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上半年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既要切實增強憂患意識，充分做好應對各種復雜困難局面的准備，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調整機遇，積極有為，創新求進，堅持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努力實現三者有機統一。怎樣做到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就此，記者日前采訪了本報專家委員會成員、內蒙古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苑德軍博士。
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
記者：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為7.6%,雖然總體保持平穩，但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小幅下滑。我們應當如何分析當前的經濟增速放緩？
苑德軍：從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進出口增速回落明顯。受歐洲經濟低迷不振、國內工業生產放緩、出口產品成本提高、人民幣匯率升值、貿易摩擦加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上半年進出口呈現逐步回落態勢。
二是消費增速放緩。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7%，同比回落1.7個百分點。消費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項規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費帶來的影響，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對消費的制約有關。
三是政府的主動調控。新一屆中央政府上任以來，表現出對經濟增速放緩的較高容忍度。面對經濟增速放緩，中央政府沒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老路，而是致力於推進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以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和潛能。
一國經濟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增長之後，必然減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長之後，制約經濟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發生了重要變化，原有的社會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等經濟增長的內在力量，已經無法支撐和推動經濟繼續在高增長軌道上運行，經濟潛在增長率明顯下降。自然，經濟增速放緩也就不可避免。
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
記者：處於經濟增速放緩、「調結構」、「轉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軍：首先，是「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矛盾。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而是結構問題。「調結構」是「穩增長」的基石，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必由之路。通過「調結構」解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結構性矛盾，有利於為中國經濟增長構建堅實的產業結構和動力結構基礎，增強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延長增長周期。而「穩增長」可以為「調結構」提供適宜的經濟環境，提供好的基礎和條件。如果經濟大幅下滑，「調結構」的動力會削弱，空間也會被嚴重擠壓。「調結構」是為了更好地「穩增長」，「穩增長」有利於「調結構」，兩者具有一致性。不過，短期內兩者還是有沖突的。「調結構」勢必要淘汰落後產能，壓縮「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和產出。當短期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和產出的增加不足以彌補前者的減少時，經濟增速必然受到影響。
其次，是「穩增長」與「防風險」的矛盾。伴隨著經濟下行，經濟與金融運行中的風險也在放大。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兩個主要的風險策源地。從房地產市場看，高房價導致大量社會資金「脫實向虛」湧入房地產業，對實體產業投資帶來「擠出效應」，容易引發產業空心化風險。高房價掩蓋產能過剩，透支國民財富積累，抑制消費擴張，加劇貧富分化，也會導致貽誤經濟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激化社會矛盾的風險。從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看，近兩年債務規模像滾雪球一樣迅速膨脹，風險凸顯，令人擔憂。而一旦高房價泡沫破滅，房價持續下跌，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不良率將明顯上升，政府平台債務也將大面積違約，有的金融機構可能倒閉，並引發金融危機。因此，必須把「防風險」置於重要地位，它是「穩增長」的重要條件，可以為「穩增長」提供有利的金融環境。不過，「防風險」必須推動經濟的「去杠桿化」，控制房地產融資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而這又必然影響投資規模進而影響經濟增速。
再次，是經濟增速放緩與就業壓力擴大的矛盾。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企業轉型升級裁員、大學畢業生數量創新高等因素交織在一起，使經濟社會面對著巨大的就業壓力。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已成為政府高度重視、公眾熱切關心的社會問題。而經濟增速放緩對就業的負面影響也已顯現。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動者的就業狀況，不僅關繫到國民福祉和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更關繫到社會穩定。在經濟增速放緩趨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如何保住中國經濟的「下限」，盡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納就業人口，是中國經濟要面對的一個長期性問題。
最後，是經濟增速放緩與「惠民生」的矛盾。近年來，隨著財政收入持續增長，政府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顯著擴大。但由於在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面欠賬太多，政府還需進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這需要有足夠的財力作保證。經濟增速放緩引致的財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約著改善民生支出的擴大。
上述矛盾是當下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變數之間復雜關系的具體反映。要解決好上述矛盾，必須通過有效的政策措施，協調好「調結構」、「穩增長」、「轉方式」、「促改革」、「防風險」、「惠民生」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實現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穩中提質」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
下半年經濟走勢分析
記者：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您對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做何判斷？
苑德軍：下半年「穩增長」的壓力仍然很大。從國際上看，美國經濟穩步復甦，房地產市場和就業市場數據較好，通脹低於預期，定量寬松政策退出預期升溫，美元指數走高，預計明年第四季度或後年年初美國開始加息。美國經濟趨好及貨幣政策可能的變化，使得「熱錢」流出，外匯占款增速放緩，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進而導致流動性趨緊並給我國貨幣政策帶來挑戰。從國內看，「去過剩產能」、「去杠桿」、「去庫存」仍是宏觀經濟運行的主線。受資產負債表不佳、融資平台擴張受限等因素制約，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資金、人力等投資要素成本上升，投資回報率下降，也制約著企業投資增速的提高。消費受城鄉居民收入增幅制約，短期內也難以顯著反彈。但也必須看到，「穩增長」還是有許多有利條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舉措的逐步落實，將為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在投資方面，盡管存在制約投資增長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設、棚戶區改造、服務業、社會事業等新的投資增長點投資規模的擴大，還會使投資保持平穩增長。美國經濟逐步向好，歐元區經濟最壞時期也已過去，環比增速將由負轉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穩外貿」措施實施，下半年出口形勢有望好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有所提升。就物價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將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輸入性通脹壓力減輕，經濟增速放緩有利於從需求角度抑制通脹，資源和能源價格改革對通脹影響也有限。豬肉價格雖已進入上升周期對CPI有向上拉動作用，但小幅上漲對CPI影響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觀政策給力，促使經濟增長的內在性驅動因素充分發揮作用，年初確定的7.5%的增長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穩增長」的對策選擇
記者：怎樣才能在「調結構」和「防風險」的同時，實現「穩增長」的目標？
