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住房影響國民幸福指數

A. 當前，有關幸福指數的研究進展是什麼樣的

全球"幸福指數"排名

英國「新經濟基金」組織近日公布了2009年度《幸福星球報告》，哥斯大黎加榮膺世界最幸福、最環保的國家。中國內地排名第20位，中國香港則位列第84位，美國排在114位，幸福指數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 前10名國家中有9個來自拉美。其中哥斯大黎加高居榜首，人民對生活滿意度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滿意)，幸福指數則有76.1分，遠遠拋離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內唯一的非拉美國家。
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狀況比上世紀60年代還惡劣，因為雖然預期壽命和幸福感增加了，但幅度遠不及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的增幅。其中美國、中國內地及印度整體評分均遜於20年前。但相對污染度高達9.4分、排第114位的美國，中國內地污染度只有2.1分，故能躋身前20名。香港居民預期壽命達81.9歲，滿意度也有7.2分，污染度卻有5.7分，因此只排在第84位。 辛巴威由於預期壽命及滿意度均低於其他發展中或發達國家，故位列榜尾。
什麼是幸福
"新經濟基金"成員馬克斯說，"幸福星球指數"有助推動大國觀念轉變，發達國家政府應放棄將幸福感與不考慮環境代價的宏觀經濟數字聯系一起的做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在"長久、幸福和有意義"的生活和福利上。
幸福標准
報告對全球143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幸福星球指數"的排名，衡量標準是根據各地公民的預期壽命、對生活的滿意度計算，但也考慮各地人均消耗資源量。對環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較前的幾乎都是中小型國家。

部分排名
排名 國家/地區 幸福指數
1 哥斯大黎加 76.1
2 多米尼加 71.8
5 越南 66.5
20 中國內地 57.1
49 新加坡 48.2
68 韓國 44.4
75 日本 43.3
84 中國香港 41.6
108 俄羅斯 34.5
114 美國 30.7
143 辛巴威 16.6
經合組織最新發布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華爾街日報》、《日本經濟新聞》2011年5月25日消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日前對該組織的34個成員國進行了11個大類的綜合指標調查，分別做出了新的排名。澳大利亞的綜合排名第一，被認為是最適宜生活的地方，民眾幸福感第一；北歐國家的整體排名靠前。
澳大利亞幸福指數最高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這項調查涉及健康、犯罪、教育、住房、政府管理、居民財產、環境和物價等11個指標。全部指標綜合排名中，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分列前三甲，被認為是最適宜生活的三個國家，國民幸福指數最高。
調查顯示，75%的澳大利亞人對他們的生活感到滿意，這個比例遠遠高於所有34個國家的平均數59%。此外，盡管澳大利亞面臨房價飆升、通貨膨脹、經濟低靡，但83%的民眾對澳大利亞經濟前景看好。
與此同時，北歐國家的整體排名靠前。僅就「對生活感到幸福」這一項指數而言，90%的丹麥民眾對生活感到滿意，86%的芬蘭民眾對生活滿意，挪威、瑞士都排在前五。韓國只有36%，東歐國家更低。
