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哪些方面與經濟相關

C. 消失對經濟的影響，中國應從哪些方面應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常態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要從思想上做好過「緊日子」的准備。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放緩了2—3個百分點，經濟發展方式也必須擺脫過去那種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粗放型模式，轉為依靠結構優化、生產率提高、開拓創新型模式。這對於習慣於舊模式的我們來說，是不得不接受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認清形勢，主動進行調整。一是發展規劃不宜太野心勃勃。二是改革的推進不宜太過激進。三是經濟發展要更加註重效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態下的機遇，建立起足夠的信心。盡管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但中國面臨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仍然較有利。一是仍處在新型城鎮化的黃金階段，無論是30%以上的城市戶籍人口，還是53.7%的城鎮化率，從總量上遠低於經濟發展階段應有的水平，加之城鎮化的質量差距，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潛力和市場空間巨大，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動力。與此相關還有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二是人口紅利，特別是潛在的人才紅利依然較大。三是體制改革紅利依然較大。四是對外開放仍可釋放足夠的動力。五是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下，政府間相互競爭的紅利依然較大。因此，我們認為，新常態下的「緊日子」，應該，也可以是過得去的「緊日子」，是可持續且比較健康的「緊日子」。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應對社會矛盾。過去積累的一些矛盾，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會逐步凸顯出來，而作為托底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管理手段還相對比較滯後。因此，面對各種社會矛盾我們必須更加精心地應對，以免因小釀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於改革創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盡管我國經過30多年的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但相對於實際需求，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總體部署，關鍵是要加以落實。應對新常態必須向體制改革要紅利。要通過改革，使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趨於現代化，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成員。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創新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法門利器，既要鼓勵自主科技創新，又要注意引進和利用世界科技創新成果，信息技術、3D列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數據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繼續挖掘人口紅利，創新利用人才紅利。盡管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在加重，我國人口紅利正在衰減。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逐步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勞動參與率、逐步提高總和生育率（如單獨二孩政策）等措施，拉長人口紅利釋放期，減小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另外，在現有人口結構的基礎上，可以通過一系列措施，如企業改革，人員流動和教育培訓等，充分挖掘、培養和形成人才優勢，開發和利用人才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2013年末，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直接影響創新能力的「研究人員總規模」在2010年達到121萬,首次超越美國的119.8萬人，躍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國高端勞動力人才的成本相對較低。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質量紅利，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在新常態下實現知識驅動、創新驅動、產業升級驅動型的較高質量增長。
第五，要以不斷改善民生作為我們的政策目標。應對新常態，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證在經濟發展和推進體制改革時，能夠使民生不斷得到改善。當然，福利的剛性又從另一個方面要求我們，這種改善必須是漸進和可持續的。

D. 概括說明人口普查要掌握我國人口哪些方面的基本信息

根據給定材料，概括說明人口普查要掌握我國人口哪些方面的基本信息，並分析指出，掌握這些信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20 分）

答：人口普查要掌握的基本信息有：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性別和年齡結構，出生死亡情況以及住房空置情況的相關信息。
第一，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利於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實施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推動科學發展。
第二，在保障民生方面，有利於保證流動人口、計劃外生育者等人群的一系列權利，加強和公平地推進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基本住房等公共服務，促進公共資源合理分配、公平共享，保障與改善民生。
第三，在社會管理方面，對城市的布局、規劃、管理具有指導意義；有利於進行戶口整頓，彌補戶口管理的缺陷，及時准確了解人口狀況，掌握性別、年齡等信息比例，防止男女比例不平衡、人口老齡化等結構問題；有利於獲取來歷不明、疑似被拐兒童婦女和失蹤被拐兒童、被拐婦女的信息。
第四，在經濟發展方面，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經濟發展。

E. 未來中國經濟與人口有關的三個紅利是什麼

未來中國經濟與人口有關的三個紅利：勞動力資源，勞動力地域，人口素質。

其一，中國勞動力資源的絕對量依然較大，勞動力供給潛力有待繼續挖掘。

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曾玉平指出，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仍然較大，有8.8億人，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目前，中國正在通過改革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李長安指出，一方面中國逐步放寬生育政策，2013年中國啟動「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此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由於生育政策調整，全國多出生「二孩」數量達1000多萬人。

