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衰減是什麼原因

㈡ 印度GDP創紀錄暴跌的原因是什麼

印度第二季度GDP暴跌24%，遠遠低於，之前預期的18%，造成印度GDP暴跌的主要原因，無非有三點，疫情的影響，印度自身產業鏈的問題，和印度窘迫的國際環境。

印度是近年中新興起的大國之一，他有龐大的人口和投資市場，但印度卻沒能很好的把握這些良好的發展條件和機遇。對外來市場不夠包容，自身又有很嚴重的經濟隱患，只有戰勝疫情和改善這些不利條件，印度才可能成長為一個真正的經濟大國。

㈢ 怎樣認識中國經濟減速

通過網路文庫查找可得；http://wenku..com/view/34cc3d26e2bd960590c6772e.html
為什麼經濟高速增長不再持續？核心在於，過去高速發展的因素（人口紅利）沒了，生產率難以提升，特別是全要素消退成為經濟成長減速的關鍵因素。2013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就將結束，而且結構在變壞，即老年撫養比顯著上升，兒童撫養比顯著下降，勞動人口的年齡快速上升。隨著人口紅利窗口的關閉，資本密集型路徑就會遇到瓶頸。宏觀決策層需要大幅增強對於短線經濟下降幅度較大導致結構調整的陣痛的忍耐能力。從增長經濟學的角度看，日本當年不惜以零利率與高政府債務為代價，幫助低效的金融機構、企業修復資產負債表是日本經濟「失去二十年」的關鍵。危機從來都是改革的動力，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減速，希望機會不被浪費。
在認識經濟減速的性質之前，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回答以下問題：一是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中國宏觀經濟的下滑，是中國傳統高速經濟增長模式結束的標志，還是中國傳統高速經濟增長進程中的小插曲？二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基礎是什麼，這些基礎是否已經達到極致而進入衰減期？三是傳統經濟增長源泉的耗竭是否意味著新的增長源應當在傳統源泉的對立面之中尋找，未來可行的經濟增長源泉應當是什麼？ 危機也是全球經濟完成新一輪調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時期。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轉變發展方式、重建國際競爭優勢和提升國際地位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戰略任務。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所指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在二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三次工業化，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託，發展高附加值的製造業，比如先進製造技術、新能源、環保，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此外，北歐、韓國等國製造業的強勢趕超也對中國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 其實，僅僅根據幾個下行的經濟指標就看空我國經濟是不足取的。必須看到，盡管我國經濟在減速，但在世界幾大經濟體中仍然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今年上半年歐元區經濟增長預計為負的0.3%，美國不到2%，「金磚五國」也都在6%以下。比較而言，上半年7.8%的經濟增速，既高於中央政府年初確定的7.5%的預期目標，也在全球經濟體中領先，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增長速度。 我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長後，制約經濟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經或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些因素的變化，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發生改變，原有的某些經濟增長動力明顯衰減，而新的增長動力尚不能彌補原有增長動力的漏損，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隨之下降。 這些影響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資源和環境約束。30多年的高增長，是建立在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基礎之上的。我們在獲取高增長的成果時，也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我國資源保有量急劇下降，好多資源型城市資源已經枯竭，大宗商品要大量從國外進口，環境污染也在加劇，污染帶來的負的經濟外部性迅速上升。傳統的依靠大量消耗資源、犧牲環境來實現高增長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模式轉換勢在必行。而在時下這種經濟結構轉型和增長模式轉換的初始階段，經濟增速必然受到影響。二是人口、制度和全球化「三大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遞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而出口擴大又主要得益於人口紅利，即我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從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看，「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佔主導地位，加工貿易順差幾乎等於甚至超過貿易總順差。外商加工貿易企業大量設在我國，就是因為我國勞動力成本低。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自然加工貿易的對外轉移和出口下降也就成為必然趨勢。從制度紅利看，改革推出的一系列創新的制度安排，激發了人們的勞動和工作熱情，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高增長。但近年來，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的領域內，改革實際舉措不多，改革對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
從全球化紅利看，開放是我國經濟高增長的助推器。大量引進外資和擴大出口，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我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益匪淺。但在我國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對外開放深度和廣度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情況下，經濟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遞減。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後，貿易戰、匯率戰此起彼伏，我國外貿環境不斷惡化，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大打折扣。三是經濟總量基數。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國GDP總量只有3645億元人民幣，而2011年已經超過47萬億元，是1978年的128倍。在這樣的經濟總量基數基礎上，要繼續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是很難做到的。 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高增長都具有階段性。一國經濟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增長之後，必然會減速進入平穩增長階段。這是經濟增速變化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目前，我國就正處於這樣的經濟增速轉型期。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經濟減速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客觀看待和正確認識經濟減速，完全不必因為經濟減速而驚慌失措。我們必須摒棄「高增長偏好」和「高增長拜物教」，樹立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理性、科學的經濟增長觀。
杭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