盧森堡民眾最有錢
在居民財富方面，34個國家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為1.3725萬英鎊(14.5萬人民幣)。其中，盧森堡人全年可支配收入達1.6758萬英鎊(17.7萬人民幣)，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國、瑞士、比利時和英國。
瑞士、澳大利亞民眾最健康
在居民健康指標方面，瑞士和澳大利亞最被認為是最健康的國家。而英國兒童肥胖率世界最高，因肥胖引發的死亡事件也日益增多。2000年，英國65歲以下民眾中有88人死於肥胖引發的疾病；而2009年這一數字飆升至190人。
日本人感覺「不幸福」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狀況、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方面的得分均超過平均數，但日本民眾普遍自我感覺「不幸福」，僅40%的民眾對生活滿意。
調查發現，日本失業率極低，在15-64歲民眾中，70%的人都有穩定收入來源，而34個國家的平均數只有65%。日本人經常抱怨工作時間太長，他們平均一年工作1714個小時，但34國的平均數卻達1739個小時。日本人平均預期壽命為82.7歲，為34個國家中最高。[1]
幸福感指數測試工具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發布一項名為「幸福指數」的在線測試工具，普通民眾可以根據個人關注度對物質條件和生活質量等11個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然後得出的指數可以用來衡量民眾對生活的滿意度，並在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之間進行比較。
「幸福指數」涉及的11個因素為：收入、就業、住房、教育、環境、衛生、健康、社區生活、機構管理、安全、工作與家庭關系以及對生活條件的整體滿意度。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介紹這一指數時說，這個測算工具可謂一項「創舉」，專家花了10年時間研究才取得這一成果，但指標還需進一步完善。物價也影響著幸福指數。
古里亞說，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外創立一套衡量生活滿意度的指標並不是經合組織首創，很多國家也在致力於這項工作。不過，經合組織公布的「幸福指數」匯總了34個成員國的數據，國際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點在於，每個人可以根據對生活不同內容的不同側重得出個體生活滿意度的數據，而個體的選擇匯聚起來則可以體現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整體生活質量。
據介紹，讓政府在GDP指標之外同時參考幸福指數來制定公共政策是這個工具的終極目的。古里亞說，希望通過這一指標來試探各國反響，各國政府也可從中了解到民眾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為有的放矢。
但也有專家表示，「量化幸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在擁有不同國情的各個國家之間比較。
經合組織專家表示，這個工具還將進一步完善。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更多指標納入考慮范圍，而且比較對象也可能擴大到經合組織夥伴國——— 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和南非。[2]