另一方面，穩妥推進延遲退休也成為延續紅利的一項重要政策。李長安認為，中國60-64周歲的老年人力資源有近8000萬，如果能夠將這部分人力資源挖掘出來，將有助於緩解社保養老壓力，增加勞動供給。

其二，勞動力的地域和產業轉移會產生巨大紅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表示，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製造業時，勞動生產率會相應提高，這也是人口紅利相當重要的一個來源。

他指出，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30%左右，但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佔比一般低於5%，換言之，未來中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製造業還有巨大空間。

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國製造業從最初的勞動密集型轉到資本密集型，再進一步轉到技術密集型，這個過程產生的附加值會不斷提高，同樣會產生紅利。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也表示，未來應通過戶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讓勞動力跨地區、跨部門的流動更自由，改善勞動力的就業結構，讓勞動力向增加值更高的產業流動，如此可以使人口要素更好推動經濟增長。

其三，人口素質提高，將創造二次人口紅利。

蔡昉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必然與人口老齡化相伴而行。雖然傳統人口紅利衰減，但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其關鍵就是通過發展教育和培訓，改善各個年齡段人口特別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資本，並依託這個龐大的人力資源，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此番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近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素質顯著提高。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

勞動年齡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達到了3.85億人，佔比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佔比達到了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個百分點。

