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幸福值最低是哪個省

① 日本人為什麼幸福感偏低

日本人幸福感為何不如中國人?
日本是個狹長的島國，面積與中國雲南省差不多。在這個島國上，地震、台風、海嘯、火山頻繁爆發，一次又一次毀滅性地打擊著生存在這里的日本人，日本小地震一年1000多次,中地震10年一次,大地震50年一次.真是人間地獄.如裝惡魔的鐵箱.所以日本是自殺大國.令他們靈魂深處充滿了生與死的糾葛：他們渴望生，但也美化死；他們一方面以驚人的毅力頑強抗爭，另一方面亦以驚人的冷靜敬畏宿命。

此次「3.11」日本史料記載最嚴重的9級大地震以及次生的海嘯和核輻射災難，讓全世界看見了日本人的處災不驚和秩序井然，當中國人搶鹽、美歐人搶碘時,在核恐懼中心的日本人，卻仍然冷靜地等待遲緩的救援、安靜地排隊購買必需品、鎮靜地承受東京電力公司的過錯。大災大難面前,日本人為何能夠如此淡定？於是，一波探究日本人超常表現的浪潮也隨之在全球范圍高漲：日本人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步？

一、

我當翻譯的時候，曾經接待過一些日本訪華團，訪華團里的有些成員，到飯店下榻時，先要查看房間門後的逃生圖，有的人甚至親自到樓梯口查看一番。日本人的「災難意識」十分強烈，即使離開了多災多難的本島，不安全感依然與他們如影隨行。

然而讓外人不可理解的是，既然「災難」已成為一個民族的心病，國民就應該盡可能禁忌妄談、避諱鼓噪才對，但日本卻不是這樣。他們似乎特別喜歡「製造恐怖」，通過文學、電影、漫畫等藝術手段，把各種災難變本加厲地展現給國民，讓人們生活在心驚膽顫中，彷彿有意進行自我精神折磨。

比如，日本最有名的災難小說《日本沉沒》，作者小松左京花費9年之功，用嚴謹的科學理論和數據，繪生繪色地虛構了一場日本大毀滅：日本海溝出現大量泥團,關東大地震造成200多萬人死亡。地質學家田所博士預言，兩年之內日本列島將沉入地下。最後時刻,巨大的海嘯沖入陸地,日本列島沉沒了，空有餘音在飄盪，「未來在哪裡?」「新的生活如何繼續?」就是這本讓日本人恐怖到極點的小說，卻在1973年甫一出版，就創下了上下集銷售400萬冊的紀錄，成為日本戰後第一大暢銷書，並屢獲獎項。同年，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也獲得票房大豐收，觀眾累計達880萬人次。33年後的2006年，小松左京又推出了《日本沉沒第二部》，逼真描述了日本人「失去國土」後的悲慘命運。第二部《日本沉沒》發售後一周，重拍的《日本沉沒》電影隨即上映，這部號稱動用了日本電影史上最多人員和資金的大片，在日本創下了比1973年40億日元更壯觀的70億日元票房。

另外，也有專門渲染日本地震的作品，諸如石黑耀的《震災列島》和高島哲夫的《M8》。高島哲夫曾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員，這位專業人士在《M8》中，將最新的地震研究成果和數據寫入小說中，製造地震恐怖的同時，也傳授人們防震知識，因而此書被稱為不可多得的地震知識小說。高島哲夫其後還寫過《海嘯》，預言日本將遭受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嘯襲擊，這次大地震後的海嘯似乎不幸被他言中。此外還有《死都日本》、《感染列島》、《平成三十年》、《日本封印》等不少渲染日本災難與危機的作品層出不窮，這些災難作品大都被畫成漫畫傳播，使青少年早早就在心靈里埋下悲情的種子。

也許面對這個多災多難的島子，日本人明白了這樣的哲學道理：通過想像把對末世情節的恐怖推到最高的極點，一旦當大災大難真正降臨人間時，人們的承受力已經非常強大，神經也變得異常粗壯，因此能夠處難不驚。如此這般被預先驚嚇成長起來的日本人，雖然心底深處潛藏著揮之不去的沉重，但面對災難時他們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鎮定與冷靜，儼然成了一種獨特的自然。

