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各位明史的專家們：對於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經濟，你的認識與感想。。。曬曬想法啦
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即一般所謂的明朝中後期，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轉折。明朝是漢族地主階級建立的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它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社會經濟發展超過宋元時代的最高水平，並從中醞釀著新舊交替的沖動。伴隨著明王朝統治的由盛而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顯示出天崩地解的徵兆，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進人了晚期發展階段。正是在這個時期內，中世紀的歐洲發生了革命性變革，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早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與中國航海勢力在東南亞和中國東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再也不能孤立於世界歷史發展之外了。這些與以前歷代王朝不同的境遇，造就了明代中後期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豐富多變的時代風貌。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以其傳統的小農文化思維，力圖恢復構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嚴密控制的以小農經濟為核心的社會經濟格局。黃冊戶籍制度、里甲管理體制、賦役徵收方式以及基層社會教化體系，等等，都力圖使農民安頓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業，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會超穩定的統治。然而，到了明正統至正德(1436—1521)年間，明王朝的政治統治並沒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設計的路線前進，而是出現了種種弊端。宦官專政，政治腐敗；經濟秩序混亂，財政拮據。韃靼、瓦刺興起，屢叩邊關，突入長城。明廷失去了定國安邊的強大實力，內外交困。農民經濟狀況惡化，大量人口向邊區、山區流動，抗爭暴動，此伏彼起。與此相反，流民、棚民開發山區、邊區，促進了湖廣區經濟地位的提升；朝貢貿易衰落，沿海勢豪、商人以至亡賴「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貿易興起。政治的腐敗與經濟的發展形成新的沖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現了反傳統的呼號。王陽明創立的「心學」，很快風靡學林，「厭常喜新」蔚為風尚。
明嘉靖與萬曆(1522—1620)年間，明朝政治衰象顯現，帝王腐化，首輔柄政與宦官專權交錯更迭，朝臣中朋黨樹立；賦役紊亂，財政匱乏，邊疆、海疆頻頻告急。除了歷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脅外，又加上東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義者的挑戰。與王朝的沒落相反，封建統治的衰敗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間社會突破原有的統治格局和自主經濟的進步提供了某種良好的環境，社會經濟向商品經濟傾斜發展，農業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都和市場發生更密切的聯系，契約租佃關系發展，定額地租普遍，地權分化激烈，產生永佃權和「一田二主」。手工業區域分工與專業化有所發展，流通市場擴大，區域性商人集團活躍，工商業市鎮在江南等先進經濟區域興起，鄉村手工業和市鎮手工業都有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和沖突開始，中國的海寇、海商與葡萄牙、荷蘭海盜商人角逐於東西洋上。月港——呂宋——美洲間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國與海外市場的聯系更加密切。中國海外貿易順差帶來大量白銀貨幣(西班牙銀元)進口，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一定的沖擊。市鎮居民開始顯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費形成風氣。重利忘義，恃強凌弱，貧富貴賤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現混亂甚至顛倒。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以情反理」、沖擊傳統的浪潮，一向為人們所輕視的商賈、庶人、優伶等起而搖鐸講學，鼓吹藐視禮法、追求個人情性、及時行樂等異端學說紛陳，科學巨著與通俗文藝並相爭妍。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顯露出新舊沖突變動的徵兆。總之，以農村經濟的新變化為背景，國內外貿易的繁榮，城鎮經濟的發達，商品貨幣流通的拓展，社會行業及其分工的擴大，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及其經營方式的變化，社會經濟走上了以往各個歷史時期都未曾出現過的帶有某種「近代以前的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從而引發了社會習尚乃至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系列變化，這就是明嘉靖、萬曆時期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特徵。
到了明天啟與崇禎(1621—1644)年間，明朝統治走向窮途末路。黨爭激烈，宦官魏忠賢專權，加劇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滿族貴族在東北建立「後金」(後改稱「大清」)政權，並南下爭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侵佔台灣。為對付內憂外患，明朝統治者消耗了國力，進而向民間殘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災猶如雪上加霜，南北農民紛紛揭竿而起。明廷招架無力，節節敗退，最終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所推翻。在大動盪、大分化與大組合的過程中，新興的滿族貴族戰勝了農民軍，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勢力和以鄭成功為代表的海上勢力也在抗爭中失敗。社會經濟積累在內亂中消耗殆盡，新舊交替的沖突為一場改朝換代的歷史變故所取代。
從比較世界史的立場來觀察，明初中國封建王朝國力的鼎盛時期正是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西方透露出的資本主義曙光與明中葉以降中國社會新舊交替的沖動幾乎同時。西方的興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國的明清之際。西方文明趕上東方文明，中國從先進到滯後，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發生的。
客觀地說，明代特別是在明代中後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有發展、有遲滯。西方興起所出現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類似表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其他新因素，盡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但卻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工業化」(近代工業化前的工業化)，是傳統體制內的變遷。明代後期，經濟作物的推廣，商品性農業的成長，家庭手工業從為本地市場轉變到為外地以至國外市場提供產品，商人資本向手工業滲透，在生產力進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產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長。這就是「原始工業化」的開始。作為「原始工業化」的成果，中國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中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優勢。而大量中國手工商品的輸出，還為西方的興起准備了條件。當時的南中國，確有一股「海洋商業文化」的氣派。