F. 高三地理問題。我國人口年齡比例變化與人口老齡化將對城市發展及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哪些影響。

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是老年人口規模大 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未富先老 我國人口自身結構的變化，必然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較大影響 我們必須採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建立以家庭養老為主體的多元化養老方式，積極發展老齡產業等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人口作為經濟社
會發展的主體，其自身結構的變化必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
較大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的影響
通常認為，人口老齡化會造成勞動用工年齡人口比例下
降，會導致勞動力短缺，而勞動力是構成生產力的基本因素 ，勞
動力數量的多少及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的大小，對經濟發展有
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國外一些老齡化嚴重的國家早已發生勞動
力短缺問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大量依賴外籍工人的移入來
補齊，從而影響到經濟健康發展 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由於
人口基數大，生育年齡人口多，人口增長速度較快 ，因此我國勞
動力資源仍十分豐富，一段時期內，當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問
題，但國家應及早採取措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
力用工不足的挑戰，這是人口發展的必然趨勢 因為在經濟全
球化的今日，我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投資和出口
拉動，我國產品的出口優勢很大程度是因為廉價的勞動力資
源，如果我國失去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國外對我國勞動密集型
勞動產品的需求會轉移到其它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從而必
然會減少中國的出口需求和引進外資
（二）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生產某種產品的效率一般有兩種
表達方法：一種是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另一種是生產
單位產品所耗費的社會勞動時間在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數
量越多，或生產單位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越少，勞動生產率就
越高 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有許多，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認為，優良的人口素質 適度的人口數量有利於勞動
生產率的提高，不過人口老齡化會抑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
要依據有：（）人口老齡化會造成老年人生理功能退化精力或
體力下降，勞動能力衰退，反應速度慢，不應該繼續從事繁重的
勞動和快節奏的生產；（ ）與年輕勞動力相比 ，高齡人口因身體
衰老經常生病，醫療費用大幅增加，不利於企業增加利潤 技術
進步和擴大投資；（）勞動人口高齡後 ，創新力 記憶力接受新
技術能力較差，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更新；（ ）科學技術
發展表明，人類社會的許多發明創造大多是在中青年時期創造
出來的，這是一條普遍規律，所以青年人才的成長對科技創新
具有較大意義當然，某些人並不認同此觀點，因為在科技創新
方面，一些人大器晚成
（三）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障的影響
養老保障問題是老齡化社會發展面臨的最主要的社會和
經濟問題其主要包括物質上的供養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
慰藉三方面的內容 從物質供養方面來看，城市老年人大多有
醫療保障金退休養老金，所以以自我養老為主；農村老人由於
社會保障不完善，以家庭養老為主 從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來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主要由子女 老伴承擔，老人和
子女共同生活，便於家庭照顧 關心老人，也是老年人喜歡的日
常生活方式，符合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可是，隨著人口老齡化
程度的不斷加深，對養老保障沖擊是巨大的
人口老齡化加大了養老保障需求，而養老保障需求的加
大將使我國總人口的經濟負擔日益加重，國民收入中消費基金
比例擴大，投資率 積累率下降，減慢經濟發展速度 世紀
年代以來，我國養老保障金增長速度較快， 年全國共有離
退休職工 萬， 年增加到 萬，十年增加了 倍，
各種費用相應由 億元增加到 億元，增長 倍 根
據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的預計： 年，我國退休職工將超過
億，每年支付退休費用將高達 萬億人民幣，是 年的二十
多倍
家庭養老方式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世紀 年代
以來，我國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幾十年過去了，第
一二代獨生子女正進入婚育年齡，他們組成的家庭將接管社
會，構成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即 四二一家庭模式，家庭成員為
個老人 對夫妻 個孩子，也就是說，對夫妻要同時贍養
位老人，撫養 個孩子 然而，由於現代化生活 生產節奏不斷
加快，子女精力十分有限，越來越感到照顧老人的負擔沉重 ，加
之工作壓力大，如果老人生病或體弱需要照顧，再孝順的兒女
都難以盡孝，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將受到嚴重沖擊，迫切需要
多元化養老
（四）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非常密切，人口結構的變動要
求產業結構也要隨之變動，以保持人口 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人口老齡化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制約新興產業的發展
進程 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世界上任
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其產業結構的調整密切相關，同時還
必然要求勞動力的技術結構與之相適應由於中老年勞動力對
所居住的區域和長期從事的勞動業已形成習慣，產生了較強的
依賴感，通常不願搬遷到其它地方居住及改變自己的工種，勞
動力從舊的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轉移必然受到限
制，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 如果年輕勞動力不能滿足經濟發展
的要求，就只能對中年勞動力進行培訓和教育，但是其接受新
技術的速度慢，培訓費用高，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必
將產生結構性失業
人口老齡化不利於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我國農業
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是農業科技成果的創新與應用，發展
趨勢是生態農業高效農業，但是農村老年人口文化素質低，科
學種田能力較差，科技創新和接受適應能力較弱，農村人口老
