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請對比東亞和拉丁美洲的發展，為什麼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相對來說比較好的結果
兩地區經濟發展不同表現的原因
(一)東亞國家(地區)能根據本國國情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而拉美則多次貽誤調整發展戰略的時機
東亞國家(地區)在戰後或獨立後都經歷過一段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時期。當時它們剛剛從帝國主義手裡收回經濟主權，開始掌握本國的經濟命脈，本國的民族經濟還很幼弱，企業的競爭能力較差，著重發展替代進口的產業，在國家保護下，使本國經濟度過「孩童」時期，是必要的。但是這個區域中有不少是資源不足、幅員較小、國內市場有限的經濟體。在這種條件下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一般都遇到生產要素供給不足，生產性進口需求增長較快，而產品出口能力增長緩慢的問題，從而影響國際收支平衡，也使經濟的迅速擴展受到較大的限制。戰後世界經濟的突出特點之一是經濟國際化迅速發展。經濟國際化意味著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的重大變化。60年代中期以後是跨國公司廣泛興起和世界范圍內工業轉移逐漸展開的時期。東亞國家(地區)瞄準了這個有利時機，及時地轉換發展戰略，先後從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為主轉為推行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如「四小」在60年代後半期、東盟在70年代都完成了這一轉變。從那時以後，東亞「四小」和「東盟」國家就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外資，加速發展外向產業，並從外匯管理、關稅制度、外資政策和進出口政策等方面進行一系列調整改革，使本國(地區)經濟與世界經濟充分接軌。在參與世界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企業經過優勝劣汰的考驗，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對世界市場風浪的適應能力也大大加強。
拉美國家情況正好相反。從30-40年代已有若干主要國家開始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戰後幾乎所有國家都普遍推行這一戰略。當東亞經濟發展戰略轉軌時，拉美國家還普遍地墨守發展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理論思想，突出地強調保持和爭取民族經濟的獨立性，追求進口替代的升級。即從一般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轉向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從輕工業品的進口替代轉向部分重工業品的進口替代。在這種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的支配下，工業化是在國家高度保護下發展的。進口替代產品的出口競爭能力較弱，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進口增長很快。工業化進程較慢，出口商品結構在較長時間中也未發生很大的變化。到90年代初期，初級產品出口仍占拉美全部出口的2/3。實際上是靠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積累資金，提供外匯，支持工業的發展，反過來，工業對非工業部門的扶助不足。這就使工業發展缺乏後勁。這一發展戰略從三、四十年代一直沿續到80年代中期，歷時約40多年。其優勢已發揮到了盡頭，而弊端卻日益顯見。(二)東亞國家(地區)經濟高增長的同時，注意將通貨膨脹控制在較低水平。而拉美對控制通脹重視不夠，措施不當
東亞多數國家(地區)在通貨膨脹率升高時，立即採取措施，使之抑制在升高的初期。如台灣省在1949年以後曾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該地採取更換貨幣的措施，加上美援的支持，緩解了財政失衡，到1953年以後物價基本穩定。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除受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而短暫地升高外，基本上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自60年代以來僅有4年的通脹率達兩位數，其餘年份均在1位數，並有4年是負數。泰國政府明確地提出「穩定第一、發展第二」的宏觀經濟指導方針，沒有出現過惡性通貨膨脹，給經濟運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1961-1987年間經濟年均增長7%。韓國是東亞通貨膨脹較高的國家。尤其是70年代在石油提價沖擊和世界性通貨膨脹影響下，1973-1979年平均的年通貨膨脹率上升為18%，1978年一度達到60%。政府立即採取調整發展戰略，降低增長速度，在穩定中求增長的方針。同時實行嚴格控制貨幣發行，提高利率，平衡預算，管制公用事業收費，凍結物價等措施。到1983年以後，消費物價上漲率已降到1位數。
拉美的通貨膨脹不是簡單的經濟過熱現象，而是經濟結構性失衡引起的嚴重後果之一。拉美的產業結構低層次，總供給與總需求長期失衡，國家過度干預引起的價格嚴重扭曲，匯率長期偏高，過量地引進外資，再加上追逐高增長指標和不適當的貨幣信貸政策，造成世界上奇特的長期地超高通貨膨脹現象。在幾個通脹最嚴重的國家曾實行過一些反通脹計劃或反通脹政策，然而，無論是貨幣主義的緊縮型做法，還是結構主義的放開型做法，都左右為難，收不到良好的實效。有些國家(如巴西)無可奈何地實行使貨幣資產和貨幣收入與通脹率掛鉤的指數化措施，雖對保障實際收入不過份受損起了一定作用，然最終又引起通貨膨脹慣性化的後果。直到近幾年，通過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經濟中的結構性失衡狀態，反通貨膨脹措施才得以奏效。然而，長期以來得不到控制的惡性通貨膨脹破壞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妨礙了經濟發展。
(三)東亞國家(地區)注重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而拉美的產業結構變化較為緩慢
