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學習《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之心得體會
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和諧社會的提出，是對人類追求和諧美德美好傳統的揚棄與超越，是對現實中國與世界經驗教訓的批判與反思，是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再認識與再總結。中國正面臨著新的戰略機遇期，各種矛盾日益凸現；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正在給我們的應對能力提出挑戰；黨執政的社會基礎需要繼續鞏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此種社會的建設，從社會的層面看，就是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精神文明建設及其制度等的建設；從大學生的層面看，就是對大學生和諧美德的呼喚。「一個社會是否和諧，一個國家能否實現長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大學生是十分寶貴的人才資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國的未來，是構建和諧校園的主體，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後繼力量。
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大學生應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
一、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增強創新活力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揮各方面的創新活力，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學生作為先進知識的掌握者，民族創新精神的養成有賴於大學生的拉動。從大學生群體中流溢出的科學文化精神，從大學生群體中走出的富有創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帶有創新的活力，播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創新能力。
大學生要以提高民族創新能力為己任，全面發展，學習科學精神和勇於創新精神，形成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科研團隊，在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的各個領域中，全方位尋找自身所屬的位置，加強基礎性、前瞻性和前沿性的科學研究，努力解決帶有全局性、基礎性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不斷增強國家整體實力。
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文化基礎
大學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一部分，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其自身所蘊涵的文化力量，在與社會文化相融合的過程中，起著引領和整合的作用，大學的文化輻射，在不斷地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不斷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礎。
作為大學文化的引領者，大學生應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大學生要有較好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修養。除了自己所需的專業知識以外，還應具有適應自己將來工作需要的外語水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片面口號早已過時。列寧說的好，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武裝自己，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所以只有全面科學文化素質的人，才能大有作為，畸形片面的知識結構，已不能適應時代發展。大學生應以一種守望的精神，入世的態度，勇敢地承擔起社會教化的責任。當前，在社會思想、文化、價值多樣的形勢下，大學生群體要以其獨特的價值體系對人類社會長期積累的文化進行嚴格的選擇、認可、加工和整合，積淀深厚的文化底蘊。要發揚大學生群體創新的品格，提煉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新的大學精神，並使之成為大學乃至社會的一種文化意識，塑造出適合全社會的人文和科學精神，不斷提升大學生的文化品位，進一步發揚光大中國大學文化所蘊涵的人文、科學、創新等精神，讓它服務社會，引導社會文化潮流。要發揮各種文化溝通和融合的橋梁作用，用大學文化整合社會文化，將大學的責任、大學所崇尚的精神以及大學「潤物細無聲」的教化功能，滲透到當代中國的文化理想和精神生活中去，豐富和提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涵和品質，進一步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抵制和消除腐朽、沒落文化，提高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水平。
總而言之，在這除舊迎新的時刻，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大學生應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為最終實現全社會的和諧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能量。
