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經濟社會和社會經濟的差別是什麼
經濟社會：研究經濟和社會的相互關系以及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相互作用的一般規律的社會學分支學科.
社會經濟：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佔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
⑵ 如何理解當前經濟金融形勢的復雜性
2016年國際經濟形勢及對我國的影響
2016年世界經濟仍將延續疲弱復甦態勢，我國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依然錯綜復雜，進而影響到國內經濟運行和結構調整特徵及趨勢明顯。
從目前形勢和發展態勢看，今年世界經濟運行將呈現以下特徵和趨勢：
一是世界經濟貿易仍將維持低速增長態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雖然在各國大規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隨著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減，世界經濟貿易自2012年以來重新回落至4%以下的低增長，復甦動力明顯不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10月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5年全球經濟和貿易量分別增長3.1%和3.2%，預計2016年將分別增長3.6%和4.1%。但從去年4季度以來各主要經濟體的主要經濟指標情況看，今年全球經濟貿易增速難以明顯回升，多數研究機構和國際投行預計今年僅有0.1~0.2個百分點的微弱回升。總體看，世界經濟仍處在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各國都在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為未來的經濟增長積蓄動能，世界經濟在短期內仍難以擺脫低速增長狀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中期展望，2020年前世界經濟貿易的年均增速分別難以超過4%和5%，明顯低於金融危機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
二是主要經濟體走勢將進一步分化。自去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總體回升向好，而新興經濟體增速繼續回落。從發達經濟體內部情況看，美國經濟增長較快，消費、投資、出口和房地產形勢明顯好轉，失業率已降至5%以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雖然有所好轉，但增速緩慢，通縮壓力較單乏廁何丿蠱搽坍敞開大，經濟持續復甦仍面臨不少制約。雖然金融危機後3大經濟體都採用大規模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支持經濟復甦，但歐元區和日本的結構性改革進展滯緩，而美國同時還實施重振製造業戰略和出口倍增計劃，加大對頁岩氣等新能源和新技術新產業的扶持力度，通過結構調整進一步鞏固了經濟復甦勢頭。從新興經濟體內部看，受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和地緣政治動盪等因素影響，俄羅斯和巴西經濟出現衰退，同時還面臨資本外流、貨幣大幅貶值、通脹上升壓力，其他對資源出口依賴程度較高的新興經濟體也普遍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亞洲新興經濟體雖然總體情況相對較好，但由於結構調整進展緩慢導致內生增長動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傳統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經濟增速普遍持續放緩，惟有印度繼續保持7%以上的較快增長。
三是國際金融市場調整波動可能加大。由於全球經濟走勢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也出現分化甚至背離。美聯儲已經啟動加息進程，預計今年仍有兩到三次加息行動，而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中央銀行仍在實行量寬政策支持經濟復甦，由此導致的美元資產收益率上升和美元匯率走強將引發國際債市、匯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的持續調整和波動，特別是國際資本加速迴流美國和美元資產，將使得受到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重創的資源出口經濟體更加雪上加霜，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有可能在債務過高的經濟體誘發償債危機，進而加大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金融市場穩定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經濟復甦勢頭依然脆弱的情況下，國際金融市場調整波動加大會進一步制約世界經濟復甦。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仍有可能進一步回落。在經歷了10多年的超級大牛市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陷入供大於求、價格大幅回落的窘境。目前，國際油價已跌落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與金融危機前高點時的每桶145美元相比下跌幅度高達79%，鐵礦砂、銅、鋁、鋅等的價格跌幅也都高達40%以上。由於以往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攀升刺激能源資源類產品產能規模大幅擴張，而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速持續低位徘徊，大宗商品供大於求的格局短期難以改觀，能源資源出口大國為增加收入維持財政收支平衡又不願減產，供大於求的市場格局將繼續施壓大宗商品價格，加之美元走強會進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一定的下跌空間。國際投行紛紛預測，今年石油價格很可能跌落至每桶20~30美元區間，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也有5%以上的跌幅。雖然地緣政治動盪和市場投機有可能在短期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但難以改變價格疲軟下跌的基本走勢。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低位運行將加劇資源出口國的經濟困難，對資源進口國雖有利於降低進口成本，但也會加大通縮壓力，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弊兼有。
五是全球產業重組和產業鏈布局調整步伐加快。隨著新技術發展和產業化進程加快，移動互聯網、可再生能源、物聯網、3D列印、智能製造等新興產業加速發展，而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在金融、商貿、製造、教育、醫療等更多領域普及應用和融合發展將不斷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產業，傳統產業將全面轉型升級。在全球產業加快重組的同時，依託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個性化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將逐漸取代分工明確、規范嚴格的標准化大工廠生產組織方式而成為主流，國際分工方式也面臨變革。另一方面，美國主導推進跨太平洋(601099,股吧)夥伴協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投資夥伴協定（TTIP），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為基礎全面擴大市場准入，將勞工標准、環保標准、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競爭中立等新議題納入談判范圍，不僅為國際經貿規則標准提高設立了新標桿，抬高了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門檻，而且會逐步改變全球產業鏈布局，對其他經濟體產生貿易投資和產業轉移的負面效應。