東亞國家(地區)產業結構由低向高循序演進。在各個不同時期它們根據本國(地區)經濟的發展變化和世界產業發展動向，不斷推動本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以韓國為例，它在60年代集中力量發展勞動密集型輕紡工業。到70年代轉向著重開發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發展了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械、造船、汽車、電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和纖維工業的十大戰略工業。政府對這十大工業部門實行傾斜政策，予以扶助。到80年代進一步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政府明確地提出「科技立國」的口號，將電子、機械、生物工程、信息產業、原子能利用五個部門列為「國策戰略產業」，大力推動其發展。按照韓國開發研究院的規劃，到2000年，第三產業將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59.1%，工礦和公共建設將佔32.8%，農業將降到8.1%。並計劃在7個高技術領域中趕上先進國家，這7個產業的產值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東亞其他國家(地區)也是沿著這樣的軌跡，採取措施，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口號，台灣省在1990年頒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它們都有發展新興產業，迎接21世紀，躍上新台階的宏偉計劃，並且正在實施中。東盟國家產業結構的檔次參差不齊，基本上還處在工業化過程中，還未進入以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產業為主的階段，但它們力求步「四小」的後塵，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東亞各國(地區)的產業升級藉助於東亞的階梯式國際分工。日本產業升級帶動「四小」的產業升級，「四小」產業升級又帶動「東盟」的產業升級以及中國華南及印支國家的產業升級。因為在居於高階梯的國家中，已失去比較優勢的成熟過度產業或不適應本國變化了的條件(如工資上升、勞動力短缺或匯率變化等因素)的產業，需要向外轉移，尋求有利的投資場所。這必然會首先帶動產業結構相對落後的相鄰國家(地區)的產業升級。而後者的產業升級又給前者造成競爭壓力，反過來推動前者加快產業升級。這種互動互補的作用推動東亞各國(地區)產業結構的不斷提高。
而拉美則沒有出現這種狀況。雖然拉美是第三世界中唯一的除個別國家外均屬中等收入國家的區域，雖然拉美的工業在戰後也有了可觀的發展，然而產業結構並沒有明顯的逐步升級現象。拉美的現代產業部門的傳統產業部門的二元結構現象非常突出。拉美的大部分國家仍屬資源開發型的產業結構。過去歷史上形成的以一、兩種或少數幾種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產業結構尚未根本改變，盡管其所佔比重已有所下降，產業的多樣化也有所發展。譬如，委內瑞拉、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的石油，秘魯的礦業，智利的銅，赤道兩側國家的咖啡，加勒比地區的香蕉等，仍然是左右各該國經濟形勢的關鍵部門。這是拉美經濟活力增強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東亞國家(地區)內部資金積累率高，利用外資效益較好，而拉美自身資金積累率不高，利用外資也頗多失誤
東亞國家(地區)素有勤儉節約、精於聚斂財富的傳統。這些國家(地區)的積累率一般都較高。而拉美受西方消費主義的影響，超前消費傾向較普遍。因而，兩個地區的積累率顯然不同。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65、1970和1990年三個年份的國內儲蓄率東亞為22%、25%和35%，拉美為22%、20%和22%。東亞地區的高儲蓄率形成了高資金積累，從而保證了高投資率。如「四小」在80年代的儲蓄率都在30%以上。其中新加坡高達42.3%，因而其投資率也高達42%。而拉美地區較低的儲蓄率使其投資率也難以大幅度提高。拉美的投資率一般在20%上下，80年代還明顯下降。在80年代中期曾降到16%左右。
在利用外資方面，東亞對外開放程度遠遠超過拉美。由於東亞早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完成了向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轉變，利用外資的阻力較小，管理能力也較強。以「四小」為例，香港實行自由港的管理方式，對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國銀行、外國金融機構基本上是敞開的，香港已形成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法令，建立一套管理效率很高的管理機構，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特別鼓勵能帶來高新技術的外國投資。而把國內企業放在外資企業強烈競爭的環境中去鍛煉生存和發展能力。韓國利用外資方式以借債為主，適當引進外國直接投資。60年代以利用美援為主，70年代則以向國際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市場借款為主。韓國借債規模很大，1985年外債總額曾接近5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債務國。雖然在美國高利率政策背景下，償債負擔較重，但由於所借款項使用管理得當，80%以上用於進口資本貨和投資於面向出口的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因而出口增長迅速，資金周轉較快，易於形成新的償債能力，沒有釀成債務危機。80年代以後注意了控制借債規模，增加外國直接投資在利用外資中的比重，保持了利用外資的良性循環。台灣省是以借款和引進外僑直接投資並重。50年代主要是利用美援，60年代以引進僑、外直接投資為主，70年代為解決實施「十項建設」、「十二項建設」資金不足而大量借款。其借款和引進直接投資主要用於增強出口能力、引進先進技術和配合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因而能較快地形成新的生產力，其償債能力也隨之增強。
拉美也是借款和引進直接投資兩種方式都採用，但是更側重於借款。從1961-1983年凈流入拉美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累計不到1000億美元，借入外國貸款的債務余額到1983年底已累計達3600億美元。拉美大量利用外資，在60和70年代對於彌補自身積累能力不足，促進經濟發展，確曾起過重要作用。然而由於理論思想上的偏頗，認為借款比引進直接投資較為有利於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性，以及受到70年代國際低利率的誘惑，錯誤地估計了國際利率的變動趨勢，借入了遠遠超出償債能力的巨額外債，種下了80年代爆發債務危機的禍根。除了借債規模失控和國際利率驟然升高等原因外，釀成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還在於拉美國家對外債使用的管理不當。有的國家將借款過多地用於周期長、收效慢的工程上，不能及時創造清償能力。有的國家用於非建設性支出，如支付軍事開支、彌補財政赤字，或用於金融投機活動，其自身不能創造償債能力。
(五)、東亞和拉美政府幹預經濟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發揮市場機製作用也不同
東亞國家(地區)和拉美國家都是政府幹預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國家(地區)。但是政府幹預的程度和方式很不相同。香港是干預程度最低的，一般稱不幹預型或積極不幹預型。它按自由港方式管理，但是遇到通貨膨脹、經濟蕭條、股市波動、出口遇阻時，政府還是要干預的。一般情況下，政府著重從基礎設施建設，制定法令和提供法律保障，社會福利保險等方面，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東亞其他國家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主導作用表現在:1.政府制定長期或短期經濟發展計劃。雖然不是指令性計劃，政府也從投資、稅收、利率等方面採取配套措施和獎懲辦法，去促進計劃的實施；2.政府擁有一定數量的國營企業，以控制經濟命脈；3.國家控制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4.政府通過各種經濟杠桿指導市場經濟，推動經濟增長，預防和克服經濟不景氣，抑制通貨膨脹，改善投資環境，平衡國際收支；5.調解和處理勞資糾紛；6.打開對外經濟關系渠道，為企業的對外經濟交往服務等。以上政府的主導作用在所有國家(地區)都是不可缺少的。東亞與拉美不同之處在於東亞的政府幹預程度從70年代初以後就呈減弱趨勢。因為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要求國內經濟按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運行，以利與世界市場的接軌。過多的行政干預容易引起市場扭曲，造成人為的失衡。而拉美國內市場的高度保護使政府行政干預難以削弱。許多國家長期實行高關稅、高匯率、嚴格的金融管制、企業和銀行國有化比重高，進出口貿易控制比較嚴格，所有這些都不利於發揮經濟潛力，直到80年代中期以後，經過經濟改革，才有較明顯的改變。其結果，東亞的市場經濟發育較為充分，而拉美的市場體系則很不完善，市場機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這就是為什麼80年代拉美的經濟調整改革帶有轉型的特徵，而顯得十分費勁。
