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面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中國將如何應對並有所作為
第一、穩政策。
中國經濟總是陷於大起大落困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於行政權力對市場經濟的過度干預。政府的過度干預不會造就一個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只會讓市場低效，並且滋生尋租和腐敗的空間。保持政策相對穩定的核心就是要減少政府頻繁的短期宏觀調控，代之以加強長效的市場制度建設，這也是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比如，股市和樓市就是中國經濟的縮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調控，總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對穩定之所以重要，在於如果股市不穩，大幅度下滑，會大幅減少家庭資產，加上居民的現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計)、老(養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費預期不斷增加，現期的消費就會受到擠壓，內需不足的情況會不斷惡化。再看樓市，自2003年國務院發布18號文以來，政府每年都會出台若干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政策，但是總給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感覺。不可否認，房地產行業存在著很多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房產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問題，近期又伴隨著房價上升過快的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不是頻繁的價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實加強房地產市場長效制度建設。
應從促進土地城鄉流轉、開征房產物業稅種、加強銀行風險管理、構建住房保障體系、推進住房租賃市場建設、完善土地拍賣制度等涉及面廣、影響面大的制度建設方面入手，多管齊下，實行一般均衡的綜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場，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引導有效供給與需求，從而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盡管有一些好的措施，與我們的建議有重疊之處，但我們對其將政策目標瞄準高房價，而不是房地產市場嚴重的結構失衡，以及由此而採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義的行政手段感到擔憂。它可能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而且會破壞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價被人為遏制，不能提供足夠的投資和生產激勵，也就無法保證有效供給。當前的房產宏觀調控政策，已帶來如下一些負面效應。
一是產生激勵扭曲，使得政策目標與實際結果相背離。比如，提供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條款，本意是遏制投機購房，恰恰無法擋住外地有錢人(不需貸款)異地購房，卻將那些要靠信貸支持才能在城市裡購房的非戶籍人口擋在了門外。這也背離了城市化規律。
二是引發道德風險，使得市場沉迷於政策預期和博弈。由於信息很難對稱，很多政策的監督成本巨大，將會引起五花八門的社會亂相和道德失范，如虛開證明、借名買房、假按揭、行賄受賄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離婚的把戲。
三是破壞政策相對穩定，使得政策隨著房價上下起伏。一旦打壓房價的新政影響到我國經濟平穩增長(不是沒有可能)，如何處理這些限制性政策?臨時性的政策撤銷之後，消費者暫時被壓制的剛性需求再又報復性反彈，政府又要如何應對房價上漲的卷土重來?因為從長遠看，中國房價的上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四是阻滯市場改革，使得計劃手段擾亂市場自發秩序。比如，將穩定房價的責任歸於地方政府，實際也賦予了其超越法律許可權干預市場的權力，可能會導致價格的扭曲並增加政府權力尋租的機會。政府應該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場的住房價格。
第二、調分配。
改革的實質就是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帶來了社會財富「蛋糕」的快速變大，但是國民財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卻日益加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與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點下降至2007年的59.1%，國家財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間的平均增速超過19%，大大超過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政府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好處遠遠多於居民收入，且財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動GDP增長和自我消費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醫療、社保、環保等事業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錢袋子不願消費;二是貧與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基尼系數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會各階層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沖突和不均等而產生各種矛盾趨於尖銳化，已成為很多群體性社會沖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頭，如不加重視將影響社會穩定的大局;三是城與鄉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不解決，都將嚴重阻礙中國經濟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進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要謀劃長遠，但久拖不決肯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短期內還是應該拿出若干能夠起到實效的具體措施。建議政府下大決心從國企收入分配改革、財政稅收政策改革等硬骨頭入手，促進政府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首要的是，改革現有的國有資產收益分配製度，將大部分國有收益真正轉移到公共支出領域，如充實到社保中去，讓作為國有資產名義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實實在在的收益。其次，應該提高起征點、降低稅率、建立必要的減免退稅機制，切實降低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稅負，同時開征(或加大)資源稅、房產稅、遺產稅等國際經驗表明可有效縮小收入差距的稅種等，讓稅收真正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兩頭。
首先，我們認為要增加對農業和農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使糧食供給保持穩定增長，建立讓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增強8億農民的消費能力，有效激活農村消費市場。當然，我們更應該將三農問題置於中國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慮，積極推進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進程，這才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們認為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發展。目前，我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45%左右比重不僅與成熟發達國家相比，甚至與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通常佔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羅斯、韓國、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對而言，服務業對能源、資源等要素的消耗較低，它並不會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業一樣，由於當前持續高企的原材料價格而顯著地引致成本推動型和輸入型通貨膨脹。相反地，一方面，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有助於緩解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並可以減輕資源密集型製造業過度膨脹所引致的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等負外部性。另一方面，發展智力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則有助於提升中國在世界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實現由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的升級轉變。
