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幸福感指數在哪裡查看

❶ 我國人民的幸福指數是多少

2020年3月20日，是“國際幸福日”，聯合國發布了2020年《全球幸福報告》，從該報告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是5.124，在來自156個國家的調查數據排名第94位。幸福指數評分標准從所有國家的人均實際GDP、社會支持、健康預期壽命、自由度等多方面進行評選，滿分是10分。此次報告中，芬蘭依然穩居榜首的位置，幸福指數為7.809，而丹麥、瑞士、冰島緊跟其後，幸福指數都在7.5以上。

2、就業壓力大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很多生產企業為了節省成本，都在實行改革，採用先進的技術或者引起先進的設備，這樣可以大大節省人工的投入，可以節省成本，而中國每年步入社會就業的人不斷增加，尤其大學畢業生不斷增多，面對的就業壓力就非常大。

3、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大，假期少

中國人民吃苦耐勞的精神世界聞名，這是因為中國勞動者在工作時間上是很長的，很多人一個月只有兩天休息，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上班，而且平均每天的上班時間在10小時。很多人雖說是雙休的工作，但經常在加班加點，工作強度很大。這樣一年下來，中國人的假期真的少得可憐，別說出去旅遊放鬆心情了，連回老家陪伴家人的時間都少得可憐，幸福感自然高不了。

4、公共基礎設施不完善

公共基礎設施不完善也是中國人民幸福指數偏低的一個原因。在中國，每逢節假日，火車、高鐵一票難求，而自駕回家又堵成長龍，生活在城市裡，平常上下班也都是堵得多。另外，在醫療、公共環境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因此，很多人不能安居樂業，幸福指數一直無法提高。

❷ 幸福指數如何獲得啊怎樣衡量啊

幸福指數

什麼是幸福指數？幸福指數就是在某段時間內，衡量和比較人們所獲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標值。國際上目前通行的衡量的人群是國民，也就是國民幸福指數。國民幸福指數就是在某些時間段內，衡量和比較國民所獲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標。
但是如何統計全國人民的幸福指數呢，顯然，通過具體計算全國每個人獲得了多少個幸福以及每個幸福量的大小來統計全國人民的幸福指數是很困難和不現實的，為此，本人對幸福指數做了如下考量。
1，由物質財富的渴求而帶來的幸福不與考慮。因為追求物質財富的渴求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物質資源，由此造成很大的資源浪費，同時也帶來了環境的污染，而且隨著社會GDP的「進步」這種危害更會有加劇的趨勢。
2，人們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不但會能給人們帶來幸福，而且非常和諧環境，非常和諧社會，甚至非常和諧子孫萬代。所以，幸福指數我們主要考慮人們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所帶來的幸福。
3，人是時代的產品，對於全國人民而言，政府是人的所有時代因素中最大，而且最具影響力的因素。所以政府完全有能力通過投資、宣傳、鼓勵等方式做到引導人們追求高尚、和諧精神文化方面的渴求，由此實現人民和諧幸福的根本目的。比如舉辦全國性的，人民廣泛參與的體育比賽，聲樂比賽，書畫比賽，知識競賽，勞動競賽，創新競賽和道德比賽等競技活動。
4，通過組織這樣的活動，不僅能增加全國人民的幸福指數，而且還可以使人民的德智體得到全面發展，可以增加人民集體觀念，可以增加人民的向心力，可以大大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活力。
5，幸福來自於人們由渴求而獲得的滿足感。假如某企業雙方各100個人（共200人）帶著渴求來參加比賽，比賽結束時就會有100人獲得幸福或快樂，因為比賽總是會有一方勝利的渴求會被滿足的。
6，人的第一本性是求生的本性，所以，要提高全國人民的幸福指數就必須先滿足全國人民能有基本無憂的生活保障。就中國現狀而言，中國已經有充分的能力來滿足這個基本條件，剩下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分配財富的問題了。
7，因為每個幸福感的大小不容易計量和統計，所以本幸福指數只考慮幸福的多少。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把全國人民參加各種具有渴求性質的競技比賽活動的次數和人數作為考量幸福指數的重要指標是很具有科學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其科學意義就在於通過這樣的，人民有渴求的競技活動一定會給人民帶來幸福；其現實意義就在於通過這樣的活動有利於人民和諧幸福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的科學發展。因為人類的最終追求是幸福，因為人民和諧幸福的社會才是人類最終的理想社會。
之所以要強調「具有渴求性質」的競技比賽是因為幸福的唯一和直接來源是渴求，如果是不具有渴求性質的，人們想贏的「競技」比賽，那麼這樣的比賽必然是索然無味的比賽，也不會給人們帶來幸福感。
國民幸福指數可以用三種指標來衡量，第一是國民幸福總值，第二是國民幸福平均值，第三是國民幸福增加值。
國民幸福總值就是在某段時間內，國民幸福的總數。其公式是：
國民幸福總值=全年國民參加競技比賽活動次數之和/2
國民幸福總值是在某段時間內，衡量一個國家的人民所獲得和諧幸福多少的總數，就像國民生產總值一樣，其衡量時間段一般為一年。因為國與國之間的人數不一樣，所以，國民幸福總值在國與國之間是沒有可比性的，也就是說某國的幸福總值高不見得該國國民就比其他國的國民幸福。
國民幸福平均值就是在某段時間內，人均國民幸福數。其公式是：
國民幸福平均值=全年國民幸福總值/國民人數。
與國民幸福總值不同，國民幸福平均值可以衡量某段時間內，一個國家國民比另一個國家國民和諧幸福的程度，通常衡量國民幸福平均值的時間段也是一年。 一個國家是否比另一個國家幸福，比較一下國民幸福平均值就可以知道了。
國民幸福增長率就是某段時間與另一相同時間段相比，國民幸福增長的百分比。通常情況下是某年與上一年國民幸福增長率的百分比。其公式是：
國民幸福增長率=（年國民幸福總值 - 上一年國民幸福總值）/上年國民幸福總值×100%
或，國民幸福增長率=（年國民幸福平均值 - 上一年國民幸福平均值）/上年國民幸福平均值×100%
國民幸福增長率不僅可以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幸福的橫向比較，也可以作為國家幸福的縱向比較，所以，國民幸福增長率是國家幸福指數中最常用的一個指標，就像人們常用的國民生產增長率（GDP）一樣。
人類的最終追求是幸福，所以，就當前而言，最終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步的唯一重要指標是幸福指數。任何民主，自由和科學發展如果偏離了這個方向，都談不上是什麼進步，尤其是以GDP為核心的民主，自由和科學發展。