(六)、其他因素的影響
東亞和拉美發展趨勢差異的影響因素是多樣和復雜的，還包含其他一些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譬如，東亞比拉美政治局勢更為穩定。東亞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儒家文化有其獨特的長處。東亞國家(地區)受前資本主義因素的牽制較小，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和城市國家，沒有改造農村的重負；台灣省和韓國戰後進行土改比較認真；東盟國家農村經濟也受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束縛，但其經營方式以小農經濟為主，容易與市場經濟接軌。拉美農村落後的庄園制度不僅造成分配不合理，還造成大量土地荒蕪，資源浪費，而且拉美許多國家的政府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決心不大，進展緩慢，發展也很不平衡。顯然，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是妨礙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其他影響因素還很多，不能一一贅述。
東亞和拉美作為兩個區域進行比較，可見明顯的差異，但每個區域內部各國情況也有不同。由於篇幅所限，在進行兩區域比較時，只能選擇其多數國家共有的特點加以對比。對於不同於本文敘述的少數國家情況，如智利和拉美多數國家不同，菲律賓、汶萊和其他東盟國家也不同，就不可能再進行過細的分析了。
東亞和拉美在上述許多重要方面表現的差異，歸結起來，就是發展模式的不同。通過比較看出，東亞發展模式具有明顯的優勢。
② 蘇聯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到底是什麼樣的它為什麼會導致蘇聯解體
蘇聯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在斯大林執政初期根據民族地域原則，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主體，使一些少數民族有了自己的國家組織或享有自治權。先後建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專區。每個自治共和國有自己的憲法、有自己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和最高行政管理機關——部長會議。在蘇聯及所在的加盟共和國的許可權之外，各自治共和國有權解決歸它管轄的問題。自治州不是國家組織，沒有自己的憲法和國籍，但與一般的州不同，它在行政上和經濟上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民族專區是俄羅斯聯邦境內以特定的民族成分和風俗習慣為特徵的民族區域組織形式，隸屬於該共和國的州或邊疆區。民族專區1977年改稱自治區。此後，又將一些自治州升格為自治共和國。 蘇聯解體的原因 一、內因與外因
在分析蘇聯解體的諸種原因的相互關系時首先遇到的就是內因與外因的關系，即蘇聯解體主要是由於蘇聯本身的政治經濟原因，還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和陰謀分裂活動的結果。
誠然，從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誕生的第一天起，帝國主義就把搞垮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作為它們對外戰略的目標。戰前它們採取武裝顛覆的「扼殺」戰略，遭到失敗。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蘇聯轉為實行「遏制」戰略，即用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對抗力量」遏制蘇聯，阻止蘇聯和共產主義思想在世界擴大影響。「遏制」戰略同時也包含和平演變的內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蘇聯的瓦解寄託在下幾代身上，寄託在通過施加壓力使蘇聯政策軟化和變化上；後來是通過「思想接觸」，引起「不受歡迎的對比」，「播下不滿的種子」，以期「有朝一日結出和平演變之果」。布希出任美國總統後進一步提出「超越遏制」戰略，從此美國對蘇政策主體轉為和平演變戰略。即通過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使蘇聯對外開放、對內實行民主化，逐步納入西方政治經濟體系。與此同時，在對待蘇維埃聯盟問題上，美國的政策是支持民主方向下的民族主義，以各種方式支持民族分離和共和國獨立，以期達到肢解蘇聯的目的。
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劇變和解體的確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平演變戰略能否得逞，歸根結底取決於蘇聯本身的情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在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上，蘇聯社會本身的問題是主因，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是輔因。第一，美國總統布希提出「超越遏制」戰略，是在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並提出新思維之後。戈爾巴喬夫進行的以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為西方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和條件。第二，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提出和政策的轉變，其社會背景是蘇聯同美國軍備競賽和經濟競賽雙失敗，是蘇聯傳統政治經濟體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政治蘊育著深刻的危機。第三，廣義說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由來已久，在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整個時期蘇聯領導人對此還是有警惕的。赫魯曉夫雖然提出和平共處的對外路線，但沒有放棄國際上的階級斗爭。勃列日涅夫對西方開展的心理戰、思想戰，以及在人權、民主和自由等問題上施加的壓力，也公開進行抵制和揭露。因此，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一直沒有得逞。