B. 幸福感指數的測量

一、明確幸福指數的確切含義
在考察民眾的幸福指數時，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讓人們對自己的主觀幸福狀況做出直接的評價。這種思路和作法，對考察個體幸福體驗可能有一定的意義，但對於揭示隱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心理現象則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因為，幸福體驗的個體特徵決定了不同個體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義，幸福體驗的文化差異特徵則決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體的幸福感含義也不盡相同。在歧義叢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數，也就失去了對幸福感進行描述和比較研究的基礎，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現實價值。國外早期的幸福指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對這一「陷阱」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他們寧可將幸福感界定為滿意感，以確保幸福指數研究的可操作性。於是，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生活領域滿意感（例如，經濟狀況、工作狀況、家庭生活、社會交往、休閑活動、居住環境等）成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標。這種研究思路明顯受到了上世紀中期風頭正勁的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對幸福感的考察被置於個體對自身生活需求滿足程度的認知評價基礎之上。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個多世紀的幸福指數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者試圖從情感體驗來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於快樂感。由於情感因素較多地與心理健康聯系在一起，因而這一研究取向也被賦予了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還有一些研究者則將視野投向了個體潛能的發揮與價值實現，他們將個體的自我實現程度作為衡量人們幸福感的核心內容，自主、環境駕御、個人成長、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與個人價值密切相關的要素成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們看來，價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總起來看，不同的研究取向從特定的側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徵，但也都存在著各自的缺憾，這一點已經被國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識到，因此出現對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我們認為，幸福指數研究首先應當超越「幸福」這個概念，從研究淵源和研究目的出發，可以將幸福指數視為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在主觀生活質量的層面上，我們對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體驗論幸福感的含義可以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來加以理解。從形式方面講，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這種體驗並不是某種轉瞬即逝的情緒狀態，而是基於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反省而獲得的某種切實的、比較穩定的正向心理感受。從內容來講，幸福感是人們所體驗到的一種積極的存在狀態。這種體驗到的存在狀態，不僅受到個體所處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而且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徵。幸福感是一種個體的心理體驗，但幸福指數反映的則是一種社會事實，或者說社會現象，它體現的是一般民眾或特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時期主觀生活質量的變化程度。按照這樣一種研究思路，我們採取邏輯分析與因素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通過訪談與問卷調查編制了適合當前我國民眾幸福體驗的測量工具及評價指標體系，這個評價體系包含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成長發展體驗、社會信心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人際適應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家庭氛圍體驗等維度。每個維度可以根據一定的准則賦值，在此基礎上加和匯總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時段民眾幸福感水平的分數。如果我們以某一年對民眾幸福體驗抽樣調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數作為基點值，將其它年份抽樣調查的平均分數與之相比，就可以得到體現民眾主觀生活質量變化程度的幸福指數。
二、幸福指數在政策上的內涵與意義
幸福體驗能否成為一種切實的政策目標，關鍵在於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民眾的幸福體驗。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們曾經提出了一種幸福感的人格決定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人們的幸福感比較穩定地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例如，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經質這兩種人格特質對幸福感影響極大，外向性格與積極情感呈顯著正相關，而神經質則與消極情感相關顯著。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麼民眾的幸福感則很大程度上由個體的人格決定，政策干預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對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時卻發現，國家或地區的富裕程度與民眾的幸福感水平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大致在0.60-0.70之間。盡管這一研究結果並不能推斷人們的收入和所擁有的財富決定著他們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啟發我們：一個國家能夠為民眾提供的生存與發展條件與該國民眾的幸福體驗息息相關。而民眾所具有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恰恰是政策可以關注並能夠發揮作用的。在我們這樣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政策選擇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項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必然把為民眾謀幸福、為民眾提供盡可能優越的生存與發展條件作為社會發展所遵循的價值標准。當前，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都集中體現了政策制定中所堅持的這種價值取向。