齡化必然阻礙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投資的影響
處於人口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人們的消費 儲蓄傾
向必然不同，因而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會引起社會消費儲蓄比
例的變動，從而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較大影響
通常認為，社會中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會減少儲蓄，從我
國的發展情況看，老年人的儲蓄率低於全國的平均水平，而且
隨著年齡的提高，儲蓄率不斷降低 因而從平均儲蓄角度分析，
人口老齡化會大大降低總的儲蓄水平，且會抑制儲蓄率的提
高 儲蓄是投資和資本積累的源泉，投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依
托，儲蓄的減小會導致投資的減小 一般認為國家的投資主要
來源於個人投資和政府投資，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會導致消費
基金的增加和積累基金的減小，國家會拿出大量資金改善老年
福利設施，支付大量醫療保障金退休金，其勢必影響投資規
模，對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不利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積極對策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於我國這樣的
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同時存在，我們應以科學務實的
態度對待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迎接挑戰，尤其是制
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實現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從而減緩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一）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
古今中外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適度的人口數量 結
構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前提 目前中國的人口情況是既要
控制人口數量，又要防止老齡化速度過快和老年人口比重提高
過快 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人口問題在時間上往往
具有一定的滯後性，作用的強度具有乘數效應，當我們明顯感
到人口問題存在時，實際上已經喪失了解決問題的最好時機，
發達國家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為我們敲響了警鍾，解決老齡
化問題必須具有超前性和戰略性 目前，我國國家級的人口發
展戰略研究正在進行，它所制定的人口發展戰略注重促進人的
全面發展和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人口戰略
研究認為，採取合適的時間，逐步放寬人口生育政策 ，既可以減
輕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和未富先老，又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所
帶來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出生嬰兒男女性別嚴重失衡的社會問
題
（二）建立以家庭養老為主體的多元化養老模式
家庭養老符合中國的國情，原因有兩方面 ：（ ）家庭養老的
主體地位為我國法律所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
障法第 條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子女，家庭成員
應關心和照顧老人；（ ）家庭養老是我國養老的傳統做法 絕大
部分人認為家庭養老是每個社會成員應盡責任和義務，家庭養
老也是老年人比較喜歡的養老方式
但是人口老齡化，使家庭結構和規模小型化，家庭養老不
能獨自承擔起老人養老的職能，許多的家庭養老功能將被社會
化養老服務所取代，如培育和發展社區 非營利組織養老服務，
幫助老年人在社區內居家養老，將家庭養老和社區有機地結合
起來，即老人自己出錢 政府加以資助，由社區派人提供養老服
務，既解決了老人的照顧問題，又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再比
如以房養老養老院養老等不同的養老方式，組成了以家庭養
老為主體的多元化養老模式
（三）大力發展老齡產業
老齡產業，是指由老年人口消費市場需求增長帶動而形成
的產業，它包括有關滿足老年人需求的生產 服務經營等設施
和經濟活動我國是在生產力不發達情況下進入人口老齡社會
的，面臨著老年人口和養老保障壓力不斷增大的挑戰，然而老
齡化在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影響的同時，也孕育一個巨大的消
費市場 老年產品市場，它能帶動相關的第三產業大力發
展日本自 年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後，積極發展老齡產業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把第三產業視為老齡化社會的救世
主
目前中國老齡產業面臨著尷尬，一方面，老年人口的需求
十分迫切十分龐大，另一方面，老年產品和老年服務有效供給
嚴重不足，產業尚未在國民經濟中形成一定的產業鏈和產業規
模 目前我國老年人市場需求大約為七八千億元，但每年為老
年人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總值不足一千億元，所以，必須積極發
展老齡產業
第一，政府應積極推動老齡產業發展 政府應致力於法制
建設制度建設，制定和實施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投資 稅收
信貸等方面，為老齡產業發展營造好的環境 第二，老齡產業需
要媒體和輿論的宣傳和引導，特別是在市場潛力和營銷策略及
消費特點方面，要有務實的探索和超前的分析 第三，處理好老
齡產業公益性與贏利的關系老齡產業往往具有社會公益性的
特點，大力發展老齡產業，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完善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當前，我國城市的養老保險，包括基本養老保險 職工互助
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 基
本養老保險實行統賬結合的積累制度，國家承辦保底 ，廣覆蓋
低水平，面向城鎮職工，強制參加，個人和單位共同繳費 ；企業
補充保險是指由企業根據自己實力國家政策為本企業職工所
建立的一種輔助性養老保險，其目的是進一步提高職工退休後
養老水平；職工個人儲蓄養老保險是由職工自願參加選擇經
辦的一種補充養老保險形式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還很不完善，存在
方方面面問題：個人賬戶是名義性的 ，空賬運行；統籌層次低，
全國絕大多數地方還實行地區或市級甚至縣級統籌，實行省級
統籌的還很少；養老金體系覆蓋面窄，地區發展不平衡 ，共濟性
弱；籌資嚴峻
針對上述問題，有必要進行改革 ：（ ）延長退休年齡 這是
一把雙刃劍，它延長了繳費年限，又縮短了領取養老金年限 ，可
以避免退休人員再就業所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又可以使有技術
的老齡職工繼續留任，發揮余熱（）擴大社會養老保險覆蓋
面 目前基本養老金僅覆蓋城鎮中部分人，農村老年人口基本
被排除在外 今後的養老保險制度應盡可能實現廣覆蓋，建立
比較完善的覆蓋城鄉的基本養老保障體系 （）加強社會養老
保險制度中的政府監管，隨著社會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推進，必
須重新認識政府在養老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職能需重新
界定，規范化運營和監管個人賬戶基金，做實個人賬戶 （）確
保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G. 人口增長與哪些因素有關，試分析我國今後人口增長的走勢

