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經濟夥伴關系怎麼樣

『壹』 為什麼說中日經貿關系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和極強的依存度

中日經貿合作的互補性研究�
中日經濟合作有極大的互補性。日本有大量資金、先進的技術、高質量的設備、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進經驗；中國有龐大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惠的待遇、蓬勃發展的經濟和世界加工基地。友好合作不但給雙方賺取了大量外匯、拉動了經濟發展、促進了共同繁榮，還形成了穩定的合作框架和國際分工。雖然摩擦不斷，但商機無限，前景光明。�
1.中日經濟合作使雙邊貿易大幅增加，為雙方賺取了大量外匯�
二戰結束後日本與美韓、東盟、港台形成了經濟分工與循環體系。中日從1952年簽訂第一個民間貿易條約到70年代初只有少量的民間貿易。1971年雙邊貿易額9億美元。1972年9月中日恢復邦交，貿易額是10.4億美元。1978年兩國簽訂為期8年的長期貿易協定。根據平等互利、互通有無、進出平衡、長期穩定的原則，到1985年，各出口金額累計1000億美元。後經雙方同意又把協議延至1990年，將原定目標金額增加1至2倍。上述貿易協議執行情況基本順利。�
90年代以來，中日摩擦增加，但貿易仍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1990年雙邊貿易額為164.4億美元，1996年則突破600億美元，2002年達到1016億美元，2003年達到1335.8億美元，2004年1678億美元，2005年為1844.5。日本連續11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也連續多年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國。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在2002年首次達到對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3年日本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的出口急劇增長，貿易額比2002年增加約20％，首次超過了對美出口的數額，中國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最大的日本進口對象國；兩國間經貿關系更趨緊密。�
經濟合作為雙方賺取大量外匯，而「外匯收入」是日本這類資源貧乏國家經濟發展的唯一源泉和動力。日本能長期保持世界最大債權國和外匯儲備龍頭老大的地位，中國能逐漸積累大量外匯並於去年超過日本，兩國的互惠合作功不可沒。�
2.經貿合作拉動了兩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共同繁榮�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型，日本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中國不但從日本引進大量資金、技術、設備，還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和先進管理管理經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對中國產生了重要牽動作用，加速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
在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05年末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800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575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414億美元，佔中國利用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的12.7%。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同時，投資項目開始向高附加值產品領域擴展，投資區域也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發展。日本企業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在華日資企業產品大量返銷日本，又促進了中國價廉質優的紡織品與服裝、機電類工業品的對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費者獲得實際利益，提高了他們的福利待遇。中國企業的對日直接投資也開始增長。�
日本還是中國第3大技術引進國。同時，中國的巨大市場和商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充足的人才儲備，也非常符合日本經濟的發展。�
事實證明，日本經濟逐步走出低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於中國市場的巨大牽引；日本企業的大量投資對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就業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據估計，在華日資企業直接、間接僱用員工920萬人，2004年共納稅490億元人民幣。�
日本對華援助不斷增加，與中日經濟關系發展形成良性互動。1979年日本在西方國家中最先對我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此後日本一直是對華援助最多的國家，在每年日本受援國中，中國一直是最大的。中國各地許多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的基礎設施項目，都曾得到過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貸款。到2002年日方向中國提供的日元貸款已達2.1萬億日元，居各國對華貸款之首，超過我國接受官方貸款總額的40%。日元貸款一方面促進了兩國貿易和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兩國經貿合作；另一方面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國內市場擴大而對推動兩國經貿合作做出了貢獻，給雙方帶來好處。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成為對日經濟關系發展的主要動因，還成為拉動低迷的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角。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
3.中日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優勢互補、形式多樣、穩定發展的合作框架與國際分工體系已初步形成�
中國對日出口的是以勞資為主的初級產品，如服裝、面料、石油、煤炭、食品、土特產、玩具、陶瓷製品、日用工藝品、工業原料等、農副產品等，這類產品佔2004年對日出口的43%以上。其中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中國企業核心技術是日本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很難成為日本的對手。企業的絕大部分的利潤流回日本本土，也說明雙方出口的品種處在不同的附加價值層次上。日本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主要是科技含量很高的電器、電腦、化工設備、醫療設備、機械設備、汽車、家電、鋼材等高技術產品。製造高質量的產品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日本人的特徵。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和研究，日本在超導技術、材料技術、納米技術、平面顯示屏技術等方面已經掌握了世界最尖端技術，以傳統強項製造業為基礎，尖端技術為前導，可以確保日本在未來幾十年繼續保持經濟領域的領先地位。�
這種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已經形成，隨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長，這種良性循環再次向更高層次上發展。至於在第三國如美國的市場上，中日兩國對美出口中競爭的產品比重大約只有16％。�
中日經濟關系已發展成為日趨興起的網路經濟與國際分工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通過對華投資、出口獲得了很大的利益，中國也因日本的投資創造了近1000萬個就業機會。另外，中國還從日本進口半成品，然後在中國進一步加工後向世界出口。在這種真正密不可分的關系下，現在每天有1萬多人相互往來。�
在「中國製造」的產品中，包含著很多「日本製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作為世界上最大鋼鐵產量生產國的中國每年要從日本進口大量高級鋼材。中國信息化的進展也導致日本生產的中間產品對華出口的增加。例如，在電視機領域日本專門生產高清晰度電視機，中國專門生產標准型電視機，其單價相差懸殊。而作為中國大宗出口產品的標准型電視機當中，占電視機成本一半以上的顯像管幾乎都是由日資企業生產的。而日資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就要向日本總公司支付紅利、利息及專利使用費等，這又成為日本企業開發新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重要資金來源。在「日本製造」的產品中也包含著大量我國生產的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兩國產品已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中國的崛起不僅帶動了日本經濟的復甦，還改變了日本經濟一貫仰賴美國的狀態�
過去，日本經濟長期受美國經濟左右，「美國打個噴嚏，日本馬上感冒」。經濟持續高度增長的中國和資金與技術力量雄厚的日本的積極合作使東亞地區經濟規模增大和地區內貿易與投資擴大，已初步形成不易受美國經濟影響的地區內循環結構。日本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增長4%至6%，對亞洲的增長超過了10%，其中對中國出口的增長率竟高達20—30%。中日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關系越來越密切。雙邊貿易的擴大和直接投資的增加，已經使中日兩國彼此都有求於對方，誰也離不開誰。�
5.中日美三國經濟形成某種程度的互動關系�
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是亞太經濟合作的首倡者和推進者；隨著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中日美之間在經濟發展及運行體制等方面的共性不斷增多，經濟利益更加盤根錯節，這有助於不斷消除相互間的戒心和猜忌，減少政治和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把三者關系納入和平與發展的軌道。美國總是把中國視為未來最有可能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競爭者，既想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的發展中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又要遏制中國的崛起。在中美關系復雜多變的情況下，穩定中日關系對改善我國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一向緊隨美國，但又不願長期作小兄弟，和美國有矛盾，希望藉助中國牽制美國，同時又注重在中美之間掌握平衡，力圖充當協調者。

『貳』 中日韓等15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中國加入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中90％以上的商品或零關稅影響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並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協定》（RCEP）。中方表示，我們十五個國家的領導人見證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多樣化，發展潛力最大的自由貿易區，這不僅關乎東亞區域合作。具有重大意義的成就是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勝利。它必將為促進區域發展和繁榮增添新的動力，並為世界經濟的復甦貢獻新的力量。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經過八年的談判，RCEP簽署使人們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這表明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是道路和正確的道路，仍然代表著世界的正確方向、經濟和人類。

實際上，本地的所有企業都可以參與原產地的價值積累，這對於促進該區域內的相互貿易和投資非常有利。因此，在RCEP簽署後，如果90％以上的產品逐漸實現零關稅，它將極大地促進包括中國在內的十幾個成員國的經濟活力。

『叄』 中日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有多大或者說誰離不開誰