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首先，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指標。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為根本的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民眾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了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從這個標准來看，以往將GDP這類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發展的核心指標的做法顯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社會政策選擇上的舍本求末，這也正是人們試圖對這一指標加以修正或補充的原因。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是一種高度人性化的指標，恰恰可以彌補GDP指標的不足，用以衡量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其次，幸福指數是監測一個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指標。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一定要在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之間取得某種平衡，這一點在20世紀中期就已經引起了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的關注。按照生活質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質量本質上就是一種主觀體驗。作為現代化的後發國家，我們應當很好地吸取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發展。再次，幸福指數是社會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在我國，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檢驗我們各項政策的標准只能是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人民群眾的切身感受是我們制定和調整各項政策的依據。尤其是當前我國社會仍然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期，我們應當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民眾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充分考慮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眾幸福度的協調與統一。
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政策選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會圖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各盡其能」可以理解為民眾潛能的充分發揮，「各得其所」可以理解為民眾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滿足。如果按照我國的文化傳統，將「和諧相處」也理解為民眾的一種基本需求，這就意味著在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中，民眾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滿足，民眾可以通過自身潛能的充分發揮而使個人得到全面的發展。依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幸福感體現的是民眾對自身所具備的生存與發展條件的一種積極的體驗。從這個角度講，幸福指數的內在含義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又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三、要避免對幸福指數的理解誤區
從當前部分人對幸福指數的理解來看，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還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應當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應當避免將幸福指數與GDP視為非此即彼的關系。幸福指數並不一概排斥GDP。盡管幸福指數的倡導者們在提出幸福指數這個指標時是以GDP指標為靶子的，但認為幸福指數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卻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別是人均GDP，盡管存在著諸多缺憾，但仍然被認為是體現國民經濟增長狀況的重要指標，而且還往往被作為體現民眾客觀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沒有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為基礎，也就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國外有研究者發現，在過去的40多年裡，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加速增長的趨勢，但美國民眾的幸福感卻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有人藉此便斷言，收入和財富對幸福感沒有影響。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理解：在民眾的需求和慾望呈上升趨勢的態勢下，正是由於國家的財富在不斷增長，才使得民眾的幸福感維持在一定的水平。西方的一些研究還表明，個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倒U型的關系，這是以西方社會較強的綜合國力以及居民較高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均收入並不太高的國度，個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與此不同的特點，我們通過對國內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居民的人均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呈現一種正向的關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提高。因此，至少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提出用幸福指數來取代GDP還為時過早。大力發展經濟、不斷積累社會財富，不斷提高民眾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是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現代化的基礎，也是提升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我們應當善於吸取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以往發展中的教訓，重視GDP又不唯GDP，將GDP和幸福指數等指標互為補充，作為考察社會進步發展的依據。這樣做，無疑會更有益於社會的良性發展並更有助於實現我們的終極目標。
