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面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中國將如何應對並有所作為
第一、穩政策。
中國經濟總是陷於大起大落困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於行政權力對市場經濟的過度干預。政府的過度干預不會造就一個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只會讓市場低效，並且滋生尋租和腐敗的空間。保持政策相對穩定的核心就是要減少政府頻繁的短期宏觀調控，代之以加強長效的市場制度建設，這也是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比如，股市和樓市就是中國經濟的縮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調控，總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對穩定之所以重要，在於如果股市不穩，大幅度下滑，會大幅減少家庭資產，加上居民的現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計)、老(養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費預期不斷增加，現期的消費就會受到擠壓，內需不足的情況會不斷惡化。再看樓市，自2003年國務院發布18號文以來，政府每年都會出台若干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政策，但是總給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感覺。不可否認，房地產行業存在著很多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房產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問題，近期又伴隨著房價上升過快的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不是頻繁的價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實加強房地產市場長效制度建設。
應從促進土地城鄉流轉、開征房產物業稅種、加強銀行風險管理、構建住房保障體系、推進住房租賃市場建設、完善土地拍賣制度等涉及面廣、影響面大的制度建設方面入手，多管齊下，實行一般均衡的綜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場，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引導有效供給與需求，從而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盡管有一些好的措施，與我們的建議有重疊之處，但我們對其將政策目標瞄準高房價，而不是房地產市場嚴重的結構失衡，以及由此而採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義的行政手段感到擔憂。它可能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而且會破壞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價被人為遏制，不能提供足夠的投資和生產激勵，也就無法保證有效供給。當前的房產宏觀調控政策，已帶來如下一些負面效應。
一是產生激勵扭曲，使得政策目標與實際結果相背離。比如，提供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條款，本意是遏制投機購房，恰恰無法擋住外地有錢人(不需貸款)異地購房，卻將那些要靠信貸支持才能在城市裡購房的非戶籍人口擋在了門外。這也背離了城市化規律。
二是引發道德風險，使得市場沉迷於政策預期和博弈。由於信息很難對稱，很多政策的監督成本巨大，將會引起五花八門的社會亂相和道德失范，如虛開證明、借名買房、假按揭、行賄受賄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離婚的把戲。
三是破壞政策相對穩定，使得政策隨著房價上下起伏。一旦打壓房價的新政影響到我國經濟平穩增長(不是沒有可能)，如何處理這些限制性政策?臨時性的政策撤銷之後，消費者暫時被壓制的剛性需求再又報復性反彈，政府又要如何應對房價上漲的卷土重來?因為從長遠看，中國房價的上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四是阻滯市場改革，使得計劃手段擾亂市場自發秩序。比如，將穩定房價的責任歸於地方政府，實際也賦予了其超越法律許可權干預市場的權力，可能會導致價格的扭曲並增加政府權力尋租的機會。政府應該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場的住房價格。
第二、調分配。
改革的實質就是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帶來了社會財富「蛋糕」的快速變大，但是國民財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卻日益加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與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點下降至2007年的59.1%，國家財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間的平均增速超過19%，大大超過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政府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好處遠遠多於居民收入，且財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動GDP增長和自我消費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醫療、社保、環保等事業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錢袋子不願消費;二是貧與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基尼系數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會各階層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沖突和不均等而產生各種矛盾趨於尖銳化，已成為很多群體性社會沖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頭，如不加重視將影響社會穩定的大局;三是城與鄉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不解決，都將嚴重阻礙中國經濟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進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要謀劃長遠，但久拖不決肯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短期內還是應該拿出若干能夠起到實效的具體措施。