❸ 幸福指數怎麼算

幸福指數如何算？ 用公式計算出你的幸福
你的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其英文表達：H＝S＋C＋V你如果想得到幸福，應該做到：1．生活富有一些。2．擁有美滿婚姻。3．豐富你的社交生活，多與朋友在一起。4．具有信仰。
一、幸福的公式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提出了一個幸福的公式――
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
其英文的表達：H＝S＋C＋V
當代的人們更加開放地生活，我們坦言幸福，我們追求幸福。幸福在哪裡？當代心理學告訴我們，幸福也是有指數的，總幸福指數是指你的較為穩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暫時的快樂和幸福。看了一個喜劇電影，或者吃了一頓美食，這是暫時的 *** ，而幸福感是指令你感到持續幸福的、穩定的幸福感覺，她包括你對你的現實生活的總體滿意度和你對自己的生命的質量的評價，是指你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全面肯定。這個總體幸福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一個人先天的遺傳素質，二是環境事件，三是你能控制的心理力量。
二、先天遺傳怎樣影響幸福感
幸福怎麼能與先天的東西有聯系呢？一對雙生子的研究證明，一個人的心情可能受到父母的遺傳影響，如天生具有抑鬱傾向，整日悶悶不樂，其實沒有什麼壞事情來煩他們，可他們就是不快樂，對生活中消極性和陰暗面卻十分敏感，易被不好的事情所感染，甚至遇到好事也不能使他們快樂。
●中彩2200萬美元，羅斯只快樂了不到一年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講述了一個故事。羅斯是一個芝加哥郊區的中年婦女。她離婚多年了，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更有希望，她每個星期都花五美元購買當地的一種彩票。由於她平時總是處於情緒低落中，所以要靠服用一種抗抑鬱的葯物保持心情安寧。這種壞情緒是從中學時代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直持續著，只不過三年前她丈夫有外遇拋棄她之後更嚴重一些。然而奇跡發生了。羅斯贏得了她所在的州的彩票大獎，整整二千二百萬美元。她激動得差點暈過去。她辭去了洗衣工的工作，購買了有18個房間的別墅，把兩個孩子都送進了最好的私立學校。但令人驚奇的是她的幸福心情不到一年就開始惡化了，到了年底，她的抑鬱情緒重新出現了，她像以往悶悶不樂……
●財富和成功不能永葆幸福，而樂天派的情緒才是穩定的金錢竟然也買不來快樂？心理學家調查了22個平時具有抑鬱心情但曾經中過彩票大獎的人，當中獎事件過去以後，他們很快地回到了從前的抑鬱狀態，又覺得不幸福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一個天性樂觀的人，遇到暫時性創傷事件對他們的消極影響也是短暫的，不幸事件的幾個月後，他們又回到了從前的正常狀態。調查表明，即便是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如果原本是一個樂觀的人，在得病八周後，其積極的情緒會有所恢復，並戰勝了消極情緒。若干年後，他們報告的幸福感只比正常人稍低一些。看來，樂天派人的情緒是穩定的。金錢與財富的總體水平與幸福人生關系不大。調查富有國家和貧窮國家人們的主觀幸福感，賽利格曼等心理學家從各個國家抽取了1000人的樣本進行主觀幸福感的調查，發現人的幸福感與購買力的關系。（左表以美國的購買力為100計算。）
人性中對好運氣和成功具有心理適應性，當好事發生後，人們會很快地適應它，並認為這個好事是合理的，沒有什麼值得珍惜的。比如，沒有錢時，你認為有錢和富有是多麼令人幸福的事情，可當你有了錢後，你不僅不會長期覺得幸福，反而會激發了更多的慾望，希望有更多的錢。事業成功也是一樣，如果你事業成功，你會為自己定下一個更高的目標。你並不會長期地駐足於幸福，而是具有了更高的雄心。所以財富與成功都不會令人永葆幸福。不到三個月，無論是被解......>>