其次，應當避免簡單地將幸福指數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標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數用一組指標來綜合反映民眾的主觀生活質量，從總體上看它所體現的是民眾一般的心理體驗，因而必然會受到長期的和短期的、宏觀的和微觀的、主體自身的和外部環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幸福指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主要是用於對特定社會的進步發展以及良性運行狀況進行衡量與評價。在這一點上，也體現了滿意感與幸福感的差別。由於滿意感可以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因而設定一組科學的滿意感指標體系，按照一定的原則抽取評價主體的有代表性樣本來對個體評價對象進行評價是可行的，在一定意義上滿意感指數也可以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於衡量社會進步發展的指標時，幸福指數的主要功能在於診斷，而不是用於排序；主要為了診斷政策選擇和社會運行是否存在問題，而不是為了對不同社會、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發展進步程度進行比較。因此，在我們追蹤幸福指數的變化時，主要是看我們的發展是否偏離了我們的終極目標，而不能像我們關注GDP那樣，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幸福指數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以及在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比較中位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當然，必要的比較也是需要的，例如我們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城鄉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不同群體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也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不同地區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等等。這種比較的目的在於對我們原來的發展思路與政策選擇進行評估和檢討，為現行政策的調整和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據。
再次，應當避免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並不意味著要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近代功利主義所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倫理學命題，如果試圖將它作為一種經濟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具體政策追求，則註定會演變為一種當代的烏托邦，這一宿命已經為福利經濟學家們的努力所證實。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個體的層面上實現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構建幸福學這樣一門新的學科，其目的就是要幫助人們找到實現幸福最大化的途徑。毫無疑問，這一努力是立足於個體的，其現實價值主要在於指導人們的人生實踐。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不是為了追求通過調整社會政策和促進社會進步來實現全社會幸福總量的增長，而是力求通過幸福指數來考察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狀況和變化趨勢，進而調整政策取向，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運轉。根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由於人們的需求水平會由低層次向高層次提升、人們需求的種類會不斷豐富，因而幸福指數所反映的主觀生活質量的構成要素也會出現變化。在幸福感基本結構保持穩定的前提下，一些要素可能會逐漸排除，而一些新的要素也可能會被納入，即便是保留下來的一些要素，其對於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權重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因而幸福感基本結構的穩定性是相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幸福感評價指標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
四、理解幸福關系
1、提高幸福指數：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矛盾。
從後現代經濟學的觀點看，幸福首先是價值，而不是效用。美國國民幸福指數編制者卡尼曼在價值論上主張「回到邊沁」，即從馬歇爾的效用，回到邊沁的價值，來重新理解幸福問題。抓住了問題的總根子。
效用只是一種中間價值，是實現價值的中間手段。手段與目的的背離，是工業化的典型特徵。福利經濟學把福祉建立在總效用最大化上，從根子上就偏離了價值核心。在工業社會，幸福與效用的矛盾還不明顯；但對於信息社會，這就造成了根本誤導，有錢不等於快樂，GDP不等於幸福，就是幸福與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現。
福利經濟學缺乏以價值為核心的獨立的微觀基礎，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為微觀基礎，就造成了一個思維誤區，似乎幸福問題只能在再分配領域解決，而不能在微觀領域，在初次分配中解決。黃有光就是這種思路的代表。
實際上，再分配確實是提高幸福指數的有效手段，但只有從微觀機理上徹底說明幸福，才能把宏觀經濟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把國民幸
2、不同收入階段效用與幸福關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來就產生了第二個問題。效用與幸福關系的歷史相對性問題。現有指標設計容易陷入一種誤區，用反映效用的指數，抽象地與同一種幸福尺度進行比較。
事實上，國外大量統計測算表明，不同收入階段，效用與幸福的關系不同。在解決生存需求的溫飽階段（衣食階段）和解決發展問題的小康階段（住行階段），效用與幸福的正相關關系比較明顯。而在解決自我實現需求的大同階段（國外研究中，進入門檻設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間不等），當物質需求為主轉向文化需求為主後，效用與幸福的相關性明顯減弱。
如果不充分考慮這個特點，國民幸福指數在反映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幸福水平時，就會造成混亂。建議把全國分成三類收入地區，有針對性地進行評價。對於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區，弱化有形、物質指標的權重，突出文化內容；對於貧困地區，仍要以「有錢」定「快樂」。這是基於幸福相對性的設計思路。
3、快樂與幸福的關系
從後現代經濟學角度看，幸福指數設計上可能出現的第二個重大誤區，就是把個人快樂與社會幸福對立起來，至少是忽視個人快樂的微觀測度。
後現代經濟學理解的個人快樂，並不是從心理現象角度立論，而是從微觀現象角度立論。社會幸福不光是個人快樂的總量累加（這一點不同於卡尼曼的觀點），而是通過個人快樂這種微觀機制，在制度作用下達到社會幸福這種宏觀效果。這是以人為本的必然要求。