福島核泄漏危機席捲恐慌時，中國人搶購鹽、美國人搶購碘,然而真正陷入核輻射威脅的日本人，卻仍然有程而安靜地排隊購物、排隊加油，少見慌亂。日本人的恐慌大都埋在心裡，即使責難或哭泣，也多是在外人看不到的屋子內或被子里。因此有這樣的報道，每次大地震後，日本人的抑鬱症相對其它國家大地震後的民眾發病比率要高。

二、

在日本人的記憶里，最恐怖的地震莫過於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關東大地震發生在1923年9月1日11時58分，當時人們正做午飯准備就餐，8級地震突然襲來，盡管大部分人跑了出來，但許多木造房屋被倒塌的火爐點燃，東京和橫浜到外是一片片火海，最終死亡和失蹤的人數達14萬多，基本上都是被次生災害-大火和海嘯吞噬。

當時，東京約有4萬人逃到被服廠空曠的場地避難，後來地處下風口的廣場被大火四麵包圍，避難者無處可逃，3.8萬多人被活活燒死；在橫濱一個避難公園里，逃過住宅區大火的2.4萬人被隨後追來的烈火團團圍住燒死。就是那些跳入公園湖裡的幾百號人，只把頭露出水面，也沒有逃過被湖中熱水燙死的噩運；橫濱幾千災民逃到海灘，跳進大海抓住了一些漂浮物，但沒想到幾小時後，海灘附近的油庫爆炸，10萬多噸石油注入橫濱灣，大火引燃了水面的石油，橫濱灣變成了火海，在海水中避難的3千多人被大火燒死；另外還有一些躲到海灘、碼頭、港口逃避大火的人們，沒有被烈火燒死，卻被地震造成的海嘯捲走。

那場大地震，真正把東京、橫浜以及其它關東的幾個縣變成了人間地獄。東京85％的房屋毀於一旦，橫濱96％的房屋夷為平地。更為慘烈的是其後發生的屠殺，地震後，在焦灼的空氣中，開始飄盪平時備受欺辱的朝鮮人要趁機報復的流言，他們要 「放火」、 「投毒」、「搶劫」、「暴動」，於是日本人怕鬼一般迅速組織起青年團、在鄉軍人會、市民自警團，瘋狂殺害了約6000名朝鮮人，另有數百名中國人也被當成朝鮮人慘遭殺害。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對日本人的心裡震動可謂非常之巨，兩百多年的江戶建築文化被摧毀，皇族也有三人喪生。地震前患精神病的大正天皇已無法理政，太子裕仁攝政後，除了面對大地震的巨大打擊，還要應付政府的弱勢和社會的混亂。

那時，正逢日本前所未有的「大正民主」時期，社會處於劇變飄搖中，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婦女解放運動、國民參政運動，各種思潮蜂起雲涌，民主氣息異常濃厚，號稱「左翼的全盛時期」。大地震後，東京憲兵隊趁機殺害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婦及其年僅七歲的外甥，試圖扭轉「左潮」。

關東大地震，讓日本「優越意識」與「憂患意識」並生的矛盾心理更加濃烈。它「不甘於島國之境」，不甘於向身處劣境、屢受天災打擊的命運屈服，於是「大陸政策」又被強烈喚醒（明治時期，日本政府曾確立以朝鮮、中國為主要擴張目標的「大陸政策」）。此時的日本，急欲把明治維新奠定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思想基礎，以武力手段向大陸國家推進，從而獲得慾望和安全的滿足。

大地震後不到4 年，即1927年6月，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出籠了著名的《田中奏摺》，此「侵華計劃書」是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以「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為由呈遞昭和天皇，文中表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後來這分奏摺意外曝光後，世界輿論一片嘩然，中國更是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遊行。

