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古代經濟特點
中國古代的經濟形式是小農經濟，其成於春秋戰國時期，是一種規模很小、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簡單落後、生產收益低的經濟形態，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生產的基本模式。它主要有六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以家庭為生活單位，農民的生產通常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男耕女織」。人們在田間勞作充其量是解決一家的食物，而穿戴沒有著落，這就有產生家庭副業和家庭手工業的必然性。所以在空閑時間里，人們就在家裡進行簡單的手工業生產，以解決一家的穿戴衣著。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黃梅戲《天仙配》中《夫妻雙雙把家還》唱段：「你耕田來我織布，你挑水來我澆園。」白居易的《朱陳村》中「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采山上薪。」這些詞句反映了安居樂業的「男耕女織」式的經濟生活情景。在經營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同時，農民還經營家庭畜牧、瓜果種植及布帛麻絲等家庭副業，以滿足生活的其他需要和繳納賦稅。
第二，以家庭為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精耕細作。只供個人使用的手工工具決定了小農經濟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生活單位的經濟形態，「五口之家，治百畝之田」。農民個人在其家屬的輔助下，獨立完成主要產品的全部生產過程，一般沒有外部協作，屬於個體勞動的性質。由於生產限於家庭勞動力的范圍，農民所耕種的土地，以全家力所能及的耕種面積為限度，經營規模小。農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為維持溫飽，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盡可能多的獲得產品，為我國農業的精耕細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生產出來的產品用來自己消費或繳納賦稅，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下農民在自己有限和貧瘠的土地上，一年勤勤懇懇生產出的產品也就是滿足自己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繳納國家的賦稅，基本沒有剩餘進行商品交換。「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 （──西漢晃錯《論貴粟疏》)是對農民的長年勞累辛苦的描寫；「又私自送往迎來， 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西漢晃錯《論貴粟疏》) 」這是農民自給自足生活的真實寫照。在遇到風調雨順的年景，農民的產品有一定的剩餘，才會去市場出售。
第四，是國家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是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是封建王朝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是國家徭役和兵役的根本保證，所以小農的穩定就是國家的穩定，小農的興盛就是國家的興盛。小農經濟的繁榮與否關繫到封建經濟的興衰和封建政權的興亡，歷代封建王朝前期明君都注意保護小農經濟，保護農業生產，以維護封建統治。如西漢初年的「修養生息」政策，自漢高祖開始，「免除若干年徭役……減輕田租，十五稅一；文、景帝時減輕田租，三十稅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結果是「海內殷富，國力充實」。唐初，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保證農民有一定土地進行農業生產，保證農民的生產時間，輕搖薄賦，勸課農桑，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
第五，封閉性和落後性。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特點使得農民足不出戶就可滿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除鹽鐵之外，一般不必外求，生活比較穩定，一輩子不和外界來往也可以生活。安土重遷，知足長樂，所以小農經濟下的農民生活封閉，與外界交流的少，缺乏進取和憂患意識，苟且偷安，缺乏競爭意識，意識思維比較狹隘，思維模式單一，具有落後性。「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白居易《朱陳村》）」正體現出了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和落後性。
第六，穩定性和脆弱性。小農經濟下農民有一定的土地和簡單的生產資料，具有生產的積極性，在比較貧瘠的自然條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產；又由於它以家庭為生產和生活單位，容易通過勤勞節儉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一個農民，只要他不是太懶惰，只要年景不是有什麼旱澇災害，只要家中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如重大疾病，就可以做到衣食無憂，所以小農經濟具有穩固性的一面。但由於經營規模小，缺乏積累和儲備的能力，經不起風吹浪打，在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封建國家沉重的租賦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以及封建地主的兼並等條件下，多數農民家庭就會陷於貧困，失去土地或破產流亡。所以，小農經濟又是很不穩定的，具有脆弱性。如西漢晃錯《論貴粟疏》中所言「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這充分說明了小農經濟抵禦天災人禍的脆弱性。
⑵ 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經濟特徵
