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禮記講述了什麼
《禮記》 - 內容介紹
它主要是對禮制、禮意的記載和論述。其中涉及秦漢以前的社會組織、生活習俗、道德規范、文物制度等情況，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學、倫理思想。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意，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准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歷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劃，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闢而深刻。據傳，《禮記》一書的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
從散文藝術方面看，《禮記》中的議論文，如《禮運》、《樂記》等篇的部分章節，雍容大雅，氣勢沛然，結構嚴整。記敘文如《玉藻》、《坊記》等篇的部分章節，文筆凝練，言簡意賅。尤其是《檀弓》、《仲尼燕居》等篇中的敘事小品，寫得生動形像、意味雋永，都是較優秀的作品。如《檀弓》中的「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曾子寢疾」等章，以簡練的文字傳達出不同的生活場面和人物心理，情景宛然，筆法多變。「孔子過泰山側」章，形容苛政猛於虎，令人怵目驚心。「齊大飢」章只80餘字，卻把黔敖的倨傲、餓者不為所屈，寫得活靈活現，其中還有服飾、神態、語氣的描繪，接近於小說。「孔子蚤作」、「晉獻文子成室」等章，還嵌以詩歌、偶語、排句，增加了文章的生動性和感情色彩。《檀弓》的不少篇幅糅合著想像的成分，而非信史，這一點前人已多有揭示。可見七十子的後學，對於師說也作了文學性的加工。
《禮記》至唐代列為「九經」之一，宋代列於「十三經」中，為士子必讀之書，對後代思想、文學都有一定的影響。主要注本有：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今存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清朱彬有《禮記訓纂》，孫希旦有《禮記集解》。
《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人都從中尋找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注釋的書很多，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們這里選錄的原文依據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經註疏》，注釋和譯文則廣泛參閱了各種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確簡明易懂。選錄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標題（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較長），原則上採用選文的首句作標題，注釋中只說明選自某篇。
《禮記》 - 思想成就
反映思想理論性的集中在《禮運》、《禮器》、《學記》、《樂記》、《大學》、《中庸》、《儒行》等篇，還有借孔子的答問而發揮儒家學說的篇章，如《曾子問》、《哀公問》、《表記》、《坊記》、《孔子閑居》、《仲尼燕居》等。在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後學的不同派別思想觀點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學派、子夏學派、曾子學派、子思學派、孟子學派、荀子學派等儒家內部的諸多派別。從中還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農家、陰陽家等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滲透於其間。由此而反映出《禮記》輯成的時代是一個對儒家各派求同存異，對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時代。《禮記》中的思想理論性內容深厚而豐富，它以禮樂為核心，涉及到政治、倫理、哲學、美學、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學說。因此，在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禮記》中所包含的思想學說的。
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學習過程五步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人的完善八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
教育教學九原則：教學相長、豫、時、孫、摩、長善救失、、啟發誘導、藏息相輔、因材施教
教學三方法：講解、問答、練習
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教師所必備：博喻
孝道思想
《禮記》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禮記》之孝道思想是豐富而全面的，既論述了孝之起源、地位與作用，孝與忠、禮、政、教的關系等宏觀理論問題，又有關於孝道本身的總體與個別義項和孝行的微觀具體論述。據此，筆者認為，《禮記》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論創造並達到其頂峰。得出這樣一種評價，就必然涉及如下問題：《禮記》之孝道思想與《孝經》是何關系？討論這一問題，首先要對兩書的時代有個討論，其次，要從對二者內容的比較中探討它們的關系。《禮記》成書於西漢，但其中各篇寫作年代不盡一致，一般認為，《大學》、《中庸》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兩篇作為論述之對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時代有定論外，《禮記》之絕大部分篇章皆為秦漢時期儒者所著，似乎亦成為定論。至於《孝經》的作者、年代，有多種說法，筆者同意為漢代儒者作品之說。由此，可以斷言，《禮記》或早於或與《孝經》為同時代之作品。從內容上看，《孝經》雷同於《禮記》之處甚多，以致梁啟超說《孝經》「書中文義皆極膚淺，置諸戴記四十九篇中，猶為下乘，雖不讀可也。」（《經籍解題及其讀法》）的確，從本文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大量可見《孝經》雷同於《禮記》之處。如：《孝經》：「以孝事君則忠。」《禮記·祭義》：「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禮記·祭義》：「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孝矣。」即使是《孝經》以五章專門論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禮記》中看到其理論源頭：「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禮記·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漢代設「三老五更」之位，以養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養之，因此說，君王之孝在於「任善不敢臣三德」。當然，不可否認，《孝經》作為一篇專門論孝的文篇，較之《禮記》雖在理論建樹上沒有多少新的創造，但在系統性上、易於傳播推廣方面，要優於《禮記》。兩者同列十三經，在歷史上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兩者的影響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孝經》不足兩千字，專題專論，加之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推廣，影響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讀到《孝經》，而《禮記》只能影響有一定儒學文化修養的讀書人。但由於《孝經》無限制地將孝道泛化，又一開始即以「經」立論，可能不屑於「形而下者謂之器」之類細微末節吧，倒使孝的好多具體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於論述。總之，由《禮記》創造，而由《孝經》系統化的孝道理論問題與孝道的普遍原則借《孝經》而得以廣泛傳播。而《禮記》中之孝行部分則得之於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規》、《女兒經》等諸多童蒙與家訓之書而予以流傳，遂長期影響中國人的家庭生活禮儀與社會交往方式，成為禮儀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不可低估《禮記》對中國孝道的形成、發展以及對中國人傳統生活方式的巨大影響。
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認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在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智勇，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這種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產生於中國的2000年前，是極為可貴的歷史資料。再次，《大學》和《中庸》、《學記》3篇分別載有許多合理的經濟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學》和《中庸》原屬《禮記》的兩篇，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將二篇單獨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間，成為青年學子入仕應考的必讀書。《大學》雲：「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這是儒家理財的經典論述，也是古代財政經濟學的寶貴遺產。《中庸》則載孔子語雲：「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