[內容摘要] 在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階段，為實現經濟活動和經濟倫理之間的積極互動，經濟倫理基本觀念必須與時俱進：在堅持效率與公正相輔相成基礎地位的同時，要深刻認識權利與公正關系突出的客觀趨勢和重要意義，自覺地達到效率、權利和公正之間的平衡，以充分保障公民的經濟自由和得到平等對待。
[關鍵詞] 效率 權利 公正 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指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倫理精神或倫理氣質，或者說是人們從道德上對經濟活動的根本性看法；而經濟倫理學則是這種精神、氣質和看法的理論化形態，或者說是從道德上對經濟活動的理論化理解、評價和規范。同人類的經濟活動一樣，人們的經濟倫理及其理論形態也具有變動不居、不斷發展的特點。它作為關於經濟活動的一種特殊觀念態度、道德意識，既受制於經濟活動，又反作用於經濟活動，即促進或者阻礙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階段之後，更是如此。那麼，在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實現經濟活動和經濟倫理之間的積極互動呢？以下，本文擬從「效率、權利和公正之間」的角度，對這一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 效益與公正的相輔相成
自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進入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時期。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無論是初期告別「以階級斗爭為綱」走向改革開放，或者中期確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還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都貫徹著一條基本線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由於經濟建設總是在經濟倫理觀念指導下進行的，並要求經濟倫理觀念對其進行適當的辯護、規范和反思；因此，從哲學價值論和經濟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就提出了確立與我國當代經濟建設相適應的思想觀念，特別是確立與其相適應的經濟倫理觀念，以及如何在實踐中實現雙方的積極互動和螺旋式發展的問題。
從我國理論界、包括經濟倫理學界的情況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自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理論工作者對與當代經濟建設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包括經濟倫理觀念，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取得了值得重視的理論成果。⑴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筆者也開始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提出了關於我國當代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設想：以功利倫理為基礎，以奉獻倫理為主導，以生態倫理為擴展，以文化倫理為升華；構思了當代經濟倫理的基本原則：注重生產力發展、肯定公民經濟行為物質利益動機的經濟效益原則，達到共同富裕、倡導服務奉獻的社會公正原則，建立與自然夥伴關系、實現與自然協同進化的生態平衡原則，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理想的個性發展原則。⑵
在對這一經濟倫理基本原則框架的構思中，筆者論證的基礎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目標和心理動力、社會目標、生態目標、理想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首要目標是發展生產力的經濟目標，對經濟主體而言，則是追求交換價值增殖的活動，由此要求注重社會生產力發展，肯定公民經濟行為物質利益動機的經濟效益原則。在實現發展生產力目標的基礎上和過程中，它還要實現其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從而要求達到共同富裕、倡導服務奉獻的社會公正原則。在為實現經濟和社會目標而努力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努力做到與自然休戚與共，保護環境和實現生態平衡，由此要求倡導與自然的夥伴關系，實現與自然協同進化的生態平衡原則。而它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目標的實現及其統一，就為其理想目標——「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創造著現實基礎。從而要求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理想的個性發展原則。
進一步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活中，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是最基本的目標，其中經濟目標是基礎，社會目標是主導。而在一定意義上，生態目標是對經濟目標的限制，對社會目標的擴展；個性目標則是經濟和社會目標的綜合和升華。因此，在由上述四項原則組成的相反相濟、相輔相成的規范系統中，經濟效益原則和社會公正原則也就成為我國經濟倫理的最基本原則。其中，經濟效益原則和功利倫理不僅作為發展生產力的首要目標的集中體現，使其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而且通過作為當代社會道德建設的起點，發揮著公民發展生產力的普遍、持久、強有力的心理動力的功能；社會公正原則和奉獻倫理則在經濟效益原則和功利倫理的基礎上，成為制定社會政策的指導倫理、社會先進成員的自覺倫理、提高公民道德境界的典範倫理。
