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首先，「高投資」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應該說，較高的資本形成率是許多亞洲國家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的共同特徵。日本從1953年開始到197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其高達35％的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率（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新加坡在1971年至1985年間的高速發展時期，其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率超過40％。馬來西亞在1990年代中期也有幾年高速增長的時期，而它在此時期的固定資本形成率也超過40％。許多西方經濟學家也都認為，高資本形成率和大規模投資是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引擎。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高投資不僅來源於國內儲蓄，而且來源於大量的國外直接投資。眾多的外國公司被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和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所吸引，大舉投資中國。據中國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年均實際利用外資額從1983年的6．3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03億美元，平均年增長15％。截止到2005年底中國累計
利用外資總額達到6180億美元。外資的大量流入，不僅補充了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而且為中國的技術進步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做出巨大貢獻。
第二，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保證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世界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有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難以比擬的比較優勢，一是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不僅每年都有近1000萬的新增就業人口，而且在廣大鄉村有超過1．5億的剩餘勞動力等待到城市就業。二是「人優價廉」。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不僅價格便宜，而且質量很高。
第三，效率改進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效率改進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歸因於技術改善和勞動力技能的提高。一方面，隨著中國的經濟體制從僵化的集權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各種生產要素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門或經濟領域，使各種生產要素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外國直接投資不僅帶來資本，而且也帶來了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因素。同時，隨著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勞動力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無疑這也是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的因素。
第四，劇增的國際貿易拉動支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自1980年以來，中國始終把對外貿易發展作為拉動和支持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政府不僅主動減少國際貿易的政府壟斷和控制，降低貿易壁壘，而且積極謀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這些政策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使中國在世界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逐年
增加，進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位居美國和德國之後的第三貿易大國。
第五，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保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種組織的效率來源於一套能夠對經濟主體行為進行激勵的產權制度安排。毫無疑問，中國經濟近30年的高速增長，得益於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提供了強大動力」。
『貳』 從宏觀經濟角度，如何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模型的一個基本特徵是，Y是各種投入要素的非減函數。在這樣的假設下。有效促進GDP增長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1. 有效增加資本投入。因此現代社會，金融業是GDP增長的關鍵行業，通過金融業可以把分散的資金籌集起來，集中投入到各種產業中去促進Y的增長。同時企業的經營模式也發生了變化，更多的企業通過股份制的組織模式，從社會直接吸引資金投入到企業的發展中去。
2. 增加勞動投入。這里的投入有兩層意思，一是增加投入的數量，二是增加投入的勞動力素質。隨著信息經濟逐步替代傳統經濟，勞動力組織的提升越來越稱為GDP增長的重要因素。
3. 增加其他因素投入。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土地，二是技術水平。一個國家的可利用土地面積雖然有限，但是可以通用國際合作等其他方式，從其他國家獲得土地使用權，用於增加Y。技術進步是現代社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可以通過政府投資或者補貼等多種方式，調動企業和社會資源提高技術水平。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到經濟增長， 但是目前看來這兩個因素促進GDP增長的作用更明顯。
『叄』 城市經濟增長的途徑
城市經濟增長是指城市經濟的動態演化過程，是城市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規模擴張與水平和質量的提高。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就是城市經濟的增長，只有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城市化才會開始，並且，伴隨著城市經濟的增長，城市化水平也會不斷升級。城市經濟增長對於城市化至關重要，目前，城市經濟增長主要有三種途徑。
一、農業發展是城市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和基礎。
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剩餘的產生是城市經濟增長的基礎。農業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著、左右著城市經濟全局的發展。農業是城市經濟中最基本的物質生產部門。農業是工業等其他物質生產部門與一切非物質生產部門存在與發展的必要條件。農業能為城市經濟其他部門提供勞動力。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日益增多，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可以為城市經濟增長提供動力，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有農業剩餘，這里的農業剩餘不單單指農產品的剩餘，還指農業勞動力的剩餘。農業產品的剩餘可以為城市經濟增長提供所必需的原料，農業是工業特別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重工業中的橡膠工業、化學工業（如硝酸甘油的生產）等所用的原料來自農業；輕工業中的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工業、煙酒業等所用的原料也來自農業。城市人口的生產與生活都離不開農產品的提供。農業勞動剩餘為工業化提供必要的勞動力，務農人員由於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進入城市，在城市中從事各種各樣的生產活動，為城市的經濟發展創造價值。同時，農村和農民也是城市第二三產業的市場，工業品的消耗與生產都離不開農村。城市經濟的增長絕對離不開農村，以農村的蕭條與衰敗去換取城市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是不可取的，城市的經濟增長應該同時也伴隨著農業的現代化。
