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有哪些黨史故事

Ⅰ 比較經典的黨史故事有哪些

1、五四運動，喚醒民眾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努力最終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5月4日下午1點左右，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大遊行，正式拉開帷幕。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學生的愛國行動，更是贏得了全社會民眾普遍的支持。上海工人很快發起了反帝愛國大罷工。

工人罷工後，就和學生一道展開各種愛國活動，散發宣傳品、上街遊行。從5月4日北京學生運動的爆發，經過6月5日「三罷」斗爭迫使6月10日曹、章、陸被免職，再到6月28日中國代表巴黎和會拒簽和約，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Ⅱ 關於黨史的紅色故事 盡量把故事講的簡短一些！

西柏坡繪制藍圖

1949年3月初，是原中央招待所所長陳心良記憶中非常忙碌的日子。他接到一個大任務，要把面積112平方米的機關大夥房，布置成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他組織同志們將一切都布置得妥妥當當，可還是遭到毛主席批評。毛主席指著會場中心掛著的自己和朱總司令的照片說：「開會不要掛我們的像，這樣不好，應該掛馬、恩、列、斯的照片。」

這時候，已經是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議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組成主席團。

七屆二中全會除了制定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方針，還作出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的重大決策；提出全國勝利後，我黨必須堅持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和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會議還規定了全國勝利以後，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使我國從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會議還特別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提出了「兩個務必」：務必在革命勝利後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七屆二中全會為新中國描繪了一幅宏偉的藍圖，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

Ⅲ 關於黨史的小故事

1、一台水力軋花機

1922年，21歲的陳毅回鄉時，做過一件至今仍被鄉親們傳為佳話的事情。當時，農村極為落後，只有一些人力驅動的前清時安裝的農業機械。以軋棉花的機子為例，需要3到5個壯勞動力輪番上陣才能驅動，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陳毅步行於羊岔河畔，看著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裡的軋花機太過笨重，費時又費力。為何不為鄉親們改裝成水力驅動？也正好將學到的知識用之於民，讓鄉親們認識到科學與知識的力量。

陳毅很快便將想法付諸實踐，經過試用，陳毅改裝的軋花機不僅省了勞動力，軋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鄉的村民都趕來「看稀奇」，面對大家的嘖嘖稱贊，陳毅格外開心。

隨後，他向留法的同學蔡和森去信，申請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之後，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組織已經同意他的請求。1923年初，陳毅離開故鄉。從此，堅定地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如今，這台水力軋花機仍然保存在陳毅生平事跡陳列館中。

2、一張摺痕照片

陳毅生平事跡陳列館珍藏著一張帶有深深摺痕的照片，這張照片是隨一封陳毅寫給父母的信一起送達的。在抗戰時期，這是殊為不易的，而它能保存到今天也體現了陳毅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崇高地位。

1943年底，陳毅留下一首《赴延安留別華中諸同志》，即趕赴延安。到達延安後，陳毅參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主席團成員、中央委員會委員。

是時，全黨全軍正在開展「整風運動」，陳毅積極投身其中，時常與毛澤東促膝談心，書信往來，向毛澤東介紹自己在「整風運動」中的收獲。毛澤東復信稱贊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

其間，陳毅因思念遠在四川的父母，將自己開展勞動的照片附信寄往。為了避免信件被日偽軍攔截，陳毅將信中「延安」二字改為「西安」，並落款為「兒仲弘敬書」。信件幾經周折，順利送達父母手中。新中國成立後，陳毅父母將這張照片贈予陳毅的侄女陳德珍。

3、 在休整中擴軍

紅一軍團突破敵人封鎖線後，來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這里休整了一天。這里是當時粵漢鐵路的必經之地，鐵路剛剛在這里開工，聚有許多來此打工的湖南農民。

他們住的是用松樹搭成的窩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們來此是因為家鄉遭受天災，原指望來此掙點工錢回去養家糊口，可工頭卻從來不發工資，遇有生災害病，工人們飽受煎熬，一些體質虛弱的人，已經奄奄一息。

紅軍看到這批湖南農民，立即救濟他們，給他們發放穀米和豬肉，並發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還給他們發了路費。在紅軍的感召下，工人們三五成群地來到部隊，紛紛要求參加革命隊伍。

一些年紀大的工人為不能參加紅軍而嘆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參加紅軍，跟著你們一道走。」他們說：「我活到這樣大的年紀，從沒有看到這樣好的隊伍，從沒有看到這樣真正為老百姓謀利益的隊伍，你們一定要成功啊！」

對於參加紅軍的新戰士，紅軍將士都親切和藹地招待他們。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工人，一下子就成為穿上軍裝的新戰士了。第二天，部隊繼續前進，隊伍人數增加了數百人。

