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欖形經濟有哪些

㈠ 什麼是橄欖形經濟

橄欖型經濟是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對較少，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

㈡ 橄欖型經濟的橄欖型經濟

1．經濟學中如果只採用定性分析往往會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表面看來，好像「橄欖型」好，其實不一定，「橄欖型」的基尼系數可能比較小，但也可能比較高。而「尖帽型」表面看來不合理，其實基尼系數才0.4，許多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就是0.4。所以，關鍵不在橄欖不橄欖、尖帽不尖帽，關鍵是要採取宏觀調控手段適當抑止高收入，不斷提高貧困線高度和最低工資收入水平。海外有位張某人主張中國大陸的最低工資不設下限，這肯定造成兩極分化進一步尖銳化。根據國民收入分配守恆定律，把低的壓得更低，另一部分人當然就可以多得了。當然，張某人是在為強者出謀劃策，所以到處有人請他作報告。現在媒體談得較多的是「棗核型」、「橄欖型」，其政策趨向是提高所謂中等收入水平。今天的民謠：萬元戶是貧困戶，10萬以上是中等戶，……。有媒體報道：「吉林省2002年出台的政府雇員制管理辦法，其資深高級雇員最高年薪將接近20萬元，……珠海的政府雇員年薪最高可超過10萬元，蕪湖的政府雇員年薪最高可達18萬元，而無錫市在向海內外公開招聘首席科學技術顧問等7個特聘崗位人員時，開出的最高年薪達50萬元……」（[3]）俗話說，外來和尚能念經，你聘我的，我聘你的，薪酬不就高上去了。政府雇員薪酬高上去了，公務員當然也不能太低，水漲船高么。很明顯，這樣無疑會提高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但結果是廣大低收入人群生活沒有明顯的改善，甚至相對下降。就象人均GDP已經超千美元那樣，照樣存在3千萬左右年收入625元人民幣的貧困人口、或者9千萬年收入不足825元人民幣的農村貧困人口。（[2]）高收入可以平均到窮人頭上，但是進不了窮人口袋。上世紀60年代，我們轟轟烈烈搞文化大革命，美國約翰遜總統宣布向貧困「開戰」，到1977年，官方公布的貧困線標准為：城市4口之家，人均年收入不足1660美元。不知道現在美國的貧困線劃到哪裡。當然，美帝是拿窮人的乞食袋當旗子揮舞，以此籠絡人心，暗中利用權力拚命往自己的腰包里裝錢，並不是真的為貧困人口著想。
2．本文對個人年收入數據進行了理論分析，得到的公式可以應用於對家庭平均收入、家庭財富的分析。宋國青先生給出了兩個基尼系數：「城市居民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1，而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2。這兩個數字，顯示出從財產分布方面看貧富差別比從收入方面看更要大得多。最近公布了一項城市居民財產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城市戶均財產近23萬元。」（[4]）居民財產依靠收入積累，這兩個基尼系數差那麼多，確實值得大家思考。

㈢ 橄欖型收入的經濟情況

近些年來，「中產」也成了描述經濟生活的熱詞。或許是伴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收入兩級分化趨勢不斷加劇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增強，全球中產階級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呈現萎縮趨勢，特別是歐美中產階層正深陷債務與危機之中，許多經濟學家紛紛將新興市場的中產階層視作全球安全與繁榮新時代的潛在基礎。然而，對於現實中的中等收入階層而言，現在，如何走出增長困境才是邁向希望的第一步。
在全球范圍內，中產是一個尚無確切定義的名詞，通常依收入、教育、專業，以及職場影響力、社會活動能力等方面來界定。所謂中產，不僅在於財富多少，更在於價值的創造。在2000年之前，社會階層結構中已顯露了中產階層崛起的勢頭。2001年的調查表明，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約占總人口的15%左右。而根據2006年社會科學院綜合社會調查數據(GSS)的綜合分析，如果按照年均收入11800至17700美元的標准劃分，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為23%左右。盡管增長勢頭很快，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甚至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種收入群體結構的現狀，是整體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的結果。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從2000年開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目前，基尼系數為0.5左右，已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調查數據，也同樣驗證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而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驚人的20倍之多，遂造成了社會「兩頭大，中間小」的局面。
這種收入群體結構，與要素結構密切相關。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靠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要素獲得收入，但從要素分配結構看，物質資本擠佔了勞動和人力資本。首先，生產率的提升得益於資本生產率的提升而非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資本佔比自然增加；其次，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部分地區尚處於工業化初期，在這樣一個工業化階段，資本收入佔比的提升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現象。這種稀缺導致了資本相對於勞動的強勢，盡管得益於人力資本的提升，以人均產出來計量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但資本相對於勞動處於強勢地位，實際上擠佔了勞動率提升應得的那部分收入。
還有重要的一點，因為缺乏有效的社會保護網，中產階層的成長很艱難。一般而言，國際通行的居民住房開支比例，約占家庭收入的20%至30%左右，房價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積的住房價格與一個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則在3至6之間。當房價收入比高於10時，則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負擔高水平的房價。房地產研究院報告稱，2009年房價收入創歷史新高，商品住宅的房價收入比已超過國際平均水平4至5倍，極大透支了中產階層積累財富的能力。因此，中產階層非但沒有成為社會的中堅層，反而成為社會的夾心層。
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看，培育壯大中產階層是向「橄欖型」社會轉型的關鍵。所以，要想在下個三十年實現向橄欖型社會的轉變，首要的一點，是加速健全和完善私有財產保護的法律制度。具體而言，創造「創基業,企業創財富,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的大格局，保護私有財產有助於創造出良好的市場投資環境和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此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進而催生新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二，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再分配機制的「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所以,筆者認為，深層次改革不僅需要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實施「調高、擴中、提低」的戰略,以擴大中產階層的比重。
還有，針對高房價扼殺中產階層的現狀，徹底改革住房制度和供給體系，盡快啟動住房市場「雙軌制」，將投資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場，而對真正出於消費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並根據不同層次的住房需求，對土地供應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時，相應的土地政策、財稅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確地劃分與定位，盡可能避免重復過去那種應急式的短期急風暴雨的政策。
最後，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升中產階層的發展潛力。在總體布局上，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構建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以打破社會階層之間的壁壘，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動的機會，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