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怎樣才能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1997年末，由於國內一些因素的變化，再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催化，中國出現了市場疲軟，經濟活動放慢的病象。從1998年初開始更進入了通貨緊縮，即物價總水平持續下降的狀態。需求不足和產品滯銷與企業利潤減少和緊縮開支之間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從1998年起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反衰退的經濟措施。到2000年初，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得到遏制，經濟生活中出現了積極的變化，2000年實現了8％的GDP增長。
目前，雖然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對經濟好轉的性質和深度還有某些分歧，但是絕大多數人對於經濟走勢出現了重大轉機這一點已經沒有太大的分歧。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分析這一轉機的前因後果，以便決定今後應當採取的基本方針和主要措施。而在推動經濟轉機的原因的問題上，經濟學界存在著很不相同的認識，從而對今後的政策著力點有不同的想法。
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促成經濟根本性變化的基本原因，是政府在過去三年中採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這三年中，發行了3600億元的國債，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再配合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刺激消費的政策，增加了需求，拉動了增長率回升，今後仍然主要要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持續穩定的增長。
第二種觀點並不否認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扼制經濟下滑中的作用，但是認為僅僅靠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的需求政策並不足以造成經濟發展態勢的根本轉變。中國經濟在2000年出現重大轉機的原因，從政策層面說，不能僅僅歸因為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體的擴張性的需求政策，而應歸因為需求方面和供給方面雙管齊下的「兩手政策」。2000年的重大轉機，是「兩手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結果。我個人是持第二種觀點的。我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第一，僅靠每年區區一千幾百億元的財政投資並不足以拉動總額每年高達3萬億元左右的投資需求。第二，財政政策除了有它的正面作用，還有它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一是擠出效應。政府財政投資的實質，是借用民間的資金來投資，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資的財源，會相應減少民間可以用於投資的資金；二是大部分的競爭性部門政府投資的效率不如民間投資，政府投資規模太大，持續的時間太久，會造成全社會投資效率的下降；第三點更重要，這就是長期使用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會抑制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這是因為，債務是需要歸還的；財政投資的主要范圍是公共基礎設施，其贏利水平比較低，回收期又很長，這就要用稅收收入來償還；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稅收增加勢必影響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從短期來看，財政投資的積極的效應大於消極的效應，但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拖得太久，它的消極效應就會變大，甚至超過了積極效應。
正是由於這種認識，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放慢的情況下，提出了除採取擴張性的財政等需求方面政策外，還應當採取發揮企業活力的供給方面政策的主張。
這里需要對「需求方面的政策」和「供給方面的政策」這兩個概念做一點說明。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英美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遇到經濟不振時，通常都採用凱恩斯主義者所倡導的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直接擴大需求入手拉動經濟回升。在需求方面的政策之外運用供給方面的政策刺激，是70年代一批號稱「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supply－side－economists）提出的。當時，這些國家在戰後一直採用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出現了失靈，並且導致停滯與膨脹兩症並發的「滯脹」（stagnat flation）。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好壞並不是像凱恩斯主義所認為的那樣，主要取決於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決於「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也不應該是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給方面」傾斜，使企業提高競爭活力和增大投資積極性。1980年和1981年，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相繼執政。他們都採取了供給學派的政策。撒切爾夫人主要是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同時降低社會福利水平。里根總統則採取了降低稅負、解除管制、強化競爭、大力扶持小企業等一系列刺激供給方面積極性的政策，來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和發揮企業的活力。事實說明，這一套政策在恢復英美企業的競爭力上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例如，美國解除對民航和長途電話的管制以後，資費持續降低，服務大為改善。許多經濟學家，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認為，這正是90年代美國高新技術產業飛速發展和經濟保持長期繁榮的微觀基礎。
不過「供給方面的政策」對於大多數中國官員甚至經濟學家都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概念，因此採用這種政策的主張並沒有在經濟學界取得共識，更不用說成為黨和政府的正式方針了。
幸運的是，中國改革自身邏輯要求把改革不斷推向前進。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成為我國改革邁向新階段的里程碑，此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煥發了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的活力：
（1）十五大否定了從蘇聯學來的並且長期被奉為經典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國家所有制」的教條，把多種實現形式的公有制為經濟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並且把非公有制經濟提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這些寫入我國憲法的規定為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奠定了憲法基礎。
（2）為了給國有企業每年數百萬下崗職工創造崗位，從1998年中期開始政府陸續採取措施來解除對民營企業的束縛，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和刺激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比如為緩解小企業融資困難，商業銀行加強了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建立為小企業貸款擔保基金或者公司等。