然後，日本徵服大陸的步伐並沒有停止，它不但發動了侵華戰爭，而且制定了具體的移民計劃：從1937年起的20年間，將從日本移民100萬戶，總計500萬人口，移民數相當於當時日本人口總數的近八分之一。事實上，1905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進行後，勝利一方的日本便開始醞釀移民。1915年在大連建立的「愛川村」實驗，揭開了日本移民東北的序幕。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向東北發送的「拓植團」總數達到31.8萬人。
地理環境的困頓，自然災害的侵襲，資源貧乏的現實，不斷扭曲著日本人的性靈，讓擴張性、侵略性繁殖於日本的民族劣根性之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日本這一民族劣根性的大暴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始終在徘徊，現在這一幽靈的游動漸有活躍之勢，一旦讓軍國主義的幽靈激發起日本的民族劣根性，世界很可能無法逃避戰爭的風暴，而日本也註定要在世界維護正義的戰爭中再次遭遇毀滅性的打擊。

「二戰」結束，日本被打回「島國之境」，惡魔被裝入的鐵箱.同時也宣告日本尋求擴張的「大陸政策」以失敗告終。其囚於彈丸之地的靈魂之苦，一直郁悶在心，不肯為外人知。日本人把花期短暫的櫻花般視為最愛，分外欣賞那瞬間的燦爛，其實也從另一方面暗示了其靈魂的不安。

三、

這次大地震，最可怕的不是地震,也不是海嘯，而是至今仍懸在頭上的核泄漏危機。事發半個多月後，日本政府的危機處理受到廣泛置疑，美國《紐約時報》指責日本政府對核危機的處理，不是「危機管理」，而是「管理危機」。一再克制的日本媒體也開始不滿政府的作法：《朝日新聞》在頭版頭條刊文《政府的危機管理令人膽戰心驚》，批評政府優柔寡斷；《讀賣新聞》報道稱，當初因為國民相信政府核電站安全的說法，致使沒有及時避難的居民現時茫然失措。

需知，「核」對日本人是個異乎尋常的恐怖事情，全世界只有日本人遭受過原子彈的襲擊，深知核輻射的厲害。美軍投到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日本人稱之為「原爆」，那陰影至今也沒從日本人心靈上完全抹去，原爆文學數十年來始終盛行，井伏鱒二的《黑雨》小說和大江健三郎的《廣島札記》隨筆被視為原爆文學的「頂點之作」。這次福島核電站的爆炸及泄漏，日本從政府到民間都稱之為「原爆」，與當年遭受的原子彈襲擊完全是一個叫法，這怎能不讓日本人心驚膽戰！雖然日本也有民眾上街進行反核遊行，要求菅直人政府下台，但日本社會整體上照舊令人難以置信的平靜。

日本不僅是個災難頻發的海島，還是個能源短缺的國家，經濟發達的日本，對能源和礦石的需求量非常大。這個貧乏的孤島，不得不靠幾十座大大小小的核電站為國民生活和企業生產提供電力。他們並非不知道，在這個地震、海嘯、火山活躍的土地上大建核設施的風險，但是無柰的孤島困境，讓他們陷入難以自拔的悲哀選擇。

日本人的心氣很高，他們一直認為大和民族是個優秀品種，應該在地球上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上天對他們不公，讓他們人種優秀但生存地域惡劣，他們的靈魂一直活在不服輸的掙扎里，他們用盡其力卻改變不了命運，於是他們不得不隱忍，「忍者」也成了日本特有的物種。

當下的問題是，日本還會像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那樣迅速重建復歸元氣嗎？一些分析家指出，恐怕很難。一來日本人口老化嚴重，勞動力缺乏活力有限；二來日本的最好發展階段已過，近二十年一直處於停滯和蕭條狀態；三來核電站對日本的沉重打擊，對日本今後能源利用將造成桎梏。不過，重建的過程，對日本經濟將帶來促進作用。當然也不能排除日本人骨子裡的韌性和不屈格外發力後的再起。。

日本人的悲劇情結甚重,這個民族崇尚以悲為美。日本的許多經典文學和戲劇都是以悲劇結束，比如古典的《忠臣藏》和現代的《失樂園》，都綴著極端的悲劇尾巴。這種人生短暫脆弱,世事瞬變難料的思維,始終貫穿日本人的生命認識。枯山水在日本的地位，不平衡、不對稱在日本的流行，都標志著這個大和民族，雖然從人種和文化上與中國有著淵源的歷史聯系，但是靈魂里，他們與中國民族有著諸多不同，因為他們的生存環境就與中國有著諸多不同。
「二戰」結束，日本雖然被打回「島國之境」，惡魔被裝入的鐵箱.同時也宣告日本尋求擴張的「大陸政策」以失敗告終。其囚於彈丸之地的靈魂之苦，一直郁悶在心，不肯為外人知。但是惡魔本性不會變,總有一天它要尋找一塊新的安身之地.日本人的靈魂最終會歸於何處，不得而知。會比從前更凶更狠更毒惡.