只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由於提出「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放棄國家利益，否定國際上的階級斗爭，認同西方價值觀，在國內反共反社會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力施壓下不斷潰敗，才導致蘇聯解體和劇變。第四，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歸根結底是兩種社會制度的經濟競賽，是蘇聯模式與西方經濟制度哪個更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競賽。在蘇聯模式促進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時期，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是決不會得逞的，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興起之後，蘇聯模式不適合新科技發展的要求，經濟進入停滯時期，而西方市場經濟適合科技革命，經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正是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導致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得逞。
二、直接原因與根本原因
在分析蘇聯解體原因的相互關繫上，又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認識戈爾巴喬夫時期因素和戈前時期因素在蘇聯解體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關系。我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方針和政策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而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與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和傳統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是蘇聯解體的歷史根源。
（一）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
說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方針和政策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為蘇聯解體發生在戈爾巴喬夫任內，是作為戈氏「改革」的直接結果和最終結局而出現的。有一種觀點認為，蘇聯解體發生在戈任內，不等於戈有責任，更不等於是戈的責任事故，如同一個絕症病人死在一個大夫值班時間內。然而，蘇聯患的既不是絕症，戈也不是沒有直接責任。
蘇聯的前途本有兩種可能，而不是一種可能。盡管戈前時期存在種種問題，為聯盟解體留下隱患、積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礎，但是這些問題並非絕症，聯盟的前途並非註定是解體。如果執行一條正確的改革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對政治體制進行適當改革，同時注意不給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分裂國家的民族分離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那麼蘇聯不是不可以避免解體，其所存在的經濟、政治和民族等問題不是不可以逐步解決。然而，戈爾巴喬夫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改革路線、方針和政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民族分離主義分子提供了極好時機，為蘇聯解體提供了促使矛盾總爆發，並使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條件。從這個意義說，對蘇聯解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蘇聯解體上戈爾巴喬夫的錯誤不是認識問題，也不只是操作性錯誤，更重要的是原則性、路線性錯誤。聯盟形成的基礎是社會主義道路，各共和國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達到共同繁榮和美好的未來而結合在一起；聯盟賴以維系的最重要紐帶是黨的統一領導。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向西方政治經濟制度認同；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削弱黨和否定黨，實行多黨制，放棄黨的領導地位，最後自行瓦解黨。這一切在政治上是屬於否定黨否定社會主義的右傾路線錯誤，在關系聯盟命運上搞的是挖掘聯盟存在的基礎和拆除聯盟維系的骨架，因此對聯盟解體負有直接責任。
戈爾巴喬夫沒有同民族分離主義進行應有的斗爭。雖然1922年聯盟條約規定了加盟共和國主權和退盟權，但是後來退盟法又規定能否退盟必須經全民公決決定。蘇聯於1991年3月就聯盟前途舉行了全民公決，在多數加盟共和國參加全民公決，多數公民贊成保留蘇聯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不是利用全民公決的結果，同民族分離主義進行堅決斗爭，在必要時採取果斷措施維護法律的尊嚴，而是拋開全民公決結果，妄圖通過與葉利欽等少數領導人談判決定蘇聯的命運，結果不是適度分權，而是向民族分離主義不斷妥協和讓步，無限度地承認共和國主權，導致聯盟失去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條件。
在蘇聯解體過程出現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中，俄羅斯的態度居於主導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俄羅斯是主體民族和主導共和國，其主權要求決不是許可權劃分問題，而是與聯盟中央爭奪最高領導權問題；其獨立決不是地方分立問題，而是聯盟解體問題。發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聯盟解體。戈爾巴喬夫對此不會不認識，但是思想的右傾、政治的軟弱和個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採取有效措施維護國家統一，而是讓葉利欽牽著鼻子走，一味妥協和讓步，乞求保留一個總統職位。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毀了蘇共和聯盟豈有總書記和總統的安身之地。
（二）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在蘇聯解體的戈爾巴喬夫因素和戈前時期因素的相互關繫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後者是根本原因。因為第一，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社會背景是蘇聯傳統體制特別是傳統經濟體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政治蘊育著深刻的危機。第二，戈爾巴喬夫改革引起社會各種矛盾的總爆發，而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在此以前矛盾已長期積累，達到只需一根導火線的程度。第三，戈爾巴喬夫改革執行的是一條右傾路線，右是「左」的反動，是因為「左」的路線長期統治，造成的問題相當嚴重，以致於能讓右傾路線禍國一時。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考慮，從解決根本問題的角度考慮，重點應是分析蘇聯解體的根源，分析傳統體制的弊病，提出相應對策，確保國家統一和繁榮昌盛。