（3）十五大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反復強調了「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的必要性。這樣，數以十萬計的國有中小企業和縣鄉鎮政府所屬的鄉鎮企業擺脫了上級行政主管機關的束縛，改制為真正的企業。
（4）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加快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在這以後，採用了行業改組與企業公司化改制相結合的方法，對石油、通訊、鐵路、電力等大型國有企業集中的行業進行重組，大致做了三件事：實現政企職能分離和建立新的政府監管框架；打破行業壟斷，促進企業間的競爭；通過重組過的公司在國內外證券市場首發募集和上市交易，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把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不過由於國有企業有幾十年計劃經濟的歷史慣性，而且大企業一般存在「船大難掉頭」的問題，公司治理的某些重要問題就難於馬上得到解決，所以對大多數從國有企業改制的大公司提高效率、增加盈利的效果還不能估計過高。
江浙的啟示
另一方面，上述發揮企業和企業家活力的措施在民營中小企業中見效卻比較快。在上述措施得到比較好的落實的地方，很快出現了一些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大體形成、GDP的年增長率超過兩位數、社會投資迅速回升、國際貿易空前活躍、就業情況良好的大片地區，例如，浙江、江蘇、廣東這三個國民生產總值約佔全國27％、民營經濟佔有較大比重的省份，2000年就出現了強勁的增長勢頭，成為全國經濟向好發展的龍頭。
其中浙江省的溫州和台州兩個專區早在90年代初期私人業主的積極性就已經得到了發揚，因而那裡企業家的精明的商業計算和艱苦創業的精神早就在全國聞名。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它們的做法在全省范圍內得到推廣。1997年以後，浙江經濟一直沒有出現過衰退，2000年以後經濟更加繁榮。
江蘇的經濟發展則經歷了一些曲折。它的鄉鎮企業（「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在八十年代曾經顯示了很大的優越性。過去每一次出現經濟衰退，江蘇總是走在前面，帶動了全國經濟的復甦，可是由於蘇南這種由基層政府直接經營企業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發展了的形勢，在最近的一次經濟波動中，它不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最突出的是1998年。當時為了抵消出口需求減少帶來負面影響，要求爭取當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5％－20％。可是執行的結果，國有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在財政投資的支持下增長近20％，全社會的投資增長卻被集體經濟3．5％的負增長拉了下來，甚至沒有達到增長15％的最低要±t。不過好在壞事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以轉變為好事。在1998年、1999年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的情況下，蘇南的縣市領導和一般幹部只好放下架子，不恥下問，向搞的好的地方學習。於是幹部群眾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地到溫州、台州去考察。通過學習交流，他們從善如流，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鄉鎮企業的改制。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這些企業的活力得到了釋放，2000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江蘇從來在吸收境外投資方面走在前頭，近年來在中新（加坡）合資的蘇州工業園區全套引進新加坡的「管理軟體」的帶動下，蘇州、無錫等地開發區的投資環境大為改善，所以境外客商蜂擁而至，進駐非常踴躍。甚至一部分南方的外資企業也聞訊遷移過來。所以這個地區的發展正是方興未艾。
可以說，發揮企業活力、啟動民間投資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投資增長的中心環節。解決好了這個問題，其他許多長期困擾不少地方領導的問題如城市失業、農村偏枯、居民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等問題都可能迎刃而解。
今年上半年浙江等省經濟發展繼續保持良好態勢。其中像浙江這樣的先進地區具有極大活力的企業經營活動更表現出向縱深發展的動向，具體表現在：（1）發揚企業家精神，把生意做向世界，力求做強做大，創造自己的名牌。（2）把企業家的創業精神與高素質的科技力量結合起來，在高新技術產業中顯身手。（3）投資興辦運用新技術的私人農場，從事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生產，促進農業的產業化。據統計，全省這類投資已超過100億元。（4）通過企業家投資辦工業、辦商業的辦法參與西部大開發，創造了一些很有推廣價值的好經驗。
以上情況說明，在十五大方針落實得比較好的地區，目前經濟發展態勢良好，近期發展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已經有了完全的保證而不存在任何問題了。首先，各地區貫徹執行發揮企業活力的方針的情況差別很大。從全國情況看，我們還面對著多方面的巨大挑戰。首先，20世紀留下了尚未解決的六大難題：一是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國有企業有大量下崗職工需要分流；二是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中小企業發展不足，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沒有形成；三是農村巨量剩餘勞動力有待轉移，農民貧困狀況未有根本改變；四是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西部廣大地區有待開發；五是行政機關對企業微觀干預仍廣泛存在；六是離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有較大距離。其次，21世紀又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一個是全球化的沖擊，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機遇更是挑戰，不面對是不行的；一個是網路經濟的沖擊，網路改變的不僅僅是人們交往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更是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革命，這個沖擊也不可低估。此外，對外經濟關系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例如美國和世界經濟放慢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會在今後幾個月中逐步顯現出來。
六點政策建議
在面臨多方挑戰的情況下，能否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取決於是否採取了正確的方針和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啟動民間投資。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需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做好工作：
（1）繼續執行「兩手政策」，重在增強「第二手」的力度，發揮供給方面的活力；在供給方面活力確實有了提高的前提下，相機減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長期實行擴張性需求政策的負效應不致過分積累。
（2）加快民營企業的發展。對內實行國民待遇；取消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規定，啟動民間投資；切實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扶持高新技術新創企業的發展。