建議政府下大決心從國企收入分配改革、財政稅收政策改革等硬骨頭入手，促進政府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首要的是，改革現有的國有資產收益分配製度，將大部分國有收益真正轉移到公共支出領域，如充實到社保中去，讓作為國有資產名義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實實在在的收益。其次，應該提高起征點、降低稅率、建立必要的減免退稅機制，切實降低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稅負，同時開征(或加大)資源稅、房產稅、遺產稅等國際經驗表明可有效縮小收入差距的稅種等，讓稅收真正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兩頭。
首先，我們認為要增加對農業和農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使糧食供給保持穩定增長，建立讓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增強8億農民的消費能力，有效激活農村消費市場。當然，我們更應該將三農問題置於中國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慮，積極推進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進程，這才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們認為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發展。目前，我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45%左右比重不僅與成熟發達國家相比，甚至與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通常佔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羅斯、韓國、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對而言，服務業對能源、資源等要素的消耗較低，它並不會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業一樣，由於當前持續高企的原材料價格而顯著地引致成本推動型和輸入型通貨膨脹。相反地，一方面，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有助於緩解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並可以減輕資源密集型製造業過度膨脹所引致的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等負外部性。另一方面，發展智力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則有助於提升中國在世界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實現由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的升級轉變。
第四、優中間。
經濟金融危機的一個作用，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深層次的結構優化調整。對中國經濟的主體第二產業而言，一要引導和支持工業部門加大科技研發投入，促進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端優勢工業產業群，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方面應注意充分發揮民企的作用。因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創新體制，往往不計成本，在動機上可能是忽視經濟效益的，也許在某些特定領域或特定目標上能成功，但不會導致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型經濟。相反，以民企為主體的創新體制，由於對利潤和效益的密切關注，以及分散決策所需的信息量較少，使得它更容易導致整體經濟效益的持續提升。
二要轉變發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推動中國經濟實現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為基礎的「高碳」經濟，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經濟的轉變，淘汰落後產能，實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要改變國有壟斷行業封閉、單一的所有制結構，繼續擴大民營資本市場准入，不斷完善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扶持體系，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讓其進入原由國家壟斷的行業，促進市場競爭，讓生產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個經濟的效益和效率。由於中小企業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競爭和創新文化，促使創新型大企業不斷涌現，也正是發達國家保持強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沒有充滿活力和蓬勃發展的中小企業，一國經濟很可能是沒有希望的。數據也顯示，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5%。為此，我們要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規章。比如，新《勞動合同法》無論是從出台時機還是立法依據都很有問題，使得大量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的運營成本增加，用工體制僵化，生存空間惡化，屬於典型的好心辦壞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熱情和願望替代了經濟規律，政府在不該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細，結果導致有法必依則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有法不依則法律威嚴受損的兩難局面。建議對大、中、小企業實行區別對待，避免用《勞動合同法》這樣的「一刀切」做法，擠壓中小企業特別是那些極小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而無法大量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以促進城市化轉型。
