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如何描寫幸福觀的

Ⅰ 白居易說 幸福是什麼的流連忘返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Ⅱ 白居易筆下的楊玉環美嗎 白是怎樣體現古代文化的精神的

《長恨歌》是一篇長篇敘事詩，所詠的是歷史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但這樣一篇大家喜讀熟誦的作品的主題思想究竟是怎樣的，卻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爭論的問題。古人的評論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這首詩的主題是諷喻，「譏明皇迷於色而不悟也」（唐汝詢《唐詩解》）；另一種則認為它只是在寫李、楊的愛情，「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張邦基《墨庄漫錄》）。而今人在這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中又產生了雙重主題說，即認為該詩既有對明皇的諷刺批判，又有對李、楊愛情的同情歌頌。到底是哪一種正確呢？我們通過對一些資料的研究,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應是諷喻，諷前皇之「惑」以誡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首先必須對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生於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十一二歲時，因避戰亂而遷居越中，後又往徐州、襄陽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人民疾苦有著深刻的認識。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進士及第，三年後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為應制舉，他與元稹閉戶累月，研討其時社會政治的各種問題，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問題，以及他們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法，比如「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副壽。」（《〈策林〉九：〈致和平復雍熙〉》）。這說明了白居易有意成為執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許多詩句中也有類似體現，如「所恨凌煙閣，不得畫功名。」（《題舊寫真圖》）；「迢遞麒麟閣，圖功未有期，區區尺素上，焉用寫真為？」（《贈寫真者》）……這些詩句都表達了白居易想成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負的願望。
大致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到四十五歲貶官江州司馬之際，白居易對封建君王抱著較大希望，有極高的參政熱情，「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在這種心態之下，白居易所寫的《長恨歌》不能不受到影響。張倫的話說得好：「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焉。蓋指其覆華，托為聲詩以諷時君，而垂來世。」（《林泉隨筆》）
研究《長恨歌》的主題，亦不能離開白居易所處的時代背景。當時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趨明顯，而憲宗又有意重開納諫之風，對開元、天寶治亂的問題也很關心，比如他曾問與白居易同時期的李絳關於「開元治理，天寶兆亂」的問題（詳見《舊唐書》4288頁）。可見，當時的政治熱點已集中於此。因此，如果說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時對此毫不關注，而只是對李、楊愛情發生極其濃厚的興趣，就未免有些故作驚人之論了。
另外，從《長恨歌》本身來說，也明顯地體現出了作者借詩諷諫、勸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長恨歌》開篇，便直言不諱，「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個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躍然紙上。據白居易《上陽白發人》所載，明皇一次就「采擇百餘人」。
詩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畫出唐明皇得楊貴妃後是如何地沉迷於美色的。
又如，詩中描寫楊家權勢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從側面寫出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寵幸之至。
諸如此類的例子，全詩中可謂俯拾即是。因此，與《長恨歌》同時創作的《長恨歌傳》亦說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可謂是對《長恨歌》的最好詮釋。
通過以上分析，《長恨歌》應該是以諷勸君王「不惑」為主要目的的。
那麼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對詩歌後半部分（從"臨邛道士鴻都客"到"在地願為連理枝"四十四句）李、楊纏綿愛情描寫的理解。這也是歷代學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為，此部分與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創作至此時被李、楊的愛情故事所感，而轉變了詩的主題嗎？這正是雙重主題說的觀點。然而，如果對白居易的創作特點進行一下研究，就可以發現，雙重主題說是站不住腳的。
陳寅恪先生《元白詩徵稿》第五章《新樂府》中，曾談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創作新樂府時的一個區別：
「關於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而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復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亦不復也。
……
……《白氏長慶集》壹《傷塘衢》二首之貳雲：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雖為樂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則，實則《新樂府》五十篇亦無一篇不然。……每篇唯詠一事，持一旨，而不雜以他事，此之謂不染。此篇所詠之時，所持之旨，又不復雜入他篇，此之謂不復。』」
可見，白居易在創作上，主題有單一性和單純性的特點，因此《長恨歌》也不應是雙重主題的。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詩中關於李、楊愛情的動人描寫呢？難道《長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寫李、楊的愛情嗎？
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白居易對唐明皇這個人的基本估價問題。
「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資，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啟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宜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無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才識兼備明於體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將唐明皇與唐代公認的模範皇帝唐太宗相提並論，可以說對唐明皇的評價高得可謂至矣盡矣了。
但，就在《才識兼備明於體用策一道》中還有下面一段話：
「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既薦興，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日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
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
這一大段話，全是批判唐明皇當政時期的天寶政局的；「政教寢微」等語，也符合天寶政局的實際情況。
由此可見，白居易對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後期。對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詩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寫成一個「惑」於色而亂國的悲劇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實際上也有為唐明皇略作開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寫作動機
從白居易的身世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為，一個封建君王，要能夠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樣，關鍵在於：「不惑」。因為「不惑」是任用賢人的條件和前提。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後半生為鑒。
白居易正是通過塑造這樣一個令人同情的、悲劇性的君王來警示今王引以為戒的。因此，詩中有些問題就容易理解了，如寫楊貴妃是「養在深閨人未識」，而避唐明皇搶兒媳的史實不談，將他們的愛情描寫得純真；或後來，寫唐明皇至國破妃亡之時仍不悟，還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標准愛情悲劇，把一個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現在讀者面前。然而正因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導致了國家的傾亡。
如此看來，當了解了白居易對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寫作目的之後，便不難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實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長恨歌》的主題是諷喻更為合理。

