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白居易诗歌中的女性研究
白居易的诗歌对妇女问题表现了充分的关注,对妇女苦难有一定的同情,对妻子爱怜,对妇女的美德、女性的美以及忠贞的爱情也能够进行赞扬。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并不能真正体会到妇女的悲凉处境,他的女性观也有很多落后和矛盾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维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要求、坚持“女人祸水”观和视妇女为玩物三个方面。
白居易留传下来的近三千首诗歌中,其中很多与女性有关。在他笔下,出现了贫苦的农妇、沦落的歌妓、守陵的宫女、闺中的怨妇、贵妃等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对女性问题表现了充分的关注。读其作品,就可以发现其女性观还是比较复杂的,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其封建局限性的一面。
一、居易女性观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情妇女的不幸命运,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1、关注劳动人民(贫苦农妇、女工)的贫困和苦难。
诗人从“惟歌生民病”出发,曾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和人民痛苦的讽喻诗。其中就有不少是关切农民的诗篇。他在《观刈麦》中不仅描写了为抢时间而甘冒酷热、头顶毒辣太阳尽力挥镰收割的辛勤劳作的农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还刻画了家里因交纳租税变得一无所有后只好带着孩子、挂着破竹筐到田头拾麦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更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人用直接的描写(描写了农民和贫苦农妇的痛苦)和巧妙的对比(自己的舒适与农民的贫困的对比;拾麦者与刈麦者的对比,今日的贫妇人正是昨日的刈麦者,而今日的刈麦者也许就是明日的拾麦者)表达了自己对农民(包括贫妇人)的极大同情,对繁重赋税的尖锐批评。
《缭绫》中“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的诗句,不仅告知人们缭绫这种新型高级丝织品制成的精难程度,还道出了缭绫女工工作的艰辛,也将诗人“念女工之劳”的写作意图阐释出来了。
诗人之所以对贫苦的农民、辛劳的女工会有这样的情感认识,笔者认为恐怕还是来源于诗人自己早年的贫苦和做地方官任上对下层人民生活感同身受的体验吧!他曾在左拾遗任上作《论和籴状》说:“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2、理解、同情宫女的悲惨遭遇,并设法呼吁改变她们的命运。
宫女是封建宫廷制度的产物。年轻靓丽的女子一旦被选入宫,就与宫外世界几乎隔绝了,长期被禁锢在那好似“牢笼”的深宫里。她们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幸运的,可得到皇上的宠幸。但能长期得到宠爱的又有几个呢?大多数还是只能在寂寞苦闷之中耗尽她们的青春,凄惨的度过一生。
白居易在《后宫词》中写道:“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它描写了构成鲜明对比的深夜前殿的欢乐与冷宫的凄苦,刻画出了一个宫女失宠后的凄凉心境。
他还在着名的《上阳白发人》中写了一个凄惨的上阳宫女:“┅┅红颜暗老白发新┅┅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有写得如此生动的,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富有感染力。作者在这首诗歌中通过上阳宫一个白发宫女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宫廷这种吞噬妇女青春生命的黑暗制度,对地位低下的妇女包含着极为深切的同情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②。“入时十六今六十”这位原本是“脸似芙蓉胸似玉”的良家女子,被选进宫后,即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幽闭,她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就如此白白地葬送了。幽闭的原因虽然是“已被杨妃遥侧目”,但“皆云入内便承恩”的骗局、那罪恶的宫女制度,无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他曾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3、对被损害女子也倾注了关切和同情之意。