國民幸福指數的計算方法 國民幸福指數=收入的遞增/基尼系數×失業率×通貨膨脹這個公式中的基尼系數（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測量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標。 國民幸福指數=生產總值指數×a%+社會健康指數×b%+社會福利指數×c%+社會文明指數×d%+生態環境指數×e%。其中a，b，c，d，e分別表示生產總值指數、社會健康指數、社會福利指數、社會文明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所佔的權數，具體權重的大小取決於各 *** 所要實現的經濟和社會目標。

幸福指數計算公式？？？？ 國民幸福指數=生產總值指數×a%+社會健康指數×b%+社會福利指數×c%+社會文明指數×d%+生態環境指數×e福
很多歐美有錢人並不覺得自己足夠幸福,說明幸福指數和經濟發展並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中國在發展國家中經濟發展排在前列,但中國人的幸福指數比許多非洲窮國還要低.

人的幸福值怎樣計算？ 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於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感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幸福感指數」的概念起源於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並付諸實踐的。20多年來，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南亞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人們也普遍認為：幸福指數，是體現老百姓幸福感的「無須調查統計的」反應：是掛在人民群眾臉上「指數」。
A類指標:涉及認知范疇的生活滿意程度，包括生存狀況滿意度(如就業、收入、社會保障等)，生活質量滿意度(如居住狀況、醫療狀況、教育狀況等)。B類指標:涉及情感范疇的心態和情緒愉悅程度，包括精神緊張程度、心態等。C類指標:指人際以及個體與社會的和諧。

幸福指數的定義是什麼 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於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感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幸福感指數」的概念起源於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並付諸實踐的。20多年來，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南亞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引用）

誰能給出個比較權威的幸福指數計算公式？？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提出了一個幸福的公式――
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
其英文的表達：H＝S＋C＋V
當代的人們更加開放地生活，我們坦言幸福，我們追求幸福。幸福在哪裡？當代心理學告訴我們，幸福也是有指數的，總幸福指數是指你的較為穩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暫時的快樂和幸福。看了一個喜劇電影，或者吃了一頓美食，這是暫時的 *** ，而幸福感是指令你感到持續幸福的、穩定的幸福感覺，她包括你對你的現實生活的總體滿意度和你對自己的生命的質量的評價，是指你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全面肯定。這個總體幸福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一個人先天的遺傳素質，二是環境事件，三是你能控制的心理力量。

❹ 幸福指數都包括什麼

測度幸福指數的方法主要為三種：

1、主觀指標體系：不丹、英國、OECD、世界價值觀研究所、新經濟基金會等，均採用此種方法，其主要透過調查問卷和訪談形式，測度被訪問者的生活滿意度（收入、就業、健康、休閑等），以及對社會、生態環境、政府治理等方面的主觀評價。

這種評價體系，優點為能夠較為全面的反映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但是由於受訪個體受到受訪時的狀態以及對幸福的理解等內外部因素的干擾，調查結果的信度容易受到學術界的質疑。

2、客觀指標體系：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聯合國開發署的人類發展指數、荷蘭社會研究所的生活狀況指標等，主要通過客觀統計指標和計算公式的客觀評價法，反映居民的生活條件狀況，如衛生、教育、環境、壽命、生活質量等。

但統計指標資料很難反映出如對工作的滿意度、對婚姻的滿意度、對政府治理的滿意度、生活安全感受等等。

3、主觀與客觀指標結合：法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衡量委員會的幸福與經濟發展測度、中國民生指數等，採用主觀與客觀結合評價法，這種方法彌補了前兩類方法的不足，但是存在著主觀評價與客觀評價之間的權重協調問題。

缺點

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該指數似乎與其他旨在通過衡量人口幸福和福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替代或補充國內生產總值 (GDP) 衡量標準的努力類似。

一個主要的批評是美好生活指數利用其它計量經濟學模型，如使用有限指標集國民幸福感指數2005年，2008年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指標，和不丹國民幸福2012指數，與社會2013 年的進步指數。

