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時代發展經濟有什麼用

① 宋朝的經濟對周圍國家的影響 古代小農經濟的經濟戰怎麼打 具體些

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趙宋王朝是如何成就這番「終極盛世」的。個人認為這其中最應該被著重關注的，還是趙宋在經濟上的成就。從許多的歷史書中你也許都會發現，趙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工商立國」的王朝。那麼為什麼「工商立國」能夠造就我國封建社會的「終極盛世」呢？在這里有必要拿經濟學的理論做一下分析：
根據對經濟學有關「最優」的理解，一個國家的國力絕非疆域越大越強，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當，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達到邊際效用的最大化。特別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的古代，自然條件的優劣對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就導致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極大，勞動生產率更是有天淵之別。
在北宋時期，一個在城門口守城的士兵亦穿「絲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過當時歐洲一般的封建主。看過《水滸傳》的朋友也許會記得，武大郎不過是個縣城裡賣炊餅的小販，他家的居住條件怎麼樣？拿現在的標准衡量算得上是「獨棟別墅」了吧？也沒聽說他向銀行借了幾十年的貸款。武娘子潘金蓮就更瀟灑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憑武大郎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就能供養得起她？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恐怕都很難實現吧？從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勞動生產率之高簡直不可想像。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宋太祖和他和後世子孫們，他們堪稱是中國歷代帝王中的「經濟學家」：
首先，國家的疆域絕不能無限的膨脹，宋朝的歷任統治者顯然都深諳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遠非像它的前朝們那樣達到兵力可供支撐的極限。與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實際有效的國土控制以及在所屬國土上能夠產生出的實際效益。在農耕文明時代，受地理，氣候等諸多條件的影響，各地區的貧富差異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氣候條件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具備的先天優勢無疑是巨大的。
查查歷史上的宋朝版圖，疆域雖然不及前朝的漢，唐廣闊，但是土地最肥沃，氣候條件最好的地區始終處於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轄之下。這些地區資源豐富，物產豐饒，人民可以相對容易的達到「豐衣足食」，並且向政府貢獻大量的剩餘產品作為賦稅。同時，「國泰民安」的社會條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會管理成本隨之降低。換而言之，這種高回報，低成本的地區是任何人都想擁有的。
相比之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區。這些地區土地的性質和價值與宋朝核心區的土地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同。由於這些地區的氣候條件惡劣，人口稀少且流動性巨大，以當時的科技水平根本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系和戶籍管理制度，即使擁有了這些地區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軍事影響區而已。這類地區在歷史上被稱為「羈糜」，與真正的國家版圖是兩回事。我們千萬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現代的主權觀念往上套。我們看到歷史課本-
上漢，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廣袤，就一廂情願地認為當時的王朝是何等的富強，得等的輝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大家還是仔細看看這其中「羈糜」的地區佔了多少吧！這些地區不僅不能為國家創造財富，中央政府還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軍事佔領費用，結果導致拖垮了國家的財政。縱觀漢，唐的歷史，大規模擴張之後無一例外地帶來國家由盛轉衰的結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絕非劉徹，楊廣，李世民那樣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輩。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出身「職業軍人」的皇帝，卻建立了一個「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從小飽讀「三綱五常」，滿嘴「仁義道德」的劉徹，楊廣，李世民們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從純經濟的方面來考慮，戰爭的目的歸根到底是掠奪，掠奪對方的財富或者是財富的創造能力（土地，資源，人才，技術等）。契丹，女真，黨項，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對宋朝的入侵，歸根到底是源自他們對中原地區富庶的一種嚮往，並且知道憑借他們自身的發展是不可能達到這種高度的。對北方的「蠻夷」來講，由於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實在是有限（供養一匹馬所需要的土地數量在農耕地區可以生產出供養25個人的糧食），因此他們自身的生產能力根本無法滿足自身對物慾的渴望，甚至是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這樣，掠奪別人的財富就自然成了這類民族基本的謀生和壯大手段之一。
同時，在生產效率沒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數量的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是有上限的，一旦人口的規模超過上限，解決的辦法不是擴張領土就是減少人口，二者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都只能是戰爭。就如同所謂的「一山不容二虎」，為什麼？因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隻老虎生存的資源，如果來了別的老虎共同生活，這二隻老虎都得餓死。所以它們必須殺死對方，才能維持這一物種的延續。同理，這些「蠻夷」們不僅侵宋，他們之間也為了生存打得不可開交。這種相互掠奪，相互殺戮的生存方式始終貫穿於每一個游牧民族生存的始終。
作為戰爭的被動一方，宋朝政府對戰爭又抱什麼態度呢？根據理性人的假設，發動戰爭的一方一定是認定戰爭的預期收益大於它所支付的戰爭成本。對北方「蠻夷」而言，他們的戰爭成本相對很低。受自然條件和自身發展水平的限制，這些民族的財富創造能力遠遠低於它周邊的宋朝。因此，他們放棄自己生產轉而投向對宋朝的掠奪的預期收益遠遠要大於他們為此而放棄的生產活動所能為他們提供的財富滿足。換句話說，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作為一個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位與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國家給他多少銀子他會去戰場上賣命呀？我想像不出。再有，一個宋人因為投入戰爭而不得不放棄的生產活動又能創造出多少的財富？國家因此會損失多少的稅收？替他照顧老婆孩子高堂又要產生多少費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麼掠奪我想也是得不償失。
