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及趨勢是怎麼樣的
近些年來,我國數字經濟迅猛發展,創新創業活躍,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目前,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深入推進,數字經濟正在加快向其他產業融合滲透,提升經濟發展空間。
在數字經濟領域,中美兩國處於領跑地位。據浪潮信息聯合國權威機構IDC發布的《2020全球計算力指數評估報告》顯示,計算力與經濟增長關系十分密切,調查顯示,計算力指數平均提高1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和GDP將分別增長3.3%和1.8%。
並且AI計算占整體計算市場的比例每年都在提高,從2015年的7%增長到2019年的12%,專家預測到2024年將達到23%。而中國在全球對於數字經濟的拉動作用最為明顯,尤其是2015-2019年期間,在樣本國家的AI計算市場支出增長中,有近50%來自於中國的貢獻。
數字經濟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因為它能夠打破阻礙經濟發展的瓶頸,突破障礙,充分證明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真理。雖然中國沒有抓住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但是幸運的是,我國抓住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
⑵ 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根源,最主要的是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的差異
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根源
1.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的差異
東部地區面臨海洋,地勢平緩,有良好的農業生成條件,水產品、石油、鐵礦、鹽等資源豐富,這一地區開發歷史悠久,地理位置優越,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龍頭作用。中部地區位於內陸,北有高原,南有丘陵,眾多平原分布其中,屬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和各種金屬、非金屬礦產資源豐富,佔有全國80%的煤炭儲存量,重工業基礎較好,地理上承東啟西。西部地區幅員遼闊,地勢較高,地形復雜,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間,大部分地區高寒、缺水,不利於農作物生長。西部地區開發歷史較晚,經濟發展和技術管理水平等遠遠落後於東、中部地區。從總體上來說,我國中西部地區地質地貌復雜,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尤其是西部地區,生存環境極為惡劣,既不利於人類居住,也不利於農業生產,是貧困地區貧困落後的重要原因。
2.國家政策制度上的傾向
首先,國家在制度襲首廳創新資源配置方芹租面的傾向。只有改革,才能促進發展、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中國漸進式的改革路徑是以點帶面,制度創新的試點都安排在東部。中央設置經濟特區是根據地理位置和當時的具體國情考慮的。我國重大的經濟制度變革,是中央在東部先設置經濟特區,授予這些特區制度創新的試點權,然後再向全國推廣完成。藉助制度創新,東部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經濟騰飛。其次是國家對外開放政策方面的傾向。1980年到1984年,國家批准廣東、廈門經濟特區及14個東部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經濟特區和沿海14個對外開放城市,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和經濟體制改革試驗區充分發揮了制度創新和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重要作用。為了充分發揮和利用東部沿海地區已有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區域優勢,我國對東部沿海地區在財政、資金、投資等方面實行傾斜性優惠政策,使東部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
3.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方面的差距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提出了「非均衡發展戰略」和區域間梯度推進策略,改變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產業發展以勞動密集型和輕加工工業為指向。中西部地區資源豐富,在我國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時,在中西部建設了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但大多數屬增值程度差的採掘工業和能源、原材料工業,加工深度和加工層次都很低,產品擴散能力較弱。與當地農村的產業結構相差懸殊,不利於對農村鄉鎮企業形成可靠的發展依託,資源優勢沒能轉化為經濟優勢。相反,市場化區域梯度推進戰略使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迅速提高,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使該地區的所有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非國有經濟已成為支撐東部地區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西部地區,國有經濟在經濟發展中一直佔主導地位,束縛了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
4.「溢出效益」沒有得到公平補償西部的一些重大開發項目,收益最大的地方不是投資所在地,邊際收益呈由弱漸強向遠方聚集。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能源、礦產和生物資源等,被專家們喻為「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庫」,然而西部主要是為東部發展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初級產品(包括初加工產品),這種區域分工帶來的不公平實際上是在透支子孫的生存與發展資源,犧牲代際公平,會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畸形,影響可持續發展。這就是資源價格的「溢出效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響,西部在國家可持續發展和環保建設上往往需要做出奉獻或犧牲。在西部創造的一系列「溢出效益」里,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這些非公平因素加重了非均衡發展的程度。
促進我國區域均衡發展的對策
促進東、中、西三大地帶區域協調發展,是國家確立的區域發展目標,但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近年來拍隱卻呈現出進一步拉大的趨勢,中部地區面臨著「經濟凹地」困境,西部地區和中東部地區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因此,促進中西部地區快速發展,不斷縮小區域發展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加快中西部地區體制創新
在我國現階段,制度因素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西部產業結構升級必須在國家相關產業結構政策指導下進行,政府必須不斷進行體制創新,為中西部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支持。相對於東部而言,中西部地區當前最大的特點就是市場化程度較低,這是制約中西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體制性原因。中西部地區尤其是
西部地區要改變目前的落後狀態,必須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突破束縛西部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性障礙,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盡快形成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有效動力機制。中西部尤其要努力學習東部在體制創新方面的經驗,消除阻滯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改變落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信用意識等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新觀念,為促進中、西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造良好的體制條件。
