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協調推動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
穩增長和調結構相輔相成。我們既要全力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又要積極促進經濟轉型升級、行穩致遠。
加快培育消費增長點。鼓勵大眾消費，控制「三公」消費。
增加公共產品有效投資。確保完成「十二五」規劃重點建設任務，啟動實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項目。
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不動搖，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讓農業更強、農民更富、農村更美。
推進新型城鎮化取得新突破。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途徑，也是最大的內需所在。猜廳要堅持以人為核心，以解決三個1億人問題為著力點，發揮好城鎮化對現代化的支撐作用。
加大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力度。
用改革的辦法解和遲決城鎮化難點問題。抓緊實施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
政策。對已在城鎮就業和居住但尚未落戶的外來人口，以居住證為載體提供相應基本公共服務，取消居住證收費。
提升城鎮規劃建設水平。制定實施城市群規劃，有序推進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同城化。
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喚兆李統籌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戰略組合。
把「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加強新亞歐大陸橋、陸海口岸支點建設。
推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
新興產業和新興業態是競爭高地。要實施高端裝備、信息網路、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葯、航空發動機、燃氣輪機等重大項目，把一批新興
產業培育成主導產業。
服務業就業容量大，發展前景廣。
提高創新效率重在優化科技資源配置。要改革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方式，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台。
② 公共部門促進經濟穩定的措施有哪些
伏空公共部門是指被國家授予公共權力，並以社會的公共利益為組織目標，管理各項社會公共事務，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法定服務的政府組織。
公共部門穩定經濟職能指公共部門運用稅收、公債、轉移支付、投資等各種政策工具（主要是宏觀經濟政策手段），調節控制社會需求的總量與結構，使之與社會供給相適應，以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職責和功能。
在十二五規劃中，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把短期調控政策和長期發展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加強各項政策協調配合，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規劃中強調要增加政府支出用於改善民生褲廳手和社會事業比重，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規劃中強調調整優化投資結構。發揮投資對擴大內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資合理增長，優化投資結構，完善投資體制機制，提高投資質量和效益，有效拉動經濟增長。
為了更好的促進服務業發展，規劃中強調調整稅費和土地、水、電等要素價格政策，營造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胡嫌政策和體制環境，同時加強土地、財稅、金融政策調節，加快住房信息系統建設，完善符合國情的住房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合理引導住房需求。
③ 運用經濟與社會知識說明,如何完善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經濟大局
既有套話也可以結合材料斗槐背景文字。
套話有，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充指段分發揮市場作用，政府的空逗友經濟職能有力實施。
積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大力建設創新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慧與製造業深度融合。
推動高水平開放，形成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④ 如何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上半年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既要切實增強憂患意識，充分做好應對各種復雜困難局面的准備，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調整機遇，積極有為，創新求進，堅持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努力實現三者有機統一。怎樣做到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就此，記者日前采訪了本報專家委員會成員、內蒙古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苑德軍博士。
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
記者：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為7.6%,雖然總體保持平穩，但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小幅下滑。我們應當如何分析當前的經濟增速放緩？
苑德軍：從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進出口增速回落明顯。受歐洲經濟低迷不振、國內工業生產放緩、出口產品成本提高、人民幣匯率升值、貿易摩擦加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上半年進出口呈現逐步回落態勢。
二是消費增速放緩。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7%，同比回落1.7個百分點。消費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項規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費帶來的影響，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對消費的制約有關。
三是政府的主動調控。新一屆中央政府上任以來，表現出對經濟增速放緩的較高容忍度。面對經濟增速放緩，中央政府沒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老路，而是致力於推進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以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和潛能。
一國經濟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增長之後，必然減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長之後，制約經濟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發生了重要變化，原有的社會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等經濟增長的內在力量，已經無法支撐和推動經濟繼續在高增長軌道上運行，經濟潛在增長率明顯下降。自然，經濟增速放緩也就不可避免。
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
記者：處於經濟增速放緩、「調結構」、「轉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軍：首先，是「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矛盾。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而是結構問題。「調結構」是「穩增長」的基石，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必由之路。通過「調結構」解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結構性矛盾，有利於為中國經濟增長構建堅實的產業結構和動力結構基礎，增強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延長增長周期。而「穩增長」可以為「調結構」提供適宜的經濟環境，提供好的基礎和條件。如果經濟大幅下滑，「調結構」的動力會削弱，空間也會被嚴重擠壓。「調結構」是為了更好地「穩增長」，「穩增長」有利於「調結構」，兩者具有一致性。不過，短期內兩者還是有沖突的。「調結構」勢必要淘汰落後產能，壓縮「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和產出。當短期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和產出的增加不足以彌補前者的減少時，經濟增速必然受到影響。
