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金庸小說的愛情模式有哪些
「俠骨」與「柔情」
———金庸小說的愛情模式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在不了解內情的人看來，這幅對聯是一位書劍漂零的俠客在抒寫自己的俠骨柔情，頗有點郁達夫的「曾因酒醉鞭名馬，惟恐情多累美人」的味道，其實這是金庸用他的十四部小說名字的首字組成的，雖不能說對仗工整，倒也頗能表現金庸小說俠而情的氣概。
「情」與「理」的沖突恐怕是人類生命歷程的恆久沖突之一。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情」與「理」一直是被當作人性的兩個方面來對待的，傳統哲學圍繞著對「情」與「理」的認識及其關系問題展開了長期的爭論，形成了不同的哲學流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如果能聯系社會發展史來考察哲學發展史，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味的現象：在哲學上如果「情」能稍稍抬頭，則社會往往顯得富有生機和活力，反之則死氣沉沉。
當然，中國封建文化的根本性質決定了「理」總是要勝於「情」，這在宋代的大哲學家朱熹那裡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他說：「天理人慾，不容並立」，「天理人慾常相對」，「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我們且不評說朱熹哲學如何把中國傳統哲學徹底精緻化，把封建道德的最後一點能量都擠榨出來，從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轉向後期的標志之一，只是想藉此說明「情」與「理」、「人慾」與「天理」在傳統文化本體中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金庸小說里，「情」與「理」主要表現為人的本真生命與道德禁錮的恆久沖突，具體說來就是愛情與俗常規范的沖突。顯然，金庸小說既沒有表現出脫離中國文化實際的濫情傾向，也沒有做抑情絕欲的道德說教，而是合理地張揚了人的本真生命，對傳統的禁錮社會和人的發展的「理」進行了合理的突破，或是謳歌富有現代意識乃至恆久的價值的愛情，或是提供認識價值，使人引以為戒，把傳統的愛情賦予了濃郁的文化色彩。
從整體上看，金庸小說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過愛情描寫而為我們建構了一種攜手走天涯的人生範式，毫無疑問，這種人生範式既是對傳統的僵化、腐爛的人生範式的突破，又是一種詩意的人生，由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令狐沖與任盈盈、袁承志與溫青青、陳家洛與霍青桐等人共同構建起的這種人生範式有著恆久的激動人心的力量。在一個禁錮封閉的社會里，敢於「攜手走天涯」，本身就是對本真的生命之情的張揚，是人的感性與理性在理想狀態中一種詩意人生。在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一種融「水滸」與「紅樓」於一體的人生範式，既是植根於傳統文化深處的，又是為正統的封建觀念所不容的，因為她把傳統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內在的合理因素張揚出來，與維護封建等級秩序、道德觀念的封建政治意識形態有著尖銳的沖突，並對其發生著撞擊性的破壞作用。也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這一人生範式才對現在乃至未來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在這種攜手走天涯的人生範式之中，各人的情況又是千差萬別、無一相似的。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把金庸小說中的愛情模式分為理想型、補償型、、未來型、庸俗型、變態型、無奈型、自由型七種模式。
