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大部分中國人的幸福指數是多少這個數字怎麼計算出來的
現代人越來越關注幸福感，許久不見的老朋友，見面後問的常常就是：這些年過得幸福嗎？我們都希望獲得幸福，然而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一個創業的人，事業有成就覺得幸福；學者認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體沒大病、不孤獨，就覺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門生活的藝術，也是一門學問。
什麼是幸福
8月2日，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博士後邢占軍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訴記者，幸福感是一種積極向上的體驗，可以通過心理測量來把握。
邢占軍說，幸福感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把握。首先是滿意感：個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滿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無憂。其次是快樂感：許多事情都能帶給人快樂，一句心理學上的諺語這樣說道：如果你想快樂一小時，打個盹；如果你想快樂一天，去釣魚；如果你想快樂一個月，去結婚；如果你想快樂一生，幫助別人。而幸福感的較高表現是價值感，它是在滿意感與快樂感同時具備的基礎上，增加了個人發展的因素，比如目標價值、成長進步等，從而使個人潛能得到發揮。真正意義上的幸福感，與西方的享樂主義不同，享樂只追求享樂的過程，缺少更有價值的目標。
一個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強還是弱，可以通過科學的測量來加以考察。例如邢占軍提供的《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就從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社會信心體驗、成長進步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人際適應體驗、家庭氛圍體驗10個方面對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軍做過一個關於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調查，結果發現，在所調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強，35—45歲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為這部分人群處於社會各個領域的最前沿，相對於老年人和青年人來說，他們的工作壓力最大，是各種變動的直接沖擊對象。在家庭中，他們是頂樑柱。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數下降。
不同職業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樣。邢占軍調查了8個群體後發現，幸福感最強的是國家幹部，其次是知識分子和新興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外企管理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農民和國企管理者，接下來是大學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貧困群體。在這項調查中，國有企業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較出人意料的。邢占軍說，這裡面有社會原因。他舉了一個例子：某專門製造大型機械的國企近期進行了改革，45歲的大李跟其他許多中層管理者一樣，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幹部待遇，收入與部門整體收益掛鉤。結果由於市場等因素的影響，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時還不如一線的職工掙得多，這使他很尷尬，對社會的發展趨勢出現了懷疑，更談不上幸福了。
研究還發現，每個人衡量幸福感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別人都覺得一個人應該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覺得。有一位40多歲的職業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財務，收入可觀，愛人事業有成，孩子即將上大學，周圍的人都很羨慕她。但她覺得並不幸福。原來，她總愛防範別人，也沒有知心朋友，生活沒有目標，整天感覺不舒服。邢占軍說，外人看她什麼都有，應該很幸福，但這位女性看重的卻是人際關系和價值實現，這說明每個人衡量幸福感的標准存在巨大差異。有的時候，如果我們沒有感到幸福，就應該反思一下目前的狀況，這有利於重新認識自己，發現幸福。
財富和幸福沒有太大關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對中國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漢、西安、成都進行了幸福指數測試。測試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數從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但在同一城市裡，富人比窮人幸福。經濟更為發達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主要是因為財富對幸福的影響是相對的：只有可以進行直接的比較時，富裕的一方才會表現出更強的幸福感。這說明，幸福與財富的確有關聯，但是相關程度比人們想像的要小得多。
這樣的調查結果與我們的生活經驗是相符的。回想小時候的無憂無慮，再看看現在城市裡快節奏的生活，雖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娛樂的東西也多了，但我們並不覺得比小時候幸福。這與當前人們的生活壓力大、慾望過度擴張、身心失衡有密切關系。
學會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軍說，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懷著真誠的心，熱愛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實際的目標和期望標准。人活著要有目標，目標要高於現實，但又不可過高。能夠激勵自己，而不構成巨大壓力的生活目標才是合適的。最後，要有平和的心態，要能正確對待挫折、正確對待他人。現代社會流動性大，人們的發展目標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對此要平心靜氣地看待，把握好現在，不必去忌妒別人。
對一些社會問題，我們也要平和地看待。對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腐敗、污染等，要理性對待，要認清這些問題是伴隨著社會發展而來的，也需要靠社會發展來解決。邢占軍說：「這樣，心態才會好，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才會覺得亮堂，生活才會充滿陽光，充滿幸福。」
㈡ 國民幸福總值是如何衡量的
幸福是人們對生活滿意程度的一種主觀感受。「國民幸福指數」是衡量民眾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
「幸福指數」概念是20級世紀70年代，不丹國王提出並實施「幸福計劃」，在不同的時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國民幸福目標，使人生基本問題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在這個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南亞小國，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國民生產總值（GDP）是衡量國富的標准， GDP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質量；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社會成本；不能從本質上衡量社會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很多情況下，GDP的增長可能隱藏了人們的福利下降，因為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情很難被體現在一個數字之中。GDP增長模式不能反映社會財富的總積累，也不利於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國民幸福指數」（GNH）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標准，是社會運行狀況和民眾生活狀態的「晴雨表」，是社會發展和民心向背的「風向標」。
近年來，發達國家也開始進行國民幸福指數研究, 「快樂經濟學」的研究方興未艾，發展迅速。快樂經濟學在整體主義價值觀與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支持下融合了行為學、社會學、實驗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知識，逐漸成為「直面生活現象」的經濟學，進而創設了不同模式的國民幸福指數。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稱之「幸福指數」，英國則稱之「國民發展指數」(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簡稱MDP)，日本的「國民生活快樂指數」更強調文化方面的因素（Gross National Cool簡稱GNC），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簡稱GNH）的研究。總之，普遍認為：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國民幸福指數」與「國民生產總值」相比，國民生產總值與國民幸福指數之間不是互相對立的。發展經濟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增加幸福感，但人們的幸福感是相對的，國民幸福指數與國民生產總值並不一定同步增長。對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國民幸福指數比國民生產總值更要重要。
2005年，我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提交了《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建議我國從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建構我國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以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成為政績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國民幸福指數的一種計算方法是：
國民幸福指數＝收入的遞增/吉尼系數×失業率×通貨膨脹
這個公式中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測量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標。
收入的增長與幸福指數的關系並不總是成正比關系的。經濟學家黃有光在其《東亞快樂鴻溝》一文中提出的「幸福鴻溝」概念，就指出：「總體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度更為緊密，但盡管如此，在影響個人快樂的所有變數當中，收入決定快樂的比重仍不超過2%」，「多個研究表明，社會的進步程度在一個國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價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還很低的時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過那個水平，這種互連性就會消失。」
2002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前景理論」新方向，特地介紹奚愷元創立的「幸福學」。這個理論提出：吉尼系數所體現的社會比較，基尼系數加大，因為財富增加者為少數人，會使得效用遞減，多數人對於財富的兩極分化更敏感。從社會所有人的幸福著想，應該是把吉尼系數的倒數作為社會幸福指數的組成。社會發展中絕對財富的鴻溝無法填平，但關注弱勢群體，則是花費最小的代價增加全社會的幸福感，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應成為社會全體成員的追求。
國民幸福指數的一種計算方法是：因為在國民幸福指數核算體系中，生產總值指數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數。為得到完整的國民幸福指數核算指數體系，就要求得生產總值指數、社會健康指數、社會福利指數、社會文明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根據這些指數可以得出如下的國民幸福指數核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