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刻画了一位色艺双全、感情丰富而又根本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市民社会下层女子──琵琶女的形象:“……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喜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她可悲的身世、凄凉的生活状况,引起了他无限的同情,更是撩拨起他“天涯沦落人”的情思,以致“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在《妇人苦》中,白居易塑造了一个“苦”妇人的形象: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几度晓妆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这位妇女为了取悦丈夫,刻意打扮,可丈夫仍然不满,这引起了她的忧虑,于是她诉说自己的种种痛苦,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从此莫相轻”。这是一个相当真实的妇女形象,是当时妇女生存状态的反映。在封建的男权制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一旦被男人抛弃,她们将陷入悲惨的境地。为得到男人的欢心,她们不得不投男性所好,按男性对女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本诗所言,妇女只能寄希望于男性的“莫相轻”以使自己有所依靠。
在《母别子》中,白居易还写了一个“破虏新册勋”的新贵抛弃妻子而“使我母子生别离”的悲剧。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妇女是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的,不知有多少妇女遭受到同样的可悲的下场。这首诗突出了母子生离死别的典型情节,又包含着作者的同情之泪。作者“新人新人听我语:洛阳无限红楼女;但愿将军重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的诗句,并未把造成悲剧的罪过归罪于“新人”,而是向“新人”提出严重的警告,从而对“将军”、那个社会提出了无声的但又是强烈的抗议③。应该说,白居易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并在诗中提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基于他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会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样的感叹和呼吁。
二、对妻子的爱怜,具有纯正高尚的夫妻观。
《赠内》诗云:“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士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千栽后,传是何如人?人生未死同,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诗人认为,夫妻斯守一生,应互敬互爱;要以历史上的模范夫妻为榜样,不应着眼于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要尽情享受相濡以沫的无限幸福。诗人的妻子虽然仅仅是一位“不读书”的女子,但是诗人却没有看不起她,而是盛赞其“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并表明自己要与其“偕老同欣欣”。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夫妻观,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具有多么巨大的进步性啊!这种互敬互爱、同甘共苦、白头偕老的高尚夫妻观,即使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同样闪耀着光辉。
另一〈〈赠内〉〉诗云:“漠漠暗苔新雨地,微微凉露欲秋天。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白居易集〉〉卷十四)夜深了,诗人仍踯躅在刚刚被雨水洗过的青苔上,沾在身上的薄露给人带来丝丝的凉意。秋天也许快到了吧?可此时的诗人却仍然远在他乡,与爱妻相隔千山万水。因此,诗人巧妙地以劝慰妻子不要太过思念、要保重身体为借口将自己心中那份对她的无限思念和真挚的关切之情表达出来了。
三、歌颂具有美德的妇女。如《蜀路石妇》:道旁一石妇,无记亦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莹。其夫有老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
在诗中他刻画了一个“为妇孝且贞”的“乡妇”形象。她在丈夫长期不归,家里公婆老且病的严重困难下,勇敢地挑起家庭的重担,尽力的调治公婆的疾病,恭顺的照料公婆的饮食起居,表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尊敬老人、奉养老人的崇高美德。
四、对杨贵妃的女性美进行了直接的赞美,也对其真挚、专一的爱情给以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赞扬,还对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寄予深切的同情。
诗人在《长恨歌》中,仅用了了了几句就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了集女性的容貌美、神态美和才艺美于一身的贵妃的形象:肤如“凝脂”;“回眸一笑”能“百媚生”;既能“缓歌”、“慢舞”,又能“凝丝竹”。这样的“尤物”真是打灯笼也难找啊!