至於這一經濟倫理基本原則框架的適宜與否的問題，筆者認為，從當前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要求來看，可以說至今還是有其參考價值的。因為，不僅它的論證基礎是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而且它的論證過程也是緊扣我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當然，由於這一構想提出的時間較早（自20世紀80 年代中期起就開始構思，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之後明確），論證的時間較長（直至1998年才定型），特別是由於近年來我國社會生活發生的極為廣泛和深刻的變化（以四個多樣化等為典型等等），因此有必要對這一經濟倫理原則觀念框架的內涵進行「再論證」，即主要從制度倫理的角度對其內涵進行「再論證」，以使其適應21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奮斗目標。
具體說來，筆者擬對上述經濟倫理基本原則構想再論證的重點在於，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經濟效益原則和功利倫理方面，除了新發揮的體制改革、科技創新、誠信交易之外，還要著重論證公民的經濟自由和經濟權利問題；在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公正原則和奉獻倫理方面，除了新發揮的經濟民主、分配公正、社會和諧之外，還要強調階層合作問題，特別是要強調強勢社會階層的責任和積極扶助社會弱勢階層，即對所有公民的平等對待問題；此外，在建立與自然夥伴關系、實現與自然協同進化的生態原則即生態倫理方面，在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理想的個性原則即文化倫理方面，在肯定近年來發展和進步的同時，也有必要根據時代要求做出新的論證。而產生這一「再論證」的願望和必要性的原因在於，除了以上已經提到過的由於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而導致當代社會及其經濟生活的深刻變化之外，還有我國理論界、包括經濟倫理學界中一種重要發展趨勢的激發：對「權利與公正關系」問題的日益關注。
二.權利與公正關系的突出
所謂對「權利與公正關系」問題的日益關注，即「權利與公正關系」的突出，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近年來，我國經濟倫理學者在研究通常的「效率與公正」關系問題的同時，日益關注對「權利與公正」關系問題的研究。例如，任重道在《公平與權利之間能否和諧》的論文中指出：「對公平問題的研究，大致存在兩種基本的模式：一是著眼於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二是著眼於公平與權利的關系。相比之下，後者顯得更為基本。有兩點理由：⑴效率的提高最終不能離開一個有效的產權制度的建立，這是近年來經濟研究和實踐的一個中心議題；⑵從理論上看，公平與權利之間似乎存在著更加難以調和甚至『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 的矛盾」。⑶關於以上的引證，有兩點先要在此加以說明。第一，盡管由此並不表示筆者完全同意任重道的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效率與公正」和「權利與公正」之間，已有不少學者更重視對後者的研究。第二，「效益」與「效率」、「公平」和「公正」是有差別的，但在本文中，為了論述的方便，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
這樣，就把「權利與公正關系的突出」問題提了出來。而為了進一步把握在當前的經濟倫理學研究中，這種更重視「權利與公正」問題的趨勢，不妨考察一下徐大建的相關觀點。在《企業倫理學》一書中，徐大建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效率和經濟公平原則」的研究，是從區別「作為目的的善和作為手段的善」兩者著手的。他認為，「關於目的善的問題，最簡潔的答案就是，人生的目的應當是幸福。」⑷幸福包括人的身心健康、友愛情誼和創造活動這三種終極價值，其綜合就是「個人的全面發展」。而「生命、人格平等和自由這三大人權由於是上述三種人生終極價值的前提和要素，因而也是終極的人生價值。」⑸在由此明確了作為目的的善，即人生的目的或終極價值以及它們所蘊涵的基本權利之後，徐大建接著論證作為手段的善，即達到這些目的的倫理原則和規范。相應於手段行為的兩大類型：生產和分配，他提出了功利原則和公平原則，並在此基礎上論證了經濟效率原則與經濟公平原則，以及「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效率和經濟公平原則」。
從徐大建在此對經濟倫理原則和規范的論證來看，雖然後來還是落實到了「功利原則與公平原則」，以及相應的「經濟效率原則與經濟公平原則」；但是，由於他明確地把它們作為手段的善（價值），即實現目的的善（「個人的全面發展」及其所蘊涵的「基本權利」）的手段，這樣就使他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效率和經濟公平原則」的論證，獲得了新的豐富的文化內涵，明顯地強化了其中的「權利」因素。例如，徐大建強調：「自由作為功利原則的前提對於道德行為來說就具有重大的意義。」⑹「公平的分配原則應當是平等原則或機會均等原則，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應得到人之為人的平等待遇，都應平等地享有自我發展或自我實現所必須的基本條件或基本權利」。⑺要「改變人的基本權利或機會不平等的狀況，而要改變機會不平等的狀況，唯一現實的辦法就是要堅持經濟效率的原則，發展生產力，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⑻
