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媒介經濟是一種什麼經濟
媒介經濟，是由媒介的信息傳播活動引發的相關經濟活動。它的本質是一種注意力經濟或影響力經濟。即利用注意力資源，運用輿論影響、形成輿論，並發揮輿論影響力的規律實現其經濟行為與目標。而媒介的功能、媒介的影響力都源於媒介的權力，媒介擁有話語權等各種權利性資源，也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相信媒介、使用媒介、依賴媒介，從而媒介才能引起注意、引導輿論、發揮影響作用。所以，媒介經濟也是一種「權力經濟」，是基於媒介權力的運作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經濟。
受眾的注意力資源是傳媒經濟的真正價值所在。
但傳媒經濟的運作，並不是依賴出售自身產品獲得全部同報的，這是傳媒產業不同於其他產業類型的一個重大區別點。
Ⅱ 六種經濟成分
六種成分：自然經濟 ； 外國資本主義經濟 ； 洋務派企業 ； 民族資本主義經濟 ； 官僚資本主義經濟 ； 新民主主義經濟 ；
中國近代的基本經濟特徵之一即為同時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處在逐漸解體狀態中的自然經濟、緩慢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財大氣粗的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惡性膨脹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以及不斷壯大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自然經濟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民族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外國資本主義以及新民主主義等經濟成分都在瓦解著自然經濟；外國資本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相互勾結、依賴，也存在矛盾；民族資本主義在封建經濟、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主義夾縫中生存，具有革命性，同時又具有依賴性；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受著中外反動經濟的重要阻礙，同時其發展也在日益改變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況。
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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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古代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嗎
關於中國傳統經濟制度的性質，與過去大陸學者主要著力於批判傳統「封建社會」的剝削性和落後性不同，他們在對古代中國的土地制度、勞動力市場、城鎮與市場、官營與民營工商業進行系統研究後認為，從二千多年前的戰國開始，中國就是一個市場經濟。他們認為，雖然沒有機器生產，沒有飛機作為交通工具，沒有電腦作為資訊設備，沒有完備的會計制度，沒有銀行與股票買賣制度，但從戰國時期開始，中國已經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勞動力可以流動的僱傭制度，商品交換日益發達，在社會的主要產業——農業領域，國家基本上奉行不幹預主義，自耕農、租賃地主、佃農、經營地主等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他們在決策時所依據的原則——在既有的制約下尋求最大的經濟利益——與現代的主場主體並無不同。當然，土地私有制和勞動僱傭制度的確立和成熟並非一日之功，其間也有反復。戰國之後，土地私有制一直佔主體，但公地也大量存在，特別是從北魏、北齊到唐中葉，以土地國有為基礎的均田制曾替代私有制；從勞動力看，一直到宋朝，僱工的自由流動才達到相當的水平。從工商業發展看，抑制商業政策和意識形態一直存在。而在中世紀的歐洲，實行的是僵化的封建制，土地分封，不允許自由轉讓，嚴格的貴族制導致各階層之間缺乏人員流動，佔主導地位的是封閉的庄園經濟。不管是否贊成兩位作者有關中國古代已經是市場經濟的判斷，我們都會同意，與當時的歐洲相比，中國人在購置土地和房產、選擇職業（包括通過科舉進入朝廷和社會上層）、僱人與受雇、遷徙等方面擁有更多的自由，中國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有活力和彈性。正是有了這樣 「先進」的生產方式，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水平才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領先於世界，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如此的分析也解開了一個矛盾：長期以來，我們一方面以中國古代文明而驕傲（如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所反映的中國古代技術發展的成就），另一方面卻只把這種文明的源泉歸因於勞動人民的勤勞和創造，而將其得以產生的經濟社會制度一味斥之為「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腐朽的封建主義制度。這顯然是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相矛盾的。從這點講，大陸版《中國經濟制度史論》的封面，採用了反映古代中國黃金年代繁華景象的《清明上河圖》的局部，是頗有深意的。但是，必須承認，中國市場經濟成份雖然發育早，但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特別是從人均水平的角度看，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進步遲緩，並常常陷入周期性的社會動盪甚至大崩潰，由此造成的人口大量減少在世界各國當屬罕見。特別到明清時期，在西歐進入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候，中國卻明顯地落後了。