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貨幣如何影響經濟體系
貨幣究竟如何影響經濟？這是經濟學最古老、最持久、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貨幣金融理論經歷了從貨幣中性理論到貨幣經濟理論的演變過程，經濟理論也經歷了從實物經濟理論到貨幣經濟理論的演變過程。今天，已經很少有人離開經濟談貨幣或離開貨幣談經濟了。
早期學者(他們被凱恩斯歸入「古典學派」)強調貨幣的中性性質。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確保經濟平穩運行，貨幣不過是覆蓋於實物經濟之上的一層「面紗」，並不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變數，貨幣經濟與實物經濟毫無二致。他們因而採取「二分法」(dichotomy)，將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截然分開，認為任何積極的貨幣管理都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貨幣管理的任務只在於控制貨幣數量，穩定物價水平，維持貨幣的購買力。「古典學派」的這一思想是以「薩伊定律」和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根據「薩伊定律」，供給能自創需求，而貨幣僅有便利交易的功能。從穆勒父子、大衛·李嘉圖等「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中，都能看到「薩伊定律」的影子。如詹姆斯·穆勒認為，當一個人生產的任何一種商品多於他本人的需要時，這就只能表明他打算要某些其他商品。約翰·穆勒認為，所有賣者都必然是買者。李嘉圖認為，任何一個佔有商品的人都必然是一個需求者。根據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如果一種商品出現超額供給，其他商品必然出現超額需求，並且這種暫時的不均衡將通過自發的價格調整迅速消除；貨幣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實是多餘的。
傳統貨幣數量說，如費雪方程式MV=PT，將「古典學派」的貨幣中性思想公式化了。費雪認為，在長期中，貨幣流通速度(V)與商品交易量(T)都不受流通中貨幣量(M)變動的影響。因此，物價水平(P)的變動與貨幣量(M)的變動成正比；貨幣數量增減不改變商品間的相對價格，也不對生產和就業產生任何影響。
上述認識是片面的，它僅僅看到了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而未考慮其價值儲藏職能(貨幣的這一重要職能使賣者可以不是買者，所以只有在貨幣經濟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也忽視了貨幣在媒介資本轉移、實現儲蓄配置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何況貨幣流通速度也非一成不變，貨幣與物價的關系就更不是一一對應了。同時，「古典學派」貨幣中性論的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與一般均衡理論)也都忽略了貨幣經濟的重要特徵(貨幣購買商品，商品購買貨幣，但商品並不購買商品)，所以才將貨幣經濟等同於實物經濟。當然，他們的錯誤不只緣於認識的片面，還與時代局限有關。當時的貨幣金融不發達，貨幣與經濟不像現在這樣須臾不可分離，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貨幣與經濟的關系的理解。
瑞典學派經濟學創始人魏克賽爾，首先拋棄了「二分法」、「貨幣面紗觀」與「貨幣中性論」，而將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合二為一，從而開創了貨幣經濟理論。他看到了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相一致或相背離對經濟的作用機理，指出政府有必要採取一定的貨幣政策，使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以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承襲其主張，於1930年出版《貨幣論》，將魏克賽爾貨幣經濟理論公式化，更於1936年撰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著重論述貨幣管理對解決失業問題的積極作用。他認為，貨幣供求決定利率，利率決定投資，並通過乘數效應成倍作用於就業和國民收入。他的這一邏輯從其書名就可見一斑。於是，「通過凱恩斯的理論，貨幣理論從價格水平的理論轉變為整個產出與就業的預期理論」。當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正是沿著凱恩斯開辟的這條道路發展起來的。魏克賽爾與凱恩斯可謂貨幣金融理論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前者是貨幣經濟理論的開創者，後者則將貨幣因素融入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中，並提出了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政策主張，從而使貨幣經濟理論深入人心。
「大蕭條」是20世紀資本主義經歷的最大經濟危機。1929～1933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下降30%，物價下降33%，失業率上升到25%的最高值，工業產出下降37%。四年間，貨幣存量下降33%，流通速度下降近1/3，每年有近9%的銀行倒閉。到1933年底，倒閉的銀行大約為1929年銀行數的一半。「大蕭條」以悲劇性的方式宣告了古典「二分法」的破產，並使凱恩斯理論及政策主張廣泛傳播。由於凱恩斯的思想源於魏克賽爾，因此可以說，當代許多宏觀調控政策及其理論支撐，可追溯至100多年前。這就是理論的價值和意義。