影響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

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對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決定了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通過改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來影響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況下，當人口數量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時，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會刺激；當人口數量超越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消費總數後，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遏制。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往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經濟因素對人口機械增長也有重要影響。通常情況下，經濟發達或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對人口具有一種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機械增長為正值；相反，經濟落後或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的地區，對人口會產生一種排斥力和離散力，人口機械增長一般為負值。

文化因素

這一因素更多地影響著人口的自然增長。隨著科學文學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長率趨於下降，現代社會里這一趨勢尤為明顯，其表現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由於人們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平均婚齡也會相應推延；二是科學文化水平愈發達，人們的生理知識、育兒知識、保健知識就愈豐富，促成嬰兒死亡率降低；三是人們的科學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註意自身及其後代各項素質的提高，少生優育，把有限的收入用於將子女培養成具有更高科學文化素質的現代人。

醫療衛生因素

醫學的進步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著直接影響。首先，它使得因各種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從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長人口平均壽命；其次，它對控制生育和實行優生優育有著積極的作用。

現階段中國的人口是處於增長趨勢還是遞解趨勢
遞解

在人口的構成中，年齡結構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度量指標。由於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出現了剩餘，老齡化水平進一步上升，老齡人口的分布狀況也開始顯現城市化所帶來的諸多特點。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0-14歲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越大，這個國家的人口就越年輕；一個國家0-14歲人口逐漸減少，15-64歲人口增多，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在7%以下，則這個國家的人口越呈"成年型"；一個國家65歲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超過了7%，則這個國家的人口就進入了"老齡化"時期。2000年普查表明，中國65歲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6.69%，基本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2000年人口普查還表明，中國15～64歲勞動力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達到了70.15%。所以，中國現在正處於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紅利"時期。但決不能因此而盲目樂觀。因為在人口自然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出生的那些人正處於就業大軍之中。勞動力人口的增多意味著對就業崗位的需求在增長。倘若社會提供的就業崗位不能滿足勞動力人口增長之所需，那麼，失業將長期困擾21世紀初葉的中國。
另外，2000年人口普查還給我們以新的警示：當前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水平已經超過了城鎮，農村為7.35%，城鎮為6.30%。這就是說，原來那種對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高於農村的認識，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人口的流動和戶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對農村剩餘勞動力吸納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較收益的刺激，使農村有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來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這在給城市帶來新的活力的同時，也給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帶來了促動。按地區和城鄉分的年齡構成統計表明，越是城市化速度快的省份，其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就越快，其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水平也程度不同地表現得較高。比如說，上海、江蘇、福建、廣東、海南、浙江、重慶這7個省（直轄市）自1990年"四普"以來的城鎮化速度最快，而相應地，其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水平也高，農村與城鎮人口老齡化
的百分之差也就越大。
韓國和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較城市為嚴重的狀況，也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現了。
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提高，已經使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凸現了出來。2000年11月"五普"表明，上海鄉村的老齡化水平已經達到了13.73%、浙江達到了10.51%、江蘇達到了9.73%、山東達到了9.15%、北京市達到了8.35%、重慶市達到了8.04%。

H. 人口再生產的經濟社會因素有哪些

一、人類發展的內容和含義

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幾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經濟增長上面，相關的政策建議也都在尋找那些能夠提高資本積累的因素。即使經濟學家越來越強調人力資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諸如教育、培訓和健康這些提高人力資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作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觀察，而忽視了人作為發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經濟學越來越關注人力資本，卻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途徑，而在實踐中顯得蒼白。另一方面，單純的GDP增長並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以及人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關系。不能妥善解決好這些問題，經濟增長最終也難以實現又好又快。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從直接關注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到人與資源、環境的協調，以至越來越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走出了一條特殊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道路，成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最初黨中央每年召開的人口工作座談會，被提高到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層次，在科學發展觀形成中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由此中國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開創了政府以人為本，以人口發展的可持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特有實踐。

從觀察人口發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的角度，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可供借鑒的重要指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於1990年出版首卷《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出該組織看到了以人為中心的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該報告把收入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時預期壽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識字率和毛入學率構成的教育水平結合起來，構造的人類發展指數(HDI)，與傳統上單純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類發展成就方面要更為全面(圖1)。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中國在全國城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其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此，中國的生育率開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較低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主要表現是，人口數量得到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後，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總和生育率為1.8左右，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於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

這個成就不僅是控制了人口數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諸種要素方面的改善，幫助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即無論是從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幾個角度，都反映了人口發展的成就。圖2顯示了中國在過去30年人類發展指數的提高。此外，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世界排位始終優於人均GDP的排位，標志著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就。下面，我們分別從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要素的貢獻角度進行考察。

二、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較早的人口學和經濟學文獻中，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著眼於人口總量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而關於人口轉變的討論，也僅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總量的層面上。在這些討論中，人們把人口發展納入了經濟發展的視野，是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實踐的一項重要貢獻，豐富了人類對於發展的認識。但是，這個認識還不是全部。在某種程度上，它忽略了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口轉變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特徵的變化。