2.加大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入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知識經濟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越來越大,產業結構升級離不開人力資本的投入,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東部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遠遠大於中西部地區的投入。人力資源開發是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來支撐。中西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實現僅僅依靠勞動、自然資源、資金等是很難實現的。因此,中西部產業結構升級的實現必須伴隨著人力資本儲存量的增加。國家和中西部政府應在中西部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尤其是教育的投入,加大對中西部的職業教育投入和增加對西部人員培訓資本的投入。
3.加快中西部地區產業技術創新
當前,技術落後是制約西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西部地區經濟大多屬傳統技術產業,產業結構升級受到落後技術的制約。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區必須加快產業技術創新,用先進的技術改造大量的傳統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與換代。首先要加速中西部地區產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促進產品創新和結構創新;其次,與東部地區聯合,加快產業科技攻關和科技成果的引進,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必要的動力支持;再次,採取多形式、多途徑的科技培訓,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技術支持。
4.加快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西部地區由於基礎設施落後嚴重製約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目前要加快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進行傳統設施的建設,二是進行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網路等現代
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國家應該盡可能地往西部投入各種資金。由於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後,單靠企業自身投入難以得到較快發展,需要中央財力的支持,應該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以及對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實行投資傾斜。跨地區的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也是政府投資的重點。同時,還要加快建立規范化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實行規范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這是各國中央政府協調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中國當前情況來看,我國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宜側重於橫向平衡,保證各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基本均衡,以利於縮小各地區之間的差距。為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促進西部產業結構升級,在今後的日子裡國家應逐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國家對中西部轉移支付補助的比重。不斷改善中西部的基礎設施狀況,帶動中西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⑶ 深圳特區建立之初有哪些特殊政策
經濟特區建設在中國是一項全新的事物,在二十多年的建設中,特區建設積累了很多方面的經驗,簡要地總結如下:
(一) 經濟特區是經濟改革的試驗田。在經濟改革之初,中國還是實行的計劃經濟。要搞市場經濟,一方面沒有經驗,另一方面思想還沒有轉變,也不太接受。「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思維成為經濟改革的重要方式,經濟特區就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通過實驗,一些成功的經驗被推廣到其他地區,不成功的,則擯棄不用。
我們在經濟特區進行了很多改革試點。比如,在特區實行優惠稅率,吸引國內外資本進入特區。我們將企業所得稅降為15%,這個稅率同香港相同,而當時內地企業則是按55%的累進稅率納稅;在深圳特區首先試點土地使用權拍賣,使土地使用權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在金融方面的試驗更多,全國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987年在深圳成立,打破了銀行國有的傳統理論;第一家證券公司也於同年出現在深圳,深圳證券交易所於1992年成立,成為中國兩大證交所之一;在外匯嚴格管制的情況下,深圳也於1985年首先開辦了外匯調中心,外匯交易逐漸發展起來。其他如按揭貸款、汽車貸款、離岸金融業務等新業務,都是經過深圳的試驗,推行到國內其他地區。經濟特區作為「改革的試驗場」,敢於嘗試,敢於承擔責任,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功。
(二)經濟特區是開放的窗口。所謂「窗口」,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借鑒、吸收國外先進的東西,二是向國外展示中國的政策和成果。對中國經濟特區的窗口定位,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同志有一個很准確生動的總結,「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經濟特區作為「窗口」的定位,決定了經濟特區要走發展外向型經濟啟乎配之路。從金融來看,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在1982年初落戶深圳,同年,第一家外資保險公司-民安保險公司在深圳成立;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試點也在經濟特區;隨著外資的進入,其良好的經營管理方式也帶入國內,成為其他銀行學習的最便捷的途徑。在特區,頃肆首先引入了按國際銀行巴塞爾協議規定的銀行監管標准;引進了大量國際管理人才,並同香港金融中心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國內其他省市在特區發展過程中,不斷派幹部來參觀學習,取得了出國考察所不能取得的效果。
這些現在撲克起來很平常的發展,在當時是很重要的突破,它涉及到思想觀念上的轉變,以及中國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大問題。通過特區的建設與試點,中國認同了市場經濟。通過這樣的開放試點,也向海內外表明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金融對外開放的決心,極大地堅定了外資對中國進行投資的信心。
(三)經濟特區的建設要有創新思想。在早期的計劃經濟中,中國主要採納了平衡發展的思想,既要求部門間的平衡,也要求地區間的平衡。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具有高度不平衡性的經濟特區的設立是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使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思想逐步被大家所接受。適度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應該優先選擇條件好的區位加以開發,從而帶動其他區位的發展。在這個理論的支持下,我們結合了雙循環理論(國際大循環和國內經濟發展循環的結合)、差異協調發展理論(地區間要存在差異,但是差異過大時,需要通過中央政策來統一協調),進行了經濟特區的實驗。事實證明,我們的實驗是成功的,我們的理論也經受住了考驗。
中國是一個轉軌國家,整個社會的規章制度、法律體系、思維習慣在改革之初還處於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劃出一塊地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讓特區的管理者放開手腳,通過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創辦工廠、創設金融機構,實行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政策,這對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濟特區功不可沒。如果我們的特區管理者依然堅持原有的觀念,使用原有的政策去管理特區、建設特區,特區也就不會成功。
引進外資是不是讓出了利潤也是我們曾經爭論的重要問題。外國投資到中國,如果沒有市場,沒有盈利是不可能的。要引進外資,就要使它通過努力,合法取得利潤。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資本短缺、技術短缺而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來講,吸引外資,不但能引進資金技術,增加就業,而且增加財政收入悄指,增加公共基礎建設,提升國民福利,外資因此而獲得盈利,是非常合理的。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是對外合作與引進資本的基礎。
