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為什麼要壟斷

1. 經濟學的概念和基本問題是什麼

經濟學的概念和基本問題是什麼

一句話，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分配的學科。
基本問題是如何有效分配稀缺資源，使得經濟福利最大化。

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什麼

明月西落秋霜滿天，幾聲烏啼山前；
江上漁火映紅楓樹，愁緒攪我難眠。

互聯網信息時代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什麼？

1.在物物交換的經濟中，必須解決的基本經濟問題是（等價問題）2.在原始經濟中，必須解決的基本經濟問題是（商品生產）3.在純粹資本主義經濟中，必須解決的基本經濟問題是（生產的相對過剩）4.在集權經濟中，必須解決的基本經濟問題是（壟斷）（2可能有問題）

經濟學要研究的基並圓高本問題是什麼？

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正如科斯所說，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初具規模，已形成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委託—代理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新經濟史學等幾個支流。新制度經濟學包括四個基本理論：
（一）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費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應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訂立合同的費用，督促契約條款嚴格履行的費用等等。
交易費用的提出，對於新制度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交易費用理論表明交易活動是稀缺的，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交易也是冒風險的，因而交易也有代價，從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問題。資源配置問題就是經濟效率問題。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須提高經濟效率，否則舊的制度將會被新的制度所取代。這樣，制度分析才被認為真正納入了經濟學分析之中。
（二）產權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權利，是一種社會關系，是規定人們相互行為關系的一種規則，並且是社會的基礎性規則。產權經濟學大師阿爾欽認為： 「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物品的使用的權利。」這揭示了產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在魯賓遜一個人的世界裡，產權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類社會中，人們才必須相互尊重產權。
產權是一個權利束，是一個復數概念，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當一種交易在市場中發生時，就發生了兩束權利的交換。交易中的產權束所包含的內容影響物品的交換價值，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之一。
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影響和激勵行為，是產權的一個基本功能。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安排直接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如何，最終取決於產權安排對個人行為所提供的激勵。
（三）企業理論
科斯運用其首創的交易費用分析工具，對企業的性質以及企業與市場並存於現實經濟世界這一事實做出了先驅性的解釋，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單一生產制度體系————市場機制，拓展為彼此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的、包括企業與市場的二重生產制度體系。
科斯認為，市場機制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企業也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來，市場機制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並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交易費用的節省是企業產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惟一動力。
而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在哪裡呢？科斯認為，由於企業管理也是有費用的，企業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其限度在於：利用企業方式組織交易的成本等於通過市場交易的成本。
（四）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代表人物是諾斯，他強調，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並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麼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總之，諾斯認為，在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構成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塊基石。制度變遷理論涉及制度變遷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問題、制度變遷的動腔滾力、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變遷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徑依賴等。
科斯的原創性貢獻，使經濟學從零交易費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費絕尺用的現實世界，從而獲得了對現實世界較強的解釋力。經過威廉姆遜等人的發揮和傳播，交易費用理論已經成為新制度經濟學中極富擴張力的理論框架。引入交易費用進行各種經濟學的分析是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目前，正交易費用及其相關假定已經構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環境的新制度環境，正在影響許多經濟學家的思維和信念。
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是由科斯的《企業的性質》這篇文章所開創的。

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由什麼決定？

1.生產什麼？這就涉及到了資源應該如何配置的問題。
2.為誰生產？這就涉及到了分配問題，即產品如何分配的問題
3.怎麼生產？這里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在解決問題1的前提下，如何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問題，即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即產出；二是從增長角度看，就是技術進步對於產出或效率提高作用問題。

微觀經濟學得基本問題是？

微觀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問題是：
生產什麼，生產多少
如何生產
為誰生產

經濟學是什麼?它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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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非常詳細

經濟學解決的兩大基本問題是什麼

西方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在一時形態上，宣傳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從而加強對該制度永恆存在的信念。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上層建築，西方經濟學也必須為這一制度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提供政策建議。

經濟學要解決的五個基本問題是什麼?

經濟資源是誰的？為誰而生產？經濟資源如何配置？生產出來如何分配？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微觀經濟學》經濟組織的三個基本問題是什麼

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
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是生產消費品更多，還是生產設備更多，每一種產品對社會的總影響是多少？
如何生產？誰來教書，誰來種田？是用煤還是用油發電，是人工操作還是用機器人，是用太陽能還是核能。
為誰生產？經濟成果如何分配，教師，工人，農民，網路員，哪類人收入應更多。社會應給窮人提供最低保障，還是嚴酷的遵循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為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形成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

2. 新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學派的區別和聯系

新制度學派與早期制度學派的區別,只基鍵知是時代的差別。早期制度學派處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他們根據當時比較低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
新制度學派在政策目標和價值准則問題上所涉及的范圍也要廣泛得多。新制度學派是在凱恩斯主義已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新正統派，但卻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的搏消多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原因，並且提不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的情況下，對資本主義社會亮臘進行分析和提出論點的。這是新制度學派不同於過去的制度學派的新特點。
現代制度學派是在舊制度學派（19世紀的30年代）基礎上產生的。由於理論發展的歷史久遠，加之該學派以獨特的制度結構的研究方法區別於理論經濟學，所以，它是值得人們十分重視的經濟學學派。特別是近幾年來，現代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又以歷史分析的方法，探討產權制度變遷的理論，所以，該派至今仍然是西方經濟學界和中國經濟學派熱衷於研究的一個學派。

3. 制度經濟學派的簡介

制度學派是當時資本主義處於較高發展水平的美國環境中的產物。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矛盾，尤其是大壟斷組織同中小企業之間的矛盾，在美國要比在德國表現得更加突出。大壟斷企業在社會經濟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沒橡鄭，在美國的暴露也更加明顯。因此，制度學派從一開始起就強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強調有必要調整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關系，對之進行改良，並預言美國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在於社會改良。
制度學派在美國，從它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以資產階級經濟學異端形式出現的經濟學派別。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尤其是凡勃倫和康蒙斯，都被看成是「離經叛道者」，他們在理論中批評當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處於正統地位的馬歇爾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並非是完美無缺的，凡勃倫甚至還提出了改革美國資本主義的設想，即由技術人員來執掌工業大權，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
雖然制度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爾曾把 其理論的起源追溯到19世紀前期英國經濟學家瓊斯的著作，但實際上瓊斯的經濟理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都沒有產生重要的影響。說制度學派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這主要是從枯頌方法論方面而言的。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在方法論上，與當時流行的英國和奧地利經濟學家所採取的抽象演繹方法不同。他們既不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抽象的「經濟人」的組合，也不把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動看成是「自然的」規律起作用的後果。他們採取的是歷史歸納方法和歷史比較方法，強調每一個民族或如談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活動或發展起來的，從而所闡明的規律性並無普遍的意義。