在「非合作」的假設條件下，最後的結果難逃雙方都會選擇繼續和對方對抗下去。因為其中任何一方單方面停戰所遭受的損失都是巨大的。在這場博弈當中，無論是宋朝率先進行選擇，還是遼人先選，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他們的理性選擇都因該是「戰」，所以這場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是雙方都選擇「戰」。
然而我們知道這種選擇並不是這場博弈中的「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最優」的選擇是雙方都不應該選擇「戰」，而是雙方都選擇「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雙方共同的效用最大化。我們知道這一目標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到了最後，宋遼之間的這場爭斗最終衍化成一場「合作博弈」。雙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簽訂了《澶淵之盟》，遼人從此不來騷擾宋境了，宋朝花點銀子算是買了個平安，雙方皆大歡喜。這樣終於實現以雙方合作為前提的最優選擇-「帕累托最優」，同時避免了雙方都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出發點進行選擇卻出現「雙敗」結局這悲劇性一幕的發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這么認為，他們覺得《澶淵之盟》是宋人的恥辱，非要將它說成是宋朝「孱弱」的表現。更有甚者念念不忘每年的「歲幣」，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認為它加速了宋朝的階級矛盾。我倒是認為以上的觀點純屬無稽之談。宋朝每年給遼人的「歲幣」是多少？絹20萬，銀10萬。當時宋朝政府每年的歲入是多少？過億萬貫（兩？），區區「歲幣」簡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滿清政府動輒上億兩的賠款，賠到家底搞光還大舉借外債是有天壤之別的。那麼「歲幣」攤到人頭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過一筆賬：北宋當時人口過億，平均下來每人每年的負擔大約是4個銅錢。4個銅錢是什麼概念？答曰：一個燒餅錢！試想
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個燒餅，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節省了無可計數的軍費開支不說，還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沒了「春風不度玉門關」的抱怨，更少了「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傷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可以避免，這等好事又有什麼不對呢?一年少了一個燒餅錢對一個人的財務狀況又有多大影響呢？
況且，我們真丟掉那「絹20萬，銀10萬」了么？別忘了自《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邊境開始設立「榷場」，互通有無了。宋朝憑借其強大的生產能力，將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及手工藝品等），統統輸往遼國。每年通過這種途徑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從生產和流通領域徵收的稅賦又有多少？能頂得上多少個「歲幣」了？這筆帳有沒有人算？現代的國際貿易中，對那些「入超」過多的國家國際上還給「貿易補償」呢？將「歲幣」看成是宋人給遼國的「貿易補償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軍事上真的打不過遼人，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卻做到了這一點。宋人通過貿易的手段，利用順差的方式，將遼人創造的財富慢慢地歸結到自己的手中。這種做法可比簡單粗暴，「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的直接掠奪聰明多了吧？一方面，遼人拿到了「歲幣」，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同時促進了契丹民族的進化，增加了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過交換也實現了財富的增長。比起雙方拚個你死我活的「雙敗」結局，宋人的做法使「雙敗」變成了「雙贏」，又何樂而不為呢？別忘了，在這種條件下，雖然雙方的財富都在增長，可是宋人的財富卻永遠比遼人增長的快！換句話說，遼人創造的一部分財富通過貿易順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這也算得上是宋人對遼人的「剝削」吧！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在悄無聲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實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嘆宋朝皇帝們的戰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除去機會成本，再來看看戰爭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幾乎不需要物資儲備的，其實我都懷疑這些國家有沒有所謂的「物資儲備」。我們從來看到的都是這些蠻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燒殺搶掠，自己從不貯備補給。這也許就是他們被稱作「野蠻人」的原因，因為他們「不服王化」，根本沒有任何人道可言，壞事做盡也沒有絲毫的負罪感。相反宋軍可就沒這么「走運」了。兵家有言「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儲備是什麼時候都必不可少的頭等大事。看看《水滸傳》里林教頭發配去的「草料場」規模有多大，就不難想像宋朝政府為軍隊的後勤補給花了多少銀子。再看看人家「岳家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也算是整個宋軍的一個縮影。更有不幸的將士還會因為「擾民」或是「虐囚」的行為而受罰甚至掉了腦袋。有誰聽說過那些「蠻夷」有所謂「秋毫無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軍的軍紀衡量，那些蠻兵早應該被他們自己的長官統統正法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軍在進行戰爭的時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對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對北方少數民族而言，戰爭成本卻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勝利「果實」的誘惑卻是巨大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宋人主和，蠻人主戰的根本原因。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是亞當-斯密筆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們靠自己的生產活動來實現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蠻人也是，所以他們靠對外掠奪來實現相同的目的，也算是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了吧。