那麼蘇聯解體的歷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我們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與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和傳統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黨政體制，使聯邦制國家體制有名無實；蘇共和聯盟中央壟斷權力，使共和國失去實權；各種決定權集中於聯盟中央，加盟共和國主許可權於狹小范圍；蘇維埃在政治體制中地位下降和變形，使共和國的參政議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黨政體制使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民族在聯盟國家中佔有特殊地位和領導地位,事實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這種高度集中的黨政體制與分權性質的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加之憲法關於加盟共和國享有主權和退盟權的規定，為各加盟共和國爭取國家主權、脫離聯盟中央積累了動因，提供了法律依據。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規定國家的一切經濟活動均由中央計劃決定，造成共和國失去經濟決策權；資源歸屬、企業隸屬、產品物資和財政收支高度集中於中央，共和國既無權也無力綜合發展地區經濟；產業政策和生產力布局按照全國的地區專業化分工進行，造成許多共和國經濟「殖民地化」，結構單一、生產落後、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使經濟建設只有一個積極性，束縛了地方和民族地區的積極性。這一切形成了共和國經濟主權要求和民族分離的歷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造成經濟發展的一切動因不是產生於體制內，而是來自體制外。生產的目的是完成國家計劃，體制內沒有形成滿足人民需要的運行機制；產權虛位造成體制本身缺乏內在動力，企業經營和勞動者的動力不在體制內，而來自外部動員；排斥商品貨幣關系，排斥市場競爭，閹割了體制的效率機制，形成數量型經濟和耗費型經濟。由此產生這種體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礙科技進步，尤其不適應現代高科技發展的要求，導致經濟發展粗放經營，經濟結構比例失衡，產業級次嚴重落後。這一切造成蘇聯經濟長期存在短缺性經濟危機，經過長期的效率下降，最後爆發衰退性經濟危機。蘇聯模式帶給人們的不是富裕的社會主義，而是危機的社會主義，並與西方發達國家形成巨大反差，這就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三、體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綜上所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本身。那麼為什麼這種體制能夠長期存在，特別是當這種體制的局限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與聯邦制國家結構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時，仍不放棄它，仍不進行模式性的改革呢？這就需要對體制背後的深層原因進行探究。
我們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有三個層次：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方針和政策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與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和傳統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而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則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和專制主義，經濟體制上的教條主義，民族關繫上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對外關繫上的意識形態化和霸權主義。
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抉擇，開啟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新時期。35年來，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風險挑戰，黨中央、國務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勇氣，攻堅克難，銳意推進改革，堅持不懈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和活力，我國經濟發展和各項社會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的35年，是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的35年，也是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上中等收入國家跨越的35年。
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8%。1979-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我國高速增長期持續的時間和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新奇跡。
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至2012年的518942億元。其中，從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萬億元用了8年時間，上升到1991年的2萬億元用了5年時間，此後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萬億元，2001年超過10萬億元大關，2002-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萬億元，2006年超過20萬億元，之後每兩年上升10萬億元，2012年已達到52萬億元。
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