第五、擴內需。
可以預期，一直以來支撐中國增長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來幾年內都將會比較疲軟，原因在於主導全球經濟消費需求的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居民家庭當前都面臨著去杠桿化和重建儲蓄等重要任務。因而，當務之急是促進從外需支撐的出口型發展模式向內需支撐的消費型發展模式轉變。
如果說前述的調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購買能力，那麼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費需求，還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費信心和消費意願。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通過一次性轉移支付或財政補貼來擴大居民的「半強制性消費」，起到了非常顯著的成效，但是這種補貼性消費行為一旦長期化，將會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並且會為進一步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築高藩籬。
建議在進一步延續家電下鄉、汽車下鄉、以舊換新、提高特殊人群補貼、降低部分產品消費稅等刺激政策的同時，積極規劃出檯面向未來5到10年的涵蓋就業、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計)、老(養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攬子社會福利改革計劃，以穩定居民收支預期，提高自發消費信心，擴大自主消費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會保障和醫療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還處於改革摸索的情況下，經濟由出口導向向內需驅動的轉變無法一蹴而就。當前政府應該在擴內需的同時，在促出口方面同樣有所作為，以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和緩解龐大的就業壓力。
首要一條，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以保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數據顯示，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如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紡織品企業利潤也將降低1個百分點，而其本身的利潤只有3%至5%。因此，盡管從長期看人民幣還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間，但是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仍然不穩的情況下，要盡量頂住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穩定人民幣匯率，這對緩解中國企業出口成本的上升，幫助出口依賴型的企業穩住一定的外部市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的貿易赤字涉及90多個國家，是一個多邊問題，不能通過簡單的雙邊匯率調節來解決。在美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極力鼓動下，美國政府寄望於通過中國的人民幣升值來解決其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這是一種自己生病別人吃葯的做法。事實上，由於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有相當比重的外國企業、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幣升值對其他國家是一柄雙刃劍，這也會大大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其次，要繼續運用財政、信貸、外貿基金等多種手段，為企業降低出口成本，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克服隱性貿易壁壘，支持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同時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幫助企業不斷開拓新興市場貿易、東亞區域內貿易及自由貿易區內貿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國-東盟、中國-秘魯、中國-智利、中國-哥斯大黎加等雙邊自由貿易區)。
⑵ 我國應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策略是什麼
我國應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策略是什麼？
（一）充分認識外貿的積極作用，堅持發展外貿不動搖
改革開猜哪放以來，我國流通現代化進程取得長足進步。流通已從計劃經濟時代的末端產業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先導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當前，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面臨新的考驗。中央提出，必須堅持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相結合，通過扎實細致的工作，千方百計穩定外需，努力把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為此，我們要加快發展流通產業，充分發揮流通對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的積極作用。通過流通產業的發展，引導過剩產能逐步消化，增加社會就業等，降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的沖擊與危害。
發展外貿作用：1促進國內經濟增長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國家市場蕭條、外需萎縮，致使我國許多出口導向型企業產品積壓，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比較突出。一方面，一些企業受累於產品積壓，其產品已經在市場上滯銷；另一方面，卻有一些地方還盲目新上同類項目。堅決抑制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既穗虧碼要在保增長中更加註重推進結構調整，又要堅持市場引導和宏觀調控相結合，為消化過剩產能創造條件。
