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關於科技發明的小故事
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下面是我為您整理的關於科技發明的小故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青黴菌能分泌一種物質殺死細菌，他將這種物質命名為“青黴素”，但他未能將其提純用於臨床.1929年，弗萊明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遺憾的是，這篇論文發表後一直沒有受到科學界的重視。
10年後，德國化學家恩斯特?錢恩在舊書堆里看到了弗萊明的那篇論文，於是開始做提純實驗。1940年冬，錢恩提煉出了一點點青黴素，這雖然是一個重大突破，但離臨床應用還差得很遠。
1941年，青黴素提純的接力棒傳到了澳大利亞病理學家瓦爾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國軍方的協助下，弗洛里在飛行員外出執行任務時從各國機場帶回來的泥土中分離出菌種，使青黴素的產量從每立方厘米2單位提高到了40單位。
雖然這離生產青黴素還差得很遠，但弗洛里還是非常高興。一天，弗洛里下班後在實驗室大門外的街上散步，見路邊水果店裡擺滿了西瓜，“這段時間工作進展不錯，買幾只西瓜慰勞一下同事們吧!”想著，他走進了水果店。
這家店裡的西瓜看樣子都很好，弗洛里彎下腰，伸出食指敲敲這只，敲敲那隻，然後隨手抱起幾只，交了錢後剛要走，忽然瞥見櫃台上放著一隻被擠破了的西瓜。這只西瓜雖然比別的西瓜要大一些，但有幾處瓜皮已經潰爛了，上面長了一層綠色的霉斑。
弗洛里盯著這只爛瓜看了好久，又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忽然對老闆說：“我要這一隻。”
“先生，那是我們剛選出的壞瓜，正准備扔掉呢?吃了要壞肚子的。”老闆提醒道。
“我就要這一隻。”說著，弗洛里已放下懷里的西瓜，捧著那隻爛瓜走出了水果店。
“先生，您把那幾只好瓜也抱走吧，這只爛瓜算我送你的。”老闆跟在後面喊。
“可我抱不了那麼多的瓜啊，再說，要是把這只打爛了怎麼辦?”
“那、那我把剛才的瓜錢退給您吧!”老闆舉著錢追了幾步，但弗洛里己走遠了。老闆搖了搖頭，有些不解地望著這個奇怪的顧客遠去的背影。
弗洛里捧著這只爛西瓜回到實驗室後，立即從瓜上取下一點綠霉，開始培養菌種。不久，實驗結果出來了，讓弗洛里興奮的是，從爛西瓜里得到的青黴素，竟從每立方厘米40單位一下子猛增到200單位。
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國軍方簽訂了首批青黴素生產合同。青黴素在二戰末期橫空出世，迅速扭轉了盟國的戰局。戰後，青黴素更得到了廣泛應用，拯救了數以千萬人的生命。因這項偉大發明，弗洛里和弗萊明、錢恩分享了1945年的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
當機會像一隻“爛西瓜”一樣被人扔在一邊，你若能發現它，並如獲至寶，那麼，恭喜你，你將獲得成功。
“假如設計一座橋梁，小數點錯一位可就要出大問題、犯大錯誤，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數，就是扣你把小數點放錯了地方。”1933年，在一次隨機的考測之後，區嘉煒教授這樣開導盧嘉錫，他顯然注意自己最喜歡的這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對老師的評分有點想不通。
區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學，平時挺喜歡考學生，評分也特別嚴格。這回出的考題中，有道題目特別難，全班只有盧嘉錫一個人做出來，可是因為他把答案的小數點寫錯了一位，那道題目教師只給了1/4的分數。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數點放錯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師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後，盧嘉錫思索著。
從此以後，不論是考試還是做習題，他總要千方百計地根據題意提出簡單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從而毛估一個答案的大致范圍(數量級)，如果計算的結果超出這個范圍，就趕此仔細檢查一下計算的方法和過程。這種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錯。
善於總結學習方法的盧嘉錫後來走上了獻身科學的道路。發現，從事科學研究同樣需要進行“毛估”，或者說進行科學的猜想。不過那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因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學習和掌握現成的知識要艱巨復雜得多。在形成科學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於留心揣摩他的導師、後來兩度榮獲諾貝爾獎(化學獎與和平獎)的鮑林教授的思維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時導師薩格登教授的指點和推薦下，盧嘉錫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來到當時很有名氣的結構化學家鮑林教授的身邊。毫無疑問，探索物質和微觀結構奧秘，正是這位不滿24歲就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青年學者最感興趣的問題。
