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政策試點多久

『壹』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哪年開始的

1978年開始著手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內部引入市場機制改革（1978—1984 年）。這一時期在理論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第一次使市場調節在經濟體制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1982 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不僅肯定了市場調節作為計劃調節的補充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且把計劃調節區分為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指出對許多產品和企業適宜實行指導性計劃。

拓展資料

經濟體制改革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對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國民經濟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進行的改革。

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經濟體制的各個層面都呈現出明顯的市場經濟特徵，總體市場化程度達到70%左右，成效顯著。

『貳』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

2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完善階段和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新時代這兩個階段。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完善階段（2002——2012）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做出全面部署。自此，我國改革開放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

對市場的態度：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彌補市場失靈。

二、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新時代（2012——）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新一屆領導核心。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向世人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也進入了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對市場的態度：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全面完善產權、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等制度，築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體制基礎。

『叄』 中國的經濟改革

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穩定、應對當前挑戰和完善體制機制之間的關系，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加快破除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是推進轉變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全面可持續發展。健全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加快推進國有大型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落實鼓勵引導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制定公開透明的市場准入標准和支持政策，出台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指導意見。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穩步推進電價改革，完善成品油、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和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擴大資源稅改革實施范圍，在部分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推行增值稅改革試點。調整完善房地產相關稅收政策。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培育農村新型金融機構。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境外投資風險防控機制。
二是深化社會領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穩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進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擴大新農保試點范圍，加快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革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推進科技、教育、醫葯衛生體制改革。
三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強廉政建設。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強行政問責制度建設。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大力推進財政預算公開。制定出台機關運行經費管理、公務接待和會議、公務用車制度等改革方案。開展省直接管理縣(市)試點。
四是深化農村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的政策和實施辦法，建立耕地保護補償機制。改革農村征地制度。推進國有農場、林場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水資源管理體制，積極推進水價改革。

『肆』 建國以來中國推行的經濟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改革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緩解困難地區財政運轉壓力，決不讓基本民生保障出問題。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就業優先政策要全面發力。既保障城鎮勞動力就業，也為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留出空間。只要就業穩、收入增，我們就更有底氣。

要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4)中國經濟政策試點多久擴展閱讀：

經濟政策的影響

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著基礎性的作用。與計劃體制相比較，市場機制無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場機制並非萬能的，它還存在著許多缺陷，而這些缺陷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在宏觀上表現為一個盲目、自發的過程，一方面，單個市場主體對於信息的獲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市場主體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當價格信號顯示出某種產品的生產有利可圖時，生產者會蜂擁而至，趨之若鶩；一旦該產品生產過剩、相對價格水平自動降低時，商品生產者明白過來已為時晚矣。