在經濟體制方面，中國企業治理與日本的企業治理相似，均強於協調但弱於監控，盡管兩國的制度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異。而中國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產業結構換代這對矛盾時的作法與日本則完全相反。日本銀行放貸與企業投資中的過度競爭與企業投資中的過度競爭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極大地促進了日本企業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養。而中國企業則側重於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直接參與全球生產鏈的分工。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建立一個大量吸引外資，以進口和出口同時急劇擴張、大進大出為特徵的世界工廠。這個模式使中國過去二十多年裡實現了飛躍的經濟增長，顯示了巨大的活力。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在製造四個結構性條件，這可能使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面臨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覆轍的巨大風險。第一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不斷增長的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美國經常賬戶的整體逆差一起為美元帶來強大的貶值壓力。2003年中國GDP的美國市場依存率已經接近10%。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中國經濟在這樣一種局面下面臨著雙重風險；一方面美國必然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如果在現在的條件下回應這些要求，中國必然面臨出口下降，經濟發展減速的風險。但是如果中國不理睬美國的要求，任中美貿易不平衡進一步擴大，必然推動美元危機的爆發。一旦爆發美元危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經濟必將受沉重的打擊。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幣制度下，各國儲備的是美元資產，而美國卻用不著儲備黃金。與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最關鍵不同是現在各國大量儲備的美元不受任何實物支持。在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沒有任何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造出黃金來平衡國際收支逆差，而在美國本位制下，美國卻製造出各種金融工具來達到這個目的，這個特點是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風險的出發點。由於美國不用儲蓄就可以借債，美國積累了大量的對外債務。由於美元作為各國儲備關鍵貨幣的地位，美國積累了巨額的貿易逆差。對那些擁有對美貿易巨額順差的國家來說，如果它們的中央銀行把這些美元換成本國貨幣拿回國內，勢必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它們都把這些外匯儲備用來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企業債券或股票以及房地產。仗著美元為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這一特殊地位，美國沒有任何先儲蓄或先生產後消費的負擔，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舉債來消費。美元本位制使美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在現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美元的背後沒有黃金的支持，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的背後也沒美國國內儲蓄的支持，這種只由紙幣而不是黃金支持的信用創造，經常導致全球范圍內以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徵的信用泡沫。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的經常賬戶已經累計積累了3萬億美元的赤字。當這3萬億美元的貨幣進入擁有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國家銀行系統，這些國家就開始了一個製造泡沫的過程。商業銀行開始瘋狂地擴大信貸，經濟空前地繁榮，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利潤急速上漲。由於每個產業都可以獲得低息貸款，它們都建造了多餘的生產能力。當投資和經濟成長異乎尋常地加速時，資產價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美國經濟學家鄧肯預言，這個由美元紙幣搭起的經濟大廈早晚要倒塌。它將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國為什麼幾千年來人類總愛用黃金而不是紙幣來作為保值的最佳手段。一旦人民幣或是由於國際壓力或是由於美元危機急劇升值，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世界工廠模式馬上就要面臨很大的壓力。如果人民幣在未來的五年內也像日本在80年代一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50%，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恐怕在頃刻之間就會大打折扣。中國至今沒有像日本一樣建立起以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這將直接關繫到中國到時候是像今天的日本還是像今天的墨西哥。第二，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大量吸引外資，在貿易方面大出大進的世界工廠模式使中國過早地進入與其他國家之間在能源和資源方面的沖突並被認為搶走他國的工作機會。積極吸引外資的結果是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廠甚至建立地區總部，世界工廠的崛起已經在國際政府經濟中引起了一系列的連銷反應，為了維護世界工廠的運轉，中國必然需要一個與其生產相匹配的世界級的供銷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設備。盡管這可以為其他國家增加就業機會，但也可以使中國與許多國家的經濟磨擦和沖突驟然加劇。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應該與他國爭奪能源和資源，而是說中國應該考慮資源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資源爭奪水平上如何能實現更高的發展水平，或者反過來說，在追求一定的發展水平上如何能降低與他國在能源資源方面的沖突。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將產業結構進行了巨大的調整，由資源型的鋼鐵、造船和化工轉向資源節省的家電和汽車。而中國側重製造加工型的發展模式在日益間的較量。第三，中國提高了本國GDP的貿易依存率，並大大提高了中國經濟面臨來自國際市場的風險，中國GDP貿易依存率在近年急劇上升，2002年還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這伴隨巨大的風險。日本一直把GDP貿易依存率控制在較低的水平。第四，中國和日本相比，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經濟結構升級換代之間的矛盾時採取完全相反的作法，這種以政治穩定為代價追求經濟結構升級的做法隱含巨大的政治風險。