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實現從外匯短缺國到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的巨大轉變。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人均只有0.17美元，摺合成人民幣不足1塊錢。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壯大，經常項目貿易盈餘不斷積累，外匯儲備的短缺迅速成為歷史，1990年外匯儲備超過百億美元，達到111億美元，1996年超過千億美元，達到1050億美元，2006年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超過3萬億美元，2012年達到33116億美元，連續七年穩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對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的35年，是經濟結構在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中不斷調整的35年，也是經濟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不斷增強的35年。
產業結構不斷優化。35年來，三次產業在調整中均得到長足發展，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強化，工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服務業迅速發展壯大。1979-2012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實際分別增長4.6%、11.3%和10.8%。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調整為2012年的10.1:45.3:44.6。與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8.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下降2.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20.7個百分點。
城鎮化步伐明顯加快。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個百分點，年均上升1.0個百分點。城鎮總人口年均增加1586萬人，鄉村總人口年均減少435萬人。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促進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利於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並不斷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也不斷增強。城鎮就業人員佔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2年的48.4%，鄉村就業人員佔比從76.3%下降51.6%。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門類齊全、布局合理的產業體系逐步建立的35年，是商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大為增強的35年，也是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升到世界前列的35年。
農產品供給不僅解決了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溫飽問題，還為工業化快速推進提供了重要支撐。35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農業生產放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千方百計促進農業生產，穩定糧食產量，不僅成功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實現了人民生活水平質的提高，而且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2012年，糧食產量達到58958萬噸，比1978年增長93.5%，2004年以來實現「九連增」，連續6年穩定在5億噸以上的水平；棉花產量684萬噸，比1978年增長2.2倍；油料產量3437萬噸，增長5.6倍；糖料產量13485萬噸，增長4.7倍；水果產量24057萬噸，增長35.6倍；水產品產量5908萬噸，增長11.7倍。肉類產量8387萬噸，比1979年增長6.9倍。2011年，穀物、肉類、籽棉、花生、茶葉、水果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甘蔗、大豆分列第二、三、四位。從人均水平看，2012年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36.5公斤，比1978年增長36.9%；人均棉花、油料、糖料、水產品產量分別達到5.1公斤、25.4公斤、99.8公斤和43.7公斤，分別增長1.2倍、3.7倍、3.0倍和8.0倍。
工業生產能力迅速提高，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進程迅速啟動，工業化水平明顯提高，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迅猛增長。2012年，原煤產量達到36.5億噸，比1978年增長4.9倍；粗鋼7.2億噸，增長21.8倍；水泥22.1億噸，增長32.9倍；汽車1928萬輛，增長128.3倍；家用電冰箱由1978年的2.8萬台增加到2012年的8427萬台；彩色電視機由0.4萬台增加到1.3億台。移動通信手持機和微型電子計算機從無到有，2012年產量分別達到11.8億台和3.5億台。35年來，我國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已達到17.6%。按照國際標准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我國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鋼鐵、水泥、汽車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取得質的飛躍的35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頸制約不斷緩解的35年，也是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體系並形成比較優勢的35年。
能源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我國逐漸成為能源消費大國，與此同時，能源生產能力也不斷提升，能源自給率保持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經濟安全。2012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33.2億噸標准煤，比1978年增長4.3倍，年均增長5.0%。同期，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5.6%，與能源生產增速的差距不大，能源總自給率達到90%以上。能源生產結構不斷優化，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產量在能源生產總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12年的10.3%。
