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經濟危機怎麼來的

❶ 介紹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

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期間，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並有意識的加快產業升級，「亞洲四小龍」和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開始承接日本的產業轉移。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為止，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四國已成為世界主要的紡織品、食品、汽車、集成電路、電腦配件出口國。

經濟快速增長、失業率常年處於較低水平，但賬戶逆差成為了這四個國家不得不面對的一大問題。盡管大量出口，但由於匯率問題，使得這幾個國家常常出現「花的比賺得多」的情況，外債遠超外匯儲備。

1996年，泰國在一年內需償還的短期外債高達477億美金，而外匯儲備只有372億美金。針對這種情況，泰國政府決心整頓銀行系統，並在遠期市場拋售外匯，試圖穩定泰銖。

然而，多年累積的問題不是短短幾個月能夠解決的，到1997年6月30日，泰國外匯儲備銳減至28億美金。不得已之下，泰國決定準許匯率自由浮動。然而，這一政策卻成為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開端。

而為了能更快速地發展經濟，這些國家逐步降低了對西方資本的戒心，主動調整政策，放寬外資企業持股比例，大力進行招商引資。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泰銖兌美元的匯率當日大跌17%；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驚心動魄的「匯率保衛戰」爆發。隨後，金融風暴席捲東亞，韓元持續貶值，日本大量銀行金融機構破產；

1998年9月，俄羅斯盧布貶值70%，股市、匯率急速下跌，歐美國家股市、匯市也受其影響發生大幅震盪；直至1999年，這場由東南亞開始最終擴散至全球的金融危機才得以告終。

(1)東南亞經濟危機怎麼來的擴展閱讀：

觸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內在因素

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

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

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

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

「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

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

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❷ 東南亞經濟危機始末如何

http://bbs.icxo.com/dispbbs.asp?boardID=1799&ID=90491
97東南亞金融危機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於泰國貨幣危機，而泰國貨幣危機早在1996年已經開始醞釀。當年，泰國經常貿易項目赤字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8.2%，為了彌補大量的經常項目赤字和滿足國內過度投資的需要，外國短期資本大量流入房地產、股票市場，泡沫經濟膨脹，銀行呆賬增加，泰國經濟已顯示出危機的徵兆。1997年以來，由於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未償還債務急劇上升，泰國金融機構出現資金周轉困難，並且發生了銀行擠兌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國大投機家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對泰銖發動猛烈沖擊，更加劇了泰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終於全面爆發，並由此揭開了時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並迅速波及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
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自1984年以來一直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即貶值20%，這標志著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由於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也面臨著與泰國相似的一些問題，再加上所謂的「接觸傳染」效應以及國際投機者的不斷狙擊，泰銖的暴跌在東南亞各國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貨幣風潮迅速波及到整個東南亞市場。
7月11日，菲律賓首先步泰國後塵，宣布貨幣自由浮動。菲律賓比索當天貶值11.5%，利率一夜之間猛升到25%；印尼則宣布印尼盾匯率的波幅由8%擴大到12%；一向穩健的新加坡元也於7月18日跌至30個月以來的最低點1.4683新元兌換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匯率自由浮動，當天印尼盾再次貶值5%；8月16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東南亞外匯市場的震盪，使投資者信心受挫，外資大量撤離，東南亞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國貨幣危機由此逐步發展成為更為廣泛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港元聯系匯率制也接受了嚴峻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果斷對策，成功地捍衛了港幣聯系匯率制度，但是，由於利率飆升，香港股市為此受到較大沖擊。
為了幫助東南亞國家早日擺脫危機，國際社會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開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8月份又在東京舉行了由IMF主持的有關對泰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會議。為了協助泰國走出困境，IMF等國際組織和包括中國及中國香港在內的亞太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承諾向泰國提供17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面對泰國銀行高達1萬億泰銖的呆賬以及900億美元的外債，國際社會的172億美元貸款援助顯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泰國的經濟、金融危機，但至少增強了泰國人民以及國際社會戰勝金融危機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主動貶值,香港股市暴跌,並引發全球股市大幅下滑,東南亞金融市場再度動盪.
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在經濟狀況良好,經濟項目盈餘,外匯儲備充足,有能力維護新台幣穩定的情況下，突然主動放棄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當日，新台幣兌美元的匯價即跌至29.5，為1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台幣主動貶值，從經濟上講是競爭性貶值，從政治上講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預謀，它不僅進一步動搖了投資者對東南亞的信心，加劇了東南亞金融市場的混亂，並且在心理上進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機者再次將目光轉向香港。為了維持港元聯系匯率制，維護香港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穩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銀行間市場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兌美元匯價也一度升至聯系匯率制實施14年來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匯價和銀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響下，受投機沽售力量沖擊大幅滑落。