(四)特區的建設應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及時糾正偏差。特區是中國改革的「試驗田」,因此在發展中也有不少教訓。比如有的特區建起來後,不是抓住機遇引進資金和技術,建立生產基地,而是脫離自身財力的限制,大搞基礎建設;也有特區出現靠「炒」房地產來刺激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泡沫」,最終形成大量的金融機構呆壞帳。這些問題遲緩了一些特區的發展速度,比如海南1992-93年的房地產「泡沫」,吸引了大量的外地資金進入「炒」地產,最後中央及時糾正了這種惡性炒作的行為,使得海南經濟在很長一段時期處於停滯狀態。
⑷ 總部經濟的發展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區域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科研教育資源,能夠使得公司總部以較低的成本進行知識密集性價值活動的創造。提高城市的人力素質,同時,制定優惠政策,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到該城市創業發展,是該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重要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區域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交通運輸網路設施。第三個條件是區域必須具有便捷的信息獲取以及良好地同異地溝通的信息通道,同時在基礎性資源條件方面能夠同附近周邊地區形成較大的差異。第四個條件是區域必須具備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環境,具有多元的文化氛圍。第五個條件是區域應逐步形成圍繞總部服務的專業化服務支撐體系。與總部經濟相適應的專業化服務支撐體系應覆蓋金融、保險、會展、商貿、航運、物流、旅遊、法律、教育培訓、中介咨詢、公關、電子信息網路等諸多領域。
總部經濟發展的6個一級指標:基礎條件、商務設施、研發能力、專業服務、政府服務和開放程度。 不僅僅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等中心城市都在吸引總部企業,鄭州、三亞、太原等一些二三線城市也將發展總部經濟作為「十二五」時期推動城市轉型升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戰略。其主要原因在於總部經濟作為發展區域經濟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不僅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還能對區域稅收做出貢獻。
中心大城市由於人才、信息和生活便利等的優勢,一直是大企業青睞的區域。和大學生畢業選擇工作地一樣,最吸引中國500強企業的大城市都是在我國著名的綜合環境好的城市。
據統計,中國企業500強平均總部所在地選擇的前十名分別為北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天津、遼寧、河北和河南。北京以首都的獨特優勢一直獨占鰲頭,天津以直轄市的特殊地位和濱海新區等的快速發展成為吸引大企業前往的前七名。從排名中發現不僅東部,中部和西部也都有擅長培養大企業的省份,而且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越來越吸引中國500強企業。此外,上海市擁有347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數量居內地之首。
因此,總部經濟是一種能夠實現企業、總部所在區域、生產加工基地所在區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進的經濟形態。 一是知識性。
企業總部集中了企業價值鏈中知識含量最高的區段,研發、營銷、資本運作、戰略管理等,屬於高度密集的知識性勞動。
二是集約性。
企業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則布局產業空間結構,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務業發達、智力資源密集的優勢,最大限度利用了生產基地土地、勞動力、能源等要素優勢,形成產業配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
三是層次性。
總部經濟模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區域,其產業、功能、規模都各不相同,具有全球總部、地區總部、國內總部以及行政總部、營銷總部、研發總部等多種層次,從而充分發揮不同地區的資源優勢,形成不同城市、不同區域之間的合理分工與合作。
四是延展性。
總部經濟形成了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的經濟鏈條,不但能夠實現二產向三產的延展,而且能夠實現知識性服務業向一般性服務業的延展。
五是輻射性和共贏性。
在總部經濟這種模式下,可以通過總部——加工基地鏈條實現中心城市的信息、技術、人才等區域資源向欠發達的區域輻射,增強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帶動能力。同時,總部經濟模式改變了區域之間對同一產業在企業、項目上「非此即彼」的簡單爭奪,實現不同資源優勢的區域之間通過功能鏈不同區段的再分工進行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第一個條件是區域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科研教育資源。比如,在過去4年裡,香港特區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比1997年時增加46%,良好的人力資本是香港成為外國公司亞太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首選的至關重要的原因。發展總部經濟需要國際化人才和開放式的知識創新氛圍。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教育資源,可以滿足公司總部知識密集型價值創造活動的特定需要。紐約、香港、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等這些城市良好的區位優勢、完善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利於吸引大批集團公司總部所需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入駐,這是其發展總部經濟具有的優厚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區域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良好的交通運輸網路設施。比如紐約、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公司總部在這些城市聚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城市天然的區位條件。這些城市天然的港口,為總部物流提供了便利。另外,便利的交通運輸,完善的交通網路體系,也是決定總部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網路,有利於公司總部與公司內其他分部、子公司、加工基地之間的各種聯系,這能夠使公司主要決策者與相關人員之間有良好接觸,掌握公司運營脈搏,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條件是區域必須具有便捷的信息獲取以及良好地同異地溝通的信息通道,同時在基礎性資源條件方面能夠同附近周邊地區形成較大的差異。?便捷的信息、網路可以大大節約公司總部與製造加工基地分離導致的空間成本,進而有力地吸引銀行、集團公司總部的落戶。如三個全球性城市,即紐約、香港、新加坡集中了數量極多的大跨國公司的總部,這與其便利的信息獲取和溝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與此同時,在基礎性資源方面,比如土地、普遍勞動工人等,該區域與其周邊地區應形成較大的落差。這樣可以增加企業利用區域之間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進行獲利,從而促使總部經濟在該區域的形成。
第四個條件發展總部經濟,除了城市建設等硬體要達到較高標准,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文化氛圍等軟體方面具備良好的素質。發展總部經濟要具備適應現代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城市決策層要努力營造一流的投資發展環境,使城市的綜合營運成本最佳,並不斷提高政府的服務效率,法律法規要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為投資商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同時,城市的社會服務體系、市場秩序、通關秩序、誠信體系、社會治安狀況、城市文明程度等等也要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同時發展總部經濟要使城市成為世界各國優秀文化的熔爐。寬容的多元文化、多元夢想的城市性格正是一個城市發展總部經濟的必備條件。寬容多元的人文環境可以降低企業空間成本,而語言和文化習慣的相同或相近,有助於信息的溝通、情感的交流。
第五個條件:事實上,國際化程度高、對公司總部吸引力強的城市,服務業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都在70%以上,比如香港,它的服務業比重已達到了82%。高度發達的服務業、連貫性的鼓勵競爭制度、完整的服務業發展戰略,是提高城市經濟效益與經濟實力的必然選擇,也是發展總部經濟的重要條件之一。 中心城市總部經濟的形成是市場機製作用的結果,發展總部經濟符合中心城市資源稟賦特點,是中心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具體來說,總部經濟能夠為中心城市帶來五種效應:
一是「稅收貢獻效應」,總部對於中心城市的稅收貢獻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的稅收貢獻,企業無論採取那種組織方式,總部如果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都要向總部所在地方上繳一定的稅收;另一方面是企業總部員工的個人稅收貢獻,在總部工作的高級白領,其豐厚的個人收入,必然要通過個人所得稅形式為總部所在區域經濟做出貢獻。
二是「產業乘數效應」。企業總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帶動相關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形成為企業總部服務的知識型服務業產業鏈,包括由通信、網路、傳媒、咨詢等組成的信息服務業,由銀行、證券、信託、保險、基金、租賃等組成的金融服務業,由會計、審計、評估、法律服務等中介服務業,由教育培訓、會議展覽、國際商務、現代物流業等組成的新型服務業等等。實證研究表明,跨國公司總部向一個區域遷移,會帶動幾個、甚至是十幾個與其有緊密業務關聯的知識型服務公司隨之遷移。與此同時,總部經濟所帶動的商務寫字樓、房地產等城市投資對中心城市的增長貢獻也是很大的。通過總部經濟這種「乘數效應」可以擴大一個區域的經濟總量,提升第三產業結構水平和區域經濟競爭力。
三是「消費帶動效應」。總部對於所在區域的消費帶動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總部的商務活動、研發活動所帶來的各種配套消費;第二方面是總部高級白領的個人生活消費,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購物等等,這種消費對於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是「勞動就業效應」。總部經濟發展會充分利用所在區域的智力人才資源,帶來大量高智力就業崗位。同時,通過產業乘數效應,帶動第三產業,包括知識型服務和一般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五是「社會資本效應」。一個區域聚集了大批的企業總部,說明這個區域的商務環境、綜合環境比較優越,無形之中提升了這個地區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國際地位,促使這個區域的地產升值。同時,總部經濟加速知識型人才的培養與聚集,多元文化的融合與互動,加快這個城市的國際化步伐。
基於上述分析,總部經濟是我國中心城市產業升級、品位提升的動力引擎,也是政府推進中心城市產業升級的戰略選擇。
對欠發達地區的意義
總部經濟理論對欠發達地區的意義
根據總部經濟理論,欠發達地區如能躋身總部經濟價值鏈的製造基地環節,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產生重要而積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企業的產品製造功能可直接帶來欠發達地區產業經濟總量的迅速增加,同時,製造基地的形成還能為欠發達地區帶來產業聚集效應和產業乘數效應,從而繼續放大區域產業總量。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製造基地的落戶,可使所在地的各種經濟資源得以迅速激活,加快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步伐。
二是對就業的影響。
一般而言,製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勞動力要實現本土化,即充分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源,這將進一步擴大區域的就業總量。製造基地通過學習培訓、技術推廣等方式,培育熟練的生產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人才;製造基地生產技術的溢出效應及競爭機制,還將推動生產基地人才素質的提升和外地人才向該區域湧入,促使欠發達地區就業結構趨向高級化。
三是對稅收的影響。
製造基地的企業大部分屬於加工製造業,特別是跨國公司或大型企業集團設立的加工製造企業,具有投資規模大、生產資料流動量大、市場交易量大等共性,這類企業創造的利潤和稅收數額不菲。此外,製造基地一經落戶,固定資產的天然弱流動性決定了此類稅源大戶的穩定性和長期性。
四是對消費的帶動。
製造基地可從4個方面來影響區域消費總量:企業職工的個人生活消費總量,企業集體新增的消費總量,製造基地形成或入駐而新增的社會公共消費總量,製造基地的關聯產業及其就業人數的增加帶來的區域消費量的提升。
欠發達地區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結構升級的機遇,承接其製造基地轉移,形成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增強加工配套能力,是區域經濟從欠發達走向發達成熟的重要路徑。
⑸ 經濟特區有什麼好處
問題一:建設經濟特區有什麼好處?? 建立經濟特區的重大意義在於: 1.可以利用外資引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競爭力; 2.可以利用外商銷售渠道,適應國際市場需要和慣例,從而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 3.有利於引進先進技術,了解世界經濟信息; 4.有利於學習現代經營管理經驗,培訓管理人才; 5.可以擴大我們走向世界的通道,開辟世界了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
問題二:我國設立的五個經濟特區目的和作用分別是什麼? 1、目的:
是為了引進境外資金、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2、步驟:
第一步開始:1980年,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後增設海南經濟特區)。
第二步:開放廣州、上海等14個沿海開放城市。
第三步,建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廈漳泉三角區、環渤海地區等沿海經濟開放區(後增設上海浦東開發區)。
第四步:內地。
3、成效:
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問題三:經濟特區的實際意義 建立經濟特區的重大意義在於:1.可以利用外資引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競爭力;2.可以利用外商銷售渠道,適應國際市場需要和慣例,從而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3.有利於引進先進技術,了解世界經濟信息;4.有利於學習現代經營管理經驗,培訓管理人才;5.可以擴大我們走向世界的通道,開辟世界了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 經濟特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1986年, *** 同志指出:「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1992年,他又指出:「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還告誡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 *** 同志看來,經濟特區主要是在經濟方面不同於其他地區,在區內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經濟管理體制和靈活的經濟措施。在政治上,經濟特區同其他地區一樣,都是在中國 *** 領導之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不存在特有的社會性質。經濟特區姓「社」不姓「資」。1985年, *** 同志說:有人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會導致資本主義。「我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會有一部分資本主義的東西進入。但是,社會主義的力量更大,而且會取得更大的發展。」1992年,他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認為,改革開放是否成功,「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經濟特區是體制改革的試驗場。1985年, *** 同志指出:深圳是個試驗,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1992年,他要求經濟特區「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 *** 同志眼裡,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辦經濟特區就是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殺出一條血路來」。這不僅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大創舉,而且在世界經濟性特區發展史上也是一個新的貢獻。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基地。1984年, *** 同志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這是他對經濟特區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闢概括,深刻揭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目的和意義。經濟特區建設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 *** 同志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他指出:「外國有的評論家說,中國的現行政策是不可逆轉的。我認為這個看法是正確的。」1989年,他又說:「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問題四:深圳被設為經濟特區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其最主要建立我國利用境外資本、信息、技術及先進管理經驗的窗口。