隨著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繼完成了人口轉變，人口學家開始觀察到這個轉變所導致的人口老齡化後果，從而人口結構變化首先被納入研究的視野。進而經濟學家又觀察到伴隨著人口轉變而發生的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及其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影響。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作為二元經濟結構主要特點的勞動力無限供給，通常與人口轉變有關。在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階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由於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和時間差，相應形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撫養比高的特徵(Williamson,
1997)。具體來說，在死亡率下降與出生率下降的時滯期間，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處於上升期，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比例相應提高。隨著生育率下降，經過一個時間差即大約20年的時間，勞動年齡人口所佔比例開始上升。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導致人口增長率趨於降低，隨後逐漸開始人口老齡化。由此分別形成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先上升後下降兩條繼起的變化曲線。

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人口政策共同推動和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由於改革開放期間與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相重合，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人口)規模大且不斷增長。勞動年齡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證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充足勞動力供給，另一方面意味著人口負擔輕、經濟剩餘多，從而有利於達到和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圖3)。因此，更加具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由此形成的這種人口紅利，通過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得以釋放，並且通過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作為比較優勢得以實現，從而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

根據我們的計量模型結果，如果用人口撫養比，即16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來表示這種人口結構因素的話，在改革開放期間，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長率0.115個百分點。
1982～2000年，總撫養比下降了20.1%，推動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同期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其中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為
26.8%，即由於人口撫養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對改革開放期間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4(Cai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發展對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直接貢獻。

三、人口素質：數量與質量的替代

人力資本是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獲得性的技能。人力資本之所以被言之為「資本」，是因為要獲得這種資本同樣需要通過投資的形式進行積累，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共性；而人力資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為它和所投資的每一個人都不可分離，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差異所在。

人力資本的概念最先由舒爾茨(T.W.Shultz)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其後，一大批經濟學家對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本的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經濟學家剛提出人力資本的時候，這一概念並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觸。但隨著對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闡述越來越清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也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受。人力資本投資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可以從圖4中看出其影響機制。人力資本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多元性，既體現於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性，也體現於它所影響的社會經濟活動類型的多樣性。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僅僅有經濟增長尚不足以實現社會的發展，只有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社會進步的最好的體現，而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諸多內容恰恰體現了人的發展。近年來，人文發展更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與重視。在發展中國家以人力資本積累為目標和途徑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被認為是擺脫貧困的基本手段。在聯合國提出的八項千年發展目標當中，涉及人文發展的指標佔有5項。這充分說明，人力資本積累作為發展的目標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為世界所矚目，這其中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功不可沒。198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33年，比73個發展中國家的3.57年(1980年數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時，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長了約47.28%，與這73個發展中國家增加到5.13
年相比，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這些發展中國家高出2.72年。

對改革開放後20年經濟增長源泉進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如圖5所示，通過人口教育素質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份額為24%，與勞動數量投入的貢獻份額相當。近年來，隨著人力資本投資的不斷增加，勞動力的素質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可以預期，未來人力資本的積累將是維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動力。

四、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

「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這個概念有兩個含義。第一，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來自於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比例和增長率，從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變化，人口經濟學家所謂的第二種人口紅利，是伴隨著老齡化以及一個良好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而來的，是與人口老齡化以後的儲蓄動機和儲蓄水平相關的人口紅利。第二，由於出生時預期壽命和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老齡然而身體健康，不啻為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因此，這里所能看到的是從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觀察的人口紅利。

我們觀察到的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老齡化而式微的增長源泉，實際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勞動力豐富、人口負擔輕從而儲蓄率高，對經濟增長做出額外的貢獻。但是，在這個優勢逐漸消失的同時，我們還有機會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Lee
Mason,
2006)，即在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並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經驗、技能等人力資本，也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延長人口紅利。