應該說，上述徐大建的論證表明，對「權利與公正」關系的關注，確實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趨勢。對於這一點，不該再有疑問。近來一些研究者發揮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觀點探討經濟倫理問題，更是這一趨勢不斷發展的明證。⑼因此，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這一趨勢？對此，筆者認為，這一趨勢的出現，決不是個別研究者的突發奇想，而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社會發展、全球化交往和公民權利問題突出的綜合產物和必然要求。第一，20 多年GDP9％的年增長率，使我國在新世紀之初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從而，不僅經濟效率，而且社會公正、政治民主、先進文化和生態平衡等等也成為緊迫的社會發展目標。第二，20多年來我國經歷了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過程，不僅全球化經濟交往日趨普遍，而且文化和政治觀念的相互激盪也不斷深化，我國面對著國際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的全面挑戰。第三，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深刻變化，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出現了在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上實現新的社會整合的需要，保障每一個公民基本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的任務日益迫切。
總之，正是由於這一國際國內發展的基本趨勢，要求經濟倫理學研究者在關注「效率與公正」問題的同時，更多地研究「權利與公正」的問題。據此，再來看筆者本人先前對經濟倫理基本原則的論證，雖然當時已經探討了我國道德生活現代化的根本特點：「從臣民義務本位到公民權利本位」，⑽不能說只考慮了「效率與公正」，而完全忽視了「權利與公正」；但是，必須承認的是，相對於上述實踐和理論上的發展趨勢，筆者從「公民權利本位」角度對經濟倫理基本原則的論證，還是不夠充分的。例如，對於「功利倫理」和「經濟效益原則」的論證主要限於「肯定公民個體經濟行為的物質利益動機」，即雖然肯定了公民享有物質資源這一最基本的權利，但沒有涉及公民全面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的問題。這就是說，在探討我國經濟倫理基本原則方面，當時的論證主要是基於國家發展戰略的論證，還不是基於公民個體自由和權利的論證。因此，現在有必要在新的實踐的基礎上，把國家發展戰略和公民自由權利的論證更好地結合起來。
三.效率、權利和公正的平衡
在確認了我國理論界、特別是經濟倫理學界對「權利與公正」問題的日益關注，肯定有必要對筆者原先關於經濟倫理基本原則的構想進行「再論證」之後，現在可以考察經濟倫理觀念與經濟建設積極互動的問題了。毫無疑問，由於我國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總體上還沒有改變，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新世紀仍然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鑒於這一現實，就經濟倫理對當代經濟建設的辯護、規范和反思而言，「效率與公正的相輔相成」仍然是其論證的基礎范疇，這一點也是明確的。當然，在把「 效率與公正」作為考察當代經濟生活的基本經濟倫理范疇時，要充分發揮這對范疇的豐富內涵，不能把它只局限於狹義的分配領域，而是至少也要在生產領域中綜合地考慮「效率與公正」的關系。這就涉及對當代經濟建設論證基礎的堅持、深化和發展問題，這實際上也就是當前經濟倫理觀念對經濟建設發揮積極反作用的主要領域。
這里，首先要回答的是，基於我國近年來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以及相應思想觀念的變化，有沒有必要這么去做？對此，筆者認為這是完全必要和十分緊迫的。因為，從我國理論界當前從「效率與公正」關系的角度對「經濟建設」的論證來看，主要仍然是一種基於國家發展戰略的論證。這種論證的基本思路是：在分配中強調公平，犧牲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長，因此要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當然，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在收入分配上也不應懸殊過大，更不能搞兩極分化，因此還必須堅持「兼顧公平」的原則。⑾由於我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的長期性，因此這種著重在分配領域論證「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思路毫無疑問是必要和正確的。但是，即使是必要和正確的論證思路也不應凝固不變，而是應該與時俱進。從而，作為「與時俱進」的體現之一，在對「效率與公正」關系的理論論證中，應該考慮把國家發展戰略和公民自由權利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把它的論證領域從分配經生產並逐步擴展到整個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
為了說明把國家發展戰略和公民自由權利這兩種論證方式有機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里先考察一下德國《基本法》對德國經濟制度的論證：「1.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經濟制度的種類和形式。但是，這種經濟制度是同若干基本自由聯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同個性的自由發展、結社自由、自由選擇職業和工作崗位以及私有財產受到保護聯系在一起的。……在基本法中，與經濟自由的這些原則相對立的有社會國家性原則以及私人財產的明確的社會義務。私人財產必須為 『公眾的福利』服務。2.基本法的這些法律規定確立了秩序政策的混合形式：既有經濟自由，又有為公眾利益而對這種自由的限制。」⑿這是一種從人的尊嚴、權利和自由出發論證經濟生活的範式。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制定的《基本法》、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及其成就，我們應該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肯定。