4、坐筐過繩橋會師

1935年6月14日，中央紅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師。紅三軍團擔負中央交予的維護交通、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任務。彭德懷親自率領十一團來到維古村。

這是個依傍高山、面臨大河的村莊。河上的橋已被敵人破壞，隔河而望，紅四方面軍的隊伍正向這邊走來。雙方雖是面貌可辨，可使盡力氣喊話，對方仍是聽不清楚。

急中生智，他們互擲石頭，在石頭上纏上字條，相約在這里架設懸橋。聽說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橋，彭德懷又來到以念。這里的繩橋也受到破壞，上下兩條繩，只剩一條，河的對面就是紅四方面軍，雙方仍然沿用維古的方法，向對岸擲石頭。

十餘分鍾以後，接到這樣的一個字條：「我是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之一部到達了」，「我們是三軍團之一部，在此迎接你們。」雖然取得了聯絡，但雙方依然不能講話，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著。

就在為難之際，紅軍戰士在河岸的樹林中找到了。於是四方面軍的一個戰士坐在筐子里將筐子拴在繩子上，從河對岸慢慢地盪過來了。接下來便是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個又一個地渡過來。雙方終於會師成功。兩天後，維古的懸橋經紅軍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共同努力，終於架設成功了。

5、紅軍女戰士「接受檢查」

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到達甘肅宕昌哈達鋪。部隊進入宿營地之後，所有小販都向紅軍部隊圍攏過來。為避免買賣擁擠，各部紅軍戰士都只派出采買員去購買東西，而且買賣用現大洋。群眾覺得紅軍說話和氣，買賣又公平，這樣多的人馬一點不嘈雜，都感到有點驚奇。

在這里更有意思的是幾位漢族、回族農婦對於紅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戰士產生了興趣，她們覺得這些女戰士言語行動明明是女子，但細看她們穿著戎裝、麻鞋，又纏上綁腿，配著手槍，雄赳赳地又引起她們懷疑。

於是幾個農婦格外親熱地拉著一個女同志向他們家裡跑，因為她們對女戰士是男是女還抱一點懷疑態度，所以向女戰士「實行檢查」。

紅軍女戰士當時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嘩然一笑，然而那些「執行檢查」的農婦們則更進一步「親熱」，請那些紅色女戰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來了都請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請女客）。女同志不僅被請上炕，而且被農婦請吃了晚飯。

一般的戰士們雖然沒有農婦請吃晚飯，但各個伙食單位都買到了羊肉和白面、鹽、油，與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數月不嘗鹽油之味的情形比較起來，簡直就像「困於囚籠之鳥兒，一旦逃脫而翱翔空中一樣」。

紅軍經過短暫的休整，由此繼續向陝北行進，由於宣傳北上抗日的主張，由於秋毫無犯的紀律，沿途都受到群眾的歡迎。

Ⅳ 黨史故事有哪些

《黨史故事——周恩來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談話》：

周恩來一生，居功之偉，他是全黨工作的典範，也是團結的典範。他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這從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談話中，即可略見一斑。

第一次談話

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的斗爭，最後歡迎中央再回來。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麼辦，於是把信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看完信，帶著三個警衛，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後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共極為重大的貢獻。

第二次談話

遵義會議開過以後，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由張聞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願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麼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後來毛澤東與張國燾、與王明的斗爭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博古後來說，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中國革命確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並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一出來大家都跟著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一說話大家都贊同，都爭著去執行。

我們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一樣的地方俯拾皆是。他們之間的斗爭，他們之間的矛盾，使我們黨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正是依託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第三次談話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在十餘騎警衛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里路，於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給予了張國濤極大的尊重。因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張國燾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當時，張國燾在中共黨內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

毛澤東卻長期游離於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以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資格，跟張國燾還無法相比。張國燾當時很感動，但張國燾隨後發現，中央紅軍人數很少，而且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沒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後，最後一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裡面了，中央紅軍一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於步兵輕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就出現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事實上，一、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於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准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地下工作，後來幸虧發現了陝北根據地。到陝北一看，紅二十五軍已經把陝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燾的勢力。而陝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志丹、習仲勛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中央的指揮，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

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財政基本上已經完全破產。當然借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

還附了一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後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於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燾的指揮，那中央紅軍的前景不堪設想。徐海東同志一生受傷9次，由於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爭。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志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爭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將，地位僅次於粟裕。

到延安後，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最終沒能說服張國燾。1938年張國濤叛變出走，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了戴笠很多中共黨內的派系斗爭。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燾跑到香港，後來從香港跑到台灣，1979年12月病死於加拿大多倫多的養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