诗人还在诗歌中极力表现和赞扬了贵妃对唐明皇真挚而专一的爱情,这主要体现在对她成仙后的描述当中。死后贵妃的魂魄居海上蓬莱仙山,当听闻“汉家天子使”来到时,“梦魂惊”之余赶忙“揽衣推枕起徘徊”,以至“云鬓半偏”“花冠不整”也顾不得就“下堂来”了。其思君心情之急迫由此可见。知道回归无望,她就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其情也坚,其情也专,令人敬佩。
诗中所描述的李、杨爱情是一场悲剧。诗人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爱情悲剧写得缠绵悱恻,特别是对他们两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那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都带给人们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感动。这些都明显流露出了作者深深的感伤和无限的同情。
尽管这样,在笔者看来,白居易的女性观未必全是进步的、人道的,他的观念中也还有许多庸俗、落后的部分,具有封建局限性。
二、白居易女性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时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
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白居易也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
“孝”在儒家伦理中无疑是最重要的。《孝经》说:“孝,文之本也。”传统中国许多道德观念和制度,都以“孝”为中心展开。对于妇女来说,她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的目的就是相夫事姑的“为妇之道”:以翁姑的是非为是非,对夫家的父母完全顺从。除“孝”外,对自己的丈夫,则要求妇女“贞”,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妇女必须为丈夫守住“贞洁”,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大力鼓吹妇女的“孝”、“贞”,“孝”与“贞”无疑是封建礼教束缚广大妇女的绳索,是屠杀她们幸福的刽子手。那些所谓“贞节牌坊”和被统治者写进正史的《列女传》,无不是以牺牲无数妇女的幸福换来的,正是妇女被戕害被荼毒的历史见证。
让我们再来看白居易的《蜀路石妇》,毫无疑问,诗人是赞成妇女“为妇孝且贞”的。《续古诗十首·戚戚复戚戚》中,他也写了一个誓为夫守节的妇女形象。在《得乙出妻,妻诉云:无失妇道。乙云:父母不悦则出,何必有过》的判文中,白居易作出了“孝养父母,有命必从;礼事舅姑,不悦则出。……姜诗出妇,盖为小暇;鲍永去妻,亦非大过。明征斯在,薄诉何为”的判决。可见,他是维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的。不可否认,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孝”、“贞”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德,然而,当“孝”和“贞”被规定为妇女应有的美德,并通过对它的表扬来强化这种美德,就使被表扬者陷入了被利用的境地。可悲的是,当整个社会都在鼓励这种美德,长期处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受礼教熏陶和束缚的妇女,就逐渐认同这种美德,并将这种美德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而严格奉行。但是这种价值取向毕竟是男性的价值标准,是男性对妇女的要求。作为男权社会的封建士大夫,一方面,白居易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妇女处境的悲惨,另一方面,他又从自己的男性立场出发,不自觉地维护着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的秩序及统治。
二、坚持“女人祸水”观
中国诗教向来重视诗歌的“美刺”功能,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用诗歌进行政治讽喻的中国诗歌的“风骚”传统。诗人们往往借古讽今,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隐含在历史批判之中。“女人祸水”便是吊古伤今的诗人们面对历史时好发的感慨之一。《诗经》云:“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经·大雅·瞻卬》)至于褒姒、妲己更是被视为“祸水”而遭千古唾骂。正因为这样,“女人祸水”成为古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白居易也未能跳出这一观念的樊篱。
他在《和〈古社〉》(《白居易集》卷二)和《古冢狐》(《白居易集》卷四)里都讲了一个妖狐幻化为美女迷惑行人的故事。在《古冢狐》的末尾,他谆谆告诫道: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却深,日增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
在《李夫人》(《白居易集》卷四)里诗人也煞费苦心地说道:……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我们再来看《长恨歌》。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④。我们姑且不论《长恨歌》主题的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白居易原本是为“惩尤物,窒乱阶”才作此诗的,也就是说,至少他在理智上也认为杨贵妃是致乱的根源。白居易在《胡旋女》中又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白居易从“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出发,以诗歌讽刺现实,他的此类诗作,是对统治者荒淫误国的讽刺和告诫。然而,从他反复强调的女色“迷”人、“惑”人、以至“丧家覆国”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总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而作者却把统治者荒淫误国的责任转嫁于女性,再由此劝诫男性从女性的诱惑中挣扎出来,这反映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和压迫。中国社会自古重视礼教,其中,男女身份地位的认同是极为明显的,男尊女卑、女性为男性附属的模式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她们必须安于自身的地位,而不能像男性一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如果某个女性利用自己的天然资源——“色”,获得了某种利益和权力,而男人又因为贪恋她的“色”而误国伤身或引起战争,女人便被指责为“祸水”,承担这一责任。而男性的责任呢?不过是得到些微讽刺罢了。作为男权社会的男性作者,白居易并没有对女性的这一悲凉处境进行反思,他在“戒艳色”、“惩尤物”的反复强调中指责女性的过失,维护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
三、视妇女(以妓女为代表)为玩物
自入仕以后,白居易与妓女声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诗集中“赠妓”、“送妓”、“悼妓”、“嘲妓”、“戏妓”类的诗便是证明。这类诗又以记载自己与妓女的游玩交往的为多。如《夜游西武丘寺八韵》、《忆杭州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忆旧游》等。
从白居易的诗可知,如当时的很多官僚一样,白居易也养有家妓。那么,这些歌舞妓的地位、命运又如何呢?