觀察家認為「11 個維度仍然無法完全捕捉到對大眾來說真正重要的東西，例如維持關系的社交網路和言論自由。」

❺ 幸福感指數的測量

一、明確幸福指數的確切含義
在考察民眾的幸福指數時，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讓人們對自己的主觀幸福狀況做出直接的評價。這種思路和作法，對考察個體幸福體驗可能有一定的意義，但對於揭示隱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心理現象則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因為，幸福體驗的個體特徵決定了不同個體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義，幸福體驗的文化差異特徵則決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體的幸福感含義也不盡相同。在歧義叢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數，也就失去了對幸福感進行描述和比較研究的基礎，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現實價值。國外早期的幸福指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對這一「陷阱」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他們寧可將幸福感界定為滿意感，以確保幸福指數研究的可操作性。於是，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生活領域滿意感（例如，經濟狀況、工作狀況、家庭生活、社會交往、休閑活動、居住環境等）成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標。這種研究思路明顯受到了上世紀中期風頭正勁的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對幸福感的考察被置於個體對自身生活需求滿足程度的認知評價基礎之上。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個多世紀的幸福指數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者試圖從情感體驗來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於快樂感。由於情感因素較多地與心理健康聯系在一起，因而這一研究取向也被賦予了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還有一些研究者則將視野投向了個體潛能的發揮與價值實現，他們將個體的自我實現程度作為衡量人們幸福感的核心內容，自主、環境駕御、個人成長、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與個人價值密切相關的要素成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們看來，價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總起來看，不同的研究取向從特定的側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徵，但也都存在著各自的缺憾，這一點已經被國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識到，因此出現對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我們認為，幸福指數研究首先應當超越「幸福」這個概念，從研究淵源和研究目的出發，可以將幸福指數視為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在主觀生活質量的層面上，我們對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體驗論幸福感的含義可以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來加以理解。從形式方面講，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這種體驗並不是某種轉瞬即逝的情緒狀態，而是基於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反省而獲得的某種切實的、比較穩定的正向心理感受。從內容來講，幸福感是人們所體驗到的一種積極的存在狀態。這種體驗到的存在狀態，不僅受到個體所處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而且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徵。幸福感是一種個體的心理體驗，但幸福指數反映的則是一種社會事實，或者說社會現象，它體現的是一般民眾或特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時期主觀生活質量的變化程度。按照這樣一種研究思路，我們採取邏輯分析與因素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通過訪談與問卷調查編制了適合當前我國民眾幸福體驗的測量工具及評價指標體系，這個評價體系包含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成長發展體驗、社會信心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人際適應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家庭氛圍體驗等維度。每個維度可以根據一定的准則賦值，在此基礎上加和匯總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時段民眾幸福感水平的分數。如果我們以某一年對民眾幸福體驗抽樣調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數作為基點值，將其它年份抽樣調查的平均分數與之相比，就可以得到體現民眾主觀生活質量變化程度的幸福指數。
二、幸福指數在政策上的內涵與意義
幸福體驗能否成為一種切實的政策目標，關鍵在於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民眾的幸福體驗。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們曾經提出了一種幸福感的人格決定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人們的幸福感比較穩定地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例如，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經質這兩種人格特質對幸福感影響極大，外向性格與積極情感呈顯著正相關，而神經質則與消極情感相關顯著。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麼民眾的幸福感則很大程度上由個體的人格決定，政策干預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對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時卻發現，國家或地區的富裕程度與民眾的幸福感水平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大致在0.60-0.70之間。盡管這一研究結果並不能推斷人們的收入和所擁有的財富決定著他們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啟發我們：一個國家能夠為民眾提供的生存與發展條件與該國民眾的幸福體驗息息相關。而民眾所具有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恰恰是政策可以關注並能夠發揮作用的。在我們這樣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政策選擇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項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必然把為民眾謀幸福、為民眾提供盡可能優越的生存與發展條件作為社會發展所遵循的價值標准。當前，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都集中體現了政策制定中所堅持的這種價值取向。
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首先，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指標。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為根本的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民眾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了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從這個標准來看，以往將GDP這類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發展的核心指標的做法顯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社會政策選擇上的舍本求末，這也正是人們試圖對這一指標加以修正或補充的原因。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是一種高度人性化的指標，恰恰可以彌補GDP指標的不足，用以衡量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其次，幸福指數是監測一個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指標。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一定要在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之間取得某種平衡，這一點在20世紀中期就已經引起了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的關注。按照生活質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質量本質上就是一種主觀體驗。作為現代化的後發國家，我們應當很好地吸取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發展。再次，幸福指數是社會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在我國，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檢驗我們各項政策的標准只能是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人民群眾的切身感受是我們制定和調整各項政策的依據。尤其是當前我國社會仍然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期，我們應當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民眾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充分考慮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眾幸福度的協調與統一。