（3）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後進地區落實放開搞活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方針；在後進部門加快國有經濟的改組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高大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4）加快金融改革的進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化改造進程；在股份制銀行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縣域金融體系；在規范的基礎上發展資本市場。
（5）改善政府監管。必須盡可能減少行政性審批和政府對企業的微觀干預；精簡黨政機構，建設廉潔有效的政府；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新的監管框架。
（6）確立法治。按照十五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在全體黨政幹部中進行法治教育；確保公民的私有財產等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體系；確保黨政機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和依法行政；完善司法體系，實現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
Ⅱ 運用政府職能的有關知識,結合實際談談我國應如何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轉變政府職能 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製度保障
來源：求是 魏禮群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和長期的戰略意義。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僅要靠思想教育和輿論引導，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來推動。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則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負有重大責任
我國在制定「九五」規劃時就明確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七大又進一步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斷有所進展，但從總體上看，問題仍比較突出。集中表現為：一是發展結構不合理，主要是產業層次低，城鄉、地區發展不協調，社會事業發展滯後，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二是經營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既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關，也同我國經濟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更同政府職能轉變滯後有關。政府的職能和行為決定著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經濟活動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改革創新組織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決定了政府對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廣泛的、重要的影響和作用。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經濟發展方式既受特定發展階段以及資源稟賦條件等客觀因素決定，也受發展觀與發展戰略導向、管理體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可以是自發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覺推動的戰略性轉變過程。對於不同的國家來說，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採取合適的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形式。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多屬於市場推動的過程，但政府也實施了一定的干預，通過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完善各種法律和制度，規范市場進入標准和市場主體行為，保證市場競爭的有序進行；政府大力投資於科技、教育、衛生和其他公共領域以改善勞動者的素質，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等經濟手段調節社會分配。對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和經驗，我們還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鑒其有益之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決策高效、組織有力、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我們要發揮這個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在逐漸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部分任務將逐步由市場自行解決。當前，我國市場經濟仍處在發育和完善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協調內需與外需關系、投資與消費關系、城鄉關系、區域關系，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還需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從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需要自覺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比較優勢的功效，來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完善有利於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我國經濟發展一度陷入嚴重困難，實際上是經濟發展方式受到了沖擊。當前，經濟發展中許多粗放經營、結構失衡等深層的矛盾和問題都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密切相關，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和制度。經濟社會生活中潛在的風險也要求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因此，只有進一步轉變和正確履行政府職能，才能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著力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和環境
從根本上來說，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職責體系，正確行使政府職能。具體來說，就是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當前，應著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從制度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和制度，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管理水平，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營造良好的環境。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情況下，尤其要加強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包括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和信息服務的導向作用，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和標准規范，糾正片面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結構、質量和效益的現象，淘汰落後產能和防止產能過剩，促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鼓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城鄉、地區協調發展。