深圳地處珠江三角洲前沿,是連接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紐帶和橋梁,是華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樞紐,在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服務、外貿出口、海洋運輸、創意文化等多方面佔有重要地位。深圳在中國的制度創新、擴大開放等方面承擔著試驗和示範的重要使命。
深圳是中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試驗場」,率先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史上的奇跡,是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輝煌成就的精彩縮影。
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發揮了對內地示範、輻射作用,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重要貢獻。經濟特區不僅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經驗,輸出技術、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成為內地許多省份走向國際經濟舞台的「橋頭堡」,也成為國際資本、技術、信息走向內地的橋梁,直接帶動了內地經濟的發展。
1980年5月, *** 中央和國務院正式將深圳定位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羅湖、福田、南山、鹽田四個區。深圳特區位於廣東省的南部沿海,東起大鵬灣邊的梅沙,西至深圳灣畔的蛇口工業區,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地域包括今羅湖、福田、南山、鹽田、龍崗、寶安、光明新區,坪山新區,龍華新區,大鵬新區,2011年延伸至深汕特別合作區。
問題五:中國的經濟特區深圳給中國帶來什麼好處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實踐,充分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自誕生之日起,經濟特區就肩負著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先行探路的特殊使命。30年來,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自身發展遇到多大困難,經濟特區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嚴峻挑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為全國其它地區的改革發展提供了鮮活範本,向世人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勃勃生機。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實踐,充分證明了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30年來,從單項改革突破到綜合配套推進,從經濟領域改革到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從勇敢開啟對外開放的「窗口」,率先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到大膽「走出去」利用全球市場和全球資源,改革開放一次次為經濟特區的發展注入了不竭動力。經濟特區30年的歷史性巨變,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現代化航船的破浪前行,仍然離不開改革開放。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途徑。30年來,經濟特區始終堅持發展第一要務,深圳GDP年均增速達25.8%,從昔日的邊陲小縣崛起為現代化大城市,成為經濟特區的最大說服力所在,也成為中國發展道路和成就的精彩縮影。30年來,從引進外資企業,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再到走自主創新之路;從追求速度的跨越式發展到追求經濟、社會與生態綜合效益的科學發展,一次次發展理念的革新和發展方式的變革,都推動著經濟特區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展現著科學發展的光明前景。
問題六:設立經濟特區的作用是什麼(要標准答案) 經濟特區的目的和作用可以概括為:(1)擴大本國的對外貿易;(2)引進更多的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3)增加就業機會,擴大社會就業;(4)加快特定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開發的速度,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對全國(地區)經濟發展形成吸納和輻射作用(5)獲得更多的土地出售、出讓和出租收益。
問題七:建設經濟特區有什麼好處 建設經濟特區的好處:
1、可以利用外資引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競爭力;
2、可以利用外商銷售渠道,適應國際市場需要和慣例,從而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
3、有利於引進先進技術,了解世界經濟信息;
4、有利於學習現代經營管理經驗,培訓管理人才;
5、可以擴大我們走向世界的通道,開辟世界了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
⑹ 如何才能使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1.如何使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推動我國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發展起來,經濟總量大幅度躍升,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也越來越注重「好」。黨的十七大就明確提出了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提出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是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為前提的;提出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並不意味著發展速度問題無足輕重;提出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也是進一步發展的迫切要求。
為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未來經濟目標,關鍵在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而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就要注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高環保節能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
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綱要,加大對自主創新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加快建立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完善鼓勵技術創新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制保障,政策體系、激勵機制、市場環境。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充分利用國際科技資源。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注重培養一線的創新人才,使全社會創新智慧競相迸發,各方面創新人才大量涌現。
(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全面部署經濟建設時,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取得重大進展,作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的關鍵。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僅是兩個字的改變,而是包含了更加豐富的內容,在涵蓋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體現了對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理念上的深化,道路上的拓展,國際環境認識上的提升。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我們要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發展理念上要正確處理快與好的關系,不僅要繼續保持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而且要更加註重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努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在發展道路上要根本改變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來支持經濟增長,堅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