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政策選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會圖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各盡其能」可以理解為民眾潛能的充分發揮，「各得其所」可以理解為民眾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滿足。如果按照我國的文化傳統，將「和諧相處」也理解為民眾的一種基本需求，這就意味著在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中，民眾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滿足，民眾可以通過自身潛能的充分發揮而使個人得到全面的發展。依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幸福感體現的是民眾對自身所具備的生存與發展條件的一種積極的體驗。從這個角度講，幸福指數的內在含義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又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三、要避免對幸福指數的理解誤區
從當前部分人對幸福指數的理解來看，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還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應當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應當避免將幸福指數與GDP視為非此即彼的關系。幸福指數並不一概排斥GDP。盡管幸福指數的倡導者們在提出幸福指數這個指標時是以GDP指標為靶子的，但認為幸福指數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卻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別是人均GDP，盡管存在著諸多缺憾，但仍然被認為是體現國民經濟增長狀況的重要指標，而且還往往被作為體現民眾客觀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沒有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為基礎，也就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國外有研究者發現，在過去的40多年裡，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加速增長的趨勢，但美國民眾的幸福感卻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有人藉此便斷言，收入和財富對幸福感沒有影響。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理解：在民眾的需求和慾望呈上升趨勢的態勢下，正是由於國家的財富在不斷增長，才使得民眾的幸福感維持在一定的水平。西方的一些研究還表明，個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倒U型的關系，這是以西方社會較強的綜合國力以及居民較高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均收入並不太高的國度，個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與此不同的特點，我們通過對國內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居民的人均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呈現一種正向的關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提高。因此，至少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提出用幸福指數來取代GDP還為時過早。大力發展經濟、不斷積累社會財富，不斷提高民眾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是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現代化的基礎，也是提升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我們應當善於吸取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以往發展中的教訓，重視GDP又不唯GDP，將GDP和幸福指數等指標互為補充，作為考察社會進步發展的依據。這樣做，無疑會更有益於社會的良性發展並更有助於實現我們的終極目標。
其次，應當避免簡單地將幸福指數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標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數用一組指標來綜合反映民眾的主觀生活質量，從總體上看它所體現的是民眾一般的心理體驗，因而必然會受到長期的和短期的、宏觀的和微觀的、主體自身的和外部環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幸福指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主要是用於對特定社會的進步發展以及良性運行狀況進行衡量與評價。在這一點上，也體現了滿意感與幸福感的差別。由於滿意感可以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因而設定一組科學的滿意感指標體系，按照一定的原則抽取評價主體的有代表性樣本來對個體評價對象進行評價是可行的，在一定意義上滿意感指數也可以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於衡量社會進步發展的指標時，幸福指數的主要功能在於診斷，而不是用於排序；主要為了診斷政策選擇和社會運行是否存在問題，而不是為了對不同社會、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發展進步程度進行比較。因此，在我們追蹤幸福指數的變化時，主要是看我們的發展是否偏離了我們的終極目標，而不能像我們關注GDP那樣，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幸福指數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以及在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比較中位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當然，必要的比較也是需要的，例如我們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城鄉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不同群體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也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不同地區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等等。這種比較的目的在於對我們原來的發展思路與政策選擇進行評估和檢討，為現行政策的調整和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據。
再次，應當避免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並不意味著要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近代功利主義所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倫理學命題，如果試圖將它作為一種經濟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具體政策追求，則註定會演變為一種當代的烏托邦，這一宿命已經為福利經濟學家們的努力所證實。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個體的層面上實現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構建幸福學這樣一門新的學科，其目的就是要幫助人們找到實現幸福最大化的途徑。毫無疑問，這一努力是立足於個體的，其現實價值主要在於指導人們的人生實踐。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不是為了追求通過調整社會政策和促進社會進步來實現全社會幸福總量的增長，而是力求通過幸福指數來考察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狀況和變化趨勢，進而調整政策取向，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運轉。根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由於人們的需求水平會由低層次向高層次提升、人們需求的種類會不斷豐富，因而幸福指數所反映的主觀生活質量的構成要素也會出現變化。在幸福感基本結構保持穩定的前提下，一些要素可能會逐漸排除，而一些新的要素也可能會被納入，即便是保留下來的一些要素，其對於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權重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因而幸福感基本結構的穩定性是相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幸福感評價指標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
四、理解幸福關系
1、提高幸福指數：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矛盾。