當然，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尊重和肯定德國的成就，不等於我們必須照抄照辦人家的做法。事實上，由於基本制度、文化傳統、發展程度等國情的不同，在做出事關經濟生活的選擇時，最重要的是要從實際出發，從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出發。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善於吸取其他國家的相關經驗和成就，在當前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歷史條件下，尤其是如此。從而，即使在對當代經濟建設的基本問題做出論證時，吸取德國範式中的積極成就也是可能和必要的。即在當前和今後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做出論證時，把國家發展戰略和公民自由權利兩種範式結合起來，是可能和必要的。具體說來，對於「經濟建設」的論證，我們在堅持仍然以國家發展戰略的論證為基礎的同時，也要充分發展公民自由權利的論證，使這兩個方面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有機地結合起來，並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地上升到新的高度，以真正實現我國經濟活動和經濟倫理的積極互動。
從發展中國經濟倫理和完善經濟倫理原則構想的角度來看，通過這樣的論證，「效率與公正」的關系也就在相當程度上轉化為「權利與公正」的關系。因為，這種論證的實質在於，它主要從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的角度考察「效率與公正」的關系。必須指出，這是一種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轉化。從而，為進行這一新的論證就不僅要善於處理好「效率與公正」和「權利與公正」兩對矛盾自身內部的關系，而且還要處理好這兩對矛盾之間的關系，實現效率、權利和公正之間的平衡。具體說來，鑒於我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的長期性，鑒於「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⒀無論是「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⒁的分配方針，還是倡導「在全社會形成注重效率、維護公平的價值觀念」，⒂我們仍然要堅持把處理好「效率與公正」關系放在基礎的地位，並在這一基礎上自覺地、主動地處理好「權利與公正」的關系。對於這一點，堅決不能動搖。
當然，由於我國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最終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由於如果公民的經濟自由和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話，發展生產力的經濟效率目標也就成了一句空話，更由於我們的理想目標是實現「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⒃因此，在堅持「效率與公正」關系的基礎地位的同時，我們還要日益關注「權利與公正」關系對其的反作用，真正實現這兩種關系之間的積極互動。從而，就實踐的發展趨勢來看，「效率與公正」和「權利與公正」這兩對矛盾將逐漸演變成一種「效率、權利和公正」之間的三角關系。及時地從理論上把握這一趨勢，正是當代經濟倫理學實現自身發展的一項緊迫任務，也是實現經濟倫理觀念和經濟建設積極互動的一項必要條件。
四.經濟自由和平等對待
那麼，如何在當代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實現「效率、權利和公正的平衡」呢？從筆者原先對「注重生產力發展，肯定公民經濟行為物質利益動機的經濟效益原則」的規定來看：以效益為追求目標，以勤儉為行為核心，以自尊為心理基礎，以競爭為實現手段，以互利為社會前提，以法律為行為基準，應該說是自覺地把發展生產力放在了首要和基礎的地位，並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把公民個體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活動主體，這些觀點至今仍然應該堅持。但是，在對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公民自由自主活動統一的「發展生產力」這一事業的理解上，總的說來還是把它主要理解為前者，而不是後者。這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但鑒於近年來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就有必要在對「發展生產力」作為兩者統一理解的同時，更注重其作為公民自由自主活動的性質，並自覺地創設相應的體制和政策，使這兩個方面在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中有機地統一起來。
㈡ 經濟倫理學考試題目，求大神解答。
1.單用經濟倫理分析的話不該當吧。煙草業發展了雖然提高稅收，但也提高了對公民的危害面，這個利弊需要權衡的，但畢竟對煙草的宣傳會造成公民生命安全上的危害，所以從人的生命價值角度考慮是不應該的。
2.那個算是個實用主義標准，這個標準的特點是沒有道德來論的。比如說我認為馬上處死所有不能自控的精神病殺人狂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那麼我就把他們都殺了得了。道德的終極標准我記得有一句較為受到廣泛接受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3.這個問題答成大致意思是兩者要均衡考量更符合胃口。
4.書要來不及看就看看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就好。大致內涵是經濟自由帶來競爭、給予自然經濟人更大激勵，由此市場經濟能夠獲得與之相對而言的計劃體制更健康的成長內生動力。
5.不少經濟學家說企業應該成為社會進步的最終推動力量。他的責任包括就業、科技創造、環境保護等等不一而足。
6.回答成贊成羅爾斯觀點更符合胃口。諾齊克這個觀點在馬克思來看來就是毫無良心的剝削了，羅爾斯這個觀點更符合馬克思提倡的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福利機制的建議。要讓你自己說就可以談談在經濟社會里人不是獨立的人，能力較強的人的成功也必然獲益於其他人的付出；再分配；人道主義；等等吧。
淺看哲學沒多久，發個帖子也當佔座，坐等真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