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是一種理想型的愛情，其純凈程度幾乎超越了愛情的基本組成要素----兩性之愛。同時，他們的愛情又是一種象徵，象徵著世俗觀念、倫理道德乃至所謂的「正人君子」們對人類最純潔、最美好愛情的扼殺，楊過、小龍女所經歷的每一次人事慘變均不與此無關。楊過身世凄苦，自幼養成了憤激而又飛揚佻達的性格，蔑視俗常規范；小龍女自幼入古墓，不審「三從」，不懂「四德」，不諳世事，不存機心，幾近老莊所謂的「嬰孩」狀態。如果嚴格地從當時的情景來考察這對「師徒」的愛情，就可以看到，這恐怕是人事間不帶絲毫世俗色彩、功利色彩的最契合人的本真生命的純潔的愛情。但當這一理論上的愛情被帶出古墓時，因有師徒之分而遭到了黃蓉、郭靖、整個武林乃至社會的拒斥，使楊過和小龍女歷經數次慘烈的分合。雖最後因二人為國拒敵立有大功而終於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但這只是良好而又虛幻的願望，最真實的還是他們遭受「迫害」的過程。
小龍女的形象使我們想起了莊子的「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神人」之愛遭受了封建道德觀念的殘酷迫害，這就不僅僅具有社會層面上的「反封建」的意義，而且是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反思了文化理想與封建政治意識形態的矛盾，為重塑民族文化本體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黃蓉與郭靖的愛情最為現實，也最為動人，但其骨子裡卻充斥著道德的欺騙，是一種補償型的愛情。
相對於上述的愛情模式，郭靖與黃蓉的愛情更具有認識價值。郭靖作為「為國為民」的大俠，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與黃蓉的愛情關繫上，卻陷入了「情」與「理」的復雜糾葛。黃、郭之愛的傳統觀念上的真實性和文化理想上的不合理性使我們產生了這樣的聯想：任你怎樣活潑輕柔、聰敏靈慧的女性也奈何不了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不論怎樣鮮嫩嬌美、天趣盎然的感性生命永遠掙脫不了僵硬冰冷、專橫殘忍的傳統理性的鐵掌，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應是一聲歷史的浩嘆。
黃、郭之愛還浸透著傳統的道德宿命意識。道德宿命意識來自於傳統文化的深處，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大致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構建和變化，一是秦漢時期，宇宙觀、認識論是這一時期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二是宋明時期，倫理本體、人性論是這一時期文化思想和政治理論的核心。宋明以降，這種倫理本體型的意識形態逐漸內化為民風民俗、思維方式及廣泛的社會心理，戲曲、通俗小說以及文言小說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倫理本體型的文化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當它內化為日常生活心理時，就不可避免地同迷信思想、果報輪回意識、消極退隱意識乃至「精神勝利法」等俗文化意識相融合，整合成道德宿命意識。
道德宿命意識是一種道德上的虛幻的承諾，在設定道德是至高無上的本體乃至宿命的前提下，告訴人們只要恪守正統的道德觀念就會獲得應有的一切，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道德宿命意識的虛幻性主要表現在其非現實性上，即使此生不諧，來世亦必可得，從而迎合了人們的懶惰、無奈人又希求精神勝利的深層心理，為普通的社會心理所接受。這種意識積淀入人們的審美心理，使之具有了真正的審美品格。
道德宿命意識具有極強的麻醉作用，牛郎、董永的故事就是極好的例證。如果牛郎被許諾得配仙女，董永被認定可娶織女，那麼他們就會永遠甘於放牛和做長工而不思覺醒，永遠不會面對現實的悲劇性。郭靖作為一個萬民敬仰的儒俠楷模，黃、郭之愛是以犧牲黃蓉為代價而對郭靖做出的虛幻的補償，這一重要的補償使郭靖的生活圓滿起來，在他為國捐軀之後，人們只能唏噓贊嘆而無所遺憾。郭靖生前有艷福，死後有哀榮，他的道德付出得到了對等的補償，人們覺得圓滿而又自然，再也不會懷疑其中的虛幻性，如果沒有這樣的補償，反而會覺得憤憤不平。多少年來，人們就是在這種虛幻的補償中沉迷，在欺人與自欺中作了自了漢。