其次，是「穩增長」與「防風險」的矛盾。伴隨著經濟下行，經濟與金融運行中的風險也在放大。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兩個主要的風險策源地。從房地產市場看，高房價導致大量社會資金「脫實向虛」湧入房地產業，對實體產業投資帶來「擠出效應」，容易引發產業空心化風險。高房價掩蓋產能過剩，透支國民財富積累，抑制消費擴張，加劇貧富分化，也會導致貽誤經濟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激化社會矛盾的風險。從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看，近兩年債務規模像滾雪球一樣迅速膨脹，風險凸顯，令人擔憂。而一旦高房價泡沫破滅，房價持續下跌，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不良率將明顯上升，政府平台債務也將大面積違約，有的金融機構可能倒閉，並引發金融危機。因此，必須把「防風險」置於重要地位，它是「穩增長」的重要條件，可以為「穩增長」提供有利的金融環境。不過，「防風險」必須推動經濟的「去杠桿化」，控制房地產融資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而這又必然影響投資規模進而影響經濟增速。
再次，是經濟增速放緩與就業壓力擴大的矛盾。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企業轉型升級裁員、大學畢業生數量創新高等因素交織在一起，使經濟社會面對著巨大的就業壓力。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已成為政府高度重視、公眾熱切關心的社會問題。而經濟增速放緩對就業的負面影響也已顯現。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動者的就業狀況，不僅關繫到國民福祉和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更關繫到社會穩定。在經濟增速放緩趨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如何保住中國經濟的「下限」，盡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納就業人口，是中國經濟要面對的一個長期性問題。
最後，是經濟增速放緩與「惠民生」的矛盾。近年來，隨著財政收入持續增長，政府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顯著擴大。但由於在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面欠賬太多，政府還需進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這需要有足夠的財力作保證。經濟增速放緩引致的財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約著改善民生支出的擴大。
上述矛盾是當下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變數之間復雜關系的具體反映。要解決好上述矛盾，必須通過有效的政策措施，協調好「調結構」、「穩增長」、「轉方式」、「促改革」、「防風險」、「惠民生」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實現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穩中提質」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
下半年經濟走勢分析
記者：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您對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做何判斷？
苑德軍：下半年「穩增長」的壓力仍然很大。從國際上看，美國經濟穩步復甦，房地產市場和就業市場數據較好，通脹低於預期，定量寬松政策退出預期升溫，美元指數走高，預計明年第四季度或後年年初美國開始加息。美國經濟趨好及貨幣政策可能的變化，使得「熱錢」流出，外匯占款增速放緩，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進而導致流動性趨緊並給我國貨幣政策帶來挑戰。從國內看，「去過剩產能」、「去杠桿」、「去庫存」仍是宏觀經濟運行的主線。受資產負債表不佳、融資平台擴張受限等因素制約，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資金、人力等投資要素成本上升，投資回報率下降，也制約著企業投資增速的提高。消費受城鄉居民收入增幅制約，短期內也難以顯著反彈。但也必須看到，「穩增長」還是有許多有利條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舉措的逐步落實，將為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在投資方面，盡管存在制約投資增長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設、棚戶區改造、服務業、社會事業等新的投資增長點投資規模的擴大，還會使投資保持平穩增長。美國經濟逐步向好，歐元區經濟最壞時期也已過去，環比增速將由負轉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穩外貿」措施實施，下半年出口形勢有望好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有所提升。就物價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將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輸入性通脹壓力減輕，經濟增速放緩有利於從需求角度抑制通脹，資源和能源價格改革對通脹影響也有限。豬肉價格雖已進入上升周期對CPI有向上拉動作用，但小幅上漲對CPI影響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觀政策給力，促使經濟增長的內在性驅動因素充分發揮作用，年初確定的7.5%的增長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穩增長」的對策選擇
記者：怎樣才能在「調結構」和「防風險」的同時，實現「穩增長」的目標？
苑德軍：實現「穩增長」的目標，政府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應是致力於尋求「調結構」、「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對策措施，對於「穩增長」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調結構」步伐。「調結構」進程受制於政策安排、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等諸多因素。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通過有效的制度激勵和制度約束，增強企業「調結構」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金融業應加快產品和業務結構轉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商業銀行應嚴格控制「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授信和貸款，重點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商業銀行應適應綠色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創新綠色信貸的產品結構、業務流程和管理技術，推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同時，努力開發適應中小企業轉型升級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品種，為中小企業轉型發展提供有力的資金條件。應充分發揮直接融資對「調結構」的推動作用。
第二，放活民間投資。放活民間投資是實現社會公平、維護投資增速、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之舉。但這些年這方面的好多政策規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並未真正落到實處。政府必須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掃除阻礙民間投資進入壟斷行業的行政壁壘和其他障礙。前不久國務院發布了「金十條」，決定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這是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監管部門應抓緊制訂出台具體的實施細則，明確准入條件，加快民營銀行設立進程。全國的村鎮銀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遠不能滿足「三農」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需要，有必要進一步增加村鎮銀行數量，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入股村鎮銀行。考慮到村鎮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三農」，業務范圍主要集中在縣域地區，而小貸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無法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故把小貸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選擇應是把小貸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轉制後設立的社區銀行，既可以把小微企業作為主要服務對象，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同時又可保持民間資本所有者作為社區銀行發起人股東的地位。