實際上，自「二戰」以來，日本一直就是一個信奉犬儒哲學的國家，在軍事和外交上，最突出的表現是卑賤虛偽，恃強凌弱，欺軟怕硬，一旦被對手徹底打敗，就一蹶不振，喪失鬥志，立即拜倒在地上，把對手尊為「太上皇」。且不說當年美國在日本本土扔下兩顆原子彈，將其兩大城市夷為平地，美國大兵常駐日本本土，日本女人都成了美軍的「慰安婦」，供美國大兵任意糟蹋，恣意蹂躪；就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仍然是一個犬儒國家，盡管它成了世界經濟大國，其眾多產品佔領了國際市場，把美國擠得差點沒有了市場空間，即使這樣，面對美國大兵多次在沖繩島粗暴輪奸日本少女事件，日本政府仍對美國低頭哈腰，忍氣吞聲，唯唯諾諾。今天的日本國民已經形成了一種婊子式的卑賤虛偽的犬儒性格，這種婊子式的犬儒性格影響了日本的下一代。日本是多麼虛偽乖戾，卑鄙無恥！對日本人你將其當畜牲看待.它才敬畏你.你打敗他.打的心服口服.他願把他的老婆女兒叫來陪你睡。日本人只記住原子彈對自己之害.但記不住侵略他國之害。

② 幸福指數的定義及如何測定幸福指數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准，那麼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准。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時並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實踐已經引起全世界矚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開始認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

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世界上存在著唯一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並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向會議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程院士認為，只要人們理解幸福與消費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觀點，就能改變人們對真正是什麼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認識，從而創造一個可持續的社會。並建議從國家層面上構造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組成我國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

程國棟院士說：「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國民幸福指數』（GNH）與GDP一樣重要，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同時成為科學的政績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

③ 世界治安最好的國家是那，幸福感最好的國家

世界治安最好的國家：
亞洲：新加坡，日本，中國香港
北歐五國： 瑞典、挪威、芬蘭、丹麥（格陵蘭）、冰島
西歐 ：盧森堡、德國、瑞士

世界幸福感最好的國家：
丹麥
全球知名研究咨詢公司蓋洛普（Gallup Consulting）在2005年至2009年間對155個國家的國民進行生活滿意度調查，丹麥當選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國民綜合幸福指數高達82。普遍認為丹麥之所以能被評為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是因為其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國民的物質和心理需求。

丹麥的社會保障體系十分完善，公民可免費接受各種教育，其福利政策面向全體公民,不分階層和經濟狀況,真正落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當遇到經濟衰退時,丹麥政府也會出台新的政策,保證國民的生活質量。