作為書生俠客的陳家洛頗似一位古代的「人文主義者」，他雖然沒有哈姆雷特的「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式的對事物及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的思考，但他對於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選擇、對皇帝的輕信、為救周綺之子而放掉乾隆皇帝等做法已證明他試圖把傳統的文化理想施諸現實之中，這說明他還是一個純粹的書生。再加上他以獻出愛人來換取乾隆的「反正」，就構成了這樣的寓意：以文化理想來取代現實政治。當然，陳家洛作為本質上的書生在這「書」與「劍」的「恩仇」中只有失敗，但卻正是這文化理想之「書」對現實政治之「劍」的不斷的殉難式的矯正才使中國歷史不致沉落。
上面使陳家洛作為書生的強硬和永恆的一面。但他與香香公主的愛情卻屬於內弱型的愛情。他不選擇武功高強、多謀善斷並對他的事業會有幫助的部族首領霍青桐，而是愛上了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主----位柔弱純善，滿身花香但卻只能成為他事業的累贅的姑娘，他可以找出種種理由來為自己的選擇辯護，但他無法逃脫文化的限定：他對愛情的選擇表現了傳統男性文化品格中天然虛弱的一面，他試圖在內傾的和諧中來顯示自己的強大，來尋求男人的意義。
其實，最典型的恐怕還是《俠客行》中石清對愛人的選擇。石清與師妹閔柔、梅芳姑同門學藝，梅芳姑深深地愛著石清，她無論相貌、人品、武功、詩文還是女紅都比閔柔強出多多，但石清卻選擇了閔柔。梅芳姑對此大惑不解，並因此生出極大的怨恨，不惜搶走石清和閔柔的兒子作為報復。最後，機緣巧合，三人重新聚首，梅芳姑問起石清不愛自己的原因，「石清緩緩說道：『梅芳姑，你樣樣比我閔師妹強，不但比她強，比我也強，我和你在一起，自慚形穢，配不上你。」梅芳姑聽完以後，終於明白了自己不能獲得愛情，不是因為自己不好，而是因為自己太好，在後極大的悔恨中大叫一聲，自殺而死。
中國的男人是虛弱的，這是一種內在的文化的虛弱。陳家洛與石清的選擇不是他們自己的偶然選擇，而是由傳統文化的特質決定的。中國內傾型的文化----尤其是宋代以後的文化----決定了中國男人懼怕征服外在世界，包括征服女人。當一個具有人格和意志力量的女人出現在自己的面前時，中國的男人往往感到懼怕，不敢通過征服對方來顯示自己的力量，而是選取了另一條捷徑----即選擇一個比自己更卑弱的女人來襯托自己的強大。
前些年，鑒於男人的卑弱，婦女界掀起了一股「尋找男子漢」的浪潮，標出阿蘭德龍、史太龍、高倉健來，希圖按圖索驥，尋找出中國的男子漢，結果自然是無功而返。當然，她們也並非完全沒有收獲，那就是發現滿世界充斥著《圍城》中的方鴻漸，其特徵是：當太監不用作手術。
段正淳的愛情觀似乎帶有對愛情未來狀態的思考，有一定的浪漫色彩，應該屬於未來型的愛情。
未來型的愛情和理想型的愛情應該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指超越現實、民族和文化類型的愛情的終極狀態，當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時，應不受民族、地域、文化等各種歷史條件的限制，只考慮符合本真人性的愛情要求；而後者是在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愛情理想，受到民族、地域和文化的限制。然而，未來型的愛情並不是一種抽象、空洞的愛情，她是人類對愛情的超越性的渴望，是對愛情的終極狀態的思考。這種思考對於解放人們的思想，指導人們選擇進步的愛情模式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如果我們願意「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應該看到，段正淳與他的五個妻子、情人的關系並非庸俗的一夫多妻制的關系，應該說段正淳和她們之間主要是一種愛情關系。當然，這里邊並不是沒有調情和濫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蘊含著新的因素，這就是段正淳對她悶都有著真誠的愛。據小說敘述，段正淳每見到他的一個情人，就把原來的情人忘掉了，就全心全意地愛這個情人，即使為這個情人去死他也不會猶豫。在這里，段正淳已經沒有任何功利的考慮，不把愛情當作服務於現實利害的一種方式，哪怕是成全自己的道德形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愛情的審美感受之中，與現實功利絕緣。