2解決大量勞動力就業
加快發展流通產業，不僅可以引導企業消化過剩產能，擴大內需，還可以增加就業。從國際上來看，商業從業人員在就業人口中比例普遍比較高。英、美、空答日、加等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在10％以上。我國一些大城市商業就業比例也比較高。如北京，據2008年的統計數字，流通業為社會提供240萬個就業機會，相當於全部就業人口的25％。但從全國平均水平看，目前商業從業人員約為8000萬人左右，僅佔全國就業人口的6.73％。這說明流通產業還有大量吸納社會成員就業的潛力。
3提升國際影響力
在我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所處發展階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遇到我國發展所特有問題，這些問題如何在會計上進行處理，如何恰當反映方為國際資本市場所認可，需要我們從維護國家利益和謀求長遠發展的大局出發，深化會計對外交流與合作，力爭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在制定中吸收我國經驗，並為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的制定貢獻力量。
（二）積極調整發展戰略，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是推動貿易強國進程的戰略舉措。我國已是貿易大國，但大而不強。與世界貿易強國相比，我國外貿商品的質量、檔次、附加值還不高，企業研發、設計等核心競爭力還不強，行業協調能力和政府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能力還不夠。要鞏固貿易大國地位、推動貿易強國進程，我國外貿發展方式必須進行戰略性轉變。
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具體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進一步穩定出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失序、債務失控、決策失當的趨勢，下一步還會繼續發展，我們應冷靜觀察，不失時機地抓住機遇，特別是要發揮我國貿易大國的優勢，大力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繼續穩住出口方面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是多方努力擴大進口。面對當前新形勢，我們要堅持進口和出口並重，把擴大進口和穩定出口結合起來，把積極擴大進口作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從多方面加強和改進進口工作。一要擴大進口的國別。二要擴大進口的領域。三要擴大進口商品的品種。
三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對於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服務貿易發展面臨良好機遇，服務領域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潛在空間很大，服務出口大有可為，要把服務貿易作為轉變我國外貿發展方式的切入口，加快推進服務貿易發展。
（三）加快自主創新步伐，構建國際競爭新優勢
我們現在是外貿出口大國，但不是外貿出口強國，最主要的表現在我們是以數量，而不是以品牌、質量和創新來取勝。今後我們要培養自主品牌，靠創新、靠技術含量和品牌質量贏得市場認可，大力培育一批「中國製造」同時也是「中國創造」的有高科技含量的商品，這些商品再也不是以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是真正以自主品牌和高科技含量為主的產品。加大國內自主創新、科技創新進步所需要的進口，加大對戰略物資的進口，包括戰略儲備、能源、礦產、糧食等資源進口。另外，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要大力發展服務業，在制定進口政策時也應考慮納入服務行業。
（四）加快產業布局調整，促進製造業梯度轉移
一方面要實現加工貿易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提高加工貿易產品技術含量，提高關鍵零部件的加工製造能力。另一方面要優化加工貿易區域布局，引導加工貿易梯度轉移，促進東、中、西部產業布局的合理調整。同時還要引導加工貿易向產業鏈高端發展，由單純加工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等內容延伸。
（五）加快建立海外營銷網路，構建外貿發展的的外部支撐體系
我們需要到海外去投資，但並不完全局限於生產製造業。最關鍵的是要構建海外的營銷網路，海外的倉儲、運輸、批發、零售以及政府支持的海外服務機構。這樣可以解決兩大問題，一是能把將來過量的貨物貿易的比例降下來，對於企業自身，對於結構轉型調整以及貿易平衡都十分有利。另外，人才隊伍在海外主要市場要發揮積極的作用，但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理性經營、高水平的經營，要學會處理與當地的關系，如何維護中國良好的形象，將是穩定我國在全球影響力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就需要進行培訓，要對企業的國際化大膽投入，提高整體的海外營銷能力。
（六）積極參加全球經濟治理，營造良好國際貿易環境
中國應該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而參與的關鍵在於提出新的理念，即一種更好的維繫世界經濟平穩增長的制度。這是能否贏得世界上更多國家的支持和響應的關鍵。中國在參與過程中，第一，應該在討論以及拋出建議時要大膽，要用我們的理念影響別人，如和諧世界、互利共贏、包容性，這些概念大家都能接受。但具體操作方法還需要下工夫做一些超前研究，去引導去促成。第二，對於我們內設的改革方向不必過於計較，可以當作談判籌碼，創造和諧配合的氛圍，以贏得尊重，確立我們在世界經濟當中的地位。在關鍵核心問題上要力爭力保
⑶ 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國應採取什麼政策原因是什麼