4. 制度經濟學的規范經濟學

制度學派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與價值判斷密切相關的。早期制度學派認為，國民生產總值（GNP）作為經濟價值，只是社會價值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會價值還應該包括社會平等、生態平衡、人們對閑暇時間的追求等等。加爾布雷思更提出了「整體制度目標」的概念，他把整體制度目標分為經濟價值目標和文化價值目標，而社會追求的公共目標就是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綜合起來的「生活質量」。這一時期制度學派提出的價值判斷標准，既反映了從凡勃倫以來的早期制度主義的一貫想法，更加突出地採用了包括倫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這是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方面第三個顯著特點。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邊際分析方法，建立起邊際交易成本概念，為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發展開辟了新領域。諾斯（North）曾經說，有了「交易成本」這個發現，我們才找到了解釋制度存在和制度變遷的方式，才使我們可以解釋整個經濟在體制上的變化。比如，我們運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為什麼會存在，制度是怎樣發生變化的，人們為什麼以及怎麼樣採用更經濟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和交換活動等。他說，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經濟學才稱得上是「新」的。筆者認為，由於引入邊際分析方法，運用邊際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後的制度經濟學較之先前的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上不再是與主流經濟學相對立或漸行漸遠，而是呈現出「合流」或「融合」的傾向。如果說，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制度學派對早期的制度學派，在研究方法方面進行的拓展還只是量的發展和擴大的話，那麼科斯對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變。也許，這就是諾斯把科斯以後的制度經濟學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原因。
科斯認為，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重大理論缺陷是沒有專門的制度理論。在他們那裡，盡管政治、法律、貨幣、習俗等制度形式，對經濟體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認可，但是，這些傳統的研究要麼假定製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製度不影響經濟績效，如新古典經濟學；要麼假定製度可以無成本地運行，或者沒有專門對制度運行成本進行分析，如斯密、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倫、米切爾、康芒斯等的舊制度經濟學。科斯強調，要解釋經濟現象、經濟行為和經濟關系，就必須研究對它們產生影響、支配或約束作用的制度安排。應當說，科斯並不是第一個注意研究交易背後權利關系的人，斯密、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經研究過這些問題，但科斯卻是第一個通過引入邊際分析方法，通過分析邊際交易成本，解釋了現實制度的內生化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這是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方面的第四個顯著特點，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性發展。
科斯認為，諸如燈塔制度、電訊產品生產和消費出現的糾紛、農夫和養牛者的利益糾紛、環境污染等現實問題現象，實質上反映的是產權的界定和變遷；而產權結構的選擇或解決糾紛的制度安排，又取決於利益關系人之間相互協調和影響的邊際交易成本。他舉例分析說，假定有法律訴訟和私下協商兩種解決糾紛的制度安排，如果兩者的邊際交易成本不相等時，當事人自然傾向於選擇成本低的制度安排，這就可以解釋不同狀態下當事人會選擇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的原因；如果兩者邊際交易成本相等，就會出現制度均衡，這就可以解釋現實社會中存在多樣化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麼各種制度就是多餘的。由此科斯認為，在現實經濟中制度的顯著重要性和制度安排的多元化，恰恰反映了邊際交易成本的現實性，而這些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是不被重視的。
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還呈現出微觀化、具體化的傾向。他不贊成古典制度分析和舊制度經濟學（包括加爾布雷思）那種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認為他們的最大不足在於他們的制度分析一直是從總體上來把握制度變數，比如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徵和後果，分析家庭、國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為一個整體的性質、演化的過程及其對經濟體系的影響，等等。科斯認為，這種整體主義方法論除了對各種經濟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實際上並沒有告訴人們關於制度的詳細故事，這些分析僅僅留下了一堆有待證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過去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業和市場處理成不同利益集團解決利益糾紛的場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麼是習慣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麼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並且認為這些制度安排是作為決定當事人行動的社會整體出現的，當事人的行為反映了這些制度的特徵。而科斯從考察一些具體的企業活動中發現，企業和市場本身就是協調利益關系的制度，企業和市場的共存說明了兩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在科斯看來，任何制度安排都是當事人根據具體環境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反映出科斯所運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選擇模型。從制度分析方法的發展來看，科斯重視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又不放棄演繹推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舊制度經濟學那種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純粹歸納研究方法的不足。這是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方面的第五個顯著特點。
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於，通過引入邊際分析和邊際交易成本概念，使得各種具體制度的起源、性質、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個人為基礎的比較精確的實證分析上，創立了可以經驗實證的制度分析方法。這是科斯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個貢獻。應當承認，如果制度分析僅僅停留在價值觀的討論上或一般性的規范分析上，那麼人們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對制度的性質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開創性研究不僅加深了人們對制度重要性的認識，而是促使人們更加科學地研究制度及其與之相關的經濟問題，從而直接推動了制度分析的復興。科斯在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開拓性成果，對後來諾斯等人的經濟史研究、張五常等人的契約探討、威廉姆森等人關於組織的理解等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促使他們是從現實的經濟形態出發，檢驗理論的合理性，強調如果理論不符和現實，就需要修正理論模型本身。這種強調經驗實證的制度分析沒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從實際發生的事件中挖掘和發展理論。當然，在後來的發展中，古典制度分析、舊制度經濟學，甚至新古典經濟學等的研究方法，仍然對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產生著重要影響，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論側重和理論子分支，使新制度經濟學呈現出研究方法和理論分支構成多樣化的蓬勃局面。
以D·諾思和T·W·舒爾茨為代表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制度經濟學的最新發展。諾思認為，在影響人的行為決定、資源配置與經濟績效的諸因素中，市場機制的功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市場機制運行並非是盡善盡美的，因為市場機制本身難以克服「外在性」等問題。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外在性」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產生「外在性」的根源則在於制度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場行為者的利潤最大化行為時，必須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圍。他們強調，制度是內生變數，它對經濟增長有著重大影響。因此，深入探討制度的基本功能，影響制度變遷的主要要素，經濟行為主體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選擇的原因，以及產權制度與國家職能，意識形態變遷的關系等問題，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制度變遷理論在研究方法論上的特性，啟發了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效率時，把經濟理論與政治理論結合起來，把政治要素作為經濟運行研究不用缺少的要素分析。
諾斯在強調制度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的同時，並沒有丟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事實上他是應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這是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方面的第六個顯著特點。諾斯認為，一項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創新，之所以影響到制度變遷，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有許多外在性的變化促成了潛在利潤或外部利潤的形成，另一方面又由於存在對規模經濟的要求，將外在性內在化的困難，以及厭惡風險、市場失敗、政治壓力等原因，這些潛在的外部利潤無法在規定的現有制度安排結構內實現。因而，在現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為了獲取潛在利潤，就會率先來克服這些制度障礙，由此導致制度安排的創新，並進而形成制度變遷。
諾斯認為，從「成本-收益」分析來看，一項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創新的預期凈收益大於預期的成本時，才會發生。這又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由市場規模擴大、生產技術進步和社會集團對自己收入預期的改變促成「制度創新」。因為，這些因素的變化，將會促使成本和收益之比發生變化，比如市場規模的變化會改變既定製度安排下的收益和費用；技術進步會使得制度創新變得有利可圖；社會中各種團體對收入的預期改變會使他們對新制度安排的收益與費用作出重新評價等等，上述各要素作用的結果就會推動制度創新。第二種情形是，由技術創新、信息傳播、有利於創新的社會科學知識進步等創新成本的降低導致的「制度創新」。他強調，制度安排創新的真正原因在於，創新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在新制度安排下的經濟行為主體獲取潛在的利潤。