在此我們不妨將宋遼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場博弈，面對和與戰的選擇，其實宋遼雙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兩難之中。對遼而言，雖然國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戰爭成本也相對很小，同時「風險收益」卻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進行「試錯」，以實現險中取勝。對宋而言，雖然國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棄紙醉金迷般的生活，長期駐守苦寒之地隨時冒著生命危險地工作也不現實。所以我們不妨假設這是一場雙方進行的「非合作」博弈，那麼如何選擇才能夠達到這場博弈的「納什均衡」呢？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夠接受宋朝的做法，歸根到底還是他們心靈深處「大漢族主義」的情結在作怪。這些人並沒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國家當作與我們對等的國家加以尊重，滿腦子「蠻夷」的概念，只想著除之以後快。這種思維模式和那些滿清遺老遺少們「天朝尚國」的思想如出一撤。他們並沒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實的難處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願望。與其將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起來進行一場勝負未可知的戰略冒險，不如用較小的代價去換取長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那我們依舊是在「用己之短，攻敵之長」，這是不明智的選擇，也是對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不負責任的做法。和遼人相比，我們應該有能力發現除武力之外解決雙方矛盾的更好方法。從維護當時的國際秩序和國家的發展穩定出發，《澶淵之盟》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和其他矛盾沖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它能夠被雙方始終如一地執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證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應該給與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淵之盟》成功的解決了「外患」之苦以後，宋朝政府又是如何來實現生產力的巨大飛躍呢？在此我們特別要論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經濟時所採取的種種特殊政策。
北宋進入中期之後，因為和平的環境和生產的恢復，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甚至超過了一億大關。人地比例之間的矛盾之劇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對過的。讓我們先來看看人口增加之後會導致哪些問題：人口的增加，導致土地供給的相對短缺和勞動力供給的相對過剩，由此會引發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勞動力價格的下跌。
讓我們先來看看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果：土地價格上漲，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經營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穩定，維持投資土地的利潤率，就必須想方設法地採用更加先進的技術，以實現增加產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們需要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因為地價上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單單從這方面來看，這種做法無疑大大促進了農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和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我們都知道，社會的進步歸根到底是技術的進步，來源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為具備了科技進步的「原動力」，才真正實現了社會總產品的跨越式增長。
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結果是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們知道，對於農業文明時代的封建王朝來說，農業永遠是立國之本。中國歷朝歷代都是最為強調「民以食為天」的，「士農工商」的傳統根深蒂固。但是為什麼單單宋朝實現了「工商立國」呢？我們發現當時的宋朝同樣具備了產業升級的
「原動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經營土地的收益率下降。這樣的客觀環境恰恰促進了資本和其他資源由經營土地為主的農業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的其他產業的轉移。相對於從事土地經營的農業，手工製造業，服務業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土地價格的上升對這些行業的沖擊也就相對較小，對其成本結構的影響也不大。因此，許多從前從事土地經營的投資者會將他們的資金轉投到投資回報相對較多的製造業，服務業之中。大量資金和其他資源（例如人力資源）的注入無疑會促進這些產業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對於以傳承經驗為主要演進方式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的生存更加註重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隨著投入這些產業的資金及其他資源的增加，產業內部的競爭也就會隨之加劇。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投資者出於生存和維持經營的考慮，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因為這些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源自於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為數眾多的發明創造（包括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中的四之有三）和無數以傳授實踐經驗為目的的各類著作都源自於宋代。陳寅恪，李約瑟對宋王朝的褒揚也就不難被解釋了。
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宋朝的勞動力價值也就相應地得到了充實。換句話說，每個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國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過技術的進步，老百姓有錢了，他們的消費也自然會隨之增加。大眾的需求也從最開始的吃穿不愁，越來越向「縱深」發展。我們從《清明上河圖》的直觀感受和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的側面描繪中可以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東京汴梁的茶樓酒肆，梨園青樓如雨後春筍；民間對絲綢，茶葉，書籍，紙張等相對奢侈的產品的消費更是潛力旺盛。更有甚者，大眾對休閑文化娛樂方面的關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宋朝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青樓里紅粉們的鶯歌曼舞，酒肆中騷客們的文采風流，哪樣不體現出人們對精神消費的追求？這在衣食無著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朝的國民富裕程度。