要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科學性、針對性，健全宏觀調控制度。宏觀管理還要體現出中央的決策權威，確保中央政令暢通和宏觀調控決策有效。同時，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利於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更具有基礎意義，要完善市場體制和競爭機制。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是優化結構、節約資源、提高效益的基礎，必須使企業充分行使生產經營自主權。目前的問題是：政府及有關部門仍然管了不少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審核事項還過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業招商引資，決定建設項目，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計生產成本，不講經濟效益。因此，必須切實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讓企業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促進和保護公平競爭，發揮好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力的推動作用。這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所在。
第二，加快財政稅收和價格體制改革，著力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財稅制度和價格機制。財政、稅收、價格手段是促進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經濟手段。要實行有利於發展方式轉變、科技進步和資源能源節約的財稅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和環保收費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公共財政體制，重點是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使財政資金更多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支持社會建設和改善民生，更多地向節能減排、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傾斜，並建立長效機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優化經濟結構的政策體系，鼓勵依靠自主創新促進發展。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靠科技進步和智力開發支撐推動。特別是要推進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和生產結構調整，逐步實現從低成本擴張模式轉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擴張模式，從高消耗、高污染增長模式轉向低碳化、綠色化清潔生產、可持續增長模式。調整產業政策，大力推動工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淘汰污染嚴重的產業，發展現代農業和第三產業，尤其是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選准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戰略調整。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體系，有序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為城鎮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互相促進、協調發展創造條件。這不僅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選擇。有序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是擴大內需的持久動力，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載體。為此，要建立和完善統籌城鄉的土地利用和建設規劃制度、產業布局和產業協調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和公共服務制度、人力資源開發和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管理制度、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制度等，為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創造條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當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因此，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加大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力度，是當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既需要通過發展經濟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又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合理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總的方向和原則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應更加註重公平。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企業「利潤侵蝕工資現象」，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維護勞動者權益。深化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要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重點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失業、醫療、養老等問題。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倡導健康的財富理念，積極推動社會慈善事業發展。要通過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整頓分配秩序，努力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第五，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建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激勵約束制度。推動科學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政績評價導向具有關鍵意義。政績考核評價既要看經濟增長的速度，更要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還要注重社會進步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要堅決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擴張的考核評價制度，切實把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強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和公共服務建設，作為重要標准納入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中，並實行政府績效評價和行政問責制。這樣，才能引導各級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形成有利於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形成有利於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機制。