『伍』 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始於1978年，至今已走過28年光輝歷程。28年的改革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改革啟動和局部試驗階段（1978年到1984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展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取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開始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其他方面改革的試驗也開始起步。開展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推行兩步「利改稅」，逐步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改革，廢除了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不斷減少的集體經濟和幾乎絕跡的個體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興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第二個階段：改革全面探索階段（1984年到1992年）。這一階段的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和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從理論上確認了市場機製作用的中樞地位，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論基礎。
改革實踐以搞活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全面展開。著眼於探索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業體制，實行承包制、租賃制等措施，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積極進行以廠長負責制、工效掛鉤、勞動合同制為內容的企業領導、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強企業的內在活力。
圍繞搞活企業，加快建立以統一開放、運轉有序的競爭性市場體制和以經濟手段調節為主的宏觀間接管理體制為目的的相關改革。採取「調、放、管」相結合的方針，理順比價關系，改革商品和服務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商業經營管理體制，發展非國營流通企業；大幅度縮小指令性計劃，改革銀行組織體制，實行各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制，變單一稅制為復合稅制；對部分城市實行計劃單列，減少管理層次，擴大地方自主權。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
對外開放也邁出了重要步伐。開放了沿海14個港口城市，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批准海南建省並成為經濟特區，在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中國經濟方面進行了有益嘗試。
第三個階段：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年到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標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並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思想理論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動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這一階段的改革仍然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制度創新的力度顯著加大。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中央和地方選擇若干有代表性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被改造成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許多全國性的行業總公司被改組為控股公司，發展了一批以資本為紐帶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眾多的小型國有企業，通過改組、聯合、兼並、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進行了改革。積極推進鼓勵兼並、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作，推動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形成。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使國有資本逐漸集中到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適應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的需要，多種形式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探索在一些地方積極展開，取得良好效果。
其他方面的改革繼續向前推進。財政、稅收、金融、外匯、計劃和投融資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確立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的財政體制框架，建立了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體系；強化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調控能力和金融監管方面的職能，開始分離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國家計劃管理從總體上的指令性計劃向總體上的指導性計劃轉變；推行項目法人制、資本金制度和招投標制度，加強投資風險約束。市場流通領域的改革向縱深發展。商品市場進一步發展，要素市場逐步形成；取消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進一步放開了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健全市場規則、整頓市場秩序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邁出了重要步伐。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適應深化企業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失業保險、社會救濟制度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有制結構調整力度逐步加大。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日趨多樣化，國有控股的經濟不斷擴大，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科技、教育、衛生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方向，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以調整學校布局結構，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製度為重點，加快教育體制改革步伐；實行醫療機構分級分類管理制度，擴大衛生機構的經營管理自主權。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對外貿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新的進展。經過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
第四個階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0年至現在）。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全面的部署。中共中央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指導。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積極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這一階段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按照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目標著力推進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取得重要進展，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進一步加強；政府機構改革繼續推進，國務院新設立和組建了一批經濟調節和監管機構，提升了一些監管部門的行政級別，完善了國有資產等部門的管理體制；圍繞完善省以下行政管理體制，地方政府加大了縣鄉機構改革以及擴大縣（市）管理許可權的力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國務院部門分三批取消和調整了近1800項審批項目；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頒布實施了《行政許可法》和《公務員法》等行政管理法律法規。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向縱深推進。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全面展開，全國徹底取消實行了長達2600年的農業稅；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市場化的棉花流通體制基本確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新進展。國有資本進一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大，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工作取得進展，選人用人機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穩步推進；電信、鐵路、民航、煙草、電力等壟斷行業改革邁出新步伐；國家設立了專門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加強了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的資產運營狀況的監督。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進一步改善。放寬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加強了對私有產權的依法保護，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製度保障。財稅、金融、投資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增值稅轉型試點和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力度加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邁出重大步伐；政府投資的范圍進一步縮小，企業投資自主權逐步擴大，投資審批制度不斷規范。市場體系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商品市場的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加，土地、勞動力、技術、產權、資本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水、電、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加快。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確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全面推進，失業保險制度建設明顯加快。科教文衛體制改革穩步開展。中央和地方所屬1200多家科研院所分兩批轉制；積極推進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鼓勵和支持發展民辦教育；加大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機制改革力度，積極開展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試點穩步推進。

『陸』 改革開放政策是在哪一年開始實施的

197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實行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對內改革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干），拉開了中國對內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國營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得到了明顯改善。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腳步，對外開放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的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南方談話發布中國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宣布新時期最鮮明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進入新的改革時期。2013年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深化改革開放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柒』 1979年後中國城市經濟體系改革表現

