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的經濟發展
1978年11月，中國經濟開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達30年之久，讓全世界矚目。這30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第3大經濟體。中國現在持有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已成為第一大貿易國和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很多發展專家和理論家都在談論著「中國發展模式」。
然而，「中國發展模式」的經濟狀況到底如何？什麼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美國新橋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單偉建早在2003年在「財經」雜志上就發表文章提出，中國經濟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經常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另一方面，如果用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比例來衡量，中國卻是最沒有效率的經濟體。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匪夷所思的：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又是最無效率的。
單偉建說，「沒有效率的經濟有可能實現真實的增長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儲蓄率，第二是人為的資本控制。假設公民因為某種原因停止儲蓄，銀行沒有多餘資金對企業投放時，增長就會停止。如果允許儲蓄流出國境，去尋找更好的投資機會，增長也會停止。」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像是一個服用了興奮劑的世界冠軍，銀行通過浪費居民儲蓄來推動經濟增長。但這是以長期健康為代價的，是不能持久的。中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如此高投資水平、高資源消耗、高浪費、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經濟成就的代價越來越高。
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工人的超低工資。表面上，中國的平均工資也一直在增長，但其實大部份流向了壟斷行業和高管人員，直接製造產品的工人工資遠遠低於其它國家。花旗銀行在其《宏觀中國》研究報告中指出，若不考慮中國製造業勞動力比美國遠為密集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5%。兩年前，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金融時報先後來中國的「富士康」調查顯示，富士康公司打工者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月工資不足50美元，還不到美國同類工人2小時的工資。就是這點兒工資，還經常不能按時拿到。
中國是世界第3大經濟體，目前佔世界GDP的約5%，然而卻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鋼鐵和棉花，以及將近一半的水泥。中國的煤炭消費量比美國、印度和俄國的總和還要多；10多年前，中國還是一個完全的石油出口國，而現在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
國家環保總局承認，中國萬元GDP能源消耗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榨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並往往以犧牲環境和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對於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窘境，環保總局承認：中國45種主要礦產15年後剩下6種，5年以後7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無論在全球范圍內還是局部范圍內，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氣和水的污染物濃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損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農業收成的損失。根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和世界銀行最近的報告，空氣和水污染使中國損失了5.8%的GDP。
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有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呼吸著不達標的空氣。
英國權威雜志《經濟學人》認為，中國經濟投資過度，投資佔GDP比率高達40至45%，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承受。改革開放30年，經濟增長了6倍，而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幾十倍。如果算上生態成本，中國經濟增長將為負值。所謂的「先進生產力」，正是揮霍本已面臨枯竭的生態資源而拼出來的。這樣的經濟增長既無法持久，也對世界和後代子孫貽禍無窮。
中國經濟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卻唯獨犧牲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和環境基礎。
盡管來中國的外國投資已超過印度的10倍，且中國的國民儲蓄率高達GDP的40％，而印度的儲蓄率只有24％，但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實際上大約為7％，而印度的年增長率則為6％。這說明，與中國相比，印度的資金利用得更有效率。其實，不光是資金利用效率問題，兩國經濟發展模式有著顯著的差別。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外資和出口，而印度則靠的是內資和內需。這就決定了兩國發展潛力和後勁的不同。
對印度經濟貢獻最大的是包括信息產業在內的服務業，佔GDP的50%。而中國則主要依靠製造業的出口來支撐經濟發展，出口產品主要是缺乏技術含量的低級加工產品，如玩具業、製鞋業與紡織業，憑藉的優勢是廉價的中國勞動力。這都是犧牲國人利益換來的，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實現轉型和提高效益，生產越多，中國人就被剝削得越厲害。
而上述這一切惡果的根源，在於權力市場化。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一把鑰匙。它貫穿於價格雙軌制、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以及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等一切經濟活動中。權力市場化像一頭貪婪而兇猛的野獸，30年間一刻不停的啃噬著中國社會上本已單薄的公義。可以說，改革開放的一開始就失去了正義的基點，而後引發的各種問題再加上它在改革過程中一直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為其權力集團牟利，使社會公義在中國一步步泯滅殆盡。
近年來，在中國學界所進行的對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國社會內部的灰色收入，高達5萬億，主要來源於五個渠道：行政審批、金融腐敗、公共資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壟斷行業收入。目前在中國社會中真正的富人，靠個人奮鬥起家的私人企業家只是很少數；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著權力或直接、間接與權力有關的人。這也恰恰是人們對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強烈不滿的主要原因。
當今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關鍵問題，並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國幾乎所有的所謂改革，如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實質就是向社會甩包袱，把改革的負擔，改革的代價全都由加在社會的弱勢群體身上。