總之，在運用上述制度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礎上，制度變遷理論得出的結論是，一種制度下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關系決定了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存在著一定的時滯性，因此由制度創新決定的制度變遷是緩慢進行的。
綜上所述，制度經濟學不僅以其獨特的理論思想和理論特色，在整個現代經濟學體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運用的研究方法也頗具特色。更進一步講，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演化軌跡和發展趨勢，也是頗為耐人尋味和引人入勝的。起初，制度經濟學無論在理論思想上還是方法論上，都以「逆經叛道者」的面目出現，強烈反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個過程經歷了從凡伯倫到加爾布雷斯的幾代人的傳承。他們強調制度分析，強調非經濟因素，強調人的選擇的不確定性，強調整體和規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邊際分析方法，運用交易成本概念對制度展開研究之後，制度經濟學無論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理論思想方面，都發生了轉折性變化。變化的趨勢不是日漸遠離主流經濟學，而是趨與相同，以至於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自科斯以後的新制度經濟學是可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的，甚至能夠被歸並到新古典經濟學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觀化和具體化的傾向，諾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方面呈現出的顯著特點及其演化軌跡與發展趨勢，可以使我們獲得三點重要啟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選擇、運用和創新，是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進步服務的，他們二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對獨立性，一種方法可以為多種理論研究所運用，一種理論可以使用多種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創新往往成為理論突破的啟動按鈕和關鍵環節，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為理論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許可以說，制度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有待在方法論上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如諾斯所說，制度經濟學還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別是應當更重視跨學科研究和經濟以及其他社會現象間的聯系。
我國適用
制度經濟學派已從19世紀的非主流學派發展為「顯學」，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制度學派可以分為舊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二者的區別僅在於20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的區別，對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制度」的重視，是二者的共同點。制度經濟學起源於19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學派，強調經濟發展中的歷史性和過程性，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分析經濟現象，強調經濟發展過程的演進性。這與從勞動、土地和資本等要素角度對經濟活動進行靜態分析的主流經濟學派有本質的不同。
古典經濟學乃至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綜合派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派，和當時社會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有很大關系。古典經濟學面臨的是社會財富的增長問題，這可以從經濟學開山之作的名稱《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反映出來，它主要解決的是生產不足問題，需求因素還沒有突出出來。新古典經濟學面臨的主要是需求不足問題，這也可以從其代表人物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反映出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是需求不足的問題，這時，財富的增長不再成為經濟學關注的重點點。1929－1933年波及世界的經濟危機為凱恩斯經濟學的實施提供了舞台，美國的羅斯福政府實行了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美國因此較快地擺脫了經濟危機。
制度學派自誕生之日起，就不被主流經濟學所重視。這也許和它歷史、邏輯的分析方法不能像古典經濟學那樣能對現實問題提供實證分析，從而在現實中具有較強的操作性有關。如果說古典經濟學在「邊際革命」以前在分析經濟問題時還只是使用代數和簡單的幾何工具的話，那麼，經過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對邊際概念的引入，經濟學研究方法就明顯地被數學化了，進而區分為實證方法（追求經驗驗證）和規范方法（追求價值關懷）。此後，數學方法在經濟學領域被大量使用，起先是微積分，以後是矩陣、統計學、模型等更加復雜的方法，以致國際上主流經濟學研究必須有模型，在國內的一些專業性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也要求必須有數學模型。數學模型方法的應用固然使經濟學增強了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預測能力，但模型化的方法也存在著「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危險，如果模型的前提假定有不符合現實之處，其對現實情況的解釋力就很差，其對未來事件的解釋就可能很荒唐，就會出現「蝴蝶效應」。
制度經濟學被大家關注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這和當時蘇東劇變有很大關系，此後相繼有30多個國家在進行體制變革。蘇東這些原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紛紛轉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經濟學家給出解釋。俄羅斯實行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為其設計的「休克療法」，在全社會進行全面、快速的私有化，結果引起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致使經濟增長緩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近幾年，俄羅斯經濟慢慢走出低谷。疾風暴雨式的 「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引起的經濟後果使得很多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制度轉型問題。引起人們對制度經濟學興趣的還有另外兩個經濟現象，一個是亞洲金融危機，一個是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高速增長。東亞的經濟奇跡使得亞洲引以為豪，並曾由此使人們興起對儒家文化的強烈興趣，人們曾把新加坡看作「亞洲五小龍」的代表。然而金融危機在泰國的爆發凸現了亞洲各國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政府幹預和市場調節的結合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
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改革一開始就引起我國學者的注意，並用來分析中國經濟現象，以期為中國的改革找到理論依據。我國經濟學家對制度經濟學的關注是從所有權開始的。我國的國企改革剛開始是沿著兩權分離的思路進行的，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學者開始研究在我國建立現代公司制的問題，產權才進入我國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視野，而產權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新制度經濟學和舊制度經濟學雖然都重視制度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但二者仍然有區別：舊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的分析主要是從法律、文化等邏輯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經濟學由於引進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將制度問題納入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進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對經濟問題的分析可以實現形式化、模型化。有人認為，經濟學中交易費用的發現就像物理學中摩擦力的發現一樣，使得經濟學理論更加接近經濟現實。雖然在制度交易費用大小的衡量上還沒有找到可以量化的、切實可行的方法，但制度分析方法在解釋經濟現象方面已經顯現了力量。我國學者在這一方面已經作了許多研究，對一些經濟現象做出了有說服力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就是規則，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經濟的制度，傳統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經濟體制意義上的。制度這一概念是在「規則」 這一意義上被制度經濟學家使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們有意識創造出來並通過國家等組織正式確立的成文規則，包括憲法、成文法、正式合約等；非正式制度則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交往中逐步形成、並得到社會認可的一系列約束性規則，包括價值信念、倫理道德、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正式制度具有強制性、間斷性特點，它的變遷可以在「一夜之間」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發性、非強制性、廣泛性和持續性的特點，其變遷是緩慢漸進的，具有「頑固性」。在生活中，正式制度只佔整個社會約束的小部分，人們生活的大部分空間還是由非正式制度來約束的。用非正式制度可以解釋我國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因為我國傳統上是一個倫理社會，缺乏契約傳統，倫理文化因素在社會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制度可以說是人類追求一定社會秩序的結果，人們力圖通過這些制度為自己的生活構建一個穩定的空間。在正式制度的構建中，人類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性來努力地把握未來。非正式制度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的原發性規則。正是通過非正式制度，人們構建了法律出現以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依靠風俗習慣、道德、意識形態構建了社會秩序。法制社會與倫理社會相比，是後出現的。社會發展趨勢是，人們盡可能地把原來屬於非正式制度的社會規范轉化為正式的法律規范，使其在規范人們的行為方面具有更大的強制力，使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有更為明確的規則可以遵循。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為了提高經濟效率，人們不斷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並加以修正。
「制度」這個概念的使用率愈來愈高，大量的制度經濟學著作被譯介到我國，在我國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經濟學研究中心，並定期舉辦制度經濟學年會，制度經濟學必將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期待，藉助制度經濟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滋潤，在解決社會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的過程中，中國能出現自己的經濟學說。
分析傳統

