举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经意间就在南方安居立业。想起来， 因为就业机会多，选择多，房价便宜，我的不少同龄人，仿佛并不害怕失败的风险，工作是否稳定和待遇的高低，并不是就业最重要的筹码，而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是否能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是否能充分释放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左右我们选择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就业、考研、买房、结婚这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到学生这儿，却悄然被就业机会的稀缺、第一学历的限制、飙升的房价、结婚的难度所替代，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环节，都需要那些年轻人承担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些，不过是我伴随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并一直以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讲台下的孩子，心疼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他们被规训过度的脸孔背后，是选择的稀缺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内心不甘，但无能为力。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在内心滋生一种充实而强劲的力量，获得作为“整体的人”的提升，但面对他们无处逃避的就业、生存、学习压力，我感觉这种无法量化的目标，不但模糊而且也没有养成的途径，我知道他们在校无穷无尽的忙碌，仅仅为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为了增添一些就业的筹码，拉开人生漫长的时空观照，也许，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折腾，但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认同他们的选择。

我观察到在我教过的学生中，那些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少数个体，很难说是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更多来自他们自小习得的价值观，对他们无形的羁绊，让他们不愿向生活变通和妥协。十几年来，我常常陷入一种真实的矛盾境地，不知该向他们传达怎样确定性的价值观： 在应试和个人成功的极端功利语境中，我既害怕学生被无处不在的暗礁抛入生存的深渊，也担心他们在获得世俗的成功后，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谋。

在对学生持续十几年的观察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参照，并在对比中透视学生群体的命运变化，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转轨，在70后、80后、90后三批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联系？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变迁的路径，是否和教育市场化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我不否认，上面我所讲到的现象，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学生，而是更多指向那些和我起点一样、来自农村、家境普通的个体，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案。

1992 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 75 万。而到我的学生，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2019 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 814 万，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到 15.8%，84% 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每年 3000 万在校大学生，超过 2500 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的极度不平衡。2020 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 1640.48 亿，其中清华大学 310.72 亿，浙江大学 216.2 亿，其他学校也都在 100 亿以上。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预算的情况如何呢？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 F 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 8 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约相当于 39 所广东F学院。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 84% 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

毫不夸张， 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并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链条之上。 尽管高校承担的不同功能，客观上允许大学的适当分层，但社会对二本及其他普通大学的成见和漠然，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事情的真相是， 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纳的年轻人，因为和中国大地的紧密联系，加上数量特别庞大，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

就业形势好时，他们往往会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乡的基层，成为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就业形势低迷时，他们往往成为市场化自主择业境况下，最为迷惑和挣扎的一群人，大学生农民工化，重复父辈的路径，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无论何种情况，他们都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成为影响现实的势能，波及万千家庭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本学生的原因，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而我作为教师，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就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直觉感知。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所描述的困境，从我熟悉的二本学生进入，但并不仅仅指向他们，而是指向所有的年轻群体。年轻人上升通道的日渐逼仄，实际上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铺开后，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美国底层青年的挣扎命运、日本早已出现低欲望人群、印度青年的就业之难触目惊心，而我所描述的群体，不过是这一全球共同困境中，作为一个中国教师，来自个人视角的一种有限表达和审视。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也仿佛呈现出越来越不确定的一面，但所有人依然共处同一星球的事实，必然给这个共同体提供最大的确定性：那就是年轻人依然是这个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出路，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如何扫除他们前行通道的障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当我们的孩子内卷到为了一个编制，而不得不蜷缩青春的躯体时，当他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放弃内心的梦想进入无声厮杀时，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穿越信息的泡沫，穿越成功学和功利主义的喧嚣，穿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让年轻人活在一个更公平、宽容、友好而自在的环境，不仅是他们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我最朴实的想法，无非希望当下和我一样起点的年轻人，能够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坚信明天丰富的多种可能。

谢谢大家，感谢与大家的相遇。

2. 腾讯宣布再投5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你如何解读这件事

腾讯昨天深夜公布财报后，突然宣布斥资500亿元助力共同繁荣。这条新闻登上了今天搜索量最高的新闻榜首。对于腾讯来说，500亿元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二季度财报显示，本季度调整后净利润仅超过300亿元，500亿元相当于完全抹去几个月的利润。如此大笔的捐款，腾讯的举动是什么？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为腾讯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其带来的长远利益是无法估量的。