苑德軍：實現「穩增長」的目標，政府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應是致力於尋求「調結構」、「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對策措施，對於「穩增長」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調結構」步伐。「調結構」進程受制於政策安排、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等諸多因素。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通過有效的制度激勵和制度約束，增強企業「調結構」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金融業應加快產品和業務結構轉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商業銀行應嚴格控制「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授信和貸款，重點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商業銀行應適應綠色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創新綠色信貸的產品結構、業務流程和管理技術，推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同時，努力開發適應中小企業轉型升級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品種，為中小企業轉型發展提供有力的資金條件。應充分發揮直接融資對「調結構」的推動作用。
第二，放活民間投資。放活民間投資是實現社會公平、維護投資增速、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之舉。但這些年這方面的好多政策規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並未真正落到實處。政府必須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掃除阻礙民間投資進入壟斷行業的行政壁壘和其他障礙。前不久國務院發布了「金十條」，決定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這是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監管部門應抓緊制訂出台具體的實施細則，明確准入條件，加快民營銀行設立進程。全國的村鎮銀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遠不能滿足「三農」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需要，有必要進一步增加村鎮銀行數量，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入股村鎮銀行。考慮到村鎮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三農」，業務范圍主要集中在縣域地區，而小貸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無法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故把小貸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選擇應是把小貸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轉制後設立的社區銀行，既可以把小微企業作為主要服務對象，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同時又可保持民間資本所有者作為社區銀行發起人股東的地位。
第三，進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把改革作為重中之重，以「簡政放權」作為切入點的體制改革有序推進。人們看到了新一屆政府深化改革的決心。但現在的問題是，一些要害領域和關鍵節點的改革進展遲緩甚至原地踏步。必須抓緊啟動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改革，對處於完全競爭行業的央企須盡快實行民營化，使其從完全競爭行業中退出，資產轉讓收入劃歸全國社保基金。央企產權轉讓和並購重組不能由國資委通過行政手段進行，必須訴諸市場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內容，也應盡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設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剝離地方政府的土地經營管理職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實維護農民利益，轉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收入分配改革事關公眾經濟利益，也關繫到「轉方式」和「穩增長」。今年2月底，國務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但此後就沒有了下文。半年時間過去了，這項改革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相關政府部門應盡早拿出具體的配套實施方案，使這項改革走出盤局迅速進入「現在時」。就利率市場化改革看，央行決定從7月20日起取消貸款利率下限，完全放開貸款利率。這一重大舉措對強化利率競爭，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商業銀行的貸款定價能力和利率風險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不能及時跟進，遲遲沒有動作，就會對商業銀行產生「逆激勵」，存貸凈息差反而可能擴大，從而抵消貸款利率市場化的積極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開的情況下，可以採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擴大人民幣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待條件成熟後再完全放開存款利率。
第四，強化金融風險防控。考慮到房地產業的高杠桿率及其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高度關聯性，應把強化房地產調控作為防控金融風險的基點。房價屢調屢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只調控增量不調控存量。政府應調整調控政策，實行「調控增量與調控存量相結合」、「調控需求與增加供給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加快不動產登記、開征住房保有稅等措施調控存量，改善樓市供求關系。須優化政策調控措施組合，強化調控問責制，增強調控執行力，通過改善調控成效使房價緩慢下行實現「軟著陸」。監管部門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應區分情況，分類監管，嚴格控制其債務規模擴張。
② 如何重點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需要構築完善、高效的實現機制。
加強自主創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從既有的約束條件來看，我國的自主創新應主要採取以下三種方式：一是跨越式創新。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技術水平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國的技術創新只能是有選擇、有重點的自主研發，必須在關鍵領域掌握自主技術。二是集群式創新。這主要是指通過推進產業集群發展，實現同一類型企業的集體創新和技術外溢，從而突破單個企業創新資源不足的瓶頸制約。三是協作整合式創新。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但在跨越式創新的條件下，單靠企業業自身的創新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在政府的協調指導下，實現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力量的整合，以協作的方式推進自主創新。
加快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全面的結構優化主要包括：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優化城鄉結構，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通過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鼓勵自主創新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工業化進程；通過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以及泛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形成多區域增長極的共同協調發展；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推進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的結構優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通過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參與經濟全球化下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合作，推進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結構優化。