5. 如何解決經濟學三個問題

首先是微觀經濟學。只要市場在，供不應求漲價，供過於求落價，我們永遠可以以合理的價格買到東西，永遠不會餓死人（除了身無分文的人）。如果大規模餓死人，那是因為市場被破壞。或者由於戰爭，或者由於人類的愚蠢。少數人餓死，是因為沒有錢，不是沒有糧。因為有價格的波動，和人類追逐利益的本性，各種資源會隨著價格變化而流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電廠生產出來的每度電有許多種用途，在價格的引導下它會被用於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同時由於替代的可能，糧食可以用水果，肉類來替代，石油可以用煤炭，原子能來替代等等，社會的生產和消費結構具有彈性，以適應地球資源的約束。

市場非常重要，它保證我們能以合理的價格買到所需要的東西。通過市場的競爭，生產和需求能夠匹配，經濟結構能夠經常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人口、資源、偏好和科技的進步。市場競爭能夠消除低效率的生產和消費，保持社會以高效率完成經濟活動。市場既然如此重要，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市場是如何建立，維持，或者被破壞的。這個經驗可以從人類歷史中去發掘，也可以從當今世界的現實比較中去認識。

建立市場經濟的困難何在？首先是人在法律面前的地位平等。在權勢社會中統治者不需要遵守法律，他們可以為所欲為，欺侮百姓。平民百姓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很容易被權勢者剝奪。人們爭做有權有勢者，實在不得已才去從事生產。以後剝奪別人財富越來越困難，代價越來越高，人們轉向生產財富而不是爭取權勢。不過市場經濟把人們分成有錢人和窮人，錢能夠交換權，所以法律上的平等並不容易做到，富人往往得到更多的法律保護。

其次是財產權的確立。私人所有的財產應該受到嚴格保護，不受任何權勢人物的侵犯，特別是不受政府的侵犯。財產權得不到保障，通過巧取豪奪就能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交換還有什麼意義呢。政府侵犯私人財產往往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這就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建立。財產可以找一個理由來侵犯，以後就後患無窮，社會將陷入剝奪和反剝奪，革命和反革命的混亂和無序。再就是個人自由的承認和確保。個人有權創業，從事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選擇自己所喜歡的職業，可以辭職不幹，有權選擇交換對象，可以討價還價。在一個權勢社會中權勢者往往限制別人的自由，以擴大自己的自由，用各種似是而非的口號為特權者額外的自由尋找借口。

嘩脊由此可見，法律面前平等也好，財產權的保障也好，自由也好，對這一切造成亂梁滲障礙的就是特權。市場經濟之前和之後作比較，就是特權的受制約。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標志，也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結論。

然後我們要學宏觀經濟學。雖然從微觀上通過價格波動，供應和需求經常處於均衡狀態，不會買不到東西，也不會賣不掉東西，但是如果家庭的儲蓄不等於社會的投資，全社會在總量上發生供需的不均衡，於是發生蕭條或者過熱。此時價格起不到均衡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作用，要靠市場之外的力量，就是政府。這是凱恩斯在二次大戰以後提出的宏觀經濟理論。1929年在美國爆發渣慎了後來波及全球的經濟大蕭條，將近十年的蕭條損失的財富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大家不懂凱恩斯學說，執行了不少倒行逆施的政策，否則情況不至於如此嚴重。現在類似於1929年的大蕭條已經不可能再發生了（但是別的危險仍然存在著），因為世界各國都用凱恩斯理論作為宏觀經濟調整的指導。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有實用價值、最成熟、研究的人也最多的一門學問。它既非常深奧，又平白易懂，就看我們怎麼學。一個人不學經濟學也能懂一般的經濟規律，比如說物以稀為貴，這就是經濟學。但是學過經濟學就懂得更深刻，問題看得更透。而且能夠用經濟學的規律來解釋世界，判斷事物的是非，估計局勢的發展。我們還能夠發現，由於古人不懂經濟學，人類的發展大大地延誤了，而且至今類似的錯誤還一犯再犯。可見普及經濟學知識有多麼重要。

經濟學又有助於我們懂得人生，建立良好的人生觀，處理好和周圍人群的關系，懂得個人的社會責任。學好經濟學不但自己享受人生，同時也能幫助別人享受人生；懂得怎樣賺錢，怎樣花錢，要做錢的主人，不做錢的奴隸。但是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同樣是學，學得深，學得淺，大不一樣。小學生讀孔子的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和成年人讀的感受完全不同。一方面透徹的理解需要生活經驗，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的思考。同樣年齡的人，有的顯得膚淺，有的比較深刻，差別就在能不能思考。

青少年是處於人生最重要的階段的一群人。他們的人生觀開始形成，他們觀察社會，學習如何處理人和人的關系。可是現在的學校里並沒有很好的關於人生觀和正確認識社會關系的課程。教育部門不是不想，而是沒找到合適的切入點，來討論怎樣建立符合社會需要的人生觀。我認為學經濟學可能是一個合適的切入點。

本書作者岑科先生是學經濟管理出身，但是他的經濟學修養相當好，由他來編寫這本書是再恰當不過了。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改變目前學校里的經濟學脫離實際，內容沉悶，邏輯不清的種種毛病，開辟出一條教授經濟學的新路。

6. 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是什麼制度經濟學對它做了哪些改進

古典經濟學 ★對應於早期的，俗稱：第一代新高中備古典派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對應於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俗稱：新古典派經濟學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對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流派即：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 ★以及20世紀末開始的第戚毀四次整合 第一代新古典派經濟學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系統性發展源自亞當·斯密，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古典經濟學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先前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去100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交叉的邊緣化。 張伯倫革命擯棄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更多的是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 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他們運用邊際分析法，分析了壟斷競爭的成因、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從而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 凱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從而在理論體繫上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凱恩斯完成理論創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經濟學關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導致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於消費傾向、靈活偏好和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據此凱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議強調，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消除產生失業與危機的基礎。 預期革命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貨幣供給的變化可以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並由此引起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這種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變化將導致總需求的變化，而總需求的變化又將導致經濟波動。所以他們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幹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而不僅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 新古典經濟學是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之後，代替了古典經濟學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學派主要包括奧地利學派、洛桑學派、劍橋學派。認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是理解經濟現象的一個根本基礎，利用這一規律可以解釋買主面對一批不同價格時所採取的購買行為、市場參與者對價格的反應、各種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最佳配置等各種經濟問題。 第二代新古典派經濟學 新古典派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對以往新古典派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進行細化，而於1970年代形成的學派。其理論框架由理性預期假說和自然失業率假說組成。該學派主張市場經濟能自動解決失業、不景氣等問題，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沒有任何效果。在失業和培鋒通貨膨脹的兩難問題不僅在長期，短期也不存在這一點上，與貨幣主義不同。 該學派有時也因為其對理性預期的注重為特徵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學派稱呼。 新興古典經濟學 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精彩經濟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現代分析工具復活古典經濟學的思潮。比如，他們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重新闡述斯密的分工理論及其對國際貿易原因的論述。他們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學的尋找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建立起宏觀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他們將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的定義，改變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對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楊小凱等人提出的新學說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並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這個流派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第四次整合 此外，西方主流經濟學在20世紀末，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和標志，又開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論創新在於：一是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直接奠定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從而實現對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超越；二是加強對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新課題的研究並取得新成果和新發展；三是進一步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認為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就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代表人物 正當古典經濟學的危機即將來臨之際，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經濟理論只強調了生產和成本，卻忽視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經濟學的大樹分出了枝幹：一個枝幹是以馬克思為傑出代表，繼續沿著勞動價值論這條線索，以其獨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性質，並成為號召廣大無產階級投身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動力，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綱領，對於這些理論，大家要比較熟悉一些，這里就不多費篇幅。 另一個枝幹就是通過對需求和效用的認識，建立在邊際效用論和均衡價格論基礎上的新古典主義理論（因為新古典主義拋棄了勞動價值理論，所以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現在有很多教科書仍把這部分理論叫做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

7. 考試題目---------------請用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分析：1、利比亞戰爭和局勢，2、索馬裏海盜，3、團購

第一個問題，主要用制度變遷與交易成本來解釋
原體制很差勁，交易成本高
但制度變遷同樣需要成本，兩個比一比
當形勢成熟，有外國力量推動後，變遷嘩肆模成本終於降下來了。所以出現了制度轉換。
分析分析制度變遷中的總體成本變動
再看看原制度成本與新制度成本的差額、轉換前後的摩擦成本、新制度生成的機會成本
如果你野心夠大，還可繼續分析利比亞制度的普遍條件亂緩，轉換需要的一般約束條件，以及新制度設立後走向成熟雹簡，其成本的變化情況做一系列考察。然後你就可以靠這出書拿個什麼獎，最次也在中國橫著走了