【來自網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推開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79年開始在農村進行了兩步改革。第一步改革的重點是實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順農民與集體的關系。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承包給農民家庭分散經營。從1982年開始,取消了原來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復鄉（鎮）、村政權機構。同時，國家從1979年開始連續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第二步改革的重點是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理順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從1985年起，國家取消了過去實行多年的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實行合同收購的新政策，把農業稅由過去的實物稅改為現金稅，基本上確立了國家與農民實行等價交換的關系。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從進行擴大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開始的，已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進行了局部改革試驗和探索。1978年夏，四川省率先進行6個企業擴權試點,1982年擴大到全國6000多個企業。第二階段是全面改革城市經濟管理體制。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此後，全國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開始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增強企業活力,深化企業改革自1984～1987年,國務院為增強企業活力，逐步深化企業改革，先後發布了13個文件，作出了給企業擴權的97條規定，各地區、各部門也相繼給企業下放了一些權力，使企業有了一定的自主權。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通過1979～1986年的改革，調整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方式，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工業已由80％下降到68.7％，集體工業由20％上升到29.2％，個體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已發展到2.1％。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主要是：①搞活消費品市場。通過對商業實行多種所有制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多條流通渠道和減少流轉環節的改革，改變了過去消費品統購包銷的制度。②建立生產資料市場③發展資金市場。④在一些大中城市進行開技術市場、勞務市場、信息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試點。⑤改革價格體系。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工資制度從1983年開始，實行了企業兩步利改稅和產品稅、增值稅。到1986年，國營企業留利比改革前增加了4倍。從1987年開始,又將折舊和大修理基金全部留歸企業,增加了企業自主支配的財力。1987年，地方財政收入已佔國家預算的49％，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在調整國家和企業、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的同時，還改革了工資制度，以調整國家、企業與幹部、職工的分配關系。從1985年7月起,對國家機關幹部和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實行了以職務工資為主的新的結構工資制度,將企業原有的300多種工資標准簡化為3類產業5個工資標准，普遍給企業職工實行了升級和套級。1987年又實行了在國家規定的工資總額內，由企業自主決定內部工資和獎金分配的法，進一步落實了按勞分配原則。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點,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從1980年開始,先後在全國72個大中城市進行綜合改革試點,對9個城市實行了計劃單列,賦予省一級經濟管理許可權，在16個中等城市和哈爾濱市進行城市政府機構改革試點，在5個城市進行科技體制改革試點，在17個大中城市進行住宅商品化試點，並在全國1/3的地區實行了市帶縣的新體制。在發展橫向經濟聯合方面，到1987年上半年，全國已建立了3.2萬個新的橫向經濟聯合組織，組建了100多個大型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形成了49個跨地區的橫向經濟聯合網路，出現了一批以中心城市為依託的經濟區，如上海經濟區、東北經濟區、西南五省區六方經濟協調組織等。擴大對外開放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從1979年7月開始，對福建、廣東兩省實行靈活政策和特殊措施，對外開放。1980年,陸續興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見中國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了沿海14個港口城市和海南島，興了13個經濟技術開發區（見中國沿海開放城市）。1985年開放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帶。隨後又逐步開放山東和遼東兩個半島。到1987年初，在中國大陸已興了7700多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中國還在海外50多個國家和地區興了270多個合資或獨資企業。進出口貿易總額逐年增加，已達到700多億美元。深化改革的長遠目標是，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總目標，把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以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為前提，實現國家由直接控制為主向間接控制為主的轉變，把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和商品經濟的創造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起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體制，最終實現「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長遠目標。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推動作用，使國民經濟擺脫單一發展模式，在多種混合模式下快速發展，適應時代經濟發展潮流，為中國的崛起奠定基礎。

『捌』 2012年中國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一、政策目標選擇

（一）調控政策總體目標的選擇

2011年12月14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方向和主要任務，「穩中求進」成為2012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調。所謂「穩中求進」，就是在鞏固價格水平穩定這一成果的情況下，實行調整性的政策組合促進經濟的增長。張立群（2011）對此的解釋是統籌協調好控物價、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之間的關系；孫學工、樊彩躍（2011）認為需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資源的配置效率，並尋找新的增長點。

我們認為，2012年我國應警惕通貨膨脹，以保增長為主要政策目標，同時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擠除房價泡沫。因此，我國2012年的政策目標應該是：保增長、抑通脹、控房價。

（二）引入供給管理的總供求分析框架

目前的宏觀調控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在保增長和抑通脹二者之間只能保證一個，這就是宏觀經濟學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也就是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要想解決失業問題，就必須忍受較高的通貨膨脹，而要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就得忍受高失業。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結果。實際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夠同時保增長、抑通脹的。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稅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產成本和稅收能增加企業的利潤，刺激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增加供給，穩定物價，這就同時達到了保增長、抑通脹的目標。這種政策被稱作「供給管理政策」。「供給管理政策」與以傳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特徵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後者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同一時期只能保證一個，而且在實現一個目標時必然以另一個的惡化為代價。

蘇劍（2008）、劉偉和蘇劍（2007）探討了供給管理在短期宏觀調控中的作用。許多人認為，供給管理政策只適應於長期調控，不適合短期宏觀調控。在他們看來，一個經濟的總供給是由這個經濟的技術水平和可用資源的規模決定的，而這些因素在短期內都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因此在短期內總供給是無法調控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正是由於供給管理政策的長期性特點，使人們對供給管理政策的重視僅限於其對經濟的長期影響，而對供給管理政策的短期調節效應沒有予以充分承認。事實上，供給管理政策不僅能夠，而且經常被運用於調節短期經濟波動，只是不被人們關注，或者不被視為供給管理政策，被想當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總供給是由企業的生產成本決定的，而企業的生產成本卻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內調控的，政府只要能夠影響企業的生產成本，就可以影響短期總供給。因此，供給管理是可以用於短期調控的。