④ 幸福感指數的指數排名

英國「新經濟基金」組織公布了，哥斯大黎加榮膺世界最幸福、最環保的國家。中國內地排名第20位，中國香港則位列第84位，美國排在114位，幸福指數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 前10名國家中有9個來自拉美。其中哥斯大黎加高居榜首，人民對生活滿意度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滿意)，幸福指數則有76.1分，遠遠拋離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內唯一的非拉美國家。
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狀況比上世紀60年代還惡劣，因為雖然預期壽命和幸福感增加了，但幅度遠不及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的增幅。其中美國、中國內地及印度整體評分均遜於20年前。但相對污染度高達9.4分、排第114位的美國，中國內地污染度只有2.1分，故能躋身前20名。香港居民預期壽命達81.9歲，滿意度也有7.2分，污染度卻有5.7分，因此只排在第84位。辛巴威由於預期壽命及滿意度均低於其他發展中或發達國家，故位列榜尾。
什麼是幸福
新經濟基金成員馬克斯說，幸福星球指數有助推動大國觀念轉變，發達國家政府應放棄將幸福感與不考慮環境代價的宏觀經濟數字聯系一起的做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在長久、幸福和有意義的生活和福利上。
幸福標准
報告對全球143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幸福星球指數的排名，衡量標準是根據各地公民的預期壽命、對生活的滿意度計算，但也考慮各地人均消耗資源量。對環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較前的幾乎都是中小型國家。
部分排名
排名 國家/地區 幸福指數
1哥斯大黎加76.1
2多米尼加71.8
5越南66.5
20中國內地 57.1
49新加坡48.2
68韓國44.4
75日本43.3
84中國香港41.6
108俄羅斯34.5
114美國30.7
143辛巴威16.6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華爾街日報》、《日本經濟新聞》2011年5月25日消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日前對該組織的34個成員國進行了11個大類的綜合指標調查，分別做出了新的排名。澳大利亞的綜合排名第一，被認為是最適宜生活的地方，民眾幸福感第一；北歐國家的整體排名靠前。
澳大利亞幸福指數最高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這項調查涉及健康、犯罪、教育、住房、政府管理、居民財產、環境和物價等11個指標。全部指標綜合排名中，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分列前三甲，被認為是最適宜生活的三個國家，國民幸福指數最高。
調查顯示，75%的澳大利亞人對他們的生活感到滿意，這個比例遠遠高於所有34個國家的平均數59%。此外，盡管澳大利亞面臨房價飆升、通貨膨脹、經濟低靡，但83%的民眾對澳大利亞經濟前景看好。
與此同時，北歐國家的整體排名靠前。僅就「對生活感到幸福」這一項指數而言，90%的丹麥民眾對生活感到滿意，86%的芬蘭民眾對生活滿意，挪威、瑞士都排在前五。韓國只有36%，東歐國家更低。
盧森堡民眾最有錢
在居民財富方面，34個國家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為1.3725萬英鎊(14.5萬人民幣)。其中，盧森堡人全年可支配收入達1.6758萬英鎊(17.7萬人民幣)，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國、瑞士、比利時和英國。
瑞士、澳大利亞民眾最健康
在居民健康指標方面，瑞士和澳大利亞最被認為是最健康的國家。而英國兒童肥胖率世界最高，因肥胖引發的死亡事件也日益增多。2000年，英國65歲以下民眾中有88人死於肥胖引發的疾病；而2009年這一數字飆升至190人。
日本人感覺「不幸福」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狀況、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方面的得分均超過平均數，但日本民眾普遍自我感覺「不幸福」，僅40%的民眾對生活滿意。
調查發現，日本失業率極低，在15-64歲民眾中，70%的人都有穩定收入來源，而34個國家的平均數只有65%。日本人經常抱怨工作時間太長，他們平均一年工作1714個小時，但34國的平均數卻達1739個小時。日本人平均預期壽命為82.7歲，為34個國家中最高。 聯合國發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數報告》。根據這份報告，丹麥成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家。美國僅排在第11名。中國香港第67名，中國內地則排名第112。評價標准極其復雜，財富並非決定性因素，全球總體比以前幸福。
最不幸福國家集中於受貧窮和戰火洗禮的非洲國家，多哥居未位。看點：較幸福國家傾向較富裕，但收入與幸福並無必然關系;良好精神及身體健康、穩定家庭和婚姻、工作保障等為幸福要素。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國民幸福報告2014》，在健康、收入、婚姻、學歷、職業等各個方面對構成幸福的密碼進行解讀，揭示當前中國百姓的幸福現狀。
國民普遍感到幸福，一線城市幸福感不如想像中低；
有錢不一定任性，熬夜換來的錢不能增加幸福感；
結婚真的比較幸福，但男女婚後感受各異；
60後最不幸福，家庭壓力大是關鍵因素；
學歷越高越不幸福，男博士比女博士更不幸福；
國企員工不如想像中幸福，體制內負責人幸福指數較高。

⑤ 世界GNH表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准，那麼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准。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准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2004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是1270美元。1980年以來，中國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長，在東亞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跡。