按照經濟學「需求拉動」的原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動的結果。正是因為國民的相對富裕導致了持續的旺盛需求，這種需求又導致了資金和勞動力向手工業和服務業傾斜；反過來，投資手工業和服務業取得的高額回報又再一次地將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國民經濟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此外，當科技的進步帶動生產力水平提高，使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達到一個嶄新的層次之後，改造舊有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的生產關系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為此，無數「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先哲們開始了對改造舊有生產關系的思考。小到單個生產作坊的管理，產品的營銷（微觀經濟學？）；大到政府機構的改革，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宏觀經濟學？），宋朝的知識分子們所做的研究是廣泛和深入的。這些研究拿現代意義的學科分類來衡量，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學范疇，更包含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造就了宋朝的經濟繁榮，更實現了宋朝文化教育事業的昌明。作為一個實現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地位之高，學術環境之寬松，也是中國歷史上所僅見的。這也從一個方面保證了科技的持續創新能力和政府機構的執政及應變能力能夠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過，人地比例的變化還會造成另一個後果，那就是勞動力價格的下跌。在勞動力的供給增加，而土地的供給又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選擇土地的租種者的時候往往會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價的上漲導致他們經營土地的機會成本增加，風險加大；另一方面是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選擇空間加大。二者疊加的結果是土地的經營者只會將土地租給信譽良好，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戶去經營，以降低自己的風險，保證自己的收益。對於土地的租種者而言，則必須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術和經營能力，以防止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內在「原動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這種機制下的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過剩，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劇還會導致社會失業的增加。這就必然導致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要向其他產業進行分流。在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原本從事土地經營的資本從農業中抽離出來，在市場上「尋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也從農業勞動中被釋放出來，被推向了市場。這一切都為二者在其他產業里的重新結合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工商業的大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知道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的支持和勞動力的補充，宋朝當時的社會條件恰恰實現了二者在工商業領域的有機結合，產業的繁榮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與農業經濟中農民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產方式不同；在工商業領域，特別是手工製造業，更多的採用僱傭勞動的方式進行運作。歷史課本中將明朝中後期江南一些地區站在橋頭「待價而沽」的織戶當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個人認為不是十分的合適。我們很難想像在宋朝如此龐大的工商業領域里不存在以僱傭勞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宋朝數量眾多，規模龐大，涉及採掘業，出版業，制瓷業等諸多行業的手工工場都是靠一家一戶的傳統經營方式來維系的。以制瓷業為例，北宋為數眾多的「官窯」和「民窯」都是管理復雜，分工細致，產量巨大，集專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為一體，具備現代「企業」雛形的產銷一條龍的龐大生產合作組織。對個人或單個家庭而言，達到如此的規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再來看看流通領域，宋朝在流通領域中的商品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價值上都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單就反映流通領域商品價值量的貨幣總供給來看，北宋中期以後平均每年的鑄幣量就要超過唐朝幾十年鑄幣量的總和。可以想像當時以交換為目的，輸入到流通領域的商品數量是何等的驚人。傳統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生產出能夠滿足流通領域如此巨大需求的產品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工商業如此繁榮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宋代就應當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從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械化大生產堪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跨越」。值得我們自豪的是，這種跨越應該首先發生在公元十一世紀，世界的東方！而不是像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來自於地球的另一半，亞平寧半島上那個叫做「佛羅倫薩」的地方。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歷任統治者「專修內政」的政策指引下，宋朝政府不僅成功地為國家的經濟建設贏得了長久的和平環境，而且一如既往地關注實際有效控制區域的治理。在經歷了長期的和平發展和休養生息之後，當人地比例發生變化時，又懂得利用經濟規律，採用資本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分流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人地比例矛盾這一始終困擾歷代封建王朝發展的尖銳問題，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知識分子的寬松政策實現了科技與管理水平的飛躍，這種飛躍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在旺盛持續的社會需求的拉動下，最終實現了工商業的空前繁榮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百年盛世。種種這些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做法即使是在當今社會也應該被看成是非常有創造力和建設性的創舉。