由此可以看出，次貸危機只是序曲，現在的危機已經擴大到幾乎所有債券（資訊，行情）品種，其連鎖反應將是一場全球性的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的持續必然導致全面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將不止美國受影響，整個世界將會有很多國家陷入危機中。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更不妙的是剛好中國自身經濟也出現問題，雪上加霜，必須好好謀求對策。 金岩石指出，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應及時做出調整，從重點追求CPI 下降的面子工程轉為刺激經濟成長，從反熱錢的閉關自守轉為鼓勵外資流入的拉動消費，從貿易主導的出口加工轉為投資主導的市場擴張。這是比較傳統也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思維。而謝國忠認為，中國接下來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經濟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從短期來看，兩方面的政策很重要。從穩定需求來看，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考慮到出口企業和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明顯。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軟著陸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網修建等，來緩沖下行風險，對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同時，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問題。接下來就應該找到經濟低效率的地方並加以改變。在財政收支、金融資本政策控制、價格體系政府控制中存在著相當多低效率的地方。中國經濟裡面低效率的地方太多了，提高效率，中國經濟就可以上一個新台階。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大家很多意見打的都是政府財政的主意。目前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局面，理所當然會首先考慮確保經濟軟著陸。傳統的思路當然駕輕就熟，因為我們各級政府一直以來就算沒有面對危機，乾的就是這活。可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看到，我們的生產性、基礎性內需擴張一直在超量提升，可是消費性內需卻沒有相應的提升，經濟結構是偏向生產性循環的，當前的生產資料的產能的過剩還沒有有效壓縮，短板的居民消費急需提升以確保經濟的良性循環發展。這樣的話，以政府投入為主的投資性擴張，只能使我國的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根本的問題可能解決效果不會好到哪去。要確保軟著陸估計那麼大的財政力量可以辦到，但是今後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可能路會更長了，與謝國忠提高生產效率的期望更會背道而馳。如果非制度的原因，中國要提升生產效率，能提早提高了。遵照目前體制短時間內要提高生產效率的想法有點不現實。如果前面兩位學者的選擇處於經濟體製成熟的環境，副作用不是太大，那麼我就不開口了。不然，還需另闢蹊徑。 我的思路在前些天的博文《推動國民消費，構建均衡合理的國內大經循環系統》中已經提出。要推動國民消費，擴大消費性內需，最根本的就是提高國民收入，實行合理普適的社會保障。在當今科技高度發達的經濟系統中，要以就業來實現全面的普適分配是越來越不現實了。但在新的分配製度沒有有效形成之前，盡可能提高就業率還是政府必須做的功課。這也是擴大基礎性、生產型投資的一個初衷吧。但目前來說，還是不夠。不充分就業的現狀只有越來越明顯，我們必須在按勞分配之外，特別是按資分配上動點腦筋。十幾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已經逐步發展起來，但還很不完善，應盡快規范起來，學會掌控，才可能配合推動新的分配製度的探索。在推動國民消費上，硬性規范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是很重要的一條，目前我們也只是剛剛提出建議性要求，力度明顯不夠。除提高國民收入之外，讓國民敢於消費更是一個重要方面。這主要是要提高全民合理普適的社會保障，解除國民生存、生活的後顧之憂。這兩年關注民生政府做了不少事，花了不少錢，特別是在義務教育上，農民稅費負擔上有長足進步。但是，制度性的缺陷沒有解決，醫療方面，非義務教育方面，就業方面，人們生存、生活的壓力並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歸納起來說最核心的是推動國民消費，擴大消費性內需。但我們還需推動新的分配製度的探索，在按資分配上動點腦筋。在《讓非流通股繼續非流通吧--關於全民資本分配的設想的簡要概述》、《地方政府官員有權任意處置全民共有的資源和資產嗎？--關於共有體制制度規范關鍵點的一點思考》兩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十幾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共有制的設想。關於共有經濟體制的設想，核心的一塊就是國有、集體經濟全面確權分配到全民個人名義下，實行縣（市）一級集中託管從而實現全民按資分配，保障基本生存生活，實質使經濟體制變為共有。在新的分配體制下，逐步取消財政支出方式的發展經濟行為、社會保障行為，以高度自組織行為構建未來科技高度發達，人們難以充分就業，按勞分配為主難以保障社會持續發展情況下的新社會的經濟體制基礎。 這是新的經濟體制設想。當前形勢發展已經可以推動實施。這套構想也只有中國目前的現狀能夠先行實行。一個是我國有巨量的國有資產，同時能夠較快進行市場化資本化處理，另一個是目前中央集權能夠全力推行，又有財政力量能夠進行平衡推動。當然科技的發展也使技術難題得到較好的解決。如果能夠較快的推行，巨量資本原來的生產性循環很快會實現大經濟循環，居民消費能夠較好啟動。還有財政補貼平衡的投入，能夠靈活的調控居民消費。而由於實現分配保障，即使取消財政性保障行為，居民的消費顧慮也得以部分消除。要啟動消費性內需根本不是問題。體制的轉變，財政性支出方式的經濟發展行為的取消，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政府的退出，必然會使經濟效益極大的提高。
⑷ 世界經濟形勢很不穩定國際經濟市場需求減弱我們該如何推動適應世界經濟形勢
1月25日，聯合國發布最新一期旗艦報告《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全球經濟復甦仍不穩定。2021年全球經濟將反彈4.7%，但這一增長僅能勉強抵消2020年的損失。
報告警告，如不在經濟、社會和其他領域加大投資，新冠肺炎疫情災難的破壞性影響將持續數年，並進而影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及實現經濟復甦的能力。
報告強調，消除經濟泡沫以及越來越嚴峻的不平等，對確保全球復甦韌性至關重要，應採取刺激投資、振興全球貿易和防止過早緊縮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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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答時間：2021-02-25，最新業務變化請以平安銀行官網公布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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