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而整體的人文發展情況卻呈現出與GDP增長不協調的逆態勢。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數超過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

根據荷蘭Erasmus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3次幸福指數的調查，中國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數據表明，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並不能保證國民幸福的持續增加。

去年12月，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數調查，顯示東亞國家幸福指數普遍低於西歐及美洲國家，最快樂的亞洲國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國則排第48位。而在各種對全球各國國民快樂水平的比較研究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樂指數總在後列。

這一切，應該能讓我們稍事停頓，來反思一些基本面的問題了，比如：經濟成長而人們並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來的人追求的是什麼?

國富是為了民樂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前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是勞動收入（城鎮工薪收入和農村經營性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也就是說，當一部分人還在努力出賣勞動力換取報酬時，另一部分人已經可以坐享財產帶來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長的速度遠不及後者。

這樣的形態，概括起來體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夠協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滯後；經濟長期處於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長，受資源和能源的制約越來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時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第一次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四位一體。」中國科學院程國棟院士評價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政府已經掌握了社會剩餘產品總價值的87．5%，留給社會的只有12．5%。這說明，過往的發展模式距離「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還有一段距離。國富是為了民樂，是為了「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十六大報告結束語�。英國哲學家休謨說過：「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於獲得幸福。」1999年，蓋洛普公司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調查，60個國家的5．7萬名成人參加。調查的題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麼?結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認為，身體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為寶貴。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人民的幸福，經濟增長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發展還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會和諧更是為了人民的幸福。

從總體上說，經濟增長確實能夠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的多項研究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決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收入增加能相應帶來一定的快樂。但是，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後，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同時，學術上的研究證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環保、人權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響。「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有錢卻不能保證人的幸福快樂。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財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就要求用較少的資源和環境犧牲來使人民接受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從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國棟院士這樣理解財富與幸福之間的關系。

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並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長，但由於沒有兼顧社會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數也在增長、最後竟會導致社會動盪。經濟發展的同時，如果我們不考慮良性增長和協調發展，那麼，我們不僅將收獲不了快樂，還可能收獲痛苦。

從GDP到GNH

2005年2月，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提醒說，中國需要調整以GDP為中心的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改變的發展模式，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准，那麼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准。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時並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實踐已經引起全世界矚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開始認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

當下中國，綠色GDP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國發展觀念的轉變，不能滿足於僅在技術層面上給GDP塗點「淺綠」色，要從發展的觀念、生活方式的轉變中探尋發展引起問題的病因，崇尚人類文明的創新和變革，從發展的機制上預防問題的發生，引導人民邁向幸福。

無論每個人在追求什麼，例如財富和聲望；無論人類在追求什麼，例如和平與自由；其終極的目的，都是幸福快樂。國家的前進方向亦如此，「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羅伯特·萊恩教授提出，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幸福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世界上存在著唯一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並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

核算國民幸福指數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創造最高質量的生活必須超越經濟增長的『一葉障目』。」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作英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時說。

布萊爾的話對中國不無啟發，高速的經濟增長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環境壓力、資源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壓力。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向會議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程院士認為，只要人們理解幸福與消費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觀點，就能改變人們對真正是什麼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認識，從而創造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程國棟院士建議，從國家層面上構造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組成我國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測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僅是為了追蹤幸福程度的變化，也是為了幫助開發促進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說。

薩摩斯島人伊壁鳩魯是快樂哲學的先哲，他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起點和目標……如果我把口腹之樂、性愛之歡、悅耳之娛、見窈窕倩影而柔情盪漾一概擯棄，那我將無法設想善為何物。」他用富人們贊助的錢建了一所哲學學校，學習快樂之道，他開列的「快樂需求清單」包括三樣東西：友誼、自由和思想。

各種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度更為緊密。盡管如此，在影響個人快樂的所有變數當中，收入決定快樂的比重仍不超過2%。在同一個國家裡，錢多快樂多這種正比關系會逐漸地消失。比如，從1940年到199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覺到快樂的人占總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維持在30%上下，且沒有表現出任何上升的趨勢；在日本，1958-198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還多，可是平均快樂人口比率是59%，也沒有上升趨勢。近來的研究還提示，一個人如果太執著於身外的追求�比如聲譽、財富和形象等�，而相對忽視了個人內在的修養�比如修身、為人、交際�，就比較不容易快樂起來。