② 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是什麼

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如下：

1、中國經濟發展韌性好，調整適應能力強

經濟發展韌性好，是指經濟發展的調整適應能力強，並有較強的抵禦風險能力，遇到困難和風險時能夠及時採取有效措施，推動經濟較快地恢復正常狀態。

2、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足，有平穩增長的廣闊空間

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足，是因為支撐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所需的各項條件是充分有力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還有廣闊的提升空間。

一是市場資源空間廣闊。經過了新中國70年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洗禮，我國形成了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龐大市場空間：近14億人口、9億勞動力、8億網民、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技能的人才資源、1億多個市場主體，這些動輒數以億計的市場資源和空間，就是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重要競爭優勢。

二是內需潛力持續旺盛。消費方面，按世界銀行劃分標准，我國有4億多人處於中等收入階段，隨著消費環境的改善和優質供給的跟進，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特別是居民消費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三是新的活力更加充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推進，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業創新活力。

3、中國經濟發展迴旋餘地大，具有戰略縱深

中國經濟迴旋餘地大，主要表現是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明顯，經濟發展的進退空間巨大。

一是發展空間大，我國幅員遼闊，國土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地區發展梯度明顯。隨著一系列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深入推進，將不斷拓展發展空間，進一步釋放發展潛力，加快培育新的區域增長極。