蘇劍（2008、2011）指出，調節短期經濟波動經常運用的供給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財政政策，比如針對企業的稅收政策，減稅意味著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的實際利潤上升，其效應相當於企業生產成本的下降。（2）要素價格政策。調節生產要素的價格，比如能源、原材料價格、利率等，都能夠影響企業的生產成本。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要素價格政策的一種。（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這些手段影響企業在某一市場的准入條件和審批手續辦理的難易程度，因此可以達到調節某一行業的總供給的目的。（4）提高企業生產率的政策，比如促進技術進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

二、2012年我國宏觀經濟的政策建議

（一）宏觀政策組合

在進行政策設計時，首先要明確的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下滑雖然有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等因素的負面影響，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要想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只要稍稍放鬆政策緊縮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大起大落的局面，房價調控和抑制通脹的成果就將毀於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我國應採取「穩中求進」的方針。在這一大背景下，為了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控房價三個目標，我們認為我國應該採取以下的政策組合。

1.貨幣政策：「總量穩健、定向擴張」

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控制流動性的總規模，防止流動性在2011年緊縮後的大規模擴張，從而抑制通貨膨脹和房價，並以定向擴張的貨幣政策扶持小微企業以及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的企業和項目。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基本偏緊，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緊，所以造成了中小企業的運營問題。因此進入2012年以後對經濟中的流動性應當進行有目的的傾斜，通過利率政策和信貸政策等，對小微企業以及其他符合長期目標的企業予以定向寬松。

2.財政政策：以供給管理型財政政策為主，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兩個政策目標

財政政策總的方向應該是擴張性的，但以供給管理（尤其是降低企業稅收）為主。大型的國家財政購買計劃可能會使得目前已經過剩的部分夕陽產業再度擴張，不利於經濟總體的結構轉型和長期穩定增長。而且如果實施大規模刺激需求的財政政策，還可能使經濟陷入新一輪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降低企業稅收一方面刺激了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供給，從而刺激經濟增長，而供給的增加又有助於抑制物價上漲，因此這種政策能夠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兩個目標。

3.實現體制改革與宏觀調控有機結合

任何改革措施都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有些改革措施影響總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響總供給，在宏觀調控中應該積極、充分地利用體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進改革，又實現宏觀調控目標。跟降低企業稅收一樣，一些體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刺激供給、抑制物價，有助於同時實現保增長、抑通脹兩個目標。

（二）具體調控措施

1、供給管理層面

（1）降低企業稅費

在短期供給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減稅。為了增加企業的生產能力，應當降低企業繳納的各種稅費。企業繳納的各種稅費就相當於企業的成本，因此減稅就相當於降低了企業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業稅收和降低個人稅收雖然都是減稅，但對經濟的影響不一樣。降低個人稅收通過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費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這種政策有助於提高經濟增長率，但卻會加劇通貨膨脹。但降低企業稅費是供給管理政策，企業能夠在原材料位於高位的情況下維持其原售價，同時又提高了企業擴大生產能力的激勵，從而一方面穩定了物價，另一方面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減少企業生產稅費不僅僅從生產成本角度減低了企業的成本，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減稅政策一方面壓縮了稅收機構的運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對實體經濟的干預，減少了政府規模、另一方面也同樣減少了企業的繳稅成本，能夠為企業正常運營管理節約更多的經費，激發企業內部管理活力。降低企業稅收降低針對企業的各種稅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業的稅收。我國最近在某些地區試點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提高這些稅收的起征點的做法就是這種政策。

（2）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顯然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生產和銷售成本。我國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據統計，2011年上半年我國物流成本佔GDP的18%，同比提高0.1個百分點[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於高速公路的壟斷收費權（過路費、過橋費）使得物流業成本居高不下。

實際上，降低物流成本這種政策我國近年來一直在採取，但僅主要針對農產品，對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當前形勢下，應該擴大到所有產品的流通過程。由於一國的總生產成本肯定小於其國內生產總值，因此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總生產成本的比重肯定大於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會使我國的總生產成本降低至少1.8個百分點，假定這會一比一地反映在價格上，那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率下降至少1.8個百分點。在執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個降低高速路收費標準的規定就行了，不會增加政府的額外財政支出。因此，這種政策的效果應該非常好。