「我們需要新的財富觀和幸福觀。物質財富和幸福之間絕對不能畫等號。」復旦大學哲學系張汝倫教授向《新民周刊》舉了一個反例，「一個病入膏肓的億萬富翁，如果你讓他拿出所有的財富來換一個健康的身體，他絕對會毫不思索地答應。」

張汝倫教授認為，幸福是一個關乎主觀感受的名詞，在一個物質主義成為人們普遍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時代里，我們需要從上到國家政府官員的執政思想，下到普通國民的日常言行，對於財富觀和幸福觀進行維新：《福布斯》或《財富》之類雜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覺得財富就是金錢的代名詞，其實這是對財富絕對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莊子是幸福的，因為他懂得人貴適志。「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為他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當代大哲維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彌留之際，還讓身邊守候的人告訴世人：「我度過了多麼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於外在物質的佔有，而在於一種心態。

「幸福是人最難擁有，也最希望擁有的財富。世上任何財富都是手段，唯獨幸福這種財富，是我們生命的目的。」張汝倫教授說。

程國棟院士說：「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國民幸福指數』（GNH）與GDP一樣重要，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同時成為科學的政績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感謝程國棟院士對本文的大力支持。）

⑥ 38國調查顯示日本兒童幸福感最低，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據日本共同社9月3日報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3日公布對居住在38個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兒童幸福度的調查報告，其中顯示日本兒童由於生活滿意度低且自殺率高，「精神上的幸福度」位列最低級別的第37位，雖然經濟上也比較富有，但由於學校欺凌和家庭內的不和等因素感受不到幸福的現狀凸顯。

日本教育評論家尾木直樹將日本的學校一線稱為「欺凌地獄」，指出加上偏重偏差值導致考試競爭過度激烈，「兒童自我肯定感低，產生不了幸福感是必然的」。

(6)日本幸福值最低是哪個省擴展閱讀

聯合國38國兒童幸福度的調查報告

報告利用聯合國等統計分析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歐盟（EU）成員國的情況。將匯總一定數據的38個國家按「精神上的幸福度」和「身體上的健康」、「學力及社會性技能」3個領域給出指標。使用的數據是2015至2019年的統計數據，時間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流行之前。

綜合排名前三位分別是荷蘭、丹麥、挪威。日本位列第20，智利墊底。美國位列第36。

從精神上的幸福度來看，15歲兒童中生活滿意度高的比例荷蘭為90%，高居首位；最低是土耳其的53%。日本為62%。15至19歲人群每十萬人自殺率最低的是希臘的1.4人，日本是其約5倍的7.5人。

從身體上的健康來看，5至19歲人群肥胖比例日本最低，為14%；美國最高，為42%。

學力及社會性技能方面，日本位列第27。閱讀理解和數學能力為第5，但15歲兒童回答「能很快交上朋友」的比例位於最低梯隊，為69%。

從支撐兒童幸福度的經濟情況來看，日本的失業率最低，兒童貧困率也僅為18.8%，低於平均值的20%。

報告還提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強調「不僅是健康，預計還將波及到社會經濟的所有方面。兒童可能長期來看最受負面影響。」

⑦ 亞洲幸福感排名

反正是末位

⑧ 如何看待38國調查顯示日本兒童幸福感最低

近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布對居住在38個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兒童幸福度的調查報告，其中顯示日本兒童由於生活滿意度低且自殺率高。

父母可能會經常看到孩子不足的地方，而忽略了孩子們表現好的地方，因此，父母應該多注意孩子表現好的地方，當孩子們學會尊重別人的時候，父母應該給予孩子一定的贊美。孩子們需要明白，他們所做的時候會讓家庭不一樣，它會引起大人的注意，並且也會讓孩子們知道，分擔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贊美是父母作為一名教導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孩子們努力的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即使沒有取得成功或者結果不是最好的也應該對孩子所做的努力給予贊美及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