第二個問題，主要用程序不公來分析
由於社會混亂動盪，軍閥割據，導致一般民從損失，影響社會福利
在社會公共選擇的基礎，出現了逆淘汰
社會制度供應缺失導致的社會選擇是弱勢群體鋌而走險
所以需要正確的選擇社會秩序政策，達成程序公平，再形成社會公平

第三個問題用博弈論就成了

8. 反壟斷風雲

近期，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媒體圈結合螞蟻暫停上市事件，掀起了一場反壟斷輿論風暴。

新財富一篇文章《收割者：騰訊阿里的20萬億生態圈》指出：「通過近年5000億-6000億元規模的投資並購，騰訊與阿里巴巴分別構築了10萬億市值的生態圈，5年間膨脹了10倍。相比之下，上海市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總市值為2.8萬億元；深圳300餘家上市公司總市值11萬億元；A股總市值10萬譽空億美元。騰訊與阿里的資本能量，甚至已能與一座一線城市比肩。【1】」

很多人深感互聯網巨頭給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但也對他們的市場支配力量以及引發的財富集中效應感到擔憂。

在歐美國家，反壟斷調查猶如懸在Facebook、谷歌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騰訊、阿里是否會面臨類似的監管與調查？

反壟斷，一直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行政性壟斷，在經濟學界早已形成共識，已無需討論。但是關於對自然壟斷的調查，經濟學家分歧很大。

如何界定壟斷？反壟斷的標準是什麼？難道「大即原罪」嗎？反壟斷到底是支持創新者，還是打擊了創新者？Facebook、谷歌、騰訊、阿里等巨頭製造的市場集中，是提高了經濟效率，還是損害了 社會 福利？

反壟斷，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復雜的經濟學問題。本文從美國反壟斷簡史的角度，以經濟學原理解析自然壟斷與反壟斷法。

本文目錄

一、糊里糊塗的反壟斷

二、雙雄對決的學術戰

三、演算法時代的收割者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靜心閱讀，感謝分享）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壟斷法《反托拉斯法》誕生。這部被譽為「經濟憲法」的法律，是政治斗爭的產物。

19世紀最後20年，美國財團發明了托拉斯組織，聯合同類大型企業，一致行動主宰市場和控制價格。這導致嚴重的二元經濟【2】，內核是托拉斯及大型企業經濟圈，外圍是圍繞著內核形成的大量激烈競爭的小企業及困苦的底層工人。

1904年，美國各經濟部迅戚門的托拉斯組織掌握的資本總量高達204億美元，其中1/3的資本掌握在7家大托拉斯的手中。1910年，托拉斯在美國一些工業部門的生產中所佔比重如下：紡織工業為50%，玻璃製造業為54%，棉布印染業為60%，食品製造業為60%，釀酒業為72%，金屬工業（不包括鋼鐵）為77%，化學工業為81%，鋼鐵工業為84%【3】。

在外圍，大量中小企業主、農場主、工人階級被托拉斯擠壓了生存空間，處於被 社會 淘汰的邊緣。底層農民、小企業主、反壟斷黨、聯合勞動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托拉斯運動，如格蘭奇運動、綠背紙幣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試圖打破鍍金時代沉悶的政治空氣。

所以，這部應政治訴求而生的法律，缺乏足夠的法理論證，顯得慶昌瞎「簡陋」。該法第二條規定禁止「壟斷」和意欲壟斷的陰謀。但是，無論是該法的正文還是附件，都沒有給出「壟斷」的確切含義，或逐條指明哪些行為是被禁止的。

立法者謝爾曼認為具體標准應由法官來判斷：「我們很難通過對法律詞彙的定義，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業聯合中畫出一道精確的線來。在每一個個案中必須要留給法庭去決定其是否合法。」

當然，這是美國判例法的慣例。但謝爾曼也承認反托拉斯法「並沒有宣布一項新的法律原則，僅僅是將那些老的、廣為人知的普通法原則授予了我們復雜的州和聯邦的司法機關。」

這部法律的出台似乎只是為了平息民憤，以至於此後十幾年幾乎成了一紙空文。當時有人這么評價這部法律：「該法案本身，除了平息了人們提起反托拉斯之訴訟——任何訴訟——的呼聲外，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諷刺的是，《反托拉斯法》出台後，托拉斯組織反而快速崛起。1904年美國共有318家托拉斯，其中93%是1890年該法出台後產生的。

同時，還出現過一些離奇的判決。1895年，第一個反壟斷案是著名的美國聯邦政府訴奈特公司案。當時，美國精製糖公司試圖以交換股份的方式整合包括奈特公司在內的四家大公司，這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國精製糖產業98%的份額。美國聯邦政府將奈特等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大法官認為，四家公司控制了絕對的市場份額，這種行為構成了壟斷。但關鍵問題是，《反托拉斯法》僅適用於貿易及商業領域，不適用於生產領域。

這部法律的全稱是《保護貿易及商業以免非法限制及壟斷法案》，沒有涵蓋生產、製造或工業領域。最終，法官裁決以8:1判決政府敗訴。

這個判決出來後，當時所有製造領域的托拉斯組織都免於《反托拉斯法》的制裁。相反，工會組織和工人罷工反而成為反壟斷的目標。當時工人聯合起來罷工、要求加工資等一致行動，被認為是一種壟斷行為，工會組織被認為是壟斷組織。

1894年，普爾曼罷工拒絕運輸郵件，聯邦政府以「限制貿易罪」將罷工領袖尤金·德布斯起訴到最高法院。結果大法官依據反托拉斯法判處德布斯有罪。

從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個被認定為違反《反托拉斯法》的案件中，有12個是針對勞工組織的。從1890-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件中，沒有一起托拉斯遭到解散。

如此，這部由政治因素催生的法律，又變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進而引發更為激烈的 社會 對抗。

在那個大激盪的歲月里，威廉·麥金萊總統締造了經濟繁榮，被譽為「繁榮總統」。但是，民間普遍卻認為，麥金萊總統是資本家的傀儡，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漢納的孩子」。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實業家叫馬克·漢納，他在伊利湖地區從事開礦、制鐵和造船事業，以操縱選舉而聞名，他有個綽號叫「政治老闆」。漢納一手扶持麥金萊當上州長，而後又成功競選總統。

1901年，麥金萊總統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繼任成為了總統。麥金萊遇刺讓羅斯福深刻感受到美國 社會 暗流涌動、危機重重。作為共和黨的改革派，羅斯福一上台便舉起大刀砍向托拉斯。他試圖來個「斬首行動」以正視聽，指示聯邦司法部對北方證券發起反壟斷訴訟。

北方證券什麼來頭？北方證券掌握了包括北大西洋鐵路、昆西鐵路、芝加哥鐵路在內的世界上最龐大的鐵路網路。其背後金主是華爾街大佬摩根和洛克菲勒。

老摩根在寓所里聽到了這個壞消息後氣急敗壞。老摩根怎麼也想不到，這位曾經得到他支持和資助的年輕政治家，上台第二年就對自己開刀。

老摩根請了全美一流的律師團隊與羅斯福一戰到底，官司最終打到聯邦最高法院。19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以5：4的判決裁定該公司違反了《反托拉斯法》。

這個案件被稱為「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大大扭轉了聯邦最高法院對托拉斯的態度。此後，羅斯福一口氣發起44個針對大企業的法律訴訟，其中25起勝訴，成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等。人們因此稱呼羅斯福為「托拉斯馴獸師」。