第三，進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把改革作為重中之重，以「簡政放權」作為切入點的體制改革有序推進。人們看到了新一屆政府深化改革的決心。但現在的問題是，一些要害領域和關鍵節點的改革進展遲緩甚至原地踏步。必須抓緊啟動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改革，對處於完全競爭行業的央企須盡快實行民營化，使其從完全競爭行業中退出，資產轉讓收入劃歸全國社保基金。央企產權轉讓和並購重組不能由國資委通過行政手段進行，必須訴諸市場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內容，也應盡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設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剝離地方政府的土地經營管理職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實維護農民利益，轉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收入分配改革事關公眾經濟利益，也關繫到「轉方式」和「穩增長」。今年2月底，國務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但此後就沒有了下文。半年時間過去了，這項改革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相關政府部門應盡早拿出具體的配套實施方案，使這項改革走出盤局迅速進入「現在時」。就利率市場化改革看，央行決定從7月20日起取消貸款利率下限，完全放開貸款利率。這一重大舉措對強化利率競爭，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商業銀行的貸款定價能力和利率風險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不能及時跟進，遲遲沒有動作，就會對商業銀行產生「逆激勵」，存貸凈息差反而可能擴大，從而抵消貸款利率市場化的積極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開的情況下，可以採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擴大人民幣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待條件成熟後再完全放開存款利率。
第四，強化金融風險防控。考慮到房地產業的高杠桿率及其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高度關聯性，應把強化房地產調控作為防控金融風險的基點。房價屢調屢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只調控增量不調控存量。政府應調整調控政策，實行「調控增量與調控存量相結合」、「調控需求與增加供給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加快不動產登記、開征住房保有稅等措施調控存量，改善樓市供求關系。須優化政策調控措施組合，強化調控問責制，增強調控執行力，通過改善調控成效使房價緩慢下行實現「軟著陸」。監管部門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應區分情況，分類監管，嚴格控制其債務規模擴張。
⑤ 如何處理好保持國民經濟穩定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之間三者的關系
一、穩定較快地發展國民經濟，有賴於處理好經濟工作當中的各項關系，真抓實干。
要保持國民經濟穩定較快地增長，就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定不移地落實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努力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轎侍快發展。
還要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領導工作思路清晰，幹部群眾精神振奮，團結一心，真抓實干。各地各部門要進一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經濟形勢的正確判斷上來，統一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統一到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上來，全面、正確、積極地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堅持不懈地做好各項工作。
要防止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條件的項目建設，及時為有市場、有效益、有利於增加就業的企業提供正常流動資金貸款，努力緩解煤電油運供求閉脊吵緊張狀況。要把工作著力點放在加快結構調整、深化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加強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推進城市建設要積極穩妥，注意節約用地，控制拆遷規模。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堅持用市場機制和經濟、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問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要認真學習貫徹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確立企業在投資活動中的主體地位，規范政府投資行為，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營造有利於各類投資主體公平、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新型投資體制，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優化投資結構，產業野含合理布局，提高投資效益。
生產企業要搞好工藝技術升級、產品開發升級、市場營銷升級，提高產出效益，大力研發核心技術，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場價值，推動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與此同時，還要適時制定、運用好國家的各項投資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工資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有序地平穩發展。
二、調整經濟結構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保證。
經濟結構調整是指國家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變現有的經濟結構狀況，使之合理化、完善化，進一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程。
經濟結構指國民經濟的組成和構造，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等。
經濟結構有多重含義：
（1）從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來考察，則主要通過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經濟成分的比重和構成來表現。
（2）從國民經濟各部門和社會再生產的各個方面的組成和構造考察，則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
（3）從所包含的范圍來考察，則可分為國民經濟總體結構、部門結構、地區結構、產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等。
（4）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門研究的需要來考察，又可分為經濟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人員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能源結構、材料結構，等等。
結構調整應著力解決的核心問題：