政治經濟是在階級產生以後，剝削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剝削地位，經過激烈的階級斗爭，在各種經濟基礎上建立了不同的政權機構。這種政權機構就是凌駕與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力量——國家。凡是有國家存在的社會里，其經濟形式都帶有政治的色彩。經濟的運作受政治力量的控制，這樣的經濟形式就是政治經濟形式。 政治經濟所體現的經濟的狀態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各種經濟關系都同政治力量糾葛在一起，無不受政治力量的擺布。凡是國家機器，都有一個核心力量在控制。這個核心力量的文化素質，決定經濟的形態。而他們的文化素質又是由社會存在所決定的。這就是說，客觀存在決定人們的文化素質，而人們的文化素質又創造了文化物質的生產，並且決定著生產活動的所有方面。每一個人都必然經過這樣兩個文化階段，一方面認識自然，另一方面改造自然。認識自然產生了文化思想。文化思想又創造了文化物質。人類在這一運動過程中，不斷追求著自我解放，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著自己生存的客觀環境。從地里區位來看，是以點帶面的行政區劃分。從組織形式來看，是從上到下的官體制。就這樣追求著人類的經濟生活。結果，造成了官體統治下的不同階級的政治經濟生活。 中國王朝的社會體制按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清王朝末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都是一步步承接而來，當中由於政治經濟的壓迫和剝削的作用，使人民充分感到了生活的不自由。所以，人們要改造這種政治經濟的文化模式。於是不斷產生斗爭和起義，有改朝換代，有歷史興替。古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徵，在後人不斷的研究和探討下，逐漸被摸索清晰。傳統的觀點認為，只有經濟領域能夠創造財富，而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只是進行價值的消費，只能為經濟領域的價值創造過程構築必要的社會環境。事實上，經濟領域只是直接創造財富的社會生產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是間接創造財富的社會生產領域，屬於廣義的社會生產領域，它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創造財富，相互之間在著嚴密的內在邏輯關系。歸納起來可以總結為三句話：經濟就是關於價值資源的配置，政治就是關於價值資源配置的規則，文化就是關於價值資源配置規則的規則。經濟是以價值增值為直接目的，實現對於價值資源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有效配置。經濟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調整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生產資料、勞動力和科學技術等要素）的直接配置情況，以達到財富的價值增值的目的。經濟領域所增值的財富通常也是按照參與該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的價值量比例來進行分配的，它實際上只是實現了新增社會財富的第一次分配。中國古代王朝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社會經濟的主體。經濟通常是以經濟行為的主體（主要是集體和個人）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為客觀目標，而不是以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為客觀目標，因此經濟行為的價值效應通常具有局限性、短期性、低價值層次性等特點。它是主體實施對各個生產要素的發展狀態的控制，即「位移控制」。中國古代王朝採用鎮壓和愚民的手段來達到統治目的，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連奴隸都沒得做的時代。政治是以各個生產要素的可持續發展為直接目的，實現對於各個生產要素的配置規則。政治以權力對比為導向，通過調整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規則，以緩解社會矛盾，降低社會內耗，協調各方關系，平衡各方利益，以調動各階級、各民族、各團體的積極性，充分利用有限資源，以達到財富可持續的價值增值的目的。政治領域對於財富的間接作用所產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種政治主體對於各種生產要素配置規則的影響權數（即權力大小）來進行分配的，它實際上實現了新增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中國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遺留給我們豐厚的文化遺產。文化是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長期積累的產物，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集團的政治規則不斷發展碰撞、沖突、滲透、融合，逐漸抽象和升華出一系列新的規則，這些規則能夠使各種政治規則之間具有較高的認同性、協調性、連續性、便利性。因此文化的價值內涵通常反映了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利益要求，文化行為相對於政治行為具有最大的全局性、長期性和高價值層次性等特點。它是實施對各個生產要素的發展加速度的控制，即「加速度控制」。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內在邏輯關系 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價值特性的內在邏輯關系。由於任何政治事物（如政治活動、政治組織、政治制度、政治理論等）的價值效果最終必須通過相關的經濟活動來體現，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經濟事物，政治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由於任何文化事物的價值效果最終必須通過相關的政治活動來體現，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政治事物，文化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政治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並圍繞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2、社會控制的內在邏輯關系。經濟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狀態控制（或位移控制），政治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速度控制，文化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加速度控制，都是圍繞社會價值資源對於生產要素的配置而進行的。政治相對於經濟具有更多的長期性、全局性和高價值層次性，而文化相對於政治又具有更多的長期性、全局性和高價值層次性。3、控制效果的內在邏輯關系。政治是為了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文化又是為了確保政治的可持續發展，最終是為了更深層次意義的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每個朝代，都是效仿上一個朝代，除弊革新，以史為鑒，古代王朝就這樣承接下來，當它再不能承載社會的發展趨勢，那麼也就走向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