結構化學是一門在分子、原子層面上研究物質的微觀結構及其與宏觀性之間相互關系的新興學科，不過當時的研究手段還處在初級階段，通常，科學家們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質的分子結構。盧嘉錫注意到，鮑林教授具有一種獨特的化學直觀能力：只要給出某種物質的化學式，他往往就能通過毛估大體上想像出這種物質的分子結構模型。鮑林所表現出來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學生欽佩，但盧嘉錫關沒有使自己僅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鮑林教授靠的是一種“毛估”，我為什麼就不能呢?在反復揣摩之後，盧嘉錫領悟到：科學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這種想像力只能產生於那些擁有扎實的基礎理論知識和豐富的科研實踐經驗、訓練有素而善於把握事物本質和內在規律的頭腦，於是，他更加勤奮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國際學術界對固氮酶“活性中心”結構問題的研究還處在朦朧狀態，當時的科學積累距離解開固氮酶晶體結構之謎還有相當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盧嘉錫在組織開展一系列實驗研究的基礎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福州模型”。它的樣子像網兜，因而又稱之為“網兜模型”(後來又發展出“孿合雙網兜”模型)。四年以後，國外才陸續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時至1992年，實際的固氮酶基本結構終於由美國人測定出來，先前各國學者所提出的種種設想都與這種實際測定的結構不盡相符。猜想與事實之間總是有些距離的，然而作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結構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盧嘉錫提出的模型，在“網兜”狀結構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質，他的“毛估”本領不能不讓人由衷嘆服!
長期的科研實踐，使盧嘉錫特別重視毛估方法的運用，他常常告誡他的學生和科研人員：“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獻身科學的人們，在立題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較合理的基本“結構模型”(通常表現為某種科學設想或假說)，這對於正確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彎路是很有意義的。但他同時提醒大家：運用“毛估”需要有個科學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否則，“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變成“瞎估”。
“三昧”，古語指事物的訣要所在。其實，無論哪種科學方法，如果只會從形式上運用它，充其量不過是一名熟練的工匠;只有那些善於從本質上把握它的人才會成為大師。
這是1895年的一天晚上，在德國某城一個科學家的家庭里發生的故事。|
物理學家倫琴(1845—1923年)啃了幾口麵包，就又回到實驗室去了。妻子貝塔立刻走出卧室，包了一些食物，怒氣沖沖地給倫琴送去。此時，倫琴正在實驗室里聚精會神地做著實驗。他把一本厚書放在相距大約兩米遠的一架熒光屏與一隻克魯斯管之間。
“你究竟還要不要吃晚飯?現在都已過深夜12點了。”貝塔到實驗室，板著臉，大聲對倫琴叫道。
“喂，親愛的，快來看，我發現了一種新的射線。你看，它能穿過兩米厚的空氣，還透過這本厚書。真是太神奇了。”倫琴看到妻子來了，立刻高興地手舞足蹈。
妻子剛進實驗室的時候，可沒有在意倫琴的實驗。聽到丈夫神秘而激動的聲音，好奇心也來了：“你再做一遍，讓我從頭看一下吧。”
“好的!”倫琴對妻子說，“不過，你得幫我一下，請拿著熒光屏，逐漸退遠去，這樣我們就可以測出射線的射程了。”
妻子照倫琴說的去做了，可是，剛走一步，只聽她突然驚叫起來：“藹—，親愛的，快來看我的手。”
“你的手怎麼啦?是不是被刺痛了?”倫琴趕緊抓住妻子的手，關切地問。
“不是的，你快看屏幕上面。”貝塔神色驚慌地大聲說。
這時，倫琴立刻看到熒光屏上清晰地顯示出貝塔手指的骨骼影像，“喔——真是奇跡，真正的奇跡。”倫琴驚喜地叫道。隨即一個新的設想在他的腦中出現了。“親愛的，你把手放到熒光屏前回去，我給你的手照一張相。”
妻子把手放在克魯克斯管附近的用黑紙包好的底片上。不一會兒，倫琴便把照片洗出來了。這是妻子的一個完整的手骨影像，連她戴在無名指上的結婚戒指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親愛的，我們可有了一項世界上了不起的發現了。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奉獻給人類的最珍貴的禮物。”50歲的倫琴揮動著照片，激動得跟孩子一般。
“對，親愛的。但是，造就這奇跡的看不見的射線究竟是什麼呢?”
“啊!這可是種神奇的射線。”倫琴喃喃自語，“稱它什麼好呢?”
“它還是未知數嘛，是X。”妻子打趣地插話道。
“對，就叫它X射線。”倫琴眉毛一揚，大著嗓門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