首先，要立足擴大消費調整結構。在處理好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增加投資與擴大消費等關系的前提下，著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努力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為此，就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消費能力。要保持政策連續性，進一步做好 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工作，繼續實施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政策，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加大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適應群眾生活多樣性、個性化的需要，引導消費結構升級。
其次，加快推進致力於結構調整的自主創新。推進自主創新，就是找到了調整經濟結構的支點。如何貫徹以科技支撐作為一攬子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動技術改造，加快實施重大科技專項，大力培育新興戰略性產業，都是關繫到經濟結構調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環節。
其三，盡快實現全國范圍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經過統籌規劃，使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聯手發展。發達地區可為欠發達地區提供技術支持和項目拓展；欠發達地區可為發達地區提供廣闊市場和發展支撐。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借機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業，同時加強企業對科技的投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這樣既能夠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又能夠推動不發達地區的發展。
我國現存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明顯失衡的問題體現在：
第一、產業結構的失衡。產業結構的重工業化，導致了資源、能源的高消耗，溫室氣體的高排放，對環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在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下，外需高速增長、內需萎縮；而在內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資，造成了消費萎縮。就一個大的經濟體制來講，如果經濟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誘發很多問題，比如說外部條件變化，一旦外部消費沒法提供，經濟就發展就會很困難。
支撐這種生產模式的生產要素有四個方面：資本、土地（自然資源）、勞動、管理和技術創新。高資本投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技術創新不足，都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已經不是我們要不要轉型的問題，而是必須要轉型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已經是被動式的了。在金融危機之後，出口部門的壓力越來越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時有發生。歐美市場吸納中國製造產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難恢復到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所以經濟必須轉向內需，這是被動式的。
第三，投資消費比重失調嚴重影響經濟的內生動力。投資和消費的問題，計劃經濟時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採取了很多措施試圖解決，但不徹底。最近幾年這一情況有所惡化。經濟的重化工業化必然是投資高漲，消費受到擠壓。從儲蓄率來看，在政府、企業、居民當中，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增長得遠比居民的儲蓄率要快，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呈上升的態勢，居民的儲蓄呈下降的態勢，這是高投資的來源，高儲蓄才有高投資，高出口。
第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各階層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消費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直接造成消費需求不足。
經濟結構的失衡，制約了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的發展，因此來說，對於這些結構失衡就必須扭轉。
經濟轉型的阻力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轉型中的國家，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發達國家也經歷過。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很難逾越重化工業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經濟重工業化，「三高一資」產業處於主導地位，這個發展階段所具備的特性我們難以避免。但是，中國的特點是，與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城市化和市場化程度發展不足，服務業嚴重滯後，重化工業比重畸高。
第二點、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其實這個很早就存在，在內需中，投資的比重過高，消費的比重過低，而且消費比重處於一個持續下降的地位，屬於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內外需的關繫上，我國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過度地依賴外需，這對於一個大國經濟而言，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很難再現危機之前出口高速增長的情景，這就迫使我們必須要加強國內制度建設、信用體系建設，引導出口部門的產品轉向內需。
第三點、政策上的問題。我國一直以來鼓勵出口，鼓勵加工製造業。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提高了從業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負面效應。我們國家對出口部門的鼓勵實際上是建立在比較低的資源價格、勞動力價格上，出現了為了出口而出口的現象，客觀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勵經濟結構畸形化的結果。
三、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穩定較快發展，該如何控制好通貨膨脹及其預期。
先分析通貨膨脹的類型，有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國際輸入型，還有就是混合型，對於需求拉動型的通脹，宏觀緊縮政策是有效的，而對於成本推動型的通脹與國際輸入型的通脹，緊縮政策作用就不那麼明顯了。所以，政府要採取綜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應僅僅依賴單純的宏觀緊縮政策。「一刀切」的緊縮政策在應對混合型的通脹預期，尤其是在應對成本推動型和國際輸入型通脹時，不僅不利於穩定物價水平，還有可能減緩宏觀經濟發展速度，即導致「滯脹」。
應對通貨膨脹，尤其要預防「滯脹」的發生，不能單獨採取宏觀緊縮政策，必須採取綜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從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轉為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並重。我國通過採取調整存款准備金率、調整利率政策以及調控信貸規模等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來應對通貨膨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貨幣政策的結構化，會更加適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第二，從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從緊的貨幣政策，要分階段推進，避免急轉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採用「松緊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貨膨脹預期是可以發生變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貨膨脹成為現實。在這種形勢下，穩定社會的通貨膨脹預期就顯得至關重要。政府近期的對策是採取結構性措施，增加市場上短缺商品的供給。供給的增加是穩定物價的迫切措施。當某些原材料和消費品國內產量短時期內無法增加更多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儲備進口一些國內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給增加了，企業和居民個人的通貨膨脹預期就會趨於穩定。此外，政府採取打擊商品炒作行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給應當雙管齊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給相對更加重要。