（3）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其他輔助方法

降低企業注冊門檻，鼓勵各種創業活動，尤其是對小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更應如此。改進工商管理，簡化行政管理環節，降低行政性收費標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種收費。加強和改善經濟方面的立法、司法、執法，增加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執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合同的履行，盡可能降低經濟糾紛出現的可能性和處理經濟糾紛的成本。

（4）實行以豬肉價格為主的肉禽價格保護制度

我國近期的通貨膨脹中，食品價格佔到了很大一部分，通過觀察09年12月以來的數據，我們可以發現，食品消費價格指數均基本上高於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而在通貨膨脹高企的時期，居民肉禽及其製品的價格上漲幅度遠遠大於CPI，峰值達到了33.6%的漲幅，相對應的，本期CPI指數也到了6.5%的峰值。因此可以認為，肉禽價格對我國的通貨膨脹有著巨大的影響。

而考慮到我國居民的飲食習慣，在肉禽價格的上漲中，豬肉價格對CPI上漲率起到了主導性作用。究其原因，在於我國對豬肉等肉禽價格的管理措施存在問題。以豬肉為例，在價格上漲時，政府出手穩定價格；而在價格下跌傷及養豬者時，政府並沒有採取相適應的措施。肉價漲時政府打壓，肉價跌時政府不管，其結果，肉價波動的風險大部分由養豬者承擔，這種做法嚴重打擊養豬者的生產積極性，其結果是肉價下跌時，養豬者大幅度減少生產，使得下一期豬肉價格大起；肉價上漲時，養豬者不敢大幅度增加產量，結果肉價大漲的局面加劇。這部分風險又將轉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國的通貨膨脹風險。

要避免豬肉等肉禽價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糧食保護價一樣，實行豬肉保護價制度，而且肉禽保護價應該保證養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潤。這樣就能保護養殖者的生產積極性，保證肉禽生產。供給有保證，肉價自然不會大起；保護價的存在則避免了肉價大落。這從供給層面，對保證民生，調控居民消費價格水平也有著非常好的效果。

2、需求管理層面：擴大有效需求

（1）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把我國對部分產品的進口需求轉換為對本國產品的需求

我國雖然每年出口規模很大，但進口也不少，凈出口的規模其實並不大。2009年我國的進口總額達到了68618.4億元，接近消費總額165526.8億元的1/3。刨除通貨膨脹因素，我國1990-2009年的進口平均增速為13.5%。這意味著我國的國內需求還是有的，只是有相當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購買外國產品上，只要能夠把這些需求轉換為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就相當於擴大了內需。鼓勵企業通過引進技術或自主創新的方式進行國產化工作。這既有利於擴大內需，也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轉換。

（2）嚴厲打擊生產犯罪和地方保護主義，提高產品標准，確保產品質量和消費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強我國產品的吸引力和美譽度，擴大對我國產品的需求

自從三聚氫胺事件發生以來，我國的乳製品業受到了嚴重打擊，尤其是嬰幼兒乳製品受到的打擊最大，高端嬰幼兒乳製品行業幾乎成了外國品牌的一統天下。盡管政府加強了監管，但老百姓依然不買賬，究其原因，就在於對生產犯罪的懲罰力度太小，老百姓無法相信生產者不會繼續造假。因此，加強對生產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消費安全，才能保證我國產品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競爭力，才能擴大對我國產品的需求。對生產犯罪的打擊力度過小，甚至在地方保護主義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發未損（比如雙匯「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國內消費者轉而消費外國產品，這不僅降低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也會削弱政府擴大內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

具體措施方面，可以考慮借用市場力量打擊生產犯罪。比如鼓勵消費者通過法律手段討回公道，為避免搭便車的情況發生，可以實行最先起訴者優先政策，規定一旦確認生產犯罪，將對犯罪者處以高額罰款，並把對犯罪企業的處罰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歸最先起訴者所有。

（3）吸引民間資金進行生態治理和生態開發，用對荒地、荒山、荒漠的長期使用權或所有權吸引私人企業投資

擴大投資的關鍵是給企業提供好的投資機會。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國對土地的需求也將擴大，地價將逐步上升。因此，許多沿海城市都已經開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內地，我國還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積巨大的沙漠。隨著地價的上升，距離繁華經濟帶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開發價值。我國目前的生態治理主要是由政府進行的，以後可以考慮吸引民間資金，雙方共同進行生態開發和治理。

