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稅收主要影響經濟的哪些方面其經濟效應如何
第一節 稅收經濟效應的作用機制
所謂稅收的經濟效應，是指納稅人因國家課稅而在其經濟選擇或經濟行為方面做出的反應，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是指國家課稅對消費者的選擇以及生產者的決策的影響，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稅收的調節作用。
稅收的經濟效應表現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兩個方面，各個稅種對經濟的影響都可以分解成這兩種效應。
● 稅收的收入效應
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稅收將納稅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政府手中，使納稅人的收入下降，從而降低商品購買量和消費水平。（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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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的收入效應
● 稅收的替代效應
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稅收對納稅人在商品購買方面的影響，表現為當政府對不同的商品實行征稅或不征稅、重稅或輕稅的區別對待時，會影響商品的相對價格，使納稅人減少征稅或重稅商品的購買量，而增加無稅或輕稅商品的購買量，即以無稅或輕稅商品替代征稅或重稅商品。（如圖）
第二節 稅收的經濟影響
● 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
——稅收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
在市場經濟中，勞動者面臨勞動取得收入和閑暇之間的選擇。
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是通過稅收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來表現的。
● 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
——稅收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
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征稅後減少了個人可支配收入，促使其為維持既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而減少或放棄閑暇，增加工作時間。
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由於征稅使勞動和閑暇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勞動收入下降，閑暇的相對價格降低，促使人們選擇閑暇以替代工作。它表明的是純粹的價格變化效應。
稅收的綜合效應取決於兩種效應的對比：如果收入效應大於替代效應，征稅對勞動供給主要是激勵作用；如果收入效應小於替代效應，征稅對勞動的供給就會形成超額負擔，人們可能會選擇閑暇替代勞動。
● 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我國的實際情況
對我國而言，稅收幾乎不影響勞動的供給，而且個人所得稅在短期內也不會成為主體稅種，因此我國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需要解決的不是如何增加勞動供給，而是如何消化勞動力過剩的問題。
● 稅收對居民儲蓄的影響
——稅收對居民儲蓄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
影響居民儲蓄行為的兩個主要因素是個人收入總水平和儲蓄利率水平。
個人收入水平越高，儲蓄的邊際傾向越大，儲蓄率越高；儲蓄利率水平越高，對人們儲蓄的吸引力越大，個人儲蓄意願越強。
稅收對居民儲蓄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個人所得稅、利息稅和間接稅影響居民的儲蓄傾向及全社會的儲蓄率。
收入效應
在對儲蓄的利息所得不征稅的情況下，徵收個人所得稅對居民儲蓄只有收入效應，即徵收個人所得稅會減少納稅人的可支配收入，迫使納稅人降低當前的消費和儲蓄水平。
替代效應
對儲蓄利息（收益）征利息稅，會減少儲蓄人的收益，從而降低儲蓄報酬率，影響個人的儲蓄和消費傾向。具體來說，居民會增加當前消費，減少儲蓄。於是產生了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此時的收入效應表現為對利息征稅降低了個人的實際收入，替代效應表現為消費代替了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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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收對居民儲蓄的影響——我國的實際情況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稅收對儲蓄的影響並不明顯，這說明人們對儲蓄的態度還取決於稅收以外的諸多因素，如對教育、醫療的儲蓄等，還有投資渠道缺乏。
● 稅收對投資的影響——稅收影響投資的原理
投資決策是由投資的凈收益和投資的成本決定的。稅收對投資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徵收企業所得稅、稅前抵扣和稅收優惠等措施影響納稅人的投資收益和投資成本。
● 稅收對投資的影響——稅收對投資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
課征公司所得稅會降低納稅人的投資收益率，如果因此而降低了投資對納稅人的吸引力，導致投資者減少投資而以消費替代投資，就是發生了稅收對投資的替代效應。
如果征稅和提高稅率減少了投資者的稅後凈收益，而投資者為了維持過去的收益水平趨向於增加投資，這就是稅收的收入效應。
● 稅收對投資的影響——稅收對投資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
稅收對投資的替代效應
稅收對投資的收入效應
● 稅收對投資的影響——稅收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都給予內資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優惠措施。
但外國投資者是否會真正得到稅收優惠的好處或能夠得到多少，還取決於投資者的居住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國際稅收關系。
投資者的居住國對納稅人在東道國的已稅收入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即免稅法、扣除法和抵免法。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有可能轉移到投資者的居住國。
● 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影響
1.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最有力工具。
2.稅收支出也是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
3.社會保險稅是實現收入再分配的良好手段。
4.所得稅指數化是減輕通貨膨脹的收入分配扭曲效應的一種方法。
第三節 稅收與經濟發展
● 稅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觀點
18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亞當·斯密認為，一切稅收都是減少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影響資本積累，或直接減少投資資本，是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因素。
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阿道夫·瓦格納認為，從社會政策的意義上來看，賦稅不僅是滿足財政的需要，同時，也是出於糾正和調整國民所得的分配和國民財產的分配的目的。
1929-1933年大危機之後，凱恩斯學派主張政府幹預，實施管理政策，而且以財政政策為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