交通運輸設施日益完善。35年來，我國交通網路不斷完善，運輸能力不斷增強，運輸效率不斷提高，有力地支撐了各項產業的發展。2012年，我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9.8萬公里，比1978增長88.8%，居世界第二位；公路里程424萬公里，增長3.8倍；民用航空航線里程328萬公里，增長21.0倍；輸油（氣）管道里程9萬公里，增長9.9倍；沿海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66.5億噸，增長32.5倍，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一些現代化交通運輸設施從無到有，增長迅猛。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尚無高速公路，2012年，我國高速公路里程達到9.62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鐵路飛速發展，生產出時速高達350公里的動車組，標志著我國鐵路運輸達到國際先進水平，2012年，高鐵運營里程達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互聯網設施迅猛發展，互聯網普及率由2002年的4.6%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42.1%。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的35年，是我國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的35年，也是我國抓住全球化機遇一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的35年。
對外貿易總量不斷攀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外經濟交流活動十分有限，再加上國內市場化水平不高，造成了與國際市場相對隔絕的狀態。1978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29位，1988年突破了1000億美元，1994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1997年突破了30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了1萬億美元大關，2012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已達到38671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86倍，年均增長16.6%，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貨物出口總額20487億美元，增長209倍，年均增長17.0%，居世界第一位；貨物進口總額18184億美元，增長166倍，年均增長16.2%，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佔世界的11.2%和9.8%。
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出口商品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國際競爭力大為提升。出口總額中初級產品所佔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2年的4.9%，工業製成品所佔比重則由49.7%上升到95.1%。同時，進口商品構成也隨國力和開放程度的變化而演變。工業製成品進口額占進口商品總額的比重迅速由1980年的65.2%提高到1985年的87.5%，之後直到2003年這一比重基本保持在80%以上，反映了我國消費能力的提高。此後，國內產業體系的升級逐漸拉低了製成品進口額比重，2003年以來製成品進口額比重呈現明顯的下降走勢，至2012年已下降到65.1%。綜合來看，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外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初級產品換製成品，1980年初級產品凈出口21.6億美元，製成品凈進口40.5億美元；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以製成品換初級產品的格局逐漸定型，2012年，初級產品凈進口5344億美元，製成品凈出口7647億美元。
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活動日益頻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發揮了資源、勞動力等要素優勢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優勢，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1979-2012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2761億美元，1984-2012年以年均18.0%的高速度增長。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排名也上升至第二位。近些年來，隨著我國企業實力的提升，「走出去」的步伐開始加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由2007年的265億美元快速提高到2012年的878億美元，2012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319億美元。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歷史上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5年，是城鄉居民生活實現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並向全面小康邁進的35年，也是社會保障事業從低層次到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進的35年。
就業規模持續擴大。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就業問題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進入轉型發展的新階段後，根據人口結構和就業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實施了就業優先的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緩解了就業矛盾。1978-2012年，我國就業人員從40152萬人增加到76704萬人，年均增加107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保持基本穩定。與此同時，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有序轉移。2012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6億人。