三、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職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有更大作為，必須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
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重視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又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兩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是在實際工作中要把兩者結合好，還需要結合具體發展階段和發展領域有所側重。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如何淘汰落後過剩產能和促進產品升級換代。為此，政府既要重視運用經濟手段引導資源配置，又要輔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種制約和影響資源優化配置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體制機制，健全統一、公平、公開競爭和優勝劣汰的機制，從而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政府科學管理和市場公平競爭的制度保障。
要處理好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關系。近年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造成的外需嚴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資以擴大國內需求，這是完全必要的，實踐效果也是好的。在經濟企穩向好之後，政府投資力度可以作適當調整，要更多地考慮促進民間投資，以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活力。最近，國務院制定了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門應認真貫徹落實。要進一步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准入難的問題。要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通過聯合重組等方式壯大實力。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
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正確發揮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個積極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和事務，健全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各級政府要按照加快職能轉變的要求，結合實際，突出管理和服務重點。中央政府要加強經濟社會事務的宏觀調控、引導和管理，進一步減少和下放具體管理事項，把更多的精力轉到制定戰略規劃、政策法規和標准體繫上，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地方政府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強化執行和執法監管職責，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社會事業協調發展。要加快省直管縣體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層級改革的路徑。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財政調控能力與擴大地方財力結合起來。加快投資體制改革，適當簡化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決涉及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強化投資活動監管。要完善引導全社會投資活動的體制與機制，推進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方式的創新。
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既是拉動消費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要更加註重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堅持把公共資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領域傾斜，擴大公共服務，加快社會事業發展，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切實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當前，特別要圍繞促進就業考慮經濟和社會發展，確定政府投資和引導社會投資方向。同時，要下更大決心集中財力建立與我國現階段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制度。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
（責任編輯：孫丹）
http://www.ce.cn/macro/more/201006/23/t20100623_21541316.shtml（供參考）
Ⅲ 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下發展縣域經濟
堅持科學研判形勢，理性面對困難。針對縣域經濟實際特點，切實研究經濟下拿枯行對我縣的深度影響。堅持查找問題要「把准脈」，解決問題要「對症下葯」。准確掌握當前形勢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科學估算財政收支能力，針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前做好預防工作。
堅持加強政企交流，增強企業信心。在主導縣域經濟實際情況，我縣始終堅持「信心」就是生產力，以走訪企業的形式進行深入溝通，不斷增強企業信心。
堅持提升服務意識，強化服務實效。通過積極爭取落實，幫助企業用好用足扶持政策、優惠政策，進一步降低了友敏納企業經營成本。
堅持投資帶動作用，促進財政增收。多措並舉，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既要以推進項目實施為目標，以項目稽查為抓手好沒，通過明確責任分工、及時協調解決存在的問題，大力推進項目工作有序進展；又要進一步擴寬融資渠道，著力推廣PPP融資模式，從而形成對投資的拉動作用，實現對財政收入的「反哺」作用。
堅持財政杠桿功能，發揮調控作用。堅決貫徹落實各項財稅改革制度，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堅持不斷盤活存量資金，不斷創新工作機制，切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在確保資金安全和規范審批流程的前提下，加快財政資金撥付速度。
Ⅳ 如何使中國經濟持續平穩發展
在未來二三十年時間里，中國經濟依然會持續平穩發展。
一、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和平與發展，仍然是國際社會的主旋律，只要我們把握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就能使中國經濟持續平穩發展。
二、國內的情況也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
1、從人的角度來說，隨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改善，中國人所受的教育越來越好，體質也越來越好，可以預料，未來二三十年，我們注重高素質勞動力人才的培養，這將將持續推進經濟升級。
2、從社會角度來看，在未來二三十年，只要我們社會建設越來越成熟，就會給給經濟發展奠定重要的社會基礎。在政治上，我們做到加強基層民主、公民參與的發展、法治的進步，中國經濟發展就依然有著穩定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基礎。
3、加強事業單位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財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持續深化，政府職能將繼續轉變，政府運作將越來越高效。隨著政府管理體制變革的深入，政企關系、政社關系、政府和市場關系也將日益改善，建立相互良性互動的關系，中國政治制度基本面就會保持穩定和活力，中國經濟持續平穩發展就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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