他在《酬裴令公以赠马相戏》中说:“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公垂尚书以白马见寄,光洁稳善,以诗谢之》诗云:“翩翩白马称金羁,领缀银花尾曳丝。毛色鲜明人尽爱,性灵驯善主偏知。免将妾换惭来处,试使奴牵欲上时。不蹶不惊行步稳,最宜山简醉中骑。”
两首诗都提到了“以妾换马”。从他对“以妾换马”的反复运用来看,在他的意识中,他的那些歌妓、姬妾的价值也无非就是一匹马,她们可以随时被转让或者拍卖。在《不能忘情吟并序》中,白居易写到,他有一个叫樊素的歌妓,“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这位善歌的樊素无疑曾给白居易带来很多欢乐。但在他欲“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时,樊素与“马有骆者”之籍,一在“经费”,一在“长物”,一将“放”,一将“鬻”。比之于马,歌妓处在一个多么尴尬而又悲惨的地位!如杨维桢《风月福人序》中说:“白乐天晚年归休洛中……有邓同、韦楚、元刘为唱和友,蛮、素、容、满(按:蛮、素、容、满皆为歌妓名)为乐酒具……”⑤。歌妓只不过是官僚士大夫的“乐酒具”,是他们的高级玩物,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而白居易对这些不幸的女性并没有多少同情,他也只是把她们当成玩物罢了。
如上所述,当我们重新审视白居易的妇女诗作,就可以发现,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女性的痛苦,对女性尤其是下层妇女有一定的同情,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仍具有封建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理解并同情女性的悲惨处境。
② 在白居易眼中,杨玉环是怎样的一位女子
白居易对于杨玉环的评价都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也就是那首有名的《长恨歌》。从字里行间能感觉到,虽然杨贵妃已经故去几十年了,但白居易还是把她当女神一样看,说她的样貌娇媚,肤如凝脂,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女子,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爱情,以及杨玉环之死。
在这首诗里面,白居易写出了唐玄宗的后悔,因为是他下令赐死了杨玉环。作为一个帝王,他可能身不由己,但在感情上,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他的形单影只是由自己造成的。关于杨玉环之死,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有很多人说她其实并没死,只是逃去了海外,也许这也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想象吧。
③ 古人怎么夸赞女孩子的
相信大家在从小到大的语文课中一定都读过古人不少夸赞女子的诗词歌赋。从最早的《诗经》到清朝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几千年来,对于美的事物大家都忍不住要夸赞,尤其是见到美女文人墨客们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墨水。尤其是用有韵律的诗词来夸赞女子读来文雅,有趣,又有意境。下面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古人夸赞女孩子的一些方式。
④ 后人称之“多情谁似白居易”,白居易为何爱写“情诗”
说起情诗,说起爱情,从古至今,都有才子佳人以作诗词歌赋,诉说那绕绕情思。那么多情谁似白居易,白居易为何写了那么多的情诗?