首先，取得這個人口紅利的關鍵在於設計一種好的制度，使得人們不再依靠家庭養老，也不再依靠現收現付制度，而是實現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障體制。按照這種思路形成養老保障體制，就等於啟動了積累第二次人口紅利並逐漸替代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就第一次人口紅利來說，當人口結構不再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再增高的時候就會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在接續了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後可以永遠持續，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其次，取得這個人口紅利要求有一個更加靈活、有效和安全的勞動力市場。在就業壓力還較大的年份，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退休年齡為51歲左右實際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是不一樣的。如果由於勞動力市場不利於就業，一些尚未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就可能自願或被迫提前退出勞動力市場，導致實際退休年齡小於法定退休年齡的結果。，而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都在60歲以上。在中國，50~64歲年齡段的勞動年齡人口，佔全部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20%。也就是說，如果實際退休年齡只有51
歲的話，勞動力資源便被大大浪費了。過去我們看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多地是從指標分母的角度觀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徵，即人口老齡化不僅是因為相對年輕人口的減少和比例下降，還由於預期壽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長壽。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轉變達到新階段的情況下，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圖
6)，不僅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於中上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慮到預期壽命的提高，增加對人的投入，可以使老年人口變得更加具有生產性，而不是成為社會的負擔。

中國經過30年計劃生育，在控制人口數量、調整人口結構和提高人口素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與此同時，也為進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長健康壽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隨著大人口觀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關注對人的投資，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從而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I. 什麼是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從哪些方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這意味著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導致未來中國經濟要過一個「減速關」。
「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發展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一是勞動人口佔比重大；二是勞動力供給大導致勞動報酬低；三是社會供養率比較低；四是社會高儲蓄；五是社會消費也處於旺盛時期。

J. 我國的人口問題有哪些將我國社會和環境造成哪些影響

一、就業壓力問題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持續不斷增加與城市失業下崗工人規模的不斷擴大的兩股勢力疊加作用，所產生的巨大就業壓力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之一。同時，我國勞動生產率低下，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和經濟轉型還將不斷加大就業壓力。二、人口貧困化問題
巨大的失業壓力和創造就業崗位的困難決定了一部分人長期處於貧困的境界。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人口過剩問題，它是一個地區內的人口數相對於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過剩。我國的人口過剩在農村主要表現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主要表現在城市經濟轉型過程中引起的下崗和失業。兩者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很難走出貧困的怪圈。三、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亦稱人口老化。我國2000年末已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達8811萬人，占總人口的6．97％。預計21世紀中葉，我國65歲以上人口將達3億以上，占我國總人口的1／5，撫養比增高、社會負擔加重帶來的社會保障等問題成為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中國人口老齡化有著同世界其他國家大致相同的趨勢，也有著一些不同特徵。四、社會保障問題
隨著失業下崗人數的不斷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加深，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將受到嚴重挑戰。這一挑戰主要表現在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方面。如果這些方面不能很好地解決，勢必影響到我國的社會穩定和來之不易的經濟社會建設成果。五、人戶分離問題
市場經濟學中一個最基本的理論之一，就是沒有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就無法形成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流動問題一直受到學者的關注，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以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隔離政策越來越弱，出現了大量的人戶分離問題。人口分離問題的出現說明，長期以來統的過死的戶口遷移制度，不僅在親屬投靠方面帶來許多突出問題，而且也不利於勞動力資源的流動，從而影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大量人戶分離問題的出現，給新世紀人口管理提出了新挑戰。六、人口管理問題
新世紀我國人口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戶籍管理弱化、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困難、勞動力市場建設滯後、人口統計方式落後，統計數據不準確等問題。七、人口性別比問題
一個國家或地區正常的男女性別比范圍是104—107。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中國人口的性別比為106．74，男性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較「四普」有所增加，幾乎快要超出正常107的國際上限。在新世紀中國人口性別比問題不僅表現為總人口的性別比偏高，更重要的是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調。目前中國男性人口已經比女性人口多出7000萬。男女性別比的失調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將會對今後的社會和經濟穩定造成影響，而且還會助長社會犯罪等問題。八、人口素質問題
人口的素質一般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質和人口的身體素質兩方面的內容。新世紀我國在人口文化素質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文盲比例的地區差異問題；在人口身體素質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貧困地區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偏高。九、人口生態環境問題
與人口有關的最普遍的環境問題之一是地球表土的生態衰變，這一過程稱為「土地退化」現象。導致土地退化現象的人為因素主要由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對水土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造成的土地退化現象。十、人口城市化問題
城市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集中的過程，它主要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來衡量。2000年的人口第五次普查顯示：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45594萬人，城市化率為36．09％。城市化是消除這種差距的一條有效途徑，也是經濟由不發達的二元分割狀態向較發達的一體化經濟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變化。城市化可以成為直接和間接提高農民收入的一種手段，可以改變農村的生育文化。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於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特別是農村人口問題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