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高。35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效率和公平兼顧，確保了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快速增長。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長71倍，年均增長13.4%，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增長58倍，年均增長12.8%，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5%。城鄉居民擁有的財富顯著增加。2012年末，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39.96萬億元，比1978年末增長1896倍，年均增長24.9%。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居民擁有的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極大改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16674元，比1978年增長52.6倍，年均名義增長12.4%；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5908元，增長49.9倍，年均名義增長12.3%。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明顯優化。2012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6.2%，比1978年下降21.3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9.3%，下降28.4個百分點。居住條件極大改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32.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6.2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37.1平方米，增加29.0平方米。消費領域不斷拓展，物質生活極大豐富。彩電、電冰箱、空調、電話等耐用消費品逐步普及，汽車、電腦等高檔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大幅提高。2012年末，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行動電話、計算機和家用汽車擁有量分別為212.6部、87.0台和21.5輛，分別比2000年末增加193.1部、77.3台和21.0輛。
社會保障事業全面推進。35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經歷了一個從低層次到制度建立完善再到全面推進的演變過程。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按照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積極推進社會保障事業建設，截至目前已基本建成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2012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30426.8萬人，比1989年末增加24716.5萬人；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人數分別為19861.3萬人和15224.7萬人，分別比1994年增加19486.7萬人和7256.9萬人；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人數48369.5萬人；2566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98.3%；2143.5萬城市居民和5344.5萬農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扶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78年到2012年，我國先後採用過不同的農村貧困標准。根據1978年標准，1978年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2.5億人，約佔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2007年下降為1479萬人，平均每年脫貧811萬人。按照2008年標准，2007年農村貧困人口為4320萬人，2010年下降為2688萬人，平均每年脫貧544萬人。按照2010年制定的新扶貧標准，2010年農村貧困人口為16567萬人，2012年為9899萬人，不足全部人口的10%，平均每年脫貧3334萬人。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科教文衛等各項社會事業取得長足進展的35年，是社會和諧穩定得到鞏固和發展的35年，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的35年。
投入力度，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取得了一系列成績。教育普及程度明顯提高，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國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2年的8.9年。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招生人數689萬人，比1978年增長16.1倍；在校生2391萬人，增長26.9倍；畢業生625萬人，增長36.9倍，較好地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對各類人才的需求。
科技事業成果豐碩。30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准、激勵機制和轉化機制，我國科技事業取得豐碩的成果。2012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10298億元，比1995年增長28.5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98%，上升1.4個百分點；發明專利申請授權21.71萬件，增長63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建成了正負電子對撞機等重大科學工程，秦山、大亞灣核電站並網發電成功，銀河系列巨型計算機不斷升級並全部研製成功。近年來，我國在載人航天、載人深潛、基因工程、高性能計算機、新材料、量子信息、3D列印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為成功轉型為創新型國家奠定良好基礎。
總之，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走過了35年極不平凡的光輝歷程，35年改革成果豐碩，35年開放成就非凡。這一筆筆鮮活的統計數據正是最好的見證。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非一路坦途，35年來，我們也曾經受考驗，艱辛探索。在每一次危機的挑戰前，在每一次風險的歷練下，黨中央、國務院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接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
資料來源——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6/c1001-23444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