在現代性條件下一說個人快樂，一是把它不正當地與物質慾望滿足聯系在一起。這是不正確的。個人快樂在信息社會條件下，可以超越物質慾望，而與感性的文化需求聯系在一起。二是把它與眼前利益聯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對立起來。
做一個簡單的推論就可以看出，以人為本，當它從現代性指向後現代性時，從解決工業化條件下的溫飽和小康到解決信息社會條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時，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為本，從具體個人的現實需求出發，彌合由人的異化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
反過來說，如果幸福指數設計的指導思想，還僅僅停留在工業化時代「人人忍受痛苦，社會才能幸福」的結論里，這樣的國民幸福指數和目標狀態，在全球化。 美國的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幸福方程式：效用/慾望=幸福指數。
慾望是一種缺乏的感覺與求得滿足的願望，它分為五種層次，從下至上：第一個層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個層次是安全需要，第三個層次是歸屬和愛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個層次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效用是從消費物品中所得到的滿足程度，是對慾望的滿足。
判斷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可以從答案中得到，以得數1為分界嶺。比1小就證明不幸福，等於1或者比1大就證明是幸福的。
如果我們的慾望指數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來的幸福指數就是零點幾了，那就說明我們的生活狀態不好，讓我們感覺不幸福，而不幸福的嚴重程度是根據數字來衡量的，數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慾望高，得出的得數就比1大，那就證明是個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數也是根據得數來判斷，數字越大就證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種感覺，它的大小與有無完全是一種主觀感受。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慾望是求得滿足的願望，它是由一個人的觀念來決定的，每個人的慾望因觀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層次不同，所以在同處一種環境中，幸福與不幸福就因人而異。所以，這個方程式得出來的結果也是因人而異的，也就是說，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不是客觀的分析。
如果想評判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慾望的五個層次來劃分。這五個層次，你想達到幾層，而你現在又達到了幾層，如果你想的卻還有幾層沒有達到，那你就是個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達到的已經超過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是個幸福的人。 A類指標：涉及認知范疇的生活滿意程度，包括生存狀況滿意度（如就業、收入、社會保障等），生活質量滿意度（如居住狀況、醫療狀況、教育狀況等）。
B類指標：涉及情感范疇的心態和情緒愉悅程度，包括精神緊張程度、心態等。
C類指標：指人際以及個體與社會的和諧。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發布一項名為「幸福指數」的在線測試工具，普通民眾可以根據個人關注度對物質條件和生活質量等11個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然後得出的指數可以用來衡量民眾對生活的滿意度，並在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之間進行比較。
「幸福指數」涉及的11個因素為：收入、就業、住房、教育、環境、衛生、健康、社區生活、機構管理、安全、工作與家庭關系以及對生活條件的整體滿意度。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介紹這一指數時說，這個測算工具可謂一項「創舉」，專家花了10年時間研究才取得這一成果，但指標還需進一步完善。物價也影響著幸福指數。
古里亞說，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外創立一套衡量生活滿意度的指標並不是經合組織首創，很多國家也在致力於這項工作。不過，經合組織公布的「幸福指數」匯總了34個成員國的數據，國際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點在於，每個人可以根據對生活不同內容的不同側重得出個體生活滿意度的數據，而個體的選擇匯聚起來則可以體現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整體生活質量。
據介紹，讓政府在GDP指標之外同時參考幸福指數來制定公共政策是這個工具的終極目的。古里亞說，希望通過這一指標來試探各國反響，各國政府也可從中了解到民眾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為有的放矢。
但也有專家表示，「量化幸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在擁有不同國情的各個國家之間比較。
經合組織專家表示，這個工具還將進一步完善。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更多指標納入考慮范圍，而且比較對象也可能擴大到經合組織夥伴國——— 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和南非。 擺在你面前的有5個杯子，你第一感覺會拿起哪個杯子？
A.一杯純凈的白開水
B.濃濃的美式熱咖啡
C.剛擠出來的鮮牛奶
D.剛泡的老人烏龍茶
E.熱騰騰的珍珠奶茶
解析
選A：屬於「想喝忘情水忘記一切型」，幸福指數為20%：這類型的人非常的獨立、聰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選B：屬於「歡喜冤家捶心肝型」，幸福指數為40%：這類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對方彼此卻很相愛，常常會拌嘴鬥嘴，不過心底彼此的分量還是很重的。
選C：屬於「煞到對方很甘願型」，幸福指數為55%：這類型的人很單純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歡上對方就會覺得自己超幸福。
選D：屬於「你濃我濃分不開型」，幸福指數為80%：這類型的人，幸福的定義就是跟自己最愛的小孩在一起，這種感覺很窩心，他目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還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靜的享受。
選E：屬於「只羨鴛鴦不羨仙型」，幸福指數為99%：這類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經不需要用言語溝通，兩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對方一個眼神就能了解。 達特茅斯學院布蘭奇·弗勞爾教授與英國沃里克大學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博士研究指出，額外的金錢確實能買到一點幸福。他們將非常幸福確定為3.0，比較幸福確定為2.0，不太幸福確定為1.0。每增加1美元，只能多獲得0.00000409個單位的幸福。
根據這一指數，與喪偶或離異相比，持久的婚姻價值每年10萬美元。「分手」對幸福的危害最大，緊隨其後的就是配偶去世。平均來看，二婚或者此後的婚姻都不如第一次婚姻幸福。父母離異的16歲青少年在成年之後會覺得不太幸福。