羅斯福之後，民主黨人威爾遜總統簽署了《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克萊頓法》，完善了美國的反壟斷法律體系。

1918年，聯邦政府指控芝加哥貿易協會固定價格行為涉嫌壟斷。最終地方法院並沒有判處被告違法，而是讓聯邦政府與貿易協會達成和解。當時布蘭代斯大法官在這個案子中使用了合理規則。所謂合理規則，就是判斷一項限制是否違法，要考慮該行為的所有事實，而不僅僅是規模大。後面，很多法官都援引了這個案例以及合理規則來裁決。

到此為止，美國反壟斷法主要打擊固定價格、排他行為、限制競爭等非正當競爭行為。但是，由於法學界對壟斷缺乏嚴謹的界定，在具體的裁決中，法官並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規則，有時陷入「大型企業有罪推論」的慣性思維。

1937年，聯邦政府對美國鋁公司、加拿大鋁公司以及它們的64名相關股東高管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的行為多達140項。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著名法官勒尼德·漢德，只用了一種非常簡單的辦法就認定被告有罪，那就是被告市場份額的佔有率超過90%。

他指出：「90%的市場份額足夠構成壟斷；60-64%的市場份額是否構成壟斷還有疑問；而33%的份額則確定不會。」

「大即原罪」？法學界對此爭議巨大，又一無所知。反壟斷工作亟需經濟學家的專業支持。

1936年，聯邦反托拉斯局才僱傭了有史以來第一位經濟學家。但是，該局經濟學家在反壟斷案件中的作用局限於數據搜集和訴訟支持。波斯納法官在1971年曾經有過如下描述：「如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裡的經濟學家們是律師們的女僕，一直受到忽視」。

哈佛大學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貝恩，吸收了張伯倫和羅賓遜夫人的壟斷競爭理論，提出了著名的產業組織理論——結構主義。這個理論認為，市場結構決定市場績效。貝恩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製造業，得出的結論是集中度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貝恩還檢驗了20個美國製造業的進入壁壘和利潤的關系。結果高壁壘條件下的平均回報率明顯地高於低壁壘。

哈佛學派的研究相當於論證了「大即原罪」，指出大型企業利用高壁壘及市場集中優勢獲得超額利潤，阻礙技術進步，降低市場效率；同時，告訴政府及法官，看一個企業是否涉嫌壟斷，只需要看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的高低、企業數量多少及規模大小。

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非常符合美國司法部門的胃口，被稱為「反托拉斯法經濟革命的第一聲禮炮」。這一理論大肆滲透到反壟斷立法與司法裁決中。

1965年，哈佛學派的唐納德·特納教授成為助理司法部長。他吸引了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加入反壟斷工作。在他的推動下，1968年司法局頒布了《合並指南》——「是由一組經濟和政策專家與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職業律師共同制定的，其中蘊含著產業組織分析框架」。

實際上，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存在嚴重缺陷。這一理論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及數學論證。大型企業一定會降低經濟效率和阻礙技術創新？

經濟學家托馬斯•迪洛倫佐曾經在《國際法律與經濟評論》上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指出整個19世紀8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為24%，而當時有據可查的壟斷行業產出的實際增長率卻高達175%。

大型企業組織還大大降低了產品價格。卡內基鋼鐵將鋼軌價格從1875年的160美元/噸降至近25年後的17美元/噸；洛克菲勒在1897年將精煉石油價格從30多美分/加侖壓低到5.9美分/加侖；北方證券的鐵路網路極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區工廠的銷售市場，促進美國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紀20年代，老福特發明了流水線，將 汽車 的價格在短時間內降到了平民價格，從此 汽車 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大型企業為何高效？

古典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自由市場是資源高效配置的唯一方式。1931年，還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讀的羅納德·哈里·科斯，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前往美國研究工業結構。科斯發現，美國大型工業企業實施有效的管理（泰勒革命），其內部的經濟效率非常高。他敏銳地察覺到，企業內部的組織計劃，與自由市場一樣都是有效率的。他引入了交易費用將其觀點寫成了著名的《企業的性質》（1937）。後來，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家認可了企業及一般經濟組織的內部效率。這一理論相當於否定了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

七十年代開始，美國陷入滯脹危機，新自由主義崛起，芝加哥學派的「經濟效率至上」的思想開始流行。施蒂格勒、德姆塞茲、波斯納等經濟學家的研究，告訴聯邦政府及法官，判斷一家企業是否壟斷，主要看經濟效率，而不是哈佛學派提倡的市場份額和集中度。

隨著信息產業開始興起，芝加哥的績效主義掀起了「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在新技術時代與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激烈交鋒。具體表現在兩個著名案件中：

一是1974年聯邦政府訴AT&T案。

訴訟理由是該公司存在利用從電子設備獲得的壟斷利潤補貼其網路的行為；阻止MCI或者其他運營商鏈接到本地製造商，並通過拒絕購買非貝爾供應商的設備，從而壟斷了電信設備市場。

這個官司打了將近十年，AT&T於1982年同意了接受司法部的裁決方案。兩年後，這家美國最大的電話通信公司被依法拆分為7個大型的區域性電話控股公司，其只保留了長途電話業務以及貝爾實驗室和西電公司，規模和銷售額均被削減了80%。

人們普遍認為對AT&T的拆分推動了通訊領域的競爭與創新。不過，人們很快反應過來，打敗壟斷的力量並非反壟斷，而是技術創新——正在爆發的信息革命。貝爾系統解體後，移動通信系統的創新在不斷削弱貝爾系統基於有線通信的自然壟斷。

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中這樣寫道：「貝爾體系的解體，向人們清楚地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迅猛發展的技術革新，並不需要依賴於壟斷的力量。【4】」

第二個案件是1969年聯邦政府訴IBM案。

訴訟理由是壟斷或企圖壟斷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系統的市場，尤其是商業設計的電腦；通過降低價格阻止競爭對手進入該產業以及引進新產品、減少其他公司產品的吸引力等。

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幾年。當時，芝加哥學派對反壟斷司法行動的影響在增加，聯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壟斷思維處於轉型期，判決一時難以抉擇。

IBM辯稱，政府是在懲罰成功者，而不是在懲罰反競爭行為。政府的所作所為，是對預見到計算機革命的巨大潛力並通過自己「高超的技術、遠見和產業」來統治該產業的企業進行懲罰。IMB還指出，它在美國銷售電子數據程序產品和提供勞務中所得的收益份額並不是像政府聲稱的那樣占據市場的壟斷地位。它所佔據的市場份額在1961年為56.4%，1968年為54%，到了1972年，則下降到了40.7%。

1982年，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負責人威廉·巴克斯特決定以「沒有必要」為由撤銷這一訴訟。他的解釋是，與電信業不同，計算機行業是無管制的，承受著市場競爭的強大壓力。他認為，這一產業本質是競爭的，政府重組計算機市場的企圖，可能不是促進而是損害經濟的效率。

與AT&T相比，IBM是幸運的。

在「大即原罪」與「效率至上」的競爭中，後者贏得了更多的支持。芝加哥學派的波斯納被裡根總統任命為聯邦第七上訴法院法官，他將其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的效率原則引入到反壟斷案件中。他說：「如果失敗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懲罰，哪怕市場上還有足夠數量的企業在競爭，這種競爭也只不過是人為的、造作的。【5】」

1992年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發布《企業橫向合並指南》基本放棄了結構主義思想，而以合並前後的經濟效率作為判斷基準。