二、工業是城市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與發動機。
工業是指採掘自然物質資源和對工業品原料及農產品原料進行加工的社會生產部門。城市經濟的增長離不開工業的進步與發展，工業為城市經濟的增長提供工業品，在城市中，工業生產工業品，工業品在市場中交換流通，創造了財富與價值，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就會促進城市經濟的增長。大同市是典型的工業城市，大同市是中國一五計劃的重點建設城市，大同市有著種類繁多的工業企業，大同煤礦集團、大同電力機車廠、大同齒輪廠、山西橡膠廠等眾多工業企業，大同市的工業企業為大同市的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利潤，在2016山西省GDP的排名中，大同市排名第七。工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創造了豐厚的利潤，同時也釋放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減少了失業人口，增強了城市的消費能力。工業是城市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與發動機，但是，工業的急劇增長隨之而來的是對於環境的破壞，以資源與環境來換取城市經濟的增長，這樣的增長是病態的增長，這樣的增長遲早會付出代價，所以，要放棄粗放式的工業發展，要走集約型工業的發展道路，在城市增長的同時也有碧水藍天。
三、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城市經濟增長的後續動力。
第三產業又稱第三次產業，是指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是不生產物質產品的行業，即服務業。第三產業主要包括流通、生產生活服務等部門。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與倉儲業；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業、保險業、旅遊業和信息咨詢業等；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有教育、文化、廣播、電視、科學研究、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還有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體等，但是，它們不計入第三產業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據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744127億元，比上年增長6.7%。在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增加值63671億元，增長3.3%；第二產業增加值296236億元，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384221億元，增長7.8%。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6%，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39.8%，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1.6%，比上年提高1.4個百分點。2012年來，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佔GDP比例持續減少，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例持續增加，第三產業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隨著城市經濟的不斷增長，第二產業帶來的紅利總會消失，第二產業的發展速度也會趨緩，這時，城市經濟需要增長，而第二產業的發展無法滿足城市經濟的增長，二者的矛盾就會凸顯出來。此時，需要第三產業作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後續動力，來彌補第二產業的缺位，使城市經濟繼續發展，不至於停滯甚至下滑。第三產業除了生活服務業會創造源源不斷的社會財富，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會使城市迅速發展起新興產業，如社會保險、法律訴訟、文化、體育、衛生等，新興產業成為第三產業的主力軍，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
城市經濟的增長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而城市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原料與勞動力，第二產業是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第二產業生產的工業製成品在市場中分配、交換、消費，創造社會財富，助力城市經濟增長，第三產業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後續動力，使城市經濟持續健康向上發展。總之，城市經濟的增長離不開三次產業，只有三次產業相互配合、互相供給，城市經濟才會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肆』 簡述經濟增長的源泉（1）創新（2）技術（3）勞動
傳統經濟學認為資源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正如庫茲涅茨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的演講中所說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表述為在一個長時期內為其居民提供種類越來越多的經濟物品的能力。這種日益提高的能力基於不斷進步的技術,以及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可見,經濟增長的源泉,不僅來自資源稟賦、技術進步,制度因素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那麼三者作用的邏輯次序究竟是什麼樣的呢?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對三種理論的梳理,闡明三種要素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我們認為每一個後起的觀點或者理論都是對前一觀點的進一步的補充和發展,而不是簡單地否定,且反映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內在的發展邏輯和由宏觀向微觀向更加精細化和具體化的演進的客觀趨勢。
一、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哈羅德一多馬:資源稟賦觀
古典經濟學家顯然沒有忽視經濟增長問題。亞當.斯密(Adam Smith)對分工在財富增長中重要性的洞察,以及他賦予節約的重要意義就反映了這一點。斯密在其經典著作中談到,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兩個,其一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技術);其二是勞動數量的增加(資源稟賦)。所以經濟增長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基於技術和資源的。當然,斯密論述的是國民財富的增加,與經濟增長還有一定的區別,但這種區別顯然不是本質上的。
哈羅德-多馬首先在凱恩斯的通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增長理論,試圖解釋充分就業條件下導致國民收入和勞動供給增長的因素。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在假定土地供給不變的條件下將產出看作是勞動和資本的函數。哈羅德一多馬則進一步地假定技術和制度條件不變,把勞動生產率僅僅看作是資本供給的函數。這樣,經濟增長的源泉就由原來的以勞動為主轉向了以資本為主。這當然是與當時的資源稟賦的豐裕程度有關的。他們的增長理論所不能解釋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勞動、資本以及土地供給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相等的話,那麼為什麼單位資本產生的財富會在某個國家或某個時期高於另一個國家或另一個時期呢?