農業生產技術在很長時間內進步十分有限；工商業雖然在某些時期某些地區某些領域發展很快，但與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遠不可同日而語；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相當低下。趙岡和陳鍾毅對中國手工業整體上沒有發展起來，沒有跨進資本主義門檻，也給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解釋：12世紀以後，由於中國人口大量增加，人地比率惡化，農村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勞動力的邊際報酬下降，在作為農業家庭副業的農村手工業中，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可以降到最低生活費之下（因為它僅是副業），而規模化、專業化的手工業工場用同樣的工資，卻難以僱到工人，無法生存，必然被淘汰。這個僵局如何打破？作者的答案是，必須等待中國與已經工業化的國家接觸，通過引入效率更高的大機械生產，才能夠抗衡農村副業，發展起真正的工業。這一理論無法令人十分信服的地方，一是將工業革命無法產生完全歸因於人口土地比率，而沒有對人地困境與經濟、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的關系進行深入探析；二是將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外在化」甚至「外來化」，脫離了一個國家自身發展的邏輯；三是作者沒有說明，這一理論是否適用於其他沒有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古老文明。所以，理論雖然簡明，卻有將復雜問題過度簡單化之嫌。顧准曾說，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道格拉斯·諾斯等人也早已論證過，工業革命是產權制度、法律制度變革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的結果而不是起因。因此，中國的手工業工場為什麼沒有發展起來，應當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其實中國的商業自古發達，特別是宋明清時期，在江浙等地可以說相當繁榮，但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商人在政治上從來沒有多少發言權。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與財產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開放寬容的意識形態、成熟的公民社會和獨立的司法制度。而在古代中國，與早熟的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比較有活力的微觀經濟同時存在的是一個控制力很強的中央集權體制，包括專制的皇權，服務於皇權的官僚體系，以儒家為主的意識形態（所謂大一統）。西歐僵化的封建制，加上政教分離對國王專制權力的限制，與發達的海上貿易相結合，反而為獨立的城市提供了萌芽與成長的縫隙和機會。中國雖然有相對自由和富有彈性的土地和勞動力制度，但並沒有像在西歐那樣產生出與封建制對立的獨立的城市，沒有生長出舊制度的異化力量。商人階層從來都受到權力的壓制、剝奪，不僅沒有成為一種反抗的力量，異化的力量，反而總是想方設法攀附於權力。王毅在《中國文化研究》（2004第4期）上發表的文章《16世紀前後中國的「權力經濟」形態及其主要路徑——中國皇權制度下城市經濟形態的典型例證》中，歸納和總結了專制制度下，權貴壓制剝削商人、商人攀附權力的路徑：統治者依仗威勢，強買強賣；權力集團直接經營商業，攫取商業壟斷利潤；通過苛捐雜稅合法剝奪；直接動用暴力，公開擄掠工商階層和百姓們的財產等；由於沒有人身和產權制度的保障，商人階層紛紛「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搞權錢交易。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生態中，財產權、經營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健康的市場經濟和城市經濟無法發展壯大。有關12世紀後中西方發展路徑的對比，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很多，在此專門提出兩點：一是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之復雜超出了已有理論的認知（包括唯物史觀），很值得進一步探究。比如，表面上的財產私有和交易自由並不是現代市場經濟，也不能自動帶來包容性的民主政治、成熟的公民社會和獨立的司法制度；二是歷史和傳統對當代的影響也絕不可小視。比如，我們是否還可以看到古代權力經濟的影子，甚至翻版？美國學者Nathan Rosenberg & L.E.Birdell，Jr.在其著作《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變遷》（曾剛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中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世紀的產物。西方現在還保留了中世紀的一些制度，如君主制、貴族制度、議會的下議院、英國的習慣法、解釋法律准則的法院、教會的等級制度、教區制度、大學、公學和語法學校等。中世紀的庄園事實上是一個政治、經濟合一的「獨立王國」，其中，習俗和普通法、習慣法而不是國王的命令在社會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獨立教會的存在使西歐事實上一直保持了社會的多元性。道格拉斯·諾斯講道：「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而且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當今的中國，要建立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制度，顯然離不開法治和民主，離不開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而這恰恰是我們的傳統中所缺少的，也不是商人的逐利能夠自動帶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