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卻低的可憐，中國僅僅為7.4%，而美國是42%，英國49%，加拿大則高達52%。聯合國對世界醫療體系的兩項排名，一個是醫療衛生體系的實際效果的排名，總共排名國家是192個國家，中國排在144位。第二個是醫療體系公平性排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排名是188位，是倒數第四名。也就是說，中國的醫療體系是最貧富分化的，連很多非洲國家都不如。
有人感嘆：我們失去了公平，卻沒有得到效率；我們失去了理想，卻沒有得到現實；我們失去了「魚」，卻沒有得到「熊掌」。對中國來說，這就是經濟發展的現狀。
⑵ 計算出中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大約還需要多少年
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首先，如今經濟已經開始放緩。雖然漲幅比歐美大得多，但總量比美國還是相差不少。這就需要一段時間追平。
那麼中國經濟還能堅持多久？這得問房地產泡沫何時破裂。中國房地產真正的「鋼需」已經基本飽合了。產業再虛高也必須有真正的需求做為基礎。現在看來一線城市中心城區已經沒有多少漲幅潛力。但其非中心區域和二三線城市還有漲幅空間。但即便如此，由於中國經濟過份集中化，房地產不可能遍地開花。預計八到十年，三線以下城市需求就會飽合，若干年後一線城市也不會再有大規模的投資性行為。
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將失去發展動力。
而且中國經濟本來就是虛高，有專家曾說：中國所要確保的經濟增量，其實就相當於歐洲國家每年的增量，如果不能達到其實就是「零增長」。
再者，即便真能超過美國，中國領導層會願意看到嗎？一個人均收入中等水平，擁有幾千萬貧困人口和上億失業人口的國家，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難道不是一種諷刺嗎？
⑶ 中國經濟還能高速增長多少年
崔宇最近，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表示，大量的資本投入、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後10年、20年，甚至30年，這些（支撐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因素會消失」。
雖然樊綱教授點明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重要因素，但對於中國經濟到底還能高速增長多長時間並不太確定，10年、20年還是30年？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許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影響，中國人特別喜歡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數（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虛指不是實指。也許，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深諳此道，說30年只是虛指（沒准兒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體多少年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因為誰也不知道，只有事後才能知道。經濟學家如此信口開河的時間預測並沒有多大價值，但影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卻很值得關注，目前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景並不那麼樂觀。
20世紀末，在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了20年後，曾經出現了諸如「中國崩潰論」之類的質疑之聲，但隨後的10年，中國經濟依然繼續著增長奇跡，即使經歷了金融危機，依然木秀於林。但是，奇跡總有落幕的時候，兩百多年來，從歐洲奇跡、美國奇跡再到東亞奇跡，盡管經濟學家還沒有徹底參透經濟增長的秘密，但通過對過往奇跡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國理應也逃不出他們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學教授赫爾普曼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經濟增長的秘密》，幾乎梳理和整合了關於經濟增長的所有理論。最初經濟學家認為資本積累（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後來發現體現知識積累和創新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決定著資本積累的水平；接著經濟學家開始研究影響知識積累和創新的因素，包括研發水平和規模效應等；進而引申出了對國際貿易和制度因素的關注，因為這兩個因素不僅影響資本積累，也影響知識積累；同時收入不平等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經濟增長的神秘之處在於，任何單一因素決定論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個別因素對經濟增長同時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比如國際貿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經濟增長，也可能是經濟增長的障礙；研發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會帶來經濟持續增長，因為創新帶來了繁多的商品種類，這種多樣性可能會沖淡創新可能帶來的壟斷利潤和規模經濟。
盡管如此，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制度因素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同時影響著資本積累和知識積累，同時也決定一國的貿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於什麼是制度？簡單地說，制度是授權、引導和激勵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大多數中國人往往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制度問題，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可見真理並非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這個問題卻是經濟學家難以直面並解決的。
對照中國經濟來看，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增長，是奇跡也不是奇跡，因為似乎並沒有逃出經濟學家所總結出的分析框架，中國依靠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在計劃經濟中融入了市場經濟，通過價格改革和產權改革，解放了農村勞動力和城鎮的生產率。最近10年，改革出現了停滯，開放出現了大踏步的前進，也就是國際貿易因素再助推中國經濟增長，某種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質資本積累的速度（因為富人的儲蓄傾向更高，從而保證了高投資率）。
但到了目前這個節點，我們發現，物質資本積累有些過度了，而學校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落後導致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特別是人口紅利的即將終結，將放大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不利影響，而物質資本積累也將因為國際貿易的放緩而放緩；從知識積累來看，研發投入不足，山寨滿天飛，國際貿易也沒有如願實現「市場換技術」，對於很多行業來說，中國是外資隨時可以撤出的加工廠；收入不平等的愈發嚴重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至少迫使政府開始從強調經濟發展轉向關注公平，從而減弱了政府生產性投資的力度。
面對這樣的不利因素，我們很難想像中國經濟學家的樂觀主義精神到底來自何處。在未來10年內，中國似乎仍然可以維持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比如，通過區域平衡發展戰略和城市化進一步加大物質資本積累，但在政府財政投資減弱的情況下，銀行體系可能要面臨過度貸款後壞賬增加的風險；外需也還可以依賴，但中國的出口已經佔世界出口總份額的10%，達到了日本當年的最高點。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想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制度變革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這就要求政府縮小權力半徑，給公眾以權利和自由，不能再讓權力的大棒任意揮舞，因為中國經濟的蛋糕在權力的切割下已經難以自發成長。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