總的來講,無論是古典還是早期新古典的分析方法,考慮的都是經濟增長中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種非制度的資源稟賦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哈羅德與多馬在他們所討論的跨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上,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勞動和資本供給的增長。通過將增長建立在勞動和資本供給上,哈羅德與多馬採用了經濟增長的資源稟賦觀點。但是,他們的資源稟賦觀點是相當狹隘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1)將資源稟賦僅僅局限於土地、勞動和資本三種資源,而沒有將其他對經濟增長同樣重要的資源考慮進來;(2)未能考慮技術與制度條件,以至於在三種資源不變的情況下無法解釋經濟增長。而經濟學家們意識到制度和技術上的差異很有可能可以解釋上述問題,因此隨後的理論發展就是圍繞這兩點不足展開的。隨著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索,首先得出的是對技術條件的修正。
二、技術決定論的沒落
技術決定論雖然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發展到後期才被明確提出和發展起來的,但是卻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馬克思比他同時代的學者更為深刻地洞見了技術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他將發明看作是一個社會進程,在馬克思的體系中,階級斗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之間的不斷的沖突。而且馬克思相信,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變遷)為生產關系的變化(制度變遷)提供了更為動態的力量。凡勃倫更是將技術視為經濟進步與增長的動態因素,而制度是靜態的因素。在凡勃倫的體系中,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制度之間的沖突導致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這明顯與馬克思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隨著哈羅德和多馬的著作而產生的對新古典生產函數的經驗調查,開始揭示出資本和勞動的供應不足以解釋總生產率的趨勢,以索洛(Solow,1957)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紛紛對新古典生產函數進行修正。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強調總生產函數與經濟增長的一致性。在生產函數理論中,假定資本與勞動的投入比例是可以變化的,而且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技術變化)。索洛認為,總產出的增長比土地與勞動供應的增長更快。因此,經濟增長存在其他的源泉。在此基礎上,索洛宣稱技術變化是一個重要但受到忽視的變數,且技術變化可以解釋經濟增長。
此後,經濟增長的技術決定論風行一時。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受到廣泛的關注,人力資本中的技術含量被認為是比資源稟賦更為重要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更是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更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把經濟增長的源泉歸結為技術的進步與創新。
但是波蘭依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原因時形成了一個不十分有力的傳統,即他們主張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原因。按照這一線索,道格拉斯.諾斯對1600年-1850年間世界海洋運輸業進行了實證研究。諾斯發現,在此期間,世界海洋運輸業並沒有發生類似輪船代替帆船的重大的技術進步,但這期間海洋運輸業的生產率卻有了很大提高。諾斯的研究結果表明,僅僅是由於海洋運輸業變得更安全和市場制度變得更為完善,就導致了這種提高,而不一定要技術進步。因而,經濟增長的真正根源並非技術進步,而是技術進步背後的制度創新或者變遷。
三、諾斯制度決定論及其邏輯循環悖論
1.制度決定論
諾斯是從探索技術創新的根源中追溯出制度因素的。與索洛等技術決定論者一樣,諾斯試圖用技術變遷來解釋經濟增長,並將技術看作與「普通投資」不同的要素。與一般學者不同的是,諾斯並沒有將研究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試圖找出技術變遷的深層次的原因。
根據這一思路,諾斯批判了以往經濟增長的技術決定論者,認為他們僅僅將注意力集中於技術變化本身,而忽略了對導致技術進步的原因的研究。諾斯提出,技術進步要麼來源於市場規模的擴大,要麼來源於產權制度的完善,而不完善的產權制度更是技術變化緩慢的根源。這兩種限制技術進步的原因從本質上講具有很明顯的制度特徵,市場規模的制度特徵相對較小,但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范疇裡面,市場被看作是組織交易的制度安排,那樣的話,市場規模也就具有了某種制度特徵。
諾斯的工作對技術進步的根源做出了說明,從而將經濟增長的源泉向前推進到了制度層面。他的理論的邏輯是,技術內生於制度,有效的制度及相應的產權安排,能夠保證創新活動得到最低限度的報酬,形成技術進步和運用先進技術的激勵,進而推動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諾斯(1994)對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做了如下闡述:在過去,人類一直都在發展新技術,但進程緩慢又時有間斷,主要的原因在於發展新技術的動機是零散出現的。通常,創新被無代價地抄襲,發明人或創新者得不到任何補償。
諾斯和托馬斯將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在人口相對於稀缺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時,那些支配產權規則的制度發生了變遷。按照諾斯和托馬斯的觀點,只有當經濟組織是有效的時候,經濟才會發生增長。有效的經濟組織可能要求產權的修正,以便減小創新活動中私人和社會收益的差別。對於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經濟發展的歷史從來不缺少例子。在其他方面,如資源稟賦相近的國家,產權制度的不同對於經濟增長的差異有很大的影響,如在16、17世紀,法國和西班牙由於分配與政治的原因而保持原有的產權制度付出的代價是相對於英國和荷蘭喪失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而後兩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快速增長,則主要歸因於其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諾斯、托馬斯,1998)。