腾讯财报披露，2021年上半年，来自游戏的收入为866亿，占总收入的31.65%。然而，仅仅因为《王者荣耀》的游戏，就遭到了中央媒体的诟病。此时，花钱“玩科技向善，助力社会普惠领域”也算是对此前负面新闻的回应和补救。毕竟互联网巨头的社会责任感尤为重要，而凭借腾讯的数字化技术和平台优势，无论是践行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新，还是助力共同繁荣，都是天生的优势。但在乡村振兴、低收入群体增收、完善的初级医疗体系、教育均衡发展等诸多领域，它确实开花了。 500亿又成了一个小数字。实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3. 请问QQ腾讯公司在哪里 有地址吗

腾讯公司总部在深圳，不过他它哪个事业部在哪里就不太清楚了。你可以直接向QQ客服电话咨询一下。

4. 腾讯idc是哪个事业部

腾讯数据中心与中国电信的联合事业部。腾讯idc是由腾讯公司整合深圳数据中心项目，加快业务发展的需求，腾讯idc是指腾讯数据中心与中国电信的联合事业部，目的是为了共同为5G爆发做提前准备，把整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体系建设起来。

5. 腾讯ssv全称

腾讯对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
ssv是可持续价值战略，说白了就是公益活动呗，腾讯做一下包装，即能体现逼格，又能树立正面形象，当然，当前腾讯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应该是荼毒青少年的游戏厂商，拿出真金白银搞公益，估计也是在改善口碑。

6. 如何查看2021年腾讯配捐

摘要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记者从腾讯获悉，从2022年1月1日开始，腾讯员工参与的公益行为——不管是参加志愿服务，还是在公益平台捐款，都将获得公司的同比配捐。这是腾讯公司为了鼓励员工投入公益活动采取的一项最新举措。

7.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阿里腾讯各出1000个亿

“共同富裕”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个词语在经济学的领域之中更是多次出现。“共同富裕”这个词语更是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来说， 社会 主义的基本性质就是“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为之奋斗的目标，所以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十分熟悉。

就在前几日，“共同富裕”这个词再次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起因就是美团的老板发了一条朋友圈而引起的。在这一条朋友圈里，美团的老板王兴对于“美团”进行了崭新的解释，并且运用了“拆字”的方式。 王兴说“美”是更好的意思，而“团”则是团结、一起的意思，所以“美团”真正的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而美团老板王兴的这样一条朋友圈，像是带起了一股潮流一样。紧随其后，好几家知名品牌公司的老板，也对自己的公司名称进行了“重新定义”。 这里面就有58同城的CEO姚劲波，并且还用上了“谐音梗”的方式来解释58同城的含义。

在姚劲波的朋友圈里，58同城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发财”，说白了也是在表达58同城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这一下子很多网友都出来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还产生了很多疑惑。前一段时间国家对于这些公司还在进行“反垄断调查”， 这怎么感觉一夜之间这些大公司也开始关注“共同富裕”了？并且还表达了坚决支持的态度。

其实这些企业关注“共同富裕”并不是突然之间的转变，就在今年4月腾讯集团就成立了“可持续 社会 价值事业部”。 将相关的内容纳入了自己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中去，同时在相关部分投资了500亿的资金，可以说是大手笔。

在8月份的时候，腾讯集团再次进行了500亿的投资。并且表达了明确的态度，这500亿的投入就是为了助力“共同富裕”。紧随其后，就在9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也宣布将会在2025年之前，在“共同富裕”方面累积注入高达1000亿元的资金。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集团企业提到的“共同富裕”，并不只是说一说罢了。

前文笔者提到了，腾讯在今年四月份启动了一个名为“可持续 社会 价值创新”的全新战略并且豪掷500亿之后，紧跟着在8月18日再次豪掷500亿人民币。 这一次腾讯启动的计划叫做“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腾讯的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其实就是通过腾讯自身的强大的 科技 能力以及本身雄厚的实力，在关于我国乡村振兴上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乡村振兴只是一个方面，对于诸如低收入人群等一类的民生问题都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提供相应的助力。

从4月到8月，这短暂的四个月时间腾讯连续投入1000亿元人民币的行为，也让无数人感受到了这一次腾讯在“共同富裕”进行的助力可以说是下定了决心。

根据相关报道，在腾讯4月份投入的500亿元人民币是用于“可持续 社会 价值创新”的有关项目。这其中包含了关于教育创新、食物能源与水、养老保障、工艺数字化以及科学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领域。 这些领域都有着非常远的前瞻性，可以说腾讯公司对于这些方面的投入就是在着眼未来。

紧随其后在8月份的5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也就是腾讯启动的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计划启动。这笔资金将会用在完善医疗救助、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资助教育以及带动低收入群体等方向。 可以看出，这些方向都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其他人“后富”，可以说腾讯这一投资就是在当下立足。