方興未艾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擊潰一切壟斷者。芝加哥學派告訴世人，沒有真正的壟斷，沒有永久的壟斷，唯有不斷前行的技術浪潮。

1983年以後的反托拉斯局的組織架構中顯示，經濟學家與律師處於同等地位。此後，美國反壟斷工作進入了經濟學家主宰的理性階段。

到這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反壟斷法的觀點發生了轉變。最初，他們根據庫爾諾模型支持反壟斷法，但如今他們中不少人轉向反面。比如，弗里德曼認為，反壟斷法弊大於利。科斯也說：「我被反壟斷法給煩透了。當價格上升的時候，法官就說這是壟斷；當價格下降的時候，法官就說這是掠奪性定價或者說是傾銷；當價格不變的時候，法官又說這是一種價格勾結。法官到底想怎麼樣呢？」

所以，從80年代開始，反壟斷工作更少地糾結於那些似是而非的「壟斷」——市場佔有、攫取超額利潤、掠奪性定價、傾銷，將目標更多地轉移到大型企業的非法競爭，比如固定價格、捆綁銷售、限制競爭等。

正如波斯納法官所說：「企業謀取或保持壟斷利潤的真正的單邊行為，是欺詐專利局或是炸毀競爭對手的工廠。而欺詐和暴力一般而言又會受到其他法規的充分懲罰。【5】」

比如著名的聯邦政府訴微軟案。訴訟理由是微軟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統領域的壟斷優勢，強制捆綁銷售其應用軟體；司法部要求將微軟一分為二。最後，小布希政府決定不再試圖拆分微軟公司，而是禁止微軟的搭售行為，同時要求微軟確保Windows軟體和非Windows軟體的兼容性。

微軟案的結果再次說明，反壟斷調查與壟斷本身並無太大關系，它針對的是非法競爭行為。越來越多法學家及經濟學家相信，壟斷的問題應該交給自由競爭，技術創新解決壟斷，法律解決非法競爭。

然而，隨著Facebook、谷歌等互聯網巨頭的崛起，有些人對巨頭們的超級市場支配能力感到擔心。

Facebook穩坐全球社交龍頭地位，旗下坐擁Instagram和WhatsApp兩員社交大將。Facebook日活用戶為15.9億，月活用戶為24.1億，分布全球主要國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動操作系統中占據統治地位。在美國，谷歌搜索引擎市場份額高達86.4%，在歐洲，則是91.4%。谷歌安卓系統，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中占據85.9%的絕對份額。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可能超過 歷史 上的北方證券、標准石油、電話電報公司等巨頭。

這時，「大即原罪」的思想又開始流行起來。今年8月初，美國兩位參議員試圖推出一項稱為《壟斷威懾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過，Facebook、蘋果等 科技 巨頭，可能面臨嚴厲懲罰——美國市場營收15%的罰款。

最近十多年來，歐美國家對互聯網巨頭的反壟斷指控，最多的一項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這一指控似乎是「有罪推論」。

其實不然，互聯網巨頭的市場支配地位，存在一定的非正當性——控制私人數據。

數據本是用戶的一項私人資源，數據所有權也就是一項私人權力。但是，互聯網巨頭沒有採用分布式系統，私人數據被中心化的資料庫壟斷。 所以，互聯網巨頭的市場支配地位，其實是對私人數據的支配優勢。在演算法時代，私人數據極可能被巨頭以「大數據」之名濫用。

近些年，Facebook因此屢受國會調查。Facebook捲入數據濫用丑聞，一家名為「劍橋分析」的英國公司被曝以不正當方式獲取8700萬臉書用戶數據。隨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臉書展開調查。

在聽證會上，一名議員質問創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是否在竊聽用戶說的話」？扎克伯格婉轉地回答：「我們允許用戶上傳分享自己拍攝的視頻，這些視頻的確有聲音，我們也的確會記錄那些聲音，並且對這些聲音進行分析來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扎克伯格其實百口莫辯。Facebook存有用戶的私人數據，同時根據個人數據匹配相應的信息。這就涉及兩大問題：一是偷錄用戶私人信息；二是以演算法方式控制（匹配）信息。在美國，這種行為涉嫌侵犯個人隱私，控制言論自由。在大選期間，還可能涉嫌干擾大選，威脅美國民主政治。

最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以3比2的投票結果批准了和解協議。和解的代價是，Facebook繳納50億美元的罰款——美國政府對 科技 公司開出的最大罰單。

近期，中國官方強調，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不得開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二選一」、商譽詆毀、裹挾交易等違法違規競爭行為，或依託演算法推薦、人工智慧和大數據薈萃分析進行的「隱形」不正當競爭行為。

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福利經濟學》按照價格歧視程度，分為一級價格歧視、二級價格歧視、三級價格歧視【6】。其中，一級價格歧視，也叫完全價格歧視，同一商品針對每一個不同的買家都採用不同的價格。

美國1936年出台的《羅賓遜帕特曼法》是一部針對價格歧視的法律。這部法律規定，確定價格歧視違法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同一個商品針對不同消費者採用不同售價；二是這種行為對競爭構成破壞或給消費者造成損害。可以看出，這部法律禁止的是一級價格歧視。

通常，企業是無法做到一級價格歧視，而存在一級價格歧視往往是因為所有客戶的私人數據被無償支配。所以，反對一級價格歧視並不是反對價格歧視本身，而是其背後的非法行為，如大數據殺熟背後的濫用私人數據。

亞馬遜是互聯網大數據殺熟的「始作俑者」。2000 年，亞馬遜針對同一張 DVD 碟片施行不同的價格政策，新用戶看到的價格是 22.74 美元，但如果是演算法認定有購買意願的老用戶，價格則會顯示為 26.24 美元。如果刪除 Cookie，價格馬上又回落。很快這種策略被用戶發現並投訴，亞馬遜 CEO 貝索斯公開道歉，說這僅僅是一場實驗，也承諾不再進行價格歧視。

我在《演算法，即剝削》一文中分析了大數據殺熟。大數據殺熟，就是互聯網平台利用控制私人數據的支配優勢，藉助演算法對每個用戶實施「一級價格歧視」，最大限度地榨取每個用戶的「消費者剩餘」。

再看螞蟻的問題。馬雲嘲諷《巴塞爾協議》是老人俱樂部。但是，螞蟻的杠桿率遠遠超過了《巴塞爾協議》的監管要求。或許，馬雲認為，螞蟻的大數據風控比銀行的統計學風控根據優勢，可以突破這一監管的杠桿率。

但是，馬雲忽略了一點，螞蟻之所以具備大數據銀行的演算法優勢，是因為其免費地掌控了數億用戶的私人數據，佔有對私人數據的支配優勢。螞蟻能夠成為「巨象」，正是利用演算法支配私人數據。理論上，螞蟻可以利用演算法實施完全價格歧視，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個用戶的「交易剩餘」。 當每個用戶的財富天秤都向螞蟻傾斜，違約率定然會上升，螞蟻構築的護城河反被演算法吞噬，同時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這就是演算法時代的價格歧視，對金融系統構成的威脅。

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確立了市場最優效率的條件，即私人邊際收益= 社會 邊際收益。 什麼意思？這個等式的意思是「沒有人能夠占他人的便宜」。當一個國家確立這樣一種公正的法律時（制度是內生變數），經濟是最優效率的，理論上是沒有外部性的。