(三)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帶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中,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現代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加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強動植物疫病防控,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改革集體林權制度。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
(四)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並指出,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況且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是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我們一定要深刻認識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大意義,以對國家、對民族、對子孫後代高度負責的精神,切實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五)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
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扶持力度。幫助資源枯竭地區實現經濟轉型。更好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六)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推進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七)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是構築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重要路徑。因而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是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迫切需要。要著眼於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引導跨國並購向優化產業結構方向發展,放寬中西部地區外資進入的行業限制。完善並購環境,建立跨國並購的法律體系;繼續優化軟硬體環境建設,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支持外資研發機構與我國企業和科研院校開展合作,更好地發揮技術共享、合作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溢出效應;鼓勵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外包企業承接本公司集團和其他企業的外包業務,提高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水平;有效利用境外資本市場,鼓勵具備條件的境外機構參股國內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步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規模。
終上所述,要保持我國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健全現代市場體系,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⑺ 國際貿易的基礎是什麼一般常用的貿易政策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研究商品和皮頃服務在各國之間的交換,研究國際商品交換的原因、結果,以及相關的政策。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也包括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和技術知識的國際傳遞。生產要素和技術知識一方面作為某種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作為要素投入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起著重要作用。國際貿易理論還研究經濟增長、技術變動與貿易的相互影響,從動態上分析國際貿易變動的原因與結果。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數,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並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一理論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後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於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於生產處於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於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判檔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文獻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數,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後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後,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麼,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燃沖陸學的研究中,關於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數,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數,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數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數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影響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於: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麼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麼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於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並不面臨什麼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後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後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有可能變得不利。
假如技術進步發生在後進國家呢?克魯格曼認為結果是縮小了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後進國家會因為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造成兩方面的結果:一是使該類產品價格的下降,對先進國不利,二是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後進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那麼對後進國來說也不利。
2.技術作為內生變數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貿易理論的另外一方面發展是將技術視為內生變數來分析,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也研究技術的進步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技術變動有兩種源泉,一種是被動的,不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出來的,而是從看中、干中學會的,是通過經濟行為學來的,這叫「干中學」(learningby 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另外一種是主動的,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innovation)。技術革新一般是研究和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R&D)的結果。