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知識經濟成為一個不同於工業經濟的獨立經濟形態，並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展，這是當今經濟結構諸多變化中最根本性、最基礎性的變化，它的發展方式已經完全不同於二元經濟的發展方式。這具體表現在：一、勞動力的流動機制。在二元經濟條件下農民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並不需要經過較長時期的培訓，而在三元經濟條件下，無論是產業工人還是農民轉向新經濟部門都需要經過教育和培訓，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來，人力資本和教育投資都需要給予重新認識，這正是需要推進科教興國戰略的原因所在。二、資本的流動機制。在二元經濟條件下，資本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流動，待工業部門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再流向農業，而在三元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由於面臨著工業化和發展知識經濟的雙重任務，這就需要資本在兩個部門間實施合理的配置。應選擇的正確戰略是：有選擇有重點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重點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實現工業經濟與知識經濟的互動。三、市場實現機制。在二元經濟條件下，工業化的發展依賴於城市市場和農村市場的擴張，而在三元經濟條件下，由於知識經濟部門的產品主要是技術和知識，它的應用將主要取決於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需求，這就需要在知識經濟部門與傳統經濟部門之間構建共生共榮的關系。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努力實現3個轉變：一是在需求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近幾年來，我國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而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的貢獻卻不高。為此，必須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千方百計地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在產業結構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在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中，原本就存在第一產業基礎薄弱、第二產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的狀況。近年來，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格局還在繼續強化，加重了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而第三產業在GDP中所佔比重卻較低，這不利於緩解就業壓力，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三是在要素投入上，由主要依靠搏敗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在傳統增長模式下，基拿顫一方面，要素投入和物質消耗絕對量連年快速增長，資源消耗和環境投入的絕對量過大；另一方面，由於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在一些領域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產權和世界名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敏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去換取微薄利潤。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這種狀況必須加以改變。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經濟結構不合理，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諸多問題的主要症結所在。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優化經濟結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是增強我國經濟發展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和抵禦風險的重要要求。雖然在「十一五」期間，我們在結構調整方面邁出了令人欣喜的步伐，但總的來說，我國的產業仍處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十二五」時期，是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結構重構的關鍵時期，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必須向更深更廣的領域進軍，進一步優化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的配置比例，並以擴大內需作為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任務。而要真正啟動內需，關鍵在於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這就需要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時，我們還要藉助城鎮化進一步拓展持續發展的空間。調整經濟結構的另一個關鍵在於，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為此，我們要積極有序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同時，還要使服務業成為我國產業發展的一個「重中之重」，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其次，要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盡管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已列世界前茅，但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經濟發展的技術含量不高，很多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還受制於人，先導性戰略高技術領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產業對外技術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影響自主創新的諸多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而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都在對自身的經濟發展進行戰略籌劃，紛紛尋找新一輪產業發展的重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把自主創新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實現發展目標的戰略基點，更好地發揮科技的支撐引領作用。其三，要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財富積累，而是要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的福祉。「十一五」期間，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一個突出的亮點。「十二五」時期，我們要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讓人民群眾的收入不斷增長，生活不斷改善，社會保障不斷完善，才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形成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合力。其四，要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這些年來，我們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大戰略任務，不斷加大節能環保投資力度，支持興建了一批重大的節能環保工程，同時又淘汰了大量的落後產能，使節能減排取得重要進展、循環經濟取得重大突破、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消費方式正在形成。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必須繼續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更有效地保護環境，從根本上轉變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發展方式。最後，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實踐表明，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大症結在於體制機制不合理，推動科學發展根本上要靠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改革開放是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十二五」時期，是改革的攻堅時期，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和精力，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要更加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進一步明確改革的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進一步調動各方面改革的積極性，切實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供有力保障。
推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由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目的，是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在調整和重組過程中，鼓勵非公有制企業通過並購和控股、參股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制改造，進一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從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推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加快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大多數國有中小企業放開搞活；到2008年，長期積累的一批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國有企業政策性關閉破產任務基本完成；到2010年，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調整和重組至80_10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