從後現代經濟學的觀點看，幸福首先是價值，而不是效用。美國國民幸福指數編制者卡尼曼在價值論上主張「回到邊沁」，即從馬歇爾的效用，回到邊沁的價值，來重新理解幸福問題。抓住了問題的總根子。
效用只是一種中間價值，是實現價值的中間手段。手段與目的的背離，是工業化的典型特徵。福利經濟學把福祉建立在總效用最大化上，從根子上就偏離了價值核心。在工業社會，幸福與效用的矛盾還不明顯；但對於信息社會，這就造成了根本誤導，有錢不等於快樂，GDP不等於幸福，就是幸福與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現。
福利經濟學缺乏以價值為核心的獨立的微觀基礎，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為微觀基礎，就造成了一個思維誤區，似乎幸福問題只能在再分配領域解決，而不能在微觀領域，在初次分配中解決。黃有光就是這種思路的代表。
實際上，再分配確實是提高幸福指數的有效手段，但只有從微觀機理上徹底說明幸福，才能把宏觀經濟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把國民幸
2、不同收入階段效用與幸福關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來就產生了第二個問題。效用與幸福關系的歷史相對性問題。現有指標設計容易陷入一種誤區，用反映效用的指數，抽象地與同一種幸福尺度進行比較。
事實上，國外大量統計測算表明，不同收入階段，效用與幸福的關系不同。在解決生存需求的溫飽階段（衣食階段）和解決發展問題的小康階段（住行階段），效用與幸福的正相關關系比較明顯。而在解決自我實現需求的大同階段（國外研究中，進入門檻設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間不等），當物質需求為主轉向文化需求為主後，效用與幸福的相關性明顯減弱。
如果不充分考慮這個特點，國民幸福指數在反映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幸福水平時，就會造成混亂。建議把全國分成三類收入地區，有針對性地進行評價。對於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區，弱化有形、物質指標的權重，突出文化內容；對於貧困地區，仍要以「有錢」定「快樂」。這是基於幸福相對性的設計思路。
3、快樂與幸福的關系
從後現代經濟學角度看，幸福指數設計上可能出現的第二個重大誤區，就是把個人快樂與社會幸福對立起來，至少是忽視個人快樂的微觀測度。
後現代經濟學理解的個人快樂，並不是從心理現象角度立論，而是從微觀現象角度立論。社會幸福不光是個人快樂的總量累加（這一點不同於卡尼曼的觀點），而是通過個人快樂這種微觀機制，在制度作用下達到社會幸福這種宏觀效果。這是以人為本的必然要求。
在現代性條件下一說個人快樂，一是把它不正當地與物質慾望滿足聯系在一起。這是不正確的。個人快樂在信息社會條件下，可以超越物質慾望，而與感性的文化需求聯系在一起。二是把它與眼前利益聯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對立起來。
做一個簡單的推論就可以看出，以人為本，當它從現代性指向後現代性時，從解決工業化條件下的溫飽和小康到解決信息社會條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時，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為本，從具體個人的現實需求出發，彌合由人的異化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
反過來說，如果幸福指數設計的指導思想，還僅僅停留在工業化時代「人人忍受痛苦，社會才能幸福」的結論里，這樣的國民幸福指數和目標狀態，在全球化。 美國的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幸福方程式：效用/慾望=幸福指數。
慾望是一種缺乏的感覺與求得滿足的願望，它分為五種層次，從下至上：第一個層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個層次是安全需要，第三個層次是歸屬和愛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個層次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效用是從消費物品中所得到的滿足程度，是對慾望的滿足。
判斷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可以從答案中得到，以得數1為分界嶺。比1小就證明不幸福，等於1或者比1大就證明是幸福的。
如果我們的慾望指數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來的幸福指數就是零點幾了，那就說明我們的生活狀態不好，讓我們感覺不幸福，而不幸福的嚴重程度是根據數字來衡量的，數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慾望高，得出的得數就比1大，那就證明是個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數也是根據得數來判斷，數字越大就證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種感覺，它的大小與有無完全是一種主觀感受。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慾望是求得滿足的願望，它是由一個人的觀念來決定的，每個人的慾望因觀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層次不同，所以在同處一種環境中，幸福與不幸福就因人而異。所以，這個方程式得出來的結果也是因人而異的，也就是說，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不是客觀的分析。
如果想評判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慾望的五個層次來劃分。這五個層次，你想達到幾層，而你現在又達到了幾層，如果你想的卻還有幾層沒有達到，那你就是個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達到的已經超過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是個幸福的人。 A類指標：涉及認知范疇的生活滿意程度，包括生存狀況滿意度（如就業、收入、社會保障等），生活質量滿意度（如居住狀況、醫療狀況、教育狀況等）。
B類指標：涉及情感范疇的心態和情緒愉悅程度，包括精神緊張程度、心態等。
C類指標：指人際以及個體與社會的和諧。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發布一項名為「幸福指數」的在線測試工具，普通民眾可以根據個人關注度對物質條件和生活質量等11個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然後得出的指數可以用來衡量民眾對生活的滿意度，並在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之間進行比較。
「幸福指數」涉及的11個因素為：收入、就業、住房、教育、環境、衛生、健康、社區生活、機構管理、安全、工作與家庭關系以及對生活條件的整體滿意度。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介紹這一指數時說，這個測算工具可謂一項「創舉」，專家花了10年時間研究才取得這一成果，但指標還需進一步完善。物價也影響著幸福指數。
古里亞說，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外創立一套衡量生活滿意度的指標並不是經合組織首創，很多國家也在致力於這項工作。不過，經合組織公布的「幸福指數」匯總了34個成員國的數據，國際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點在於，每個人可以根據對生活不同內容的不同側重得出個體生活滿意度的數據，而個體的選擇匯聚起來則可以體現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整體生活質量。
據介紹，讓政府在GDP指標之外同時參考幸福指數來制定公共政策是這個工具的終極目的。古里亞說，希望通過這一指標來試探各國反響，各國政府也可從中了解到民眾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為有的放矢。
但也有專家表示，「量化幸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在擁有不同國情的各個國家之間比較。
經合組織專家表示，這個工具還將進一步完善。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更多指標納入考慮范圍，而且比較對象也可能擴大到經合組織夥伴國——— 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和南非。 擺在你面前的有5個杯子，你第一感覺會拿起哪個杯子？
A.一杯純凈的白開水
B.濃濃的美式熱咖啡
C.剛擠出來的鮮牛奶
D.剛泡的老人烏龍茶
E.熱騰騰的珍珠奶茶
解析
選A：屬於「想喝忘情水忘記一切型」，幸福指數為20%：這類型的人非常的獨立、聰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選B：屬於「歡喜冤家捶心肝型」，幸福指數為40%：這類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對方彼此卻很相愛，常常會拌嘴鬥嘴，不過心底彼此的分量還是很重的。
選C：屬於「煞到對方很甘願型」，幸福指數為55%：這類型的人很單純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歡上對方就會覺得自己超幸福。
選D：屬於「你濃我濃分不開型」，幸福指數為80%：這類型的人，幸福的定義就是跟自己最愛的小孩在一起，這種感覺很窩心，他目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還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靜的享受。
選E：屬於「只羨鴛鴦不羨仙型」，幸福指數為99%：這類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經不需要用言語溝通，兩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對方一個眼神就能了解。 達特茅斯學院布蘭奇·弗勞爾教授與英國沃里克大學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博士研究指出，額外的金錢確實能買到一點幸福。他們將非常幸福確定為3.0，比較幸福確定為2.0，不太幸福確定為1.0。每增加1美元，只能多獲得0.00000409個單位的幸福。
根據這一指數，與喪偶或離異相比，持久的婚姻價值每年10萬美元。「分手」對幸福的危害最大，緊隨其後的就是配偶去世。平均來看，二婚或者此後的婚姻都不如第一次婚姻幸福。父母離異的16歲青少年在成年之後會覺得不太幸福。