(1)「技術外溢」(Spillovers)與「干中學」(Learing—by—Doing)
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並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並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並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被稱為技術「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麼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技術外溢,又可分國際、國內、行業間和行業內幾種不同情況。
a)國際技術外溢
國際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通過直接或間接(如通過貿易)的途徑傳播到了別的國家,從而使別國的生產者也逐漸掌握了這些技術。
為了說明技術在國際間的外溢,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各國分別生產兩種產品,X和Y。在兩國沒有貿易時,各國的生產是由本國的生產技術和資源配置決定的,A國有生產X的比較優勢,B國則有生產Y的比較優勢。如果兩國發生貿易,根據「比較優勢」理論,A國會專門從事X的生產和出口,B國則專門生產和出口產品Y。這是貿易發生後的最初均衡。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假設技術是無法壟斷的,可以通過商品貿易「外溢」到別國。貿易的結果,AB兩國的生產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產技術並有可能對本國的生產進行調整。這種國際范圍內的技術外溢會有各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情況是,A國本來有生產商品X的比較優勢,但B國生產X的技術更先進,有絕對優勢。A國引進了B國生產商品X的技術,提高了本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率。這種結果發揮了本國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有利於A國的長期增長。另外,商品X本來就是B國相對短項,在兩國實行分工和貿易後便不再生產。A國多生產X可以使B國的進口價格下降,也有利於B國。這種技術的外溢使原來由「比較優勢」決定的貿易模式變成了由「絕對優勢」決定。技術外溢的結果,兩國都從中受益。
但是如果B國生產商品Y的技術比A國先進,A國從B國中學到這種技術並用此來改進發展其本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Y。對A國來說,這種技術引進的結果是一種進口替代型增長,但對B國來說則是一種威脅和競爭。如果A國生產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資源,對A國的長期發展也不一定有利。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發展引入「錯誤」方向,使兩國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影響(參見Yanagawa,1993)。
b)國內的技術外溢
國內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在本國范圍內的傳播。由於地理、語言、文化等原因,國內技術外溢比學習外國技術更快。
八十年代後期,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在克魯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生產一系列產品。其中任何一國會在一些產品的生產技術中有最初的領先地位。盡管技術可以在國際間傳播,但本國內的技術外溢會更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較快的國內技術外溢過程,該國原先的領先的行業會有加速發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較優勢會增強,「國內技術外溢」也會使別國在他們原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有領先地位,技術的國內傳播使各國的差異擴大。
盧卡斯(1988)的模型與克魯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設一系列國家,生產兩種產品:X和Y。各國的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相同,但對兩種產品的技術知識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國家生產X,另一些國家生產Y,形成最初的國際分工。由於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生產X和生產Y的國家都會在各自的專業生產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各國對兩種產品技術知識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很難改變,除非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改變原先國際分工的地位,從一種產品的生產轉向另一種產品生產的,也只能是那些原來就在邊緣上的國家(marginal country)。
克魯格曼和盧卡斯的分析說明:一個國家最初的比較優勢、產業選擇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可能與它本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源配置有關,也可能是由於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之後,國內生產技術的外溢使得一國在這些產業中的生產率比別國提高的更快,會使該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更加鞏固。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國家擅長於一些行業,而另外一些國家擅長於另外一些行業,這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是有關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種生產格局,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產業規模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要成本增長的速度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有利可圖而繼續存在。歷史在決定一國長期的生產和貿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業間與行業內的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行業之間(inter—instry)和同行業之內,許多行業雖然產品不同,但所用的資源有許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產率對各行業都是有促進作用的。另外,這里的「技術」概念,也不僅僅局限於具體的生產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因此,一個行業擁有的技術優勢也可能外溢到別的行業,使別的行業的生產率也有所提高,並對社會的長期發展產生影響。〔(1)c〕
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有不同的產業集團(instry clusters),各集團生產類似產品但生產技術不會完全相同。與國外類似的產業集團相比,生產上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國際貿易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和技術外溢會縮短各產業集團的技術差距。
(2)發展研究(R&D)與技術創新(Innovation)
技術變動的另一個來源是技術創新,它是一種投資、開發與研究的結果。新技術的開發主要表現在:a)提高要素生產率,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使用更少的資源;b)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
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可以在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現。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一個最終產品可以由一個企業變成許多個企業來生產。同一企業中也可分為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只生產產品的一個零部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每個部門只集中於一個小范圍的大規模生產,而在這個具體的零部件生產中,企業有可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利潤。換句話說,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潤不再只是從最終產品中獲得,每個生產環節都獨立出來,都有獲得利潤的可能性。對利潤的追逐使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有改進技術的動力。