第四、優中間。
經濟金融危機的一個作用，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深層次的結構優化調整。對中國經濟的主體第二產業而言，一要引導和支持工業部門加大科技研發投入，促進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端優勢工業產業群，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方面應注意充分發揮民企的作用。因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創新體制，往往不計成本，在動機上可能是忽視經濟效益的，也許在某些特定領域或特定目標上能成功，但不會導致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型經濟。相反，以民企為主體的創新體制，由於對利潤和效益的密切關注，以及分散決策所需的信息量較少，使得它更容易導致整體經濟效益的持續提升。
二要轉變發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推動中國經濟實現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為基礎的「高碳」經濟，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經濟的轉變，淘汰落後產能，實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要改變國有壟斷行業封閉、單一的所有制結構，繼續擴大民營資本市場准入，不斷完善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扶持體系，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讓其進入原由國家壟斷的行業，促進市場競爭，讓生產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個經濟的效益和效率。由於中小企業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競爭和創新文化，促使創新型大企業不斷涌現，也正是發達國家保持強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沒有充滿活力和蓬勃發展的中小企業，一國經濟很可能是沒有希望的。數據也顯示，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5%。為此，我們要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規章。比如，新《勞動合同法》無論是從出台時機還是立法依據都很有問題，使得大量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的運營成本增加，用工體制僵化，生存空間惡化，屬於典型的好心辦壞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熱情和願望替代了經濟規律，政府在不該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細，結果導致有法必依則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有法不依則法律威嚴受損的兩難局面。建議對大、中、小企業實行區別對待，避免用《勞動合同法》這樣的「一刀切」做法，擠壓中小企業特別是那些極小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而無法大量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以促進城市化轉型。
第五、擴內需。
可以預期，一直以來支撐中國增長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來幾年內都將會比較疲軟，原因在於主導全球經濟消費需求的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居民家庭當前都面臨著去杠桿化和重建儲蓄等重要任務。因而，當務之急是促進從外需支撐的出口型發展模式向內需支撐的消費型發展模式轉變。
如果說前述的調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購買能力，那麼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費需求，還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費信心和消費意願。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通過一次性轉移支付或財政補貼來擴大居民的「半強制性消費」，起到了非常顯著的成效，但是這種補貼性消費行為一旦長期化，將會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並且會為進一步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築高藩籬。
建議在進一步延續家電下鄉、汽車下鄉、以舊換新、提高特殊人群補貼、降低部分產品消費稅等刺激政策的同時，積極規劃出檯面向未來5到10年的涵蓋就業、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計)、老(養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攬子社會福利改革計劃，以穩定居民收支預期，提高自發消費信心，擴大自主消費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會保障和醫療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還處於改革摸索的情況下，經濟由出口導向向內需驅動的轉變無法一蹴而就。當前政府應該在擴內需的同時，在促出口方面同樣有所作為，以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和緩解龐大的就業壓力。
首要一條，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以保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數據顯示，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如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紡織品企業利潤也將降低1個百分點，而其本身的利潤只有3%至5%。因此，盡管從長期看人民幣還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間，但是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仍然不穩的情況下，要盡量頂住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穩定人民幣匯率，這對緩解中國企業出口成本的上升，幫助出口依賴型的企業穩住一定的外部市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的貿易赤字涉及90多個國家，是一個多邊問題，不能通過簡單的雙邊匯率調節來解決。在美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極力鼓動下，美國政府寄望於通過中國的人民幣升值來解決其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這是一種自己生病別人吃葯的做法。事實上，由於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有相當比重的外國企業、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幣升值對其他國家是一柄雙刃劍，這也會大大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其次，要繼續運用財政、信貸、外貿基金等多種手段，為企業降低出口成本，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克服隱性貿易壁壘，支持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同時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幫助企業不斷開拓新興市場貿易、東亞區域內貿易及自由貿易區內貿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國-東盟、中國-秘魯、中國-智利、中國-哥斯大黎加等雙邊自由貿易區)。
Ⅱ 結合當前經濟形勢談談如何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加大對自主創新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充分利用國際科技資源。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培養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使創新智慧競相迸發、創新人才大量涌現。
（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三）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
（四）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每個家庭。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保護全球氣候作出新貢獻。
（五）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扶持力度。幫助資源枯竭地區實現經濟轉型。更好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
（六）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推進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