在大數據時代，互聯網巨頭強制性地免費佔有了私人數據，這就意味著私人邊際收益 社會 邊際收益，即互聯網巨頭佔了私人的便宜。這定然引發外部性，損害經濟效率和 社會 福利。 如果短時間內無法用技術的手段將私人數據私有化，那麼就必須將互聯網巨頭置於聚光燈下。這就是反壟斷法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收割者：騰訊阿里的20萬億生態圈，陶娟，新財富；

【2】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斯坦利·L·恩格爾曼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經濟學，保羅·薩繆爾森，人民郵電出版社；

【4】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百年，李勝利，法律出版社；

【5】反托拉斯法，理查德·A.波斯納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6】福利經濟學，庇古，商務印書館。

9. 求助：對制度經濟學與產業經濟學的認識

<1>對產業經濟學的介紹
產業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分支。它以「產業」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發展、產業布局和產業政策等。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在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發展中產業之間的關系結構、產業內的企業組織結構變化的規律、經濟發展中內在的各種均衡問題等。通過研究為國家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為制定的產業政策提供經濟理論依據。
一）產業組織理論
產業組織理論主要是為了解決所謂的「馬歇爾沖突」的難題，即產業內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活力的沖突。
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體系主要是由張伯倫、梅森、貝恩、謝勒等建立的，即著名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理論範式(又稱SCP模式)。
SCP模式奠定了產業組織理論體系的基礎，以後各派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對SCP模式的繼承或批判基礎之上的。
二）產業結構理論
產業結構理論主要研究產業結構的演變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它主要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研究產業間的資源佔有關系、產業結構的層次演化，從而為制定產業結構的規劃與優化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產業結構理論一般包括：對影響和決定產業結構的因素的研究；對產業結構的演變規律的研究；對產業結構優化的研究；對戰略產業的選擇和產業結構政策的研究；產業結構規劃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應用性的研究等。
三）產業關聯理論
產業關聯理論又稱產業聯系理論，側重於研究產業之間的中間投入和中間產出之間的關系，這些主要由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法解決。
能很好地反映各產業的中間投入和中間需求，這是產業關聯理論區別於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的一個主要特徵。
產業關聯理論還可以分析各相關產業的關聯關系(包括前向關聯和後向關聯等)，產業的波及效果(包括產業感應度和影響力、生產的最終依賴度以及就業和資本需求量)等。
四）產業布局理論
產業布局是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規劃的基礎，也是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其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
產業布局理論主要研究影響產業布局的因素、產業布局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產業布局的基本原則、產業布局的基本原理、產業布局的一般規律、產業布局的指向性以及產業布局政策等。
五）產業發展理論
產業發展理論就是研究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發展規律、發展周期、影響因素、產業轉移、資源配置、發展政策等問題。
對產業發展規律的研究有利於決策部門根據產業發展各個不同階段的發展規律採取不同的產業政策，也有利於企業根據這些規律採取相應的發展戰略。
六）產業政策研究
從縱的方向來看包括產業政策調查(事前經濟分析)、產業政策制定、產業政策實施方法、產業政策效果評估、產業政策效果反饋和產業政策修正等內容；
從橫的方向來看包括產業發展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產業布局政策和產業技術政策等幾個方面的內容；從其作用特徵來看包括秩序型(或稱制度型)產業政策以及過程型(或稱行為型)產業政策。
<2>對制度經濟學的介紹
制度經濟學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於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始於科斯《企業之性質》，科斯的貢獻在於的將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中並指出企業和市場在經濟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等人對於這門新興學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制度經濟學的兩個基本理論是：交易費用理論和科斯定理。
制度經濟學無論在理論思想上還是方法論上，都以「逆經叛道者」的面目出現，強烈反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個過程經歷了從凡伯倫到加爾布雷斯的幾代人的傳承。他們強調制度分析，強調非經濟因素，強調人的選擇的不確定性，強調整體和規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邊際分析方法，運用交易成本概念對制度展開研究之後，制度經濟學無論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理論思想方面，都發生了轉折性變化。變化的趨勢不是日漸遠離主流經濟學，而是趨與相同，以至於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自科斯以後的新制度經濟學是可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的，甚至能夠被歸並到新古典經濟學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觀化和具體化的傾向，諾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方面呈現出的顯著特點及其演化軌跡與發展趨勢，可以使我們獲得三點重要啟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選擇、運用和創新，是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進步服務的，他們二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對獨立性，一種方法可以為多種理論研究所運用，一種理論可以使用多種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創新往往成為理論突破的啟動按鈕和關鍵環節，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為理論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許可以說，制度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有待在方法論上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產業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區別和聯系
二者的區別
產業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都不一樣。首先，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企業及其集合，主要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當然也包括不同產業之間，以及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而制度經濟學主要是制度層面的額研究，對象是政府的作為，簡而言之，就是說一個政府應供給什麼樣的制度才能滿足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產業經濟學有自己的分析問題的範式，有理論層面也有實證的分析；而制度經濟學著重從邏輯層面去推到某一政策或制度的適用性，不具有實驗性。再次，從大的方面來說，產業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在於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各產業內企業之間構建一種長期穩定的結構，實現良性發展，以達到好的市場績效；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在於為政府管理經濟提供一種思路，也是為了使經濟更好地發展。

二者的聯系

產業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關聯在於兩者都涉及到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產業發展是產業經濟學的主題， 無論是產業結構還是產業組織的調整與優化升級，其直接目的都是求得產業的更好發展，而產業的優化升級需要有更好的與之相配套的制度，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出現了一些新興產業，新興產業的出現必須出台一系列與之對應的制度。
我認為一個產業涉及多個企業，在微觀經濟學中我們知道企業都是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這里邊包含壟斷企業[這些企業需要國家出台一定的政策對其進行管制，這就需要國家制定相關的制度對這些壟斷企業進行約束 ]，此外，企業之間的交易費用也是不可避免的，怎麼使交易費用達到最低，提高資源的配置也是制度經濟學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企業的發展需要制度來規范其行為，當企業的發展達到一定規模時，就會形成產業，甚至是產業群，但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本身難以克服「外在性」等問題。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外在性」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產生「外在性」的根源則在於制度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場行為者的利潤最大化行為時，必須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圍。制度是內生變數，它對經濟增長有著重大影響。因此，深入探討制度的基本功能，影響制度變遷的主要要素，經濟行為主體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選擇的原因，以及產權制度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制度層面上考察產業革命，即重大的、具有時代特徵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對社會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或人類交往的基本方式的作用和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社會分工和專業化趨勢明顯，產業集群的形成可以有效地改善由於專業化程度提高所引起的交易費用的增加問題。中小企業通過結盟與其他相關企業建立良好的分工協作關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在獲得專業化程度提高生產費用降低的同時，通過集群降低了交易費用，降低了企業道德風險發生 ，產業集群制度的出現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並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的形成有效地抑制了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了道德風險的發生。
因此，我覺得制度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為產業經濟的發展提供製度安排，從而保證產業的持續，健康的發展。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制度，先進的適合產業發展的制度會促進產業的發展，所以可以說產業和制度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

10.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如下：

與各國法律體系中的傳統部門法相比，作為經濟法學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其產生相對較晚。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是在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以後才產生的，並體現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德國等國家制定的有關規范市場競爭行為的法律，如美國1890年的《謝爾曼法》、德國1896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等。

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產生的一些「戰時統製法」，如德國1919年的《煤炭經濟法》等，也體現了國家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協調。上述各類新型立法，引起了研究者的濃厚興趣，於是，德國學者開始稱之為「經濟法」，並提出了有關經濟法的多種觀點和理論，逐漸形成了新興的經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