六是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影響上升。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國際力量對比顯著改變，世界多極化更趨明朗，全球治理體系和結構繼續發生改變。面對新興大國的加速崛起，美國等發達國家竭力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和既有利益，各國都在調整發展戰略和對外關系，各種矛盾凸顯，競爭摩擦加劇。由此引發的地緣政治沖突更加頻繁，非經濟因素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在上升。從目前情況看，中東局勢、美俄關系、極端勢力的恐怖襲擊、歐洲難民問題、朝核問題、伊朗導彈問題等，都有可能出現難以預見的新變化，世界經濟復甦也因此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總體看，我國的外部發展環境依然復雜多變。雖然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外部發展環境有望保持和平穩定，有利於我國繼續發展。但是，由於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世界經濟仍處在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和變革期，地緣政治關系復雜變化帶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的狀況短期難以改觀，外部環境變化對我國的挑戰也在增多。
對中國經濟五大影響
從目前情況看，外部環境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世界經濟貿易增長低迷既導致外需拉動作用減弱，也為我國深化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帶來新契機。國際金融危機後，我國外貿出口增速持續回落，去年甚至出現負增長，已連續4年未完成預期目標。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今年外貿出口穩增長仍面臨不少困難。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寄希望於擴大出口和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而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更加註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要適應國際國內需求結構變化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基金吧)，以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促進外貿優進優出，更好發揮外貿進出口對促進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
二在科技產業大變革背景下，我國既面臨迎頭趕上的機遇，也不排除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拉大、傳統產業面臨被技術性淘汰的風險。國際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對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的研發投入力度，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制高點；新興經濟體也在大力推進結構調整，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更加重視發展製造業。我國在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領域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在製造業領域的傳統成本競爭優勢逐漸弱化，產業發展進步前有堵截、後有追兵。若不能有效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就有可能進一步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在傳統製造業領域也會面臨來自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
三是大宗商品供求格局變化和價格回落，既有利於我國降低進口成本和增加能源資源進口，但也會加劇上遊行業和企業經營困難。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無論是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還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都會增加能源資源消耗總量。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供求關系寬松和價格低位運行，總體上有利於保障能源資源供應安全和降低發展成本。但另一方面，在經濟換檔減速、需求擴張放緩、產能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國際市場供應增多和價格大幅下跌也對我國能源資源開采加工等上遊行業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生產者價格的持續回落也會進一步加劇企業經營困難，去產能、降成本壓力增大。
四是國際經貿規則主導權之爭，既為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規則制定帶來難得機遇，也對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市場開放帶來挑戰。去年10月，美國主導的有12個亞太經濟體參加的TPP談判最終達成協議，不僅在市場開放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環境保護、勞工標准、競爭中立、電子商務、金融等服務業開放等領域設立了新標准，對未來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的演進具有引領示範作用。我國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為維護我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就必須主動參與推動多邊經貿規則制定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同時，也要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貿體系變革的新形勢，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五是地緣政治關系復雜多變和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構成潛在威脅，也擴大了我國在大國關系動態博弈中的迴旋餘地。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不斷從經濟、金融、科技、產業等領域向社會、政治、軍事、安全和國際治理等更廣泛領域傳導，全球利益格局的戰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深刻調整，全球恐怖主義出現新回潮，熱點敏感問題頻發。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既要堅持原則，妥善處理大國關系，有效應對和管控風險，主動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更要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打造對外開放合作新格局，贏得發展主動，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