從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連續4個交易日大幅下滑，恆生指數前後共計跌去3000點。10月23日，港股曾兩度跌破1萬點關口，恆生指數跌幅高達10.4%，亞太股市、歐美股市受其牽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股市跌幅已達到30%以上。由於東南亞與日本、美國和歐盟有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東南亞金融動盪對日美歐的對外貿易、投資、經濟形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傷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擔憂，27日，全球股市同時發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數日跌幅少則2%，高的竟達15%，其中紐約道·瓊斯指數暴瀉了554.26點，創下歷史上最大的日跌點數。受此影響，28日，香港恆生指數再次下探，自1996年來首次跌破1萬點，最低見到8775.88點，跌幅達13.7%。至此，與8月份最高點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幾乎過半。
全球股市在經歷了這次激烈調整之後，由於人們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看好，許多股市在大跌之後都有回升現象，亞洲市場也一度呈現出向好的趨勢。可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卻再次將東南亞捲入了第三輪金融風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韓國金融再起風波，金融風潮襲卷韓國、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韓國許多大財團先後陷入了破產倒閉的絕境，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加上東南亞金融動盪的影響，韓國經濟負增長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進入11月，韓國金融形勢繼續急劇惡化，股市持續低迷，韓圓匯價創新低。11月17日，由於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獲通過，韓圓兌美元的比價突破1000：1大關，股票綜合指數跌至500點以下。
11月20日，韓國中央銀行決定將韓圓匯率浮動范圍由2.25%擴大到10%，至此韓國開始成為亞洲金融風波的新熱點。
進入12月份以後，在人們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金融風暴漸趨平息之際，韓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韓國已有14家商業銀行和商人銀行被政府宣布停業。12月15日，韓國宣布韓圓自由浮動。12月22日，美國信用等級評定機構標准普爾公司將韓國外匯債務的信用等級下降了4個等級。12月23日，韓國政府公布，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標准，截至9月底止，韓國外債總額已達1197億美元，其中約800億美元為1年內到期的短期貨款，而外匯儲備不足又超出預想，致使當天韓圓匯率又暴跌16.4%，較之7月1日，韓圓已經貶值了54.8%；當日韓國股票市場綜合股票價格指數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創下歷史之最。

東南亞及韓國金融風潮對於日本經濟及金融無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便陷入了停滯狀態，股市低迷，房地產市場大幅萎縮，銀行呆賬、壞賬劇增。1997年以來，證券公司違規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證券公司相繼爆出行賄黑社會的丑聞。進入11月，又連續發生了日本第10大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和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公司倒閉事件。大型金融機構的連續倒閉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日本經濟的信心，日元與美元匯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關。由於日本經濟基礎良好，外匯儲備充裕，不會像泰國、韓國那樣全面爆發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但是，日本金融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卻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進入1998年，亞洲匯市和股市連連走低，全球金融市場依舊跌宕不已，亞洲金融危機仍在持續
新年伊始，由於市場信心危機，亞洲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行情繼續雙雙下跌：1月5日，泰國匯率首次跌破50銖兌1美元大關，創歷史最低記錄，也是泰國自1997年7月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泰銖匯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韓圓則由199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1695兌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韓圓兌1美元；印尼盾與美元的匯價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兌1美元大關，日跌幅達6%。1月7日，日元對美元的比價跌至134.8日元，創下近6年來的最低點，日經指數也跌破15000點大關，1月9日，紐約道·瓊斯指數急挫222.2點，跌幅達2.85%，歐洲主要股市紛紛告跌。1月12日亞洲股市再次出現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別下跌了104.51點和773.58點，跌幅為8.88%和8.70%，泰國股市、匯市也再創歷史新低。

（五）危機的嚴重後果
（1）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盪，以1998年3月底與1997年7月初的匯率比較。各國股市都縮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擊最大的是泰銖、韓圓、印尼盾和新元，分別貶值39%、36%、72%和61%。
（2） 危機導致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和倒閉。例如，泰國和印尼分別關閉了56家和17家金融機構，韓國排名居前的20家企業集團中已有4家破產，日本則有包括山一證券在內的多家全國性金融機構出現大量虧損和破產倒閉，信用等級普遍下降。泰國發生危機一年後，破產停業公司、企業超過萬家，失業人數達270萬，印尼失業人數達2000萬。
（3） 資本大量外逃，據估計，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
（4） 受東南亞危機影響，1998年日元劇烈動盪，6月和8月日元兌美元兩度跌至146.64日元，為近年來的最低點，造成西方外匯市場的動盪。
（5）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衰退並向世界各地區蔓延。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經濟增長速度從危機前幾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國和香港、韓國甚至日本經濟都呈負增長。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引發了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並波及其他國家。巴西資金大量外逃，哥倫比亞貨幣大幅貶值，進而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盪，西歐美國股市大幅波動，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97東南亞金融危機原因分析

