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
1. 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需要考慮多個方面，包括其公正性、穩定性、適應性以及是否符合該國的國情和文化。
2. 公正性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標准。一個公正的政治制度應保證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參與政治過程，不受種族、性別、財富等因素的影響。這意味著選舉過程、法律以及政府決策都應公平，顧及所有人的利益。例如，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能更好地確保選舉公正性，讓不同政治立場和背景的人都有機會參與。
3. 穩定性是另一個重要的評價標准。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應能保持長期的穩定和連續性，避免頻繁的政治動盪和危機。這需要一個健全的法治體系和有效的監督機制。例如，實行總統制或議會制的國家通過分權和制衡的機制，能夠維持政治制度的穩定。
4. 適應性也是評價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標准。政治制度應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以保持其有效性和合法性。這要求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變革性。例如，採用聯邦制的國家能更好地適應不同地區和文化的需求。
5. 是否符合國情和文化也是重要考慮因素。不同國家有各自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政治制度應能體現這些特點，並獲得人民的認可和支持。例如，實行君主制或共和制的國家都與它們的國情和文化緊密相連。
6. 總而言之，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需要綜合考慮公正性、穩定性、適應性以及是否符合國情和文化等多個方面。只有符合這些標準的政治制度，才能為該國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提供堅實保障。
B.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在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是其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總體變化的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且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亦即政治領域的變化會影響經濟領域的變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權主義和「軟威權主義」可以被看作是威權主義的不同形式。威權主義是介乎於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它從不放棄民主，而是想方設法地限制民主的發展。[10] 無論是官僚威權主義，還是「軟威權主義」，都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最適合於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如何反作用於經濟發展？
對於這些問題，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進步的國家，[11] 才能更快地推動經濟發展。換言之，政治上實行專制的國家是難以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的，因為這樣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聲望，因而不利於保護私人財產，也無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例如，格迪斯認為，由於民主政權能更好地贏得公眾對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權同樣能順利地開展經濟改革，也能加快經濟發展。亨廷頓認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是阻礙民主的障礙。[12] 而利普塞特則從另一角度指出，「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意味著:國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機會就愈多。」[13] 與上述論點不同的是，也有人認為，威權主義政權有利於經濟發展。例如，薩克斯指出，與民主政權相比，威權主義政權在推動經濟改革方面更為成功，因為威權主義領導人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會在選舉中失去選民的支持，盡管有些選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極影響的打擊，如失業和收入水平降低。[14] 庫爾斯認為，威權主義政權在推行各種政策時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不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掣肘」。政治上專制的政府能壓制工會活動和降低工資水平，甚至還能控制消費者的需求，因而能促進投資和推動經濟的增長，盡管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與此相反，民主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延長在位時間，常常千方百計地滿足選民提出的各種要求，其中包括經濟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開支和擴大消費，等等。其結果是，國內資本積累受到很大影響，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就難以成為現實。 [15]
庫爾斯還從更深的層面上分析了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認為，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生產簡單的非耐用消費品；（2）生產資本貨；（3）生產耐用消費品。在第一階段，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議會制，第二階段則出現了法西斯專政的德國和義大利，但在第三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十分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16] 這似乎說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軌跡並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階段性的反復。然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政治民主的到來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 [17] 阿爾蒙德則認為，政治經濟的增長、發展、現代化和進步，不論如何稱呼，都包含著由4個因素支配的積極和向前發展的運動。這4個因素是2個P和2個W。2個 P是政治變數，即政府的能力或權力 (power) 以及人民的參政 (participation) 或民主化，2個W是經濟變數，即財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個變數都得到同等速度的進步？能否同時增強政府的能力和權力，同時提高人民的參政程度，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同時改善福利？阿爾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18]
五六十年代頗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更為明確地指出，經濟增長與民主制度的鞏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都是政局穩定的民主國家。但從歷史上看，除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工業化則基本上都是在專制政權下進行的。[19]
四、威權主義的作用與副作用