二是產業門類齊全，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工業領域的持續努力，為改革開放後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攻堅克難，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工業大國、製造業大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且產業鏈條非常完備。

三是宏觀調控餘地大，市場經濟需要適時適度逆周期調節和相機抉擇，我國政府宏觀調控「工具箱」里尚有較多政策儲備，可供選擇的工具較多。既能夠打「組合拳」，也可定向施策。

(2)文明時代發展經濟有什麼用擴展閱讀：

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為了順應時代潮流和適應經濟發展面臨的新環境，中國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創造性地規劃了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增長方式。

新的發展理念為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塑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提供了新的思路。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內外環境與因素的新變化，新形勢下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還需重點把握以下五個方面。

一、准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

經過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從大的歷史階段看，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從當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看，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的發展階段。相比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正從注重規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長向注重質量和效率的集約型增長轉型，經濟結構正從以增量擴能為主轉向化解過剩存量、提質增量並重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依託能源資源和勞動的傳統增長點向以創新為支撐的新的增長點轉變；

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防範力度不斷加大，在出口、技術轉讓、規則等方面對中國嚴加限制。因此，要准確分析判斷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提前布局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盡早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二、培育技術競爭新優勢

在傳統技術領域，先進技術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新興技術領域，發達國家同樣擁有技術開發與創新的優勢。要為經濟崛起提供持續的技術支持，必須打破這種技術分配格局，跨越「技術鴻溝」，並在部分領域占據優勢地位。

為此，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加快技術的研發與運用進程：

一是加大對基礎性研究的支持，鼓勵普遍性的技術改進，為全社會的科技創新夯實牢固基礎；

二是為科研項目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在進一步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科技創新活動；

三是高度重視高精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健全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和保護機制，激發科技人才的持久創新動力；

四是推動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發合作，推進產學研一體化發展，促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五是推動在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領域的技術開發，力爭取得突破性進展，創造相對於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此外，還要創造機遇和條件繼續加強同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的高新技術合作。

三、系統推進深化結構改革

在結構性因素持續壓制需求的情況下，僅靠短期政策刺激不僅難以持續維持較高經濟增速，而且還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深化結構改革。

在人口結構上，不斷提高高素質人口的比例，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這包括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高精尖人才的培養，促進更多人口更高質量的就業；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在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和加強社會保障之間尋找更好的平衡；持續增加研發投入，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下促進知識擴散和技術轉移，將創新作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動力。

在需求結構上，一方面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另一方面逐步實現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在產業結構上，一方面逐步實現更多依靠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帶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

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

為了破除不合時宜的舊體制機制的束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來說，它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反對壟斷，促進競爭。逐步打破部門分工的傳統格局，反對行業壟斷，促進各行業的自由競爭。

二是放鬆管制。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放鬆管制，不斷完善現有宏觀經濟治理規則的設計，促進全社會要素的自由流動。

三是擴大開放。在加強宏觀審慎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推動開放不斷向廣度拓展和深度延伸。

五、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為了給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必須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在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理念上，中國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基本理念，彰顯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同。

在行動上，中國需要重點做好以下三點：

一是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託，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根據需要促進產能「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流動；

二是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推動建立反映新興經濟體發展利益的國際規則；

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應對發達經濟體追求自身利益優先的政策調整，引領經濟全球化朝著符合時代潮流的方向繼續前行。

③ 文明時代二怎麼玩 如何玩文明時代二

1、科技水平越高，經濟增長就越大。如果想發展經濟，可以爛哪吵先投資對你重要的省份，比如上海、北京等飢侍一些發達城市，等他們的經濟和人口差不多的時候就停下來。

2、建議前期先發展人口，因為前期科技經濟發展緩慢。然而，也有例外，比如玩的明朝只有0.30科技，很多老玩家都知道，科技水平越低，研究越快。

3、一開始就發展人口，人口緩拿既可以給提供軍事資源，還能關繫到經濟，當某個地區的經濟大於人口時，額外的經濟部分實際上給帶來的經濟增長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