日本長期以來以穩定為優先目標。盡管從70年代以來，日本面臨一系列的外部經濟環境的挑戰卻始終以穩定為主，特別是注意保護對就業有直接影響的農業和零售業。當然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日本經濟一直在困境中掙扎，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另一方面盡管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其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卻依然如故。中國則顯出一種大刀闊斧對經濟結構進行升級換代的魄力，中國不僅在開放程度方面遠遠把日本拋在後面，而且在經濟結構上在低、中、高技術產業同時追趕，顯示出巨大的活力。與此同時，應看到，中國對社會保障付出的努力遠不及日本。三農、下崗以及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已經成為社會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協定中，中國在農業與零售業方面作出遠遠超過許多發達國家的讓步。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必須建立在低工資的基礎之上。這種發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調整，從長遠的角度看會嚴重束縛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滯後的結果是收入不平等過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種分配不公平的後果是國內需求疲軟，而國內需求疲軟不僅導致通貨緊縮，而且使得中國GDP總值中國內部分所佔比例相對較低，從而使GDP對貿易依存度過大，如果中國在GDP對貿易過大的條件下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項目，國際市場的任何急劇變化都會使國內經濟遭受重創。這時，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不平等問題又會反過來很有可能以突然爆發的形式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來中國政府開始重視農村問題，下崗問題以及東北問題，不僅僅是解決不平等，也是在為中國外部經濟環境可能發生變化提前做准備。惡化的國際能源條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長瓶頸，中國和印度，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之中國發展模式伴隨的以上四種趨勢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層次上的互動的話，可能給中國經濟在最近的將來帶來嚴重的挑戰。這種以廉價勞動力以基礎的比較優勢吸引外資，靠大進大出維持的世界工廠模式，不僅在國際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抗拒外部沖擊的能力，並埋下了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年的日本雖然在第一種趨勢上與中國相似，在第二種趨勢上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風險要小得多。日本在到了80年代 已經成功的降低了在能源方面對石油的依賴，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目前面臨的第三種和第四種趨勢。換言之，日本模式的國內風險無論是在GDP的貿易依存率代表的抗拒外部沖擊方面還是與社會保護緊密相連的政治穩定方面的風險，都要比中國模式小得多。2002年以來，美元匯率一路下跌，這對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弱勢美元導致了美國貿易赤字的急據增加，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減稅在2003年剌激了美國的經濟復甦，使美國的消費者信心大增，大手大腳花錢。弱勢美元對中國經濟有直接的影響，第一，由於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當美元貶值時，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隨之貶值。這大大增強了中國商品在美國以外的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第二，由於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美國的經濟復甦導致美國購買力的增強使美國從中國進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空前的幅度。這使中國的外匯儲備飛速增長。外匯儲備的增長，導致了中國貨幣發放大幅度增加，銀行信貸的急劇擴張以及中國經濟的局部過熱。由於中國實行外匯管理，出口的企業必須把賺取的外匯在指定的銀行兌換成人民幣。例如為了兌換1900多億美元，如果按照大致1美元兌8元人民幣的匯率計算,中國的銀行不得不增發15000多億的人民幣基礎貨幣。這就使得中國的銀行系統被突然注入了大筆可供信貸的資金。以上不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都來自美國，而是說美元貶值這一因素至少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和美元的相關性。當今，中國政府實行的宏觀經濟調控非常有意義的地方在於，因為它將成為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年裡應付國際政治經濟嚴重挑戰的一場預演。至今為止，中國在一個以穩定匯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與不開放資本賬戶為特徵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創造了一個發展速度與日本相似的經濟奇跡。正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帶來了日本經濟的逆轉一樣，如果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真的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經濟體制在監控方面的弱點可以成為直接威脅中國國家經濟安全的死穴。
至於中日經濟的對比：
1、發展程度不同，日本處於成熟工業化階段，中國處於工業化中期；2、對資源的依賴程度不同，日本高度依賴海外資源，中國部分依賴海外資源；3、經濟格局不同，日本以大型私營綜合商事為核心，中國以大中型國有控股企業為核心；日本大中小企業布局較合理協調，中國企業發展很不平衡，大而不強、小而不專問題突出。4、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不同，日本對內需的依賴性較大，中國比日本更依賴出口；日本經濟發展對投資拉動依賴性很小，中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投資。
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