Ⅲ 白居易的寫作風格是如何變化的

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早期所作諷喻詩，如《秦中吟》、《新樂府》中的不少篇章，較尖銳地揭發了時政弊端和社會矛盾，於民生困苦也多有反映。自白居易遭受貶謫後，意志逐漸消沉，晚年尤甚，詩文多怡情悅性、流連光景之作。其詩語言通俗，除諷喻詩外，長篇敘事詩有《長恨歌》、《琵琶行》。

Ⅳ 如何評價白居易

作為官員：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Ⅳ 白居易的一生是怎麼樣的

白居易，陝西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朝大詩人，是新體古文運動的傑出倡導者。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白居易堅持詩文必切於時政，感於事方可發於情。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賦、比、興」的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則：「辭質而徑」，要求辭句質朴，表達直率；「言士而切」，表明詩文應只書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實」，詩更應該內容真實，有案可稽；「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他的詩更通俗易懂，接近民生、關心民計。對大歷（公元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

白居易曾將其詩分成諷喻、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一類為近體。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喻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心」。感傷詩和雜律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婉古樸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喻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細致傳神。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學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多少流露出詩人知足保身、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出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托詞。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長恨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以詩情入詩，充滿感傷和同情。《琵琶行》是一首抒懷敘事詩，寫詩人在江洲潯陽江間送客偶遇琵琶女的故事，抒發天涯淪落之情。詩人不但善於描摹聲音，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等句，而且能夠把握住音樂的節奏，通過使用不同的詞彙使音樂輕急緩慢的節奏跳躍於紙上。並且往往通過氛圍的渲染，使音樂別具一種感染力。此詩具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

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75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白居易於仕途上載沉載浮，卻始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其憂民之心難能可貴。

Ⅵ 白居易,陶淵明,蘇軾

幸福是白居易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的忘返流連；幸福是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得悠閑；幸福是蘇軾『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祝願

Ⅶ 描寫白居易的作文片段

在「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面上，一位身著官服的人站在畫舫上，看著「日出江花紅勝火」的美景，完全陶醉在春日江南的婀娜當中……我眼中的白居易，這么多情，這般陶醉。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人間美景的化身。我喜歡他那「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細心發現和對美好春天的悉心欣賞，喜歡他那「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的深情感嘆和對人生的黯然神傷。我更喜歡他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離離原上草，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大火無法燒盡那小草的生命，春風吹來，那生命的綠色又重新鋪滿大地，無論是古老的荒路，還是荒廢的古城，在荒路瓦礫間都有它亮麗的身影。讀了白居易的詩，我看見了青春的美好和大自然的美麗。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朵同情百姓疾苦、憂國憂民的傷感之花。她可憐琵琶女的悲慘身世，同情琵琶女的凄婉人生，於是，用那「楓葉荻花秋瑟瑟」的筆觸寫出了「別時茫茫江浸月」的傷感之情，情感的蘆花在秋葉的涼風中瑟瑟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是啊，此時的白居易也是身處被遺忘的角落裡的人，處境悲哀，所以「江州司馬青衫濕」，在官場的伸張正義抵不住小人的讒言獻媚，數年的心血免不了被貶斥的厄運。讀了白居易的詩，使我多了一份對世事的哀嘆，多了一份同情心。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枝熬寒凌雪、不屈於官場腐敗的紅梅。他雖然是朝廷命官，但愛憎分明，敢於直抒己見，利用詩歌直抒胸臆，諷刺和鞭撻貪官污吏，揭露朝廷的黑暗統治。他痛恨「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腐敗官吏欺壓百姓的強買強賣，他同情「田家輸稅盡，拾此充飢腸」的悲慘、自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的愧疚，他嘲諷「三千寵愛在一身，從此君王不早朝」的糜爛昏庸。讀了白居易的詩，我看到了一個剛正不阿的人格，使我學會了明辨是非，與一切黑暗勢力作斗爭。
如今，物是人非，千年又一季，而白居易的詩歌及其精神仍然鼓舞著我們。野火春風中的小草，秋江夜中的那輪明月，風雪寒天中的臘梅，這就是我眼中的白居易。

Ⅷ 幸福是什麼幸福是白居易

幸福是什麼？幸福是白居易「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留連忘返；幸福是楊萬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賞心悅目； 幸福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閑情雅緻。 原創

Ⅸ 蘇軾為什麼覺得自己比白居易幸福

所以蘇東坡將朝雲比喻為「天女維摩」。他說,自己比白居易幸福,因為白居易的侍妾小蠻看到白居易年邁了,就離開了他。他誇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