可以考慮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其他配套設施，然後進行招標，本著誰治理誰受益的原則，將該土地一定時期的使用權甚至所有權賦予治理企業，以此來吸引企業進行生態治理和開發，從而擴大投資。參考美國「西進運動」對西部地區的成功開發，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間資金對荒地、荒山、荒漠等的開發是切實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長期效應，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數擴散的，如果切實能夠成規模開發，很可能會帶來我國經濟的一個新長期增長點。

3、控制房價，擠壓房產泡沫

在房價調控中，應強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資功能，去除投機功能；同時合理調控預期。在2012年，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仍應放在與增長問題和通脹問題同樣重要的地位上，對其進行持續性的科學調控，讓房地產市場回歸理性的同時又將其對經濟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

（1）稅費層面調控

首先，按現行所得稅法，對住房投資徵收利得稅，並在此基礎上徵收住房投資附加利得稅，並按持有年限執行累退稅率。比如，持有兩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100%徵收；持有兩年以上五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80%徵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50%徵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內，對稅後所得按20%徵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徵收附加利得稅。這樣，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機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資性住房需求。

其次，全面徵收物業稅，把投資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賃市場，抑制房租，並給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稅源，預防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目前我國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來自於出售土地使用權，這就形成「房地產綁架地方財政」的情形，而全面徵收物業稅，有利於開拓地方政府稅收來源，不僅對房價起到調控作用，還能消除房產調控的後顧之憂，並預防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一舉多得。如果在持有環節不征稅，那持有者就幾乎沒有持有成本，考慮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積極性就不高。因此，實行物業稅可以為市場提供更多的租房選擇，抑制房租大幅上漲，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徵收物業稅，就在於一個人可能在許多城市都有住房，對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稅將造成地方政府間稅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一個住房所在的政府為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醫療、道路等公共服務，因此所有者應該繳納稅收。

（2）選擇執行限購政策，盡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價

由於限購政策在根本上還是違背市場的選擇機制，長期實行會給社會帶來福利損失，因此如果上述稅收政策能認真貫徹實施，就不再需要限購手段。但考慮到我國的國情和政策可能的滯後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內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購政策就應該繼續執行下去，直到住房稅收體系完善為止。

而控制房價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疇的意義，提高利率雖然可能有助於抑制房價，但卻提高了房貸和月供，這部分支出受影響最大的還是「剛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然而提高首付則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購房能力，對「剛性需求」有大的擠出效應，與調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產市場的直接調控中，還是應選擇好調控指標和手段，以防出現與調控初衷背道而馳的現實。

（3）合理調控房價預期

應該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價調控目標及政府對該目標的表述方式對老百姓房價預期的影響。房價調控是政府調控者與老百姓之間的博弈，政府對老百姓的房價預期有很大影響，而預期對房價則具有正反饋作用。比如，我國政府去年宣布的房價調控目標是「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這就導致老百姓認為，即使政府的調控目標實現，也只不過是房價增速下降，而房價還會繼續上漲，因此老百姓就會抓緊時間購房，結果就導致房價過快增長，政府的調控目標就實現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預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標是「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最終結果必然就是「房價過快增長」。目前，我國的房價下降的預期逐漸形成，這也將有一個正反饋機制，政府應注意謹慎選擇宣布房價調控目標，以免房價下降過度。我的建議是，在目前階段，應該繼續堅持「讓房價回到合理水平」這樣的目標，利用預期的正反饋機制，讓房價降下來；隨著房價的緩慢回落，逐步調整政策目標和明確合理房價區間，讓老百姓形成「房價穩定」的預期。當然，老百姓房價預期的最關鍵決定因素還是之前所說的政府採取的其他實質性調控措施，比如限購、利得稅、物業稅等，這些政策的選擇應考慮到其對老百姓的預期的影響。

（4）加強保障房建設，優化保障房結構，對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製度

對於極低收入群體，應以保障房來滿足其住房需求。同時從經濟運行的層面而言，調控房價所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過保障方的建設來彌補。可以說，保障房一方面從住房需求角度滿足了極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進社會公平，同時又作為調控政策對刺激實體經濟方面的「緩沖墊」，防止房地產市場調控對其上下游企業造成的巨大沖擊。