C. 2030年，房子還值錢嗎馬雲李嘉誠良心勸告，你怎麼看

對於買房，不少人的態度都不一樣。以前，由於房價變化並不大，很少有人真正去關注房價的變化以及中間的過程。畢竟到買房的時候，該買則買。但是現在，房價高漲，市場行情變化非常快，普通人想要買房，除了准備錢以外，甚至要搖號排隊等。

綜上所述，房子離這4個地方越來，未來升值的潛力就越大。這也就是李嘉誠、馬雲等巨頭為何如此看重。對此，大家有什麼看法？你們認為這4個地方未來價值怎樣？

D. 大部分中國人的幸福指數是多少這個數字怎麼計算出來的

現代人越來越關注幸福感，許久不見的老朋友，見面後問的常常就是：這些年過得幸福嗎？我們都希望獲得幸福，然而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一個創業的人，事業有成就覺得幸福；學者認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體沒大病、不孤獨，就覺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門生活的藝術，也是一門學問。

什麼是幸福

8月2日，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博士後邢占軍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訴記者，幸福感是一種積極向上的體驗，可以通過心理測量來把握。

邢占軍說，幸福感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把握。首先是滿意感：個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滿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無憂。其次是快樂感：許多事情都能帶給人快樂，一句心理學上的諺語這樣說道：如果你想快樂一小時，打個盹；如果你想快樂一天，去釣魚；如果你想快樂一個月，去結婚；如果你想快樂一生，幫助別人。而幸福感的較高表現是價值感，它是在滿意感與快樂感同時具備的基礎上，增加了個人發展的因素，比如目標價值、成長進步等，從而使個人潛能得到發揮。真正意義上的幸福感，與西方的享樂主義不同，享樂只追求享樂的過程，缺少更有價值的目標。

一個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強還是弱，可以通過科學的測量來加以考察。例如邢占軍提供的《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就從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社會信心體驗、成長進步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人際適應體驗、家庭氛圍體驗10個方面對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軍做過一個關於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調查，結果發現，在所調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強，35—45歲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為這部分人群處於社會各個領域的最前沿，相對於老年人和青年人來說，他們的工作壓力最大，是各種變動的直接沖擊對象。在家庭中，他們是頂樑柱。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數下降。

不同職業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樣。邢占軍調查了8個群體後發現，幸福感最強的是國家幹部，其次是知識分子和新興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外企管理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農民和國企管理者，接下來是大學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貧困群體。在這項調查中，國有企業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較出人意料的。邢占軍說，這裡面有社會原因。他舉了一個例子：某專門製造大型機械的國企近期進行了改革，45歲的大李跟其他許多中層管理者一樣，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幹部待遇，收入與部門整體收益掛鉤。結果由於市場等因素的影響，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時還不如一線的職工掙得多，這使他很尷尬，對社會的發展趨勢出現了懷疑，更談不上幸福了。

研究還發現，每個人衡量幸福感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別人都覺得一個人應該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覺得。有一位40多歲的職業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財務，收入可觀，愛人事業有成，孩子即將上大學，周圍的人都很羨慕她。但她覺得並不幸福。原來，她總愛防範別人，也沒有知心朋友，生活沒有目標，整天感覺不舒服。邢占軍說，外人看她什麼都有，應該很幸福，但這位女性看重的卻是人際關系和價值實現，這說明每個人衡量幸福感的標准存在巨大差異。有的時候，如果我們沒有感到幸福，就應該反思一下目前的狀況，這有利於重新認識自己，發現幸福。

財富和幸福沒有太大關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對中國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漢、西安、成都進行了幸福指數測試。測試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數從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但在同一城市裡，富人比窮人幸福。經濟更為發達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主要是因為財富對幸福的影響是相對的：只有可以進行直接的比較時，富裕的一方才會表現出更強的幸福感。這說明，幸福與財富的確有關聯，但是相關程度比人們想像的要小得多。

這樣的調查結果與我們的生活經驗是相符的。回想小時候的無憂無慮，再看看現在城市裡快節奏的生活，雖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娛樂的東西也多了，但我們並不覺得比小時候幸福。這與當前人們的生活壓力大、慾望過度擴張、身心失衡有密切關系。

學會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軍說，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懷著真誠的心，熱愛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實際的目標和期望標准。人活著要有目標，目標要高於現實，但又不可過高。能夠激勵自己，而不構成巨大壓力的生活目標才是合適的。最後，要有平和的心態，要能正確對待挫折、正確對待他人。現代社會流動性大，人們的發展目標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對此要平心靜氣地看待，把握好現在，不必去忌妒別人。

對一些社會問題，我們也要平和地看待。對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腐敗、污染等，要理性對待，要認清這些問題是伴隨著社會發展而來的，也需要靠社會發展來解決。邢占軍說：「這樣，心態才會好，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才會覺得亮堂，生活才會充滿陽光，充滿幸福。」

E. 假如房價降到3000元/平，社會會變成什麼樣

對於中國人來講，想在城市裡買一套屬於自己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可能買了房還得還幾十年的房貸，購房壓力成了每個普通年輕人身上最重的擔子，主要原因就是房價太高了，過去20年裡房價漲了十多倍。

因此，房價降到3000/平，既可以帶來好處，也會帶來許多不好的後果，對於現在還未買房的人來說可能是好處，但長遠來看，房價急劇下降帶來的後果，終究還是會落到每個人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