愛情的本質是什麼？在這里我們無意去下一個完整而又周密的定義，只要捻出其核心部分就夠了，那就是對異性的美的形式的感受，一切違背這種感受的愛情都是不純粹的愛情。在這里，我們並不想否定「專一」、「忠貞」的愛情，只是想說明，那是在現實的基礎出產生的道德型的理想愛情，因為道德具有濃烈的審美特質，所以這種道德型的理想愛情自然就被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但是，必須看到，這遠不是愛情的終極狀態。
一夫一妻制的穩定的家庭觀念符不符合法律，當然符合法律；符不符合道德，當然符合道德。然而，符不符合人性呢？肯定不符合人性。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就像其他社會秩序一樣，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化對人類異化的結果，是人類要進一步改進的對象。而今天的「專一」、「忠貞」的美好愛情，其本質也是私有制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並不具有永恆性。愛情的「專一」、「忠貞」所具有的排他性，正是私有制的排他性在人的情感上的反映。
「專一」、「忠貞」道德型的理想愛情是美好的，具有豐富的現實合理性，但並不是永恆的。段正淳的愛情不一定具有現實的模仿性，但對愛情的思考卻具有深刻的未來意義。不是嗎，我們讀完《天龍八部》，並不一定討厭段正淳的「風流」，甚至還喜歡他的多情，這難道不透顯出我們人性深處的潛在的渴望嗎？
段正淳的愛情遭遇正顯示出人類情感的避仄處境。段正淳對於他的妻子和情人，應該說主要的是愛，甚至是真誠的愛，只是由於現實中的秩序、規范和制度使他不能讓每一個愛人都成為王妃，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和情人在愛情上的排他性使他無法兼有眾美，因而能把他的愛情避入了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我們不要把段正淳的愛情看成是他對女性的貪婪的佔有，他對她門的愛以及最後為她門而死的結局充分說明的他的真情與奉獻精神。段正淳不能使他的妻子和情人滿意，那並不是段正淳的過錯，而是現實的過錯，是現實對人異化的結果。反之，如果把段正淳和他的妻子、情人進行性別置換（如果現實允許），也一樣能夠說明這個問題。
段正淳的愛情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一夫多妻的庸俗的觀念，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它所以令我們感到迷惑乃至恐慌，那是由於我們被現實所禁錮，很難感受到未來的美好；然而，它又能夠深深地打動人心，這不僅在於在於它負載了對人類的愛情的未來狀態、終極狀態的富有悲劇意識的深沉的思考，更說明人性的活力是無法泯滅的，這也正是人類的希望之所在。
韋小寶的愛情是地地道道的庸俗型的愛情。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小農意識和流氓無產者意識，他出身妓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不僅沒有正統觀念和傳統美德，就連一般的是非觀念也十分稀薄，因而，做起事來就不須瞻前，亦無須顧後，確實有點「無所畏懼」。所以，想從韋小寶的身上挖掘出什麼高尚的愛情來，那是痴心妄想。他的女性、婚姻、愛情觀大概是世界上最「實際」的，在他看來，婦女＝妓女，愛情＝佔有，結婚＝生殖。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什麼倫理、道德、崇高、尊嚴，一掃而光，連赫赫皇宮都被他誤認為是妓院（文化實質上確是如此），難道還能希望韋小寶看到什麼庄嚴和神聖的事情嗎？