東南亞金融危機與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表象特徵十分相似。一是進口增長過快，出口上升緩慢，經常項目逆差擴大；二是匯率貶值，資金外流，外匯儲備銳減；三是金融機構經營困難，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四是利率上升，物價上漲、工人失業、經濟下滑。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遠非墨西哥金融危機所可比擬。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前後兩次震盪全球的金融危機居然都在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部分「龍」「虎」國發生，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都在探索這兩場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從表面看，這些國家發生金融風波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國際資本大規模進入，國際投機資本肆意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其突出表現：

一是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越來越大。跨國資本從1990年的4400億美元增至1999年15700億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的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佔有GDP的比重超過了100%，美國就高達10萬億美元。

二是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復計算，國際外匯交易的日交易額從1880億美元猛增至12000億美元，它佔世界全部外匯儲備的比重從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場波動更為劇烈。集中表現於利率波動和匯率變動大。1993——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利率變動幅度高達3%。1991——1999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馬克、加拿大元的匯率變動幅度也達20%～30%。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在加速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表現之一是90年代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於經濟增長快、開放程度高的東亞和拉美國家。1991——1996年，發展中國家每年引進的外資凈額從100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從440億美元增至2400億美元，東亞從190億美元增至1100億美元，占流入發展中國家總數的40%。墨西哥和泰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資流入的規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債余額854億美元，佔GDP的50%多，另有國際直接投資近200億美元；泰國1996年9月外債余額771億美元，佔GDP的45%，另有國際直接投資200億美元。外資大規模流入東亞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不僅給這些國家解決了建設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帶來了技術和市場，促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國際化程度不同。發達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高，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實際利率差逐步縮小。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與發達國家的利率差較大，為賺取利差和匯差，國際短期資本頻繁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流出和流入。這就給利用利率差和匯率差賺取收益的國際金融投機商以機會。事實上，在國際資本流動中，也不乏專門的國際金融炒家。據海外輿論報道，1997年5月泰國匯率開始貶值後，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就在泰國外匯市場投放了60億美元，進行外匯炒作，把泰銖逼上絕路。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不穩時，此人利用英鎊匯率的變動在外匯市場上買進賣出，賺取了10億美元，並迫使英鎊退出歐洲匯率體系。但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原因時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放鬆對外資流動的控制，大量引進外資是否對頭？
第二個問題是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來自哪裡？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今天，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的杠桿。在當代，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引進外資作為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東亞和拉美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躋身新興工業化國家前列，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這些國家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以積極態度對待外資，並有效利用了國際資本帶來的好處。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很清楚，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是他們發現的。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比較穩定，他們就沒有投機的機會。換句話說，是他們看準了一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場的動盪機會來發財的。例如，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之前，最先感覺到危機威脅從而轉移資本的是本國居民。當時，墨國居民得知出口增長下降，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外匯儲備減少，本國貨幣將貶值，從而大量購入美元，加速外匯儲備減少，引起匯率波動，然後，外資才開始抽逃。可見，發生金融危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系統出了問題，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國際金融投機商只起了一種外部推動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改革過快。
應當肯定，8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東亞和拉美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鬆銀行業務限制，取消外匯管制，開放證券市場，鼓勵本國金融機構對外擴張，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擔是，把其中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是不準確的。當然，如果這些國家繼續實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場不開放，國際資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機商也無計可施，危機自然不會發生。但國際資本不是隨意流動的，其流動的目的是賺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風險，決定國際資本投資者手中的錢流向的基本要素取決於受資國的金融開放程度和經濟前景。如果一個國家實行金融開放後，經濟高速度增長，資本收益率也高，外資流入增加是自然現象。但是，外資大量進出和金融投機商得手不能歸罪於經濟金融的開放，而應從受資國的內部因素尋找原因。墨西哥、泰國等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但並不構成這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必然，而它們的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與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要求的下述種種脫節之處，才是金融危機生成的原因。
經濟政策不適應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幅度增大的條件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仍對匯率和利率變化實行限制，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反映滯後。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實行比索對美元的固定匯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計下來的通貨膨脹達53%，外貿逆差870億美元，在匯率沒有反映這種情況的條件下，比索貶值是必然的。但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府面對比索高估遲遲不採取適時貶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貿逆差逐年擴大，給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同時，當時的墨西哥政府為了治理通脹，提高國內儲蓄率，吸收外資以支持進口商品的外匯需求，實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實際利率高達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達14%左右，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利率，而國內企業貸款的實際利率比這還高。這種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業無法承受利息成本而無力歸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壞賬問題嚴重，又使墨西哥對外支付高額利息，造成國際收支惡化，貨幣貶值壓力加大。