《长恨歌》叙述了玄宗与杨贵妃间的持久情爱、他们的生离死别、玄宗失去贵妃后的悲楚以及杨贵妃在仙界对玄宗的思念。它在成文不久就受到文人的欣赏、朝廷的赞誉,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长恨歌》描写了自从玄宗恩泽杨贵妃之后,两人在十三年间几乎形影不离。白居易将安史之乱的起因和过程略去不提,而是着重渲染玄宗与贵妃的生离死别以及玄宗的“朝朝暮暮情”。
⑤ 诗人如何用诗夸美女的你知道这样的诗句吗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曹植《洛神赋》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天生爱漂亮,男人欣赏美女则是本能。而只是欣赏是不够的,还得要会夸、会赞美,才能俘获芳心,因为没有人是不爱被赞美的。
看看这些夸美女的诗,你可千万别再说"农浓卖相好爹"了,学学古人夸人的诗,说不定能让你女朋友高兴很久。
或者说你正在追求某个女生,对她说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不一定。
当然,不可学元稹、白居易夸过头了也不好。如果你是男生,你希望学会这样的句子吗?如果你是女生,你喜欢听到男生用这样的句子夸你吗?你还知道哪些夸女生漂亮的诗句?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
⑥ 白居易的精神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着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分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着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1.为官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兇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2.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3.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4.过失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据说: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此处故事纯属虚传,作为词条,不应该出现此中未加考证之事。)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5.历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兇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⑦ 白居易为什么女人缘那么好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作《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脍炙人口,白居易的诗作平易近人,有“老妪能解”之说。白居易除了留下了一些忧国忧民的诗句,还有不少的情诗传世。这些诗很多与他蓄养的歌姬爱妾有关。
白居易知道这件事后,更为感慨,为此赋诗《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斌》: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推植天庭。定知玄像今春后,柳宿光中绿两枝。
⑧ 描写女性身材的“樱桃口”“小蛮腰”最初是指哪位美女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樱桃口”、“小蛮腰”这两个形容最早是用来形容妓人的。这个形容最早是出自着名的诗人白居易。
相传白居易有一位非常喜欢的女子,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个人互相爱慕,本来已经决定了要一起过下半辈子。但是谁想到白居易的母亲不喜欢这个女子,死活不同白居易娶她。
这个说法也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了,直到现在依然还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观。现在还有很多女性为了让自己的腰肢显得更加纤细迷人,每天勤于训练,努力上健身房,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好,更加有自信。
⑨ 为何要用小蛮腰来形容女子的细腰源自哪里
来源自白居易为小妾所作的诗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古人对女子的审美往往是弱柳迎风,要求女子身材精致,特别是腰细,因此很多的女孩子都会通过节食的方式来瘦身。据说古代的楚王喜欢细腰,他的后宫中的女子都争相节食,不断地瘦身,以此来获得君王的宠爱。男性的审美对女性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小蛮腰是用来形容女子腰细的词,它来自于唐朝的诗人白居易。
总的来说,自古以来,男子对理想女性的偏好,也成为了女子追求的审美标准,因为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都在追求樱桃小嘴和小蛮腰,很多的女子也想办法成为樱桃小嘴和小蛮腰。这样一味追求男子的喜爱,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是女子附属于男子的体现。而现代人则有更多的自由,一些女性依旧以男子的审美为最高标准,而一些女性则毫不在意小蛮腰或樱桃小嘴,只追求自己的审美。
⑩ 名句“天生丽质难自弃”是对谁的赞美
直到现今,很多人在夸赞一个女人美丽的时候,常常会用“天生丽质难自弃”这句话,这个话其实就是说女人长得美,是天生的,想扔掉放弃都不行,这就是这句话直面的意思。那么这句话是出自谁的笔呢,那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是白居易在写给杨玉环的那首《长恨歌》中的诗句,这篇古文直至现今也被人广为传颂,因为它真的太过于经典。
杨贵妃进宫后,唐玄宗非常疼爱她,知道她爱吃荔枝,还专门开通了一条通路不远万里,加急马力去为杨贵妃取来新鲜荔枝,但这其中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宠,杨贵妃其实并不开心,自己最爱的寿王已死。后来杨贵妃随唐玄宗流亡到了蜀中,众多官员指责说当时的战乱是因为杨玉环狐媚惑主,杨玉环便自缢在马嵬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