中国自古有一个说法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民生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作为腾讯这样的大企业来说，从 社会 获利自然也要反哺与 社会 ，这次俺是一家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 腾讯是一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作为一家强大的 科技 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受益于中国的发展以及 社会 的支持。

在自己强大起来之后，需要考虑的额就是“能为 社会 做点什么”。并且在“回馈 社会 ”的同时，对于腾讯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好处。 对于未来 科技 技术以及未知领域的研究 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提升自我技术能力，企业也会随之而发展的更加强大。对于中国的发展也能起到更好的助力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行为。

腾讯在“共同富裕”方面作出了自己坚定的姿态之后，阿里巴巴也不甘示弱。 就在今年9月2日的早上，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马云在浙江嘉兴进行了一番农业考察。这一幕被网友拍了下来，并且发布到了网络上面。就在很多人思考“马云考察农业”的背后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当天阿里巴巴就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根据相关信息的报道，阿里巴巴公司计划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在2025年之前将这笔雄厚的资金投入到“助力共同富裕”中去。 也就是说阿里巴巴也要在共同富裕方面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了，并且关于这方面的投资和腾讯集团的投资资金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落雨他人之后。

关于阿里巴巴豪掷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已经成立了相关的常设机构，并且在短时间内进行了相关的资金投入计划。 从这也能看出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也是在“共同富裕”的方面下定了决定，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直接将自己的“行动”展现在大众面前。

根据有关人士的解释，阿里巴巴将这一笔资金在大的方向分为了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就是关于 科技 、经济、就业以及对于困难弱势群体帮助。并且阿里巴巴还将围绕着这五个大的方向，开展一些更加细微的行动。 这一系列的行动开展并不是某一个时间段内就要完成的，而是阿里巴巴在之后长久发展中的战略核心之一。

根据阿里巴巴方面的公告，可以看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阿里巴巴集团首先会在 科技 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并且在全国范围之内对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进行数字化建设。 会在这些相对而言的地区设立 科技 人才相关的奖励计划以及相关的基金。

对于很多的尚在发展中的小企业，阿里巴巴也会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 在之后的额发展中做好行业带头的作用，对于这些小微企业的成长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促使产业激发出更大活力。这方面的而改变，让人们不禁想到了不久之前国家对于这些有“垄断行为”的企业进行了相应的制裁，再看现在的改变不禁产生了很多感慨。

还有就是在农业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促进地区之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提高就业质量、提高相对应的福利保障以及城乡一体化等方方方面面都有着相应的资金投入计划。

“先富带动后富”是改革开放时期就已经提出来的战略目标，阿里巴巴的这一系列计划措施也符合企业在现阶段需要承担的 社会 责任。 况且这些措施并不是单方面的对国家建设、 社会 民生进行助力以及扶持，从长远来看对自身的发展也是开拓了外来的道路。

关于“行业垄断”的问题，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产生了很多负面的评价。 并且这两家企业的风评也从逐渐往“人人吐槽”的方向开始发展，这一次关于“共同富裕”方面做出一系列计划，对于这两架起来也来说也许就是一个很好时机。抓住“时机”，就可以改变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的形象。

我们仔细了解了这两家企业，就“共同富裕”而做出的计划以及措施之后。 其实不难发现腾讯对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益项目的投资是自己的重点，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则是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小微企业以及劳动者这些方面。 虽然说两家企业的投资重点都各不相同，但是从整体上面来看都是在“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企业基本就是一个市场的主题，企业的每一次举措都会在市场里面引起巨大的波澜。 像阿里巴巴以及腾讯这样的企业更是和我们的鹅生活密切相关，从 社会 中获得了利益的同时也应该起到回馈 社会 的作用。

这种说法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唱高调”，因为企业对于 社会 的回馈不止能够造福人民助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些企业自身来说，更是在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如果一个企业从来不考虑共同富裕，只是在乎自身的利益，对行业进行“垄断”。 最后就会造成自己富裕起来了，但是周围的微小企业以及人民并没有，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就没有了什么发展前途。只有大环境发展的好，大环境都富裕起来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才能更好的拥有广阔的未来，不然就是“涸泽而渔”。

阿里巴巴以及腾讯这一次分别投入1000亿助力共同富裕，其实也是在行业内起到了带头作用。有着这样的表率在前，相信在之后的时间里同样有着很多企业会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 毕竟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才会让我们的行业以及市场拥有更强的活力。

8. 腾讯在衰退期是怎么做的

启动战略升级，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实行自救运动。
对腾讯而言，从1998年成立至今，已然走过24个春秋。
2021年4月，腾讯再次启动战略升级，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并宣布将为此首期投入500亿元设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对包括基础科学、教育创新、乡村振兴、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公众应急、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展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