❻ 誰能幫我查到近些年我國的GNH指數（國民幸福指數）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准，那麼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准。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准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2004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是1270美元。1980年以來，中國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長，在東亞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跡。

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而整體的人文發展情況卻呈現出與GDP增長不協調的逆態勢。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數超過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

根據荷蘭Erasmus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3次幸福指數的調查，中國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數據表明，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並不能保證國民幸福的持續增加。

去年12月，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數調查，顯示東亞國家幸福指數普遍低於西歐及美洲國家，最快樂的亞洲國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國則排第48位。而在各種對全球各國國民快樂水平的比較研究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樂指數總在後列。

這一切，應該能讓我們稍事停頓，來反思一些基本面的問題了，比如：經濟成長而人們並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來的人追求的是什麼?

國富是為了民樂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前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是勞動收入（城鎮工薪收入和農村經營性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也就是說，當一部分人還在努力出賣勞動力換取報酬時，另一部分人已經可以坐享財產帶來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長的速度遠不及後者。

這樣的形態，概括起來體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夠協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滯後；經濟長期處於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長，受資源和能源的制約越來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時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第一次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四位一體。」中國科學院程國棟院士評價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政府已經掌握了社會剩餘產品總價值的87．5%，留給社會的只有12．5%。這說明，過往的發展模式距離「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還有一段距離。國富是為了民樂，是為了「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十六大報告結束語�。英國哲學家休謨說過：「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於獲得幸福。」1999年，蓋洛普公司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調查，60個國家的5．7萬名成人參加。調查的題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麼?結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認為，身體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為寶貴。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人民的幸福，經濟增長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發展還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會和諧更是為了人民的幸福。

從總體上說，經濟增長確實能夠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的多項研究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決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收入增加能相應帶來一定的快樂。但是，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後，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同時，學術上的研究證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環保、人權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響。「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有錢卻不能保證人的幸福快樂。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財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就要求用較少的資源和環境犧牲來使人民接受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從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國棟院士這樣理解財富與幸福之間的關系。

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並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長，但由於沒有兼顧社會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數也在增長、最後竟會導致社會動盪。經濟發展的同時，如果我們不考慮良性增長和協調發展，那麼，我們不僅將收獲不了快樂，還可能收獲痛苦。

從GDP到GNH

2005年2月，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提醒說，中國需要調整以GDP為中心的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改變的發展模式，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准，那麼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准。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時並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實踐已經引起全世界矚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開始認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

當下中國，綠色GDP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國發展觀念的轉變，不能滿足於僅在技術層面上給GDP塗點「淺綠」色，要從發展的觀念、生活方式的轉變中探尋發展引起問題的病因，崇尚人類文明的創新和變革，從發展的機制上預防問題的發生，引導人民邁向幸福。

無論每個人在追求什麼，例如財富和聲望；無論人類在追求什麼，例如和平與自由；其終極的目的，都是幸福快樂。國家的前進方向亦如此，「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羅伯特·萊恩教授提出，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幸福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世界上存在著唯一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並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

核算國民幸福指數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創造最高質量的生活必須超越經濟增長的『一葉障目』。」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作英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時說。

