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共享經濟企業享受的國家優惠政策有哪些
例如： 經濟開發區稅收優惠政策，增值稅（營改增）、營業稅以納稅總額的50%-70%進行稅收扶持，企業所得稅以地方財政所得的50-70%稅收扶持，個人所得稅可申請核定徵收。
如果是以實地注冊（市區注冊），是無任何稅收優惠政策的。
㈡ 共享經濟包括哪些方面
共享經濟模式有：
1、共享出行:交通出行是共享經濟目前在全球范圍影響最廣、爭議最多、也是最徹底貫徹共享經濟精神的領域，主要有共享租車、共享駕乘、共享自行車、共享停車位四種類型。
2、共享空間：空間是無處不在的資源，但它有著明確屬性特徵，主要包括共享住宿空間、共享寵物空間及共享辦公場所空間三種產品形態。
3、共享金融：金融與互聯網模式相互滲透，促使金融的共享經濟需求誕生，主要有P2P網貸模式與眾籌模式。金融共享經濟通過互聯網平台快速高效搜尋和撮合資金的供需方，加快資金的周轉速度， 最大程度發揮了資金的使用價值，讓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務。
4、共享美食：OpenTable 創立於1998年，是一家上市公司。消費者可以通過他們的應用查看附近餐廳、菜譜和評價，並預訂座位，而 OpenTable 通過向餐廳收取一定費用來實現收入。
5、共享醫療健康：國內還在面臨排隊掛號看病難的今天，遠在萬里之外的大洋彼岸，紐約市的患者已經可以享受眾多醫生通過預約平台提供的按需服務。
6、共享公共資源：馬斯克收購的SolarCity公司主要業務是購買閑置太陽能光伏系統，然後租賃給用戶並提供安裝等周邊服務，通過周邊服務的附加值將產品提價並從用戶手中賺取差價。
7、共享知識教育：個人都可能是一個領域的專家，讓這些專家將自己的經驗和知識與他人不僅在線上而且在線下進行1對1的分享，可達到更好效果。
8、共享任務服務：幫助別人完成任務或提供各種服務。人們在網站上發布工作內容，然後別人可以領取任務，完成任務後獲得相應的報酬。
9、共享物品：物品共享領域其實是最早就出現的共享形態，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共享物品的商業模式呈現除了物品共享、書籍共享、服裝共享等更加多元化的形態。在共享物品這種模式下， 降低了供給和需求兩方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資源對接和配置的效率。這不僅體現在金錢成本上，還體現在時間成本上。
㈢ 為共享發展成果黨和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
法律分析：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分類扶持貧困家庭，探索對貧困人口實行資產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人關愛服務體系。提高教育質量，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逐步分類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率先從建檔立卡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實施普通高中免除學雜費，實現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全覆蓋。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 第一條 要從國際國內大勢出發，制定實施網路安全和信息化發展戰略、宏觀規劃和重大政策，總體布局，統籌各方，創新發展，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路強國。發展分享經濟，建立網路化協同創新體系。
㈣ 舉例共享發展應採取哪些措施
一、轉變發展理念，將共享發展指標納入政績考核內容，切實強化各級各部門推進共享發展的工作力度。改革開放初期，按照發展是硬道理的要求，全國上下形成了GDP增長為優先的發展理念，這對於加快經濟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也成為忽視共享發展的重要因素，不符合當前中央加快共享發展的精神，應當盡快調整。為此建議：一是將共享發展納入政績考核評價內容。研究制定共享發展指標體系，將基尼系數、地區相對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城鄉社保差距、留守兒童數量、職工最低工資水平等共享發展相關指標納入政績評價體系，作為考核各級各部門政績的重要內容，將共享指標與GDP等經濟增長指標同等對待，改變過去唯GDP政績觀，形成有利於共享發展的考評機制和用人機制。二是建立有利於共享發展的法規政策體系。各級各部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於共享發展的法規政策體系，一些不利於共享發展的法律、規章和政策，該更新的要更新，該終止的要終止，堅決打通影響共享發展的法規政策瓶頸，營造有利於共享發展的軟環境。
二、完善財稅政策，對財產性收益實行累進制征稅，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控力度。分析導致我國貧富差別拉大的原因，發現既有收入分配政策的影響，也有工資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更有財產性收入差別過大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激發市場活力，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鼓勵資本投入的優惠政策，這在我國經濟發展快速起步階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嚴重不合理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礦權、股票、土地、房地產等要素交易市場存在嚴重的暴利機制，出現了靠誠實勞動靠創新創業掙錢難、靠資本運作賺錢太容易的狀況，社會上不乏靠投機炒房子、炒土地、炒股票、炒礦權一夜暴富的事例，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商人鑽國家政策空子，惡意囤積土地、房產和礦產資源，「低進高出」賺取巨額利潤，國家稅收機制沒有發揮應有的調節控製作用，而實體企業則稅費負擔沉重、生存十分困難、職工工資增長緩慢，這種狀況不僅拉大了貧富差別、導致經濟泡抹化和產業空心化，更為嚴重的是縱容了投機行為、毒化了社會風氣，對我國長期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與促進共享發展完全背道而馳，應當盡快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