但一方面，現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製度有缺陷，導致許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極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們可以在保障房的戶型、面積等方面進行專門考慮，以擠出高收入者對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慮保障房面積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種，小面積的給單身使用，中等的給沒有孩子的兩口家庭使用，大的給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請購買，也可以以保護價租賃。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場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買入價（可以進行通貨膨脹調整）賣回給政府主管機構，一個家庭買了商品房之後必須把保障房賣回給政府。這樣，高收入者就沒有了獲取保障房的積極性。第一，戶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則能夠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場上出售，意味著不能取得投資收益，投機者也不需要。第三，一個人不會永遠都是低收入者，隨著年齡、資歷、經驗等的增加，人們的收入水平會提高，比如剛畢業的學生肯定買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隨著收入的增加，就能買得起更好地房子，於是就會搬走，保障房騰出來給新的年輕人使用。也就是說，保障房就是僅能滿足人們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條件不能太好，否則就會產生尋租行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裡。對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進入商品房市場，用市場價格滿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玖』 中國一項經濟政策試點一般持續多久

你好
目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從媒體報道的一些部委擬出台的政策或措施以及一些學者發表的文章來看，對於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一個似乎明晰的解決思路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並輔之以社會的慈善捐款。也就是說，把希望寄託於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

不能說政府通過稅收、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過企業家捐款給窮人，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一點作用也沒有，但筆者認為，指望它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是不太現實的。看一看中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就會發現，現階段更多更大的分配不公，其實不在二次分配或者三次分配中，而是在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更為基礎性的分配關系，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不僅數額大，而且涉及面廣；而二次分配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會的宏觀性調節，它要解決的，是社會意義上的不公平。可以說，只有在初次分配中關注公平，才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利於貨幣資本擁有者創造更高價值的利潤。所以，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決，指望用財政、稅收等再分配杠桿來調節初次分配中分配秩序混亂、分配不公的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接受的一套觀念是，初次分配關注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由政府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相對於計劃經濟倡導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將市場機制引入初次分配領域，本是中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一大突破。然而，或許是矯枉過正的原因，我們過於迷信市場的作用，以致長時間內，至少在分配領域，市場機製成為「放任自流」的代名詞。建立市場機制，必須通過一系列制度來規范初次分配的行為，否則，初次分配市場中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正是如此。

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有三個指標：一是分配率，二是每小時勞工成本中的福利開支，三是社會保障稅與個人所得稅占政府稅收收入的比重。所謂分配率，指的是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佔GDP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同樣，每小時勞工成本中的福利開支越高，或社會保障稅與個人所得稅占政府稅收收入的比重越高，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上述三項指標各自所佔比重都很高。

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我們的問題是，目前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財政收入大幅增長伴隨勞動所得持續下降的局面。以後者為例，根據《中國統計摘要（2006）》有關數據測算，2005年，我國GDP實現18萬億元，全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8萬億元，但職工工資總額只有1.9萬億元，只佔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另有2.9萬億元（約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通過非工資渠道分掉了。除此外，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1996年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時，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

所以，類似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這樣的觀念，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它既不符合當代市場經濟國家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事實，也不適應我國基本社會關系重大變化的現實，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造成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社會關系緊張、利益沖突加劇的根源。當然，強調初次分配的公平不是要否定效率，否定市場機制。鑒於發展還是我們的第一要務，正確的國民收入分配觀念和做法應該是：平衡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為輔，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

總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礎，而勞資關系又是市場經濟國家最根本的社會關系，只有通過初次分配平衡了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才能從全局平衡社會總體利益格局，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拾』 中國經濟政策

古代經濟政策：

①春秋：齊國管仲改革內政，發展生產。
②戰國：秦國商鞅重農抑商，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獎勵耕戰，生產糧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
③西漢初年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勸課農桑、提倡節儉、發展農業生產。
④三國：曹魏，重視興修水利；
⑤隋朝：隋文帝改革制度，發展生產。
⑥唐初：唐太宗重視發展生產，減輕農民的賦稅勞役，保證農民得到一定土地和生產時間。
武則天，重視發展農業生產。玄宗，大力發展生產
⑦北宋：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從越南引進占城稻在江南地區推廣；南宋政府鼓勵海外貿易，設立市舶司管理。
⑧元朝：元世祖重視發展農業，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貴族圈佔農田做牧場，治理黃河，推廣棉花的種植；大運河。
⑨明朝：從國外引進農作物推廣種植。
⑩清朝：統治者堅持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壓制民間工商業的發展。

各朝代簡單列述了一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