又如泰國，長期實行泰銖與美元聯系匯率制，14年來，一直保持在25銖左右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當美元貶值時，它對西方主要貨幣的匯率也隨之貶值，增強了出口競爭力。當美元升值時，泰銖隨之升值，出口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隨之升值，出中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對日元也不斷升值，成為進口增長過快和出口增長率降低，以及國際收支惡化的重要原因。

經濟體制不適應對外開放。一國經濟開放之後，外資流入增加，本應加強金融體制建設。但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對金融市場開放的准備不充分，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不足，監管措施和機構不完備，盲目向外資開放。例如，在本國銀行體系風險過大的情況下，泰國主動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貸款，為房地產投資熱火上澆油。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必然導致本幣和外幣的頻繁交易，採用中央銀行控制匯率的方法與巨額外匯交易相矛盾，當資本外流增大時，對外匯的需求增加，本幣貶值受到壓力。為了捍衛聯系匯率，泰國在一個月內就動用了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給國際金融投機商炒作外匯以可乘之機。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銀行曾經一天之內拋售幾十億美元，企圖把比索兌美元的比價穩定在政府設置的指標范圍內，結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勢，外匯儲備銳減到無法保持經濟正常運轉的60億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銀行不再干預外匯市場。這些事實說明，政府行為與市場對抗，難以成功。只有適應市場規律，實行浮動匯率才是出路。

1、金融體系不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長期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經濟過熱導致「泡沫經濟」，形成脫離實體經濟的虛假繁榮，只是金融動盪的表層原因。長期資本市場建設滯後造成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才是深層次原因。具體包括：一是資本結構不合理，投資者較少用中長期債券籌資，而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資金，不適應長期投資項目的需要。二是信貸投向結構不合理。銀行傾向於提供非生產性用途的貸款。例如，泰國的銀行貸款有1/4是消費性貸款，1/4是房地產貸款，這類貸款難以產生收益，銀行壞帳增加。據世界銀行斷定，1996年泰國放款機構的不良貸款占其貸款規模的10%，達155億美元，1997年銀行的壞賬相當於泰國GDP的9%。三是外資結構不合理。由於中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外資多以短期資本形式流入。1994年進入墨西哥的700多億美元外資中，3/4屬於短期證券資本，美國互助基金一類的短期投資比重很大，其中進入股市的有330多億美元。1995年流入泰國的6466億泰銖外資中，直接投資僅上中5.5%，商業銀行貸款佔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貸款，投機性和流動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銖存款和證券投資佔30.7%。由於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當宏觀經濟不穩定時，外資抽逃，引發股價下跌，金融機構癱瘓，本幣貶值，是不足為怪的。

2、產業結構調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產業結構調整片面迎合外資投向，不但彼此之間及其與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趨同，而且過分集中技術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業。二是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能力較低，國內科技水平不高，對進口技術和設備的依賴過大。三是勞動成本上升過快，不利於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出口，國際競爭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長速度下降，造成國際收支巨額逆差，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國的出口產業面對來自後起的工業化國家低成本同類產品的競爭，未能升級換代，以致競爭力減弱，出口增長緩慢，國際收支逆差擴大，兩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貿逆差佔GDP的比例分別接近和超過了8%，大大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5%，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推動因素。

3、貽誤時機，調整不及時。當出現金融動盪之後，政府出於種種原因，對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不及時調整，以致貽誤時機，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國的情況都是這樣。1968—1988年墨西哥先後有4屆總統因經濟危機而下台。1994年西方經濟復甦，利率隨之上揚，加上當時墨西哥政局不穩，一些外國投資者便開始抽走資金，貨幣危機苗頭已經出現。此時，本應果斷採取調整措施，但當時的薩利納斯總統為了贏得年底的總統選舉連任，不但不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改革匯制，反而動用了上百億美元的國際儲備彌補虧空，極力製造繁榮假象。結果等到當年12月1日新總統塞迪略就職時，國庫剩下的國際儲備已經不多，12月19日晚遂決定通過比索一次性貶值15%，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阻止資金外流，穩定外匯市場，結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匯價暴跌，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7年2月，泰國金融形勢開始惡化，政府未採取拯救措施。5月，泰銖貶值到14年的最低點，政府仍堅持對匯率的控制。對應該倒閉的金融機構，政府仍實行注資的做法，白白花費了大量資金。7月，被迫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之後，泰銖繼續貶值，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但政府仍背著多年經濟高速度增長和「虎」國的美譽包袱，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計劃猶豫不決，以致矛盾越積越多，一發難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國等政局不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促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