必須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滯不前的一段時期內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佳績。然而，同樣不容否認，許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卻從來沒有取得經濟奇跡。可見，經濟能否取得高速增長，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至少可以這樣說: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關系並非永遠存在，它僅僅適合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時期。換言之，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如政權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變數，如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外部機遇，等等。不過，拉美和東亞的發展進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種發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發展模式），都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之匹配。如果這種政治制度有助於經濟發展，那麼它就應該被視為是合理的。此其一。其二，政治體制（或政權形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包括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歷史因素在內的特定條件和具體情況。
但是，威權主義政府確實能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的條件下，利用手中的權力人為地創造出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穩定，盡管這種統治也使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因此，從表面上看，社會是穩定的，但這種穩定是脆弱的。換言之，威權主義的高壓統治並非能永遠消除各種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甚至會製造出一些不安定因素。事實上，韓國在二十多年的威權主義政府統治下，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並沒有停止，有時甚至使整個社會非常動盪不安。「光州民眾抗爭」就是一個例證。這一悲劇最初從光州大學生反對戒嚴和停課令開始，後來發展到工人、市民、公司職員、店員等民眾與軍方展開激烈的武力沖突。據戒嚴司令部的統計，在沖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軍人15人。[20]
此外，威權主義政治容易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變質，產生嚴重的腐敗。90年代後期曝光的韓國一些財閥企業的丑聞，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總之，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的核心，一是如何認識政府的權威性，二是如何維系政治穩定，為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條件。
早在1955年，劉易斯就指出，「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2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季刊《金融與發展》的高級編輯在采訪約翰·加爾布雷思時曾問道:「你認為民主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嗎？」加爾布雷思所作的回答似乎是耐人尋味的:「從信仰的角度講，我支持民主政府，但我同時也意識到，民主政府可能會成為軟弱政府或者是無政府的幌子。我們不得不透過民主來看一下治國能力的問題。」[22] 如果政府的政策調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團的反對而無法付諸實施時，政府採用一些強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澤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韓國的決策者是無法實施那些困難的經濟政策的（如降低工資水平）。確實，如果韓國政府建立的是一個非干預的、自由的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中由價格決定市場的供求和由市場配置資源，那麼，很難相信韓國會取得其經濟上成功，也不會實現經濟調整。」[23] 他還認為，韓國的一個特點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權」的性質（the centralized nature）。韓國政府用一種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難以行得通的方式來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和推行其政策調整。它使勞工組織軟弱無力，從而使工資處於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儲蓄和外部儲蓄（兩者均由政府決定）每年為國內投資提供了60％的資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國民經濟中幾乎三分之二的投資資金。除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此外，政府還對金融部門的信貸分配實行管制。當然，從理論上說，政府決定資源的配置並非總是高效率的。但韓國政府在動員內部和外部資金、並將這些資金用來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方面，卻是成功的。[24]
與政府權威性有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認識「發展型政府」? 發展型政府的特點是: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種前後一致的構想，以發展為首要目標，具有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傾向，擁有足夠的相對獨立性，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或有能力調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達到促進社會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於有能力加快資本積累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25] 約翰遜為「發展型政府」總結的特點是:（1）經濟發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有時甚至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2）崇尚私人財產和市場規則。但政府的決策者常常為了加快發展而制定帶有干預性的產業政策。（3）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通常有一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部門。該部門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具有較為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工作效率高。[26]
許多學者認為，許多東亞國家（地區）的政府是典型的「發展型政府」。這些政府與傳統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有所不同。實踐證明，發展型政府創造了遠遠高於早期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
與發展型政府類似的另一個概念是所謂「強政府」（strong state）和「軟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強政府」具有以下特點:高層領導人通常採用專制的統治手段，將工業化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在制定經濟計劃和實施經濟政策等方面向技術專家授予較多的權力。而技術專家則有能力使私人部門和國內各地區的壓力屈從於國家的長期發展規劃，也能使政府的科層（bureaucracy）變成一個守紀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27] 簡而言之，能夠在不同利益集團的呼聲中制定並實施有利於全社會長期發展計劃的政府，就是「強政府「。[28] 毫無疑問，缺乏上述特點的政府則是「軟政府」。按照繆爾達爾的定義，「軟政府」既無行政管理能力，又無實施發展政策的政治意願。[29] 瓊斯等人認為，韓國之所以能獲得經濟「起飛」，主要是因為韓國實現了從李承晚的「軟政府」向朴正熙的「強政府」轉變的過渡。[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