2.邏輯循環悖論
根據前面的論述,似乎問題的答案是很明顯的。制度是自然而然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因為,從表面上看,資源稟賦、技術進步和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不屬於同一個層次的。制度一般屬於組織范疇,而資源稟賦和技術則只是在生產階段起作用,因而前者先於後兩者,是更根本的東西。另一方面,從深一層次來講,制度創新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技術創新更有效率,使技術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首先,當我們把經濟增長的源泉定義為制度時,我們卻犯了與此前的經濟增長理論同樣的錯誤,忽視了制度問題的另一個側面:即制度從何而來,因何而變?很明顯對制度安排的解釋必須求諸於非制度因素。
其次,諾斯的經濟增長制度決定論本身存在著邏輯循環悖論。前面我們提到,諾斯在解釋技術進步的原因時,提到兩個制度因素:市場規模與產權制度,認為巨大的市場規模與完善的產權制度是技術進步的首要因素。但是要看到的是,根據諾斯的理論,市場規模的擴大,是由於運輸成本的下降,而運輸成本的下降又根源於技術創新,這樣一來,諾斯的邏輯就相當於是用技術變遷解釋技術變遷了。至於產權制度與技術變遷,拉坦應用他對技術變遷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將諾斯的理論推進了一步。他認為,制度變遷不僅是諾斯討論的對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導致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的產生是制度發展過程中的結果,技術變遷又反過來代表了一個對制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
因此總的來講,對制度變遷的需求的轉變,是以下兩方面的非制度因素所引起的:其一,根據諾斯的理論,資源稟賦的變化,將導致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進而對制度和技術的變遷形成壓力。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化將導致制度變遷的成本和收益的變化。其二,技術變遷也會使制度安排的變化變得更為有利,比如技術創新導致市場規模的擴大,會改變特定製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從而也產生制度變遷的壓力。
四、小結:用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解釋經濟增長
根據前面的對資源稟賦論、技術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的論述,我們得出結論,單獨依靠哪一個理論都無法完整的解釋經濟增長。因此,我們在對三個理論進行梳理之後,提出一個折衷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經濟增長:即用資源稟賦、技術與制度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解釋經濟增長。
1.資源稟賦與技術、制度的互動
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如前所述可以歸納為三個:資源稟賦、技術與制度。那麼,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和階段,三個要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資源稟賦的作用就比技術和制度要大,因為技術和制度在這一階段還是不明顯的。
資源的初始票賦與過去的人類行為無關,不能被看作是制度安排,因此是一個真正的解釋經濟增長過程差異的外在的因素。然而,一旦經濟開始持續增長,初始稟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就開始減弱。諾斯在論述海洋運輸成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就提到,運輸成本的下降,使得原本資源缺乏的國家,如日本也可以開始迅速的經濟發展過程。當然,資源稟賦的作用永遠不可能完全消失。
土地價格相對於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誘致了用於減少對土地的無彈性供給所導致的有制約的生產技術變遷,同時也引致了能更准確地定義和配置土地的產權制度的變遷。勞動力相對於土地的價格的提高,導致了能使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變遷,同時也導致了能增進代理人生產能力並增進工人對他自己的就業條件進行控制的制度變遷。
2.技術對資源稟賦、制度變遷的促進
由技術變遷所釋放的新的收入流確實是對制度變遷需求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信息技術進步對包括生產方式、交易方式、決策方式、管理方式等內在的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廣泛影響代表了技術進步對制度變遷作用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對資源的相對需求的變化,從而導致資源的相對價格的變化。形成技術變遷的動力,在另一個方面形成制度變遷的動力。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降低了由新技術進步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同時社會科學及有關專業的知識的進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3.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資源稟賦、技術和制度的進步及其相互作用是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保證,三者不可偏廢。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且一直都沒有定論。本文認為,對於經濟增長貢獻而言,三者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都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關鍵的問題是,這三個源泉之間的邏輯關系、互動關系。因此本文的結論和用意是顯而易見的:資源稟賦、技術和制度三者之間的匹配情況決定的經濟增長,決定了經濟的繁榮與蕭條。制度因素,雖然重要,能起到激勵和刺激作用,但非制度因素同樣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自身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是因為它們的變化能夠直接影響到制度安排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