布萊爾的話對中國不無啟發，高速的經濟增長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環境壓力、資源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壓力。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向會議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程院士認為，只要人們理解幸福與消費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觀點，就能改變人們對真正是什麼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認識，從而創造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程國棟院士建議，從國家層面上構造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組成我國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測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僅是為了追蹤幸福程度的變化，也是為了幫助開發促進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說。

薩摩斯島人伊壁鳩魯是快樂哲學的先哲，他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起點和目標……如果我把口腹之樂、性愛之歡、悅耳之娛、見窈窕倩影而柔情盪漾一概擯棄，那我將無法設想善為何物。」他用富人們贊助的錢建了一所哲學學校，學習快樂之道，他開列的「快樂需求清單」包括三樣東西：友誼、自由和思想。

各種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度更為緊密。盡管如此，在影響個人快樂的所有變數當中，收入決定快樂的比重仍不超過2%。在同一個國家裡，錢多快樂多這種正比關系會逐漸地消失。比如，從1940年到199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覺到快樂的人占總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維持在30%上下，且沒有表現出任何上升的趨勢；在日本，1958-198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還多，可是平均快樂人口比率是59%，也沒有上升趨勢。近來的研究還提示，一個人如果太執著於身外的追求�比如聲譽、財富和形象等�，而相對忽視了個人內在的修養�比如修身、為人、交際�，就比較不容易快樂起來。

「我們需要新的財富觀和幸福觀。物質財富和幸福之間絕對不能畫等號。」復旦大學哲學系張汝倫教授向《新民周刊》舉了一個反例，「一個病入膏肓的億萬富翁，如果你讓他拿出所有的財富來換一個健康的身體，他絕對會毫不思索地答應。」

張汝倫教授認為，幸福是一個關乎主觀感受的名詞，在一個物質主義成為人們普遍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時代里，我們需要從上到國家政府官員的執政思想，下到普通國民的日常言行，對於財富觀和幸福觀進行維新：《福布斯》或《財富》之類雜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覺得財富就是金錢的代名詞，其實這是對財富絕對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莊子是幸福的，因為他懂得人貴適志。「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為他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當代大哲維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彌留之際，還讓身邊守候的人告訴世人：「我度過了多麼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於外在物質的佔有，而在於一種心態。

「幸福是人最難擁有，也最希望擁有的財富。世上任何財富都是手段，唯獨幸福這種財富，是我們生命的目的。」張汝倫教授說。

程國棟院士說：「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國民幸福指數』（GNH）與GDP一樣重要，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同時成為科學的政績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感謝程國棟院士對本文的大力支持。）

❼ 什麼叫幸福指數怎麼計算

國民幸福指數，是指反映國民生活質量和幸福程度的指標。

計算方法

公式一

國民幸福指數=收入的遞增/基尼系數×失業率×通貨膨脹

這個公式中的基尼系數（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測量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標。

公式二

國民幸福指數=生產總值指數×a%+社會健康指數×b%+社會福利指數×c%+社會文明指數×d%+生態環境指數×e%。

其中a，b，c，d，e分別表示生產總值指數、社會健康指數、社會福利指數、社會文明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所佔的權數，具體權重的大小取決於各政府所要實現的經濟和社會目標。

(7)國民幸福感指數在哪裡查看擴展閱讀：

影響因素

主觀幸福感與社會心理體系

對於人的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為心理學的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心理學家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探討更多地來自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和社會老年學三個學科領域。由於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應該說，作為社會心理體系一個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許多復雜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如就業狀況、收入水平等；社會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質量等。

人口因素如性別、年齡等；文化因素如價值觀念、傳統習慣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態度、個性特徵、成就動機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權利、參與機會等。

此外，對主觀幸福的理解還涉及許多分析層面，主要包括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橫向與縱向、時點與時段，等等。在主觀幸福感與社會心理體系諸多因素和層面之間的密切聯系中，以下幾點是十分獨特而重要的：

心理參照系

就社會層面而言，其成員的幸福感將受到他們心理參照系的重大影響，例如在一個封閉社會中，由於缺乏與其他社會之間的比照，盡管這個社會的物質發展水平不高，但由於心理守常和習慣定勢的作用，其成員便可能知足常樂。

表現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個處在開放之初的社會，面對外來發達社會的各種沖擊，開始了外在參照，因此，其成員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現下降之勢，因為此時他們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創傷。

成就動機程度

人們的成就需要決定他們的成就動機程度，成就動機程度又決定其預期抱負目標。其中人們對於自身成就的意識水平是一個重要環節。

因為如果人們意識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於他們的預期抱負目標，那麼，便會產生強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們意識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於他們的預期抱負目標，那麼，則不會有幸福感可言。

本體安全感

它指的是，個人對於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對於所生活其中的社會環境表現出的信心。這種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對於形成個體的信任感是極其重要的。

而對於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個體安全感的基礎，也是個體抵禦焦慮並產生主觀幸福感的基礎。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時與其經濟狀況或收入水平之間並未呈現出簡單的正相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