從「西化」的標准來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內的「原始工業化」和以後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論者往往誇大明朝統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礙作用。實際上，民間私人海上貿易正是突破統治者厲行的海禁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原始工業化」正好與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從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角度，而是從社會實際生活的角度看問題，明代後期比明代前期應該是更為開放的。中國人私人出海貿易，外國人私人來華貿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像的，但在後期卻已成氣候，屢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鄭成功的海上勢力操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海洋貿易的牛耳，收復台灣與頂住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的東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明朝海禁政策對「原始工業化」的進程有影響，但絕非決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貿易作為西方興起的決定性因素，從而把資本主義文化概括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學者看來，也屬偏頗之論。那種把中華傳統文化說成是農業文化，否認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國在近代的落伍歸咎於傳統文化，都是錯誤的。實際上，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極富社會經濟多元化色彩的雛形。
那麼，明代中葉以後開始的「原始工業化」為什麼沒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從根本上說，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結構的影響和制約密切相關。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徵，它包容多種生態環境、歷史發展背景、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與區域於一體，互為補充、互為牽制，有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適應性和彈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較靈活地改變自己的表層結構以適應各種變化；另一方面，又善於抵禦各種變化，保持深層結構的不變。這樣，新的社會經濟因素往往成長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傳統最終被導向補強、完善傳統[2]。在這一社會結構內進行的「原始工業化」，如果不被中斷的話，本來有可能自行發展為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後期傳統社會結構的化解力相當強大，致使這一過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變發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後期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缺失，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均不能給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因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反觀同時期的歐洲殖民主義者，他們的海外活動則基本上得到本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而明末的中國海商集團們，一方面要與外國勢力爭奪東方的海上貿易權益；另一方面，又要抵禦來自本國政府的壓迫與追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經濟新因素發展的艱難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種趨勢。
從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來說，它缺乏社會環境條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統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續而普遍的特大災害的襲擊，大規模的內戰和動亂，造成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原始工業化」所必需的環境條件遽然改變，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文化意識的保守堅韌性，無法從社會制度的層面保障新生的社會經濟因素的成長。於是，明代中後期所出現的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殘和間接摧殘之下逐漸喪失。明朝滅亡，鄭成功海上勢力的消失，這一進程也就隨之中斷了。與西方的興起相比較，頗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的變遷既透露了中國歷史前進的生機，又給後人留下扼腕嘆息的遺憾。重溫和借鑒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變遷及其新因素發展進程的中斷，固然令人扼腕嘆息，然而我們還不能不樂觀地看到，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與滋長了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模式的重新審視，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對於當時思想文化與民間社會習尚所產生的沖擊，已經在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培植和滋長了容納多元經濟成分特別是商品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相輔相成的價值觀念。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明代社會經濟史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對於這一價值觀念的重視。實際上，一種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種社會的經濟生產模式更新，更具有歷史的長遠意義。因為當這種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適應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相為匹配，價值觀念將很快地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功能，為社會經濟的轉型起到極為強勁的推動作用。入清以來，中國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更趨保守，雖然說曾經在清代中期興起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高峰，但是從社會經濟的結構格局來觀察，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並未對明代中後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有絲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會經濟也必然難於尋找到更為有效的發展途徑，它的逐漸衰敗也是必然的。近代以來，中國歷經苦難，明代中後期所滋長的這種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依然無法得到正常的發揮。盡管如此，我們從這數百年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中還是不難看出，中國人對於多元經濟特別是商品市場經濟的追尋與實踐，從未間斷過。一直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為多元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有益的條件，中國潛在的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釋放。正因如此，我們在探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變歷程的時候，千萬不能再度忽視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別是明代中後期滋長起來的多元經濟價值觀念的作用。否則，任何一種經濟政策的推行，如果無法得到社會普遍價值觀念的呼應，那麼，這種政策的實施勢必是步履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