1959年，格利和肖出版了《金融理論中的貨幣》，提出「金融中介機構的機能學說」。該學說是對魏克賽爾與凱恩斯貨幣經濟理論的發展。它既分析了貨幣，又分析了其他金融資產；既分析了銀行，又分析了非銀行金融機構；既是貨幣經濟理論，又是金融經濟理論。因而，該學說是在貨幣金融新發展的歷史條件下，對貨幣、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更深刻的認識。
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西方國家普遍發生了通貨膨脹，有的還出現滯脹。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日漸式微，格利和肖的學說也因此未得到足夠重視。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乘機祭起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大旗。他們在承認短期內貨幣影響實體經濟的同時，認為長期中貨幣存量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變動(與傳統貨幣數量論不同，他們認為貨幣存量變動與物價變動不一定存在精確比例關系)，又回到貨幣中性論的老路上去了。更有甚者，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貨幣不僅在長期中，而且在短期內也是中性的。上述兩派的理論統稱為市場出清的貨幣意外模型。即在市場出清的假設下，如果沒有貨幣幻覺效應(如果僅僅是名義變數的變動引起了一個人按實際項目計算的需求或供給變動，那麼他就出現了貨幣幻覺)，貨幣就不會影響就業和產出；而貨幣幻覺效應的有無，又取決於公眾預期強度(理性預期的強度最高)。也許是受到理性預期學派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甚至認為，經濟增長與波動完全取決於實際變數，與貨幣無關。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預期理論還是金融市場「有效市場假說」的基礎。後者提出「市場效率論」，豎起一道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自身約束的「煙幕障」，讓人們相信金融創新有百利而無一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2008年9月，擁有150多年歷史的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引發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與「大蕭條」一樣，這次危機也是一次對既有理論的巨型而真實的「社會實驗」。兩次「社會實驗」表明，「大蕭條」源於人們未能正確理解貨幣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這次危機同樣源於人們對此問題的認識偏差。正是以「有效市場假說」等理論為支撐，華爾街才得以製造出復雜艱深的次貸衍生品，進而誘發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隨著「有效市場假說」遭遇「滑鐵盧」，其提出者尤金·法瑪，這位一直以來呼聲很高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也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兩度與諾獎失之交臂。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也提醒經濟學界，必須更廣泛更深入地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過去幾十年的某些理論觀點，可能低估了貨幣金融因素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實際上，「金融中介機構的機能學說」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利，在50年前就說過：金融世界的廣闊，使許多將自己束縛於這個世界一隅的貨幣理論家和決策者感到渾身不自在。而該學說的政策主張，包括對銀行資產投資實行更嚴格的控制、強化對銀行的檢查程序、將貨幣控制范圍擴大到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都成了本輪危機的現實救助手段。經歷過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並渴望獲得理論解釋的人們，如果讀到該學說，是否會感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呢？
梳理西方貨幣金融學說的數百年歷史，從中可以看到，相關學說如同鍾擺一樣，始終圍繞「貨幣是否中性」的問題來回搖擺。理論的紛爭，既來自研究者的假設條件和研究方法的差異，又源於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和信仰。可以斷言，爭論還會繼續，但真理將越辯越明，實踐會對理論作出選擇。「大蕭條」讓人們選擇了貨幣經濟理論，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又讓我們看到了金融對經濟的深刻影響和持續效應，真所謂「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回望貨幣金融理論發展史，留下的是先賢學者對貨幣金融與經濟關系不斷深化認識的曲折足跡。孰是孰非，唯有讓時間來證明。時間也能讓後人的探索與前人的「足跡」遙相呼應。時間還能讓人感慨：前人的一些認識，有的在今天看來是如此膚淺而讓人忍俊不禁，有的卻是那麼深刻而富有遠見。或許現在，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對曾經讓人興奮不已、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感到困惑與迷茫，甚至從盲目迷信轉為避之不及，但展望未來，可能在短短數年後，我們又會對金融與經濟的關系產生更深刻的理解。理論總是在反復曲折中螺旋前行，並日益彰顯其現實價值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