當然，韋小寶的流氓無產者意識確實解構了某些僵固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是他在解構負面價值的同時更多地解構了正面價值。用現在的話說，大概屬於「建設不足，破壞有餘」的一類。對此，數十年來的歷史和現實恐怕不只是令我們心有餘悸，恐怕還要繼續發悸。然而，金庸小說在探索國民性時對這一充滿流氓意識的女性觀和其行為方式進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關於這一點，縱觀新時期小說，都似乎沒有完全達到這一高度。
李莫愁和康敏的愛情是屬於變態型的。說其變態，僅僅是指其心理的變態，具體的表現就是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的破壞欲，而這種心理的變態正是由其文化底蘊所必然導致的。李莫愁的變態的愛情觀實際上反映了不為我所有便要毀滅的狹隘的小農意識，這種小農意識具體表現為極度的妒忌心理。在李莫愁那裡，沒有平等的觀念，只有為所欲為的佔有，沒有對別人的尊重，只有對別人的強制。當然，李莫愁試圖用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來解決感情問題，結果自然是玩火自焚。「問世間，情是何物？」當李莫愁唱著這首歌，在烈火中婉轉而死的時候，她對愛情的追詢從反面深深地震撼了我們的心。
康敏的愛情觀更是大有意味。康敏實際上把愛情政治化，把一切居為己有，要做愛情霸主、愛情的獨裁者，這與李莫愁的愛情如出一轍。她為得不到蕭峰的青睞而耿耿於懷，更為段正淳的「負心」而懷恨在心，因此，她報復蕭峰，毀滅段正淳。康敏要做男人世界和感情世界裡的女皇，正是現實社會中的皇權思想在人的情感世界裡的反映。
這種愛情的文化底蘊是小農意識，其實質是佔有，導致心理變態的中介是嫉妒，結果是毀滅別人，更毀滅自己。我們從中更應該看到的是，在封建集權制的社會中，人們的感性世界與理性世界是多麼的契合、統一。
張無忌的愛情屬於無奈型。說其無奈，是指他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往往在無可奈何中做出被動的選擇，不僅愛情如此，他的整個人生都是如此。張無忌是個平民英雄，他盡管作出了驚天動地英雄業績，但他骨子裡還是平民，所以他註定當不了皇帝。張無忌的形象大有意味：沒有自己的明確、固定、堅定的主張，盡管可能作出英雄業績，但卻難以成就自己的事業。
在愛情選擇上，張無忌也顯示出突出的平民色彩，那就是敬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張無忌那裡，這個「父母」和「媒妁」就是命運。不能說張無忌沒有愛情，不能說他沒有「抗爭」，但他總是在沒有別的辦法的情況下被動地接受愛情，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命運的逆來順受的奴隸。可以說，張無忌的形象在某些方面集中了平民百姓的特點。
令狐沖是金庸小說中較為著名的人物，他之所以得到了許多人的喜愛，就是因為他超越了江湖意識，上升到了「自我」的高度，能夠真正地不受江湖羈絆，能夠真正地笑傲江湖。令狐沖是一個「瀟灑」俠客，他看似沒有蕭峰那樣的重大使命，也沒有郭靖那樣的生活目的，沒有楊過那樣的慘烈的經歷，又沒有張無忌那樣的責任心，他似乎什麼都可以干，又什麼都可以不幹，實際上他有自己的大使命在，有自己的大悲苦在。當然，使得那些「輕薄之徒」艷羨不已的，也許還是於他可以在女人堆里廝混，最後還能得以歸老溫柔之鄉，享盡天年，但這些，都是「現象」的東西。
鑒於上面的論述，我們把令狐沖與任盈盈的愛情歸為自由型。令狐沖與任盈盈不受正、邪觀念的拘囿，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惡來選擇伴侶，有點現代的「自由」的的味道，但取得這種自由的代價，卻是無比巨大的！
噫吁嘻！誠如古人所說，「紅衣脫盡芳心苦」。金庸小說中的愛情描寫以其絢爛的形式使億萬讀者痴迷，然而，愛其「紅衣」者甚眾，得其苦心者幾希。也許，只有「脫盡」這絢爛的「紅衣」，才可見其良苦之用心！
清末民初小說批評家管達如說：「英雄、兒女、鬼神為中國小說三大要素。」「武」與「俠」屬於「英雄」的范疇，「情」與「理」屬於「兒女」的范疇，金庸小說藉助傳統小說要素來充分闡揚了傳統文化，營造了一個完整的文化世界，把傳統引向了現實。這里並不是希求重建一個充滿著「俠骨」與「柔情」的世界，只希望能在「俠骨」與「柔情」的澆鑄中，我們的民族生活得更加堅強一些、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