但在現實情形中，控制通貨膨脹並不難，難的是如何抑制物價上漲的同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抑制投資過快增長的同時，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主要作為總量調控的貨幣政策難以單獨發揮有效作用，必須有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密切配合，調控政策「適」字當頭。
首先，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要從反經濟周期轉向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1100億建設國債項目重點向三農傾斜，向社會發展傾斜，向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傾斜，向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傾斜，向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和改善困難群眾生活傾斜。
其次，隨著積極財政政策功能轉型，貨幣政策作用相應上升、重要性加強，財政政策將不再擔綱宏觀調控主力。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導地位轉換的背景下，為保證新一輪經濟平穩增長，央行應根據經濟形勢變化採取預調和微調辦法，合理調控貨幣供應量增幅，保持信貸總量穩定增長，通過貨幣政策窗口指導，控制投資過快行業的信貸規模，及時傳達貨幣信貸政策意圖，引導社會投資預期；必要時，小幅上調貸款利率，抑制投資過快增長。
第三，積極發揮產業政策和投資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增加有效供給。一是要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強化對土地使用的審批和監督。二是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增加糧油播種面積。利用國際市場，調節國內糧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強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項目建設應適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資體制改革步伐，投資權直接下放給企業，加強市場機制引導投資的作用；國家通過經濟的、法律的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調控企業投資方向。
⑥ 如何調整經濟結構
⑴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努力使社會生產適應國內外市場需求的變化，滿足多層次多方面的需要。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它的三個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通過市場調節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經濟結構必須以市場為導向，自覺遵循價值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發揮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關鍵是尊重企業、農戶作為市場主體的地位，發揮它們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主體作用。特別是在農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中，地方政府要正確定位自身職能，起到服務、示範、引導作用，做到盡責而不越位，充分發揮農民在結構調整中的主體作用。
⑵要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把市場調節與國家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起來。由於市場調節還有其自身的缺陷，所以調整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調節的主要手段是經濟、法律手段，輔之以行政手段。優化產業結構、地區結構都需要國家的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需要國家政策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國家法律的監督和保證，需要政府的協調和指導。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市場弱點帶來的浪費與危害，實現結構調整的優化。
⑶經濟結構調整必須以科技進步為支撐，要把經濟結構調整與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結合起來。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工作是大力發展以信息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並用高新技術改造我國的傳統產業。這些都需要堅持科技創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⑷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由於第一產業基礎薄弱，第二產業素質不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後，所以必須對三大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大力加強第一產業，調整提高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
⑦ 如何調整經濟結構 促進可持續發展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重點是：
一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1 、構建生態型農業。農業作為國民經濟中唯一的生態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通過人的勞動和干預，不斷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及其功能，建立起按自然辦事的高效人工生態系統，在生態穩定的前提下實現能量轉換率最高，物質產出量最大，環境保護最好，資源利用最合理，經濟效益最佳，物質和能量循環不已並且良性循環的現代化農業。
二是加強能源、交通、水利和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能力；
三是以振興裝備製造業為重點發展先進製造業，發揮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
四是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進一步增強高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五是提高服務業比重，優化服務業結構，促進服務業全面快速發展；
六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七是優化產業組織結構，調整區域產業布局；
八是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⑧ 如何促進經濟平穩發展
1)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保持總量平衡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首要任務。
2)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增長既高讓要靠經濟總量洞念搜的擴張，又要有合理的經濟結構支撐，不斷優納歷化經濟結構才能不斷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有效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素質和效益，推動經濟增長。
3)提高宏觀經濟效益。提高宏觀經濟效益應當體現為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統一，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4)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結合。
⑨ 如何確保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穩步前進
1、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
2、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3、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狀況，考慮世界科學技術加快發展和國際經濟結構加速重組的趨勢。
4、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5、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6、我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要趕上發達國家，就要保持必要的發展速度，但更要注重增長的質量，努力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走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經濟發展路子。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7、積極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的、基本的立足點。以國內需求為主促進經濟發展，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
8、我國正在實現工業化，又面臨信息化的浪潮，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9、把可持續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把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相結合，推動綠色發
展，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
10、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11、就業是民生之本。積極擴大就業，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徑，是我國當前和今後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
⑩ 政府如何促進經濟的平穩運行，政府怎樣做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自由競爭與宏觀調控，是緊密相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嚴格的假說條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幹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幹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後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並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於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幹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於優勢，導致「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須藉助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後、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數（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並且這些變數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後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後盾才能防止和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並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幹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麼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幹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幹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幹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一）政府幹預的公正性並非必然。政府幹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麼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幹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幹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徵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裡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其次，政府幹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後，政府幹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幹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幹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於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於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幹預成為可能（政府幹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於「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幹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靈還常源於政府決策的失誤。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實際上是一個涉及面很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或者說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但由於這種信息是在無數分散的個體行為者之間發生和傳遞，政府很難完全佔有，加之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此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政府決策的失誤，並必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正確的決策還需要決策者具備很高的素質。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基於對市場運行狀況的准確判斷，制定調控政策，採取必要手段，這在實踐中是有相當難度的。即使判斷准確，政策工具選擇和搭配適當，於預力度也很難確定。而於預不足與干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而現實中的政府官員很多並不具備上述決策素質和能力，這必然影響政府於預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為政府的干預存在著上述缺陷，所以讓政府幹預成為替代市場的主導力量，其結果只能導致「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去干預「失靈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使失靈的市場進一步失靈。但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守夜人」似的「消極」政府同樣無補於市場失靈，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幹預或干預乏力與政府於預過度均在摒棄之列。現實而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應是在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預之長彌補市場調節之短，同時又以市場調節之長來克服政府幹預之短，從而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無機制最優組合，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為此，就需要政府從最大限度地消除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入手，針對政府失靈的兩個方面，採取切實措施（如確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職能雙向重塑的總體思路；從理順政府利益關系入手保證政府幹預的公正、超脫；規范政府於預職能及行為；加強對政府調控行為的監督；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把競爭機制弓隊政府調控的某些領域等），在克服和矯正市場失靈的同時，更要防止和糾補政府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