開發型技術進步也常常是在對新產品的研製中獲得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或提高產品質量,從而產生出新技術。
與「干中學」不同,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證這些投資能夠獲利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去研製新技術。因此,一國能否獲得大幅度的開發型技術進步,需要兩個必要條件:(1)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沒有保護的話,企業開發新產品所冒的風險與其收益不對稱,也就沒動力去投資、研究。(2)要鼓勵對科研的投資。干中學雖然也能提高技術,但畢竟有局限性,畢竟只能縮短與先進技術的差距,一個國家要想技術上領先,就必須有開發型的技術進步,但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資來保證的。
國際貿易與開發型技術變動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迫使各國努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新技術的開發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這里邊也有一個技術開發的規模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貿易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可以使開發研究形成「規模經濟」而降低各國的科研開發成本。一項新技術從一國開始後,另一國可以馬上引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不應重復同樣一個過程。當然,這樣做需要許多政治條件和技術條件,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
另一方面,技術革新也會影響貿易模式。在技術作為外生變數和「干中學」的模型中,最初的貿易模式都是給定的,都假定各國在生產技術上有差距但沒有討論為什麼有差距。技術作為內生變數的模型則揭示了產生技術差距的根本原因。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技術的國際國內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有可能縮短各國技術上的差距,本國原有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對於一國的長期發展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對發展研究的投資和不斷開發新的技術,是改善一國的貿易地位和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措施。
三、國際貿易新理論對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啟示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雖然在開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貿易政策上仍受許多傳統觀念的束縛。我們在出口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但是開放國內市場方面顧慮重重。在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的過程中,我們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進關貿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對某些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怎樣選擇保護對象?採用什麼方式來保護?保護的前景與代價是什麼?我們必須充分估計為保護所付出的代價,並努力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們發展先進或幼稚工業的目標。
古典和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已經分析了保護給消費者和整個國家福利所帶來的損失。關於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學說又為我們揭示了保護所失去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對電腦等高科技產品進口的限制,損失的不只是消費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電腦等科技知識產品與一般消費品不一樣,電腦的使用和普及包含著科學技術的普及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電腦迅速普及所能帶來的外部效應,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況且電腦行業發展的關鍵不是硬體而是軟體,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和市場需求來促進軟體的開發。通過貿易壁壘的辦法來保護幼稚產業,其代價和結果都是必須考慮的。
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還為我們的貿易政策提出了許多新思路,新的貿易理論揭示了當代國際市場的壟斷競爭和工業製成品貿易為主的特徵,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來生產、出口全部的工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即使在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既進口又出口。現代的國際競爭並不局限於個別產品的得失,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限制外國優質產品的進口,不一定非要通過保護來生產國外已佔優勢的產品。對外開放某些市場,並不等於國內的同類產業就不能發展了。別人生產了一些種類型號,我們可以集中資源生產別的或新的種類型號,並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向國外出口。
怎樣使某些產業形成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提出了一個「戰略性貿易保護」的問題。由於國際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和現代企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如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成為企業能否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正確地選擇某些有發展前途並能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政策支持,幫助其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話,對本國利益和發展都會有利的。這種貿易保護著眼於一國長期的戰略發展,被稱為「戰略性貿易保護」。
不少國家曾採用過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如日本在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對許多產業有過保護。它將一個產業保護一段時期,然後就轉移。保護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護期內,讓產業自身產生出一種技術外溢和自行不斷壯大的能力,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保護的時間是短暫的,保護的行業是不斷變動的。克魯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說法,將其稱做「狹窄的、移動的保護帶」(the Narrow Moving Band)。
無論是自由貿易的政策還是「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選擇的依據都是如何使本國的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不僅要從靜態上估計,也要從動態上考慮。對什麼產業採取什麼政策,都要有盡可能精確的利弊分析。國際貿易的新理論並不告訴我們應不應該保護的問題,而是為了我們貿易政策的選擇提供了更多需要考慮的問題。簡單地利用貿易壁壘來保護幼稚工業是一種被動和陳舊的方式,代價是不小的。而從戰略發展的角度對某些產品(不一定是整個行業)實行保護也許會帶來長期的優勢和利益,但是這些產品不一定是幼稚產業,保護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貿易壁壘,可以是代價較小的產業政策或消費政策,保護的時期應是短暫的,這種保護是一種積極的,有前途的保護。
政策
1 國際貿易政策基本概念
2 保護貿易政策
3 自由貿易政策
4 我國對外貿易政策
關稅政策
1 關稅的概念和特點
2 關稅的種類
3 關稅的徵收方法及稅率
4 我國關稅收管理的規定
5 出口退稅
非關稅壁壘政策
1 非關稅壁的概念及其主要特點
2 非關稅壁的主要措施
鼓勵出口和出口管制政策
1 鼓勵出口的措施
2 建立經濟特區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政策
⑻ 廣東是如何從邊緣地帶變為經濟之王的
文字:柳丁| 制圖:孫綠
本文獲地球知識局授權,轉載請聯系原作者
在萬里長城與南海之間,是歐亞大陸上最大的一塊季風農業區,廣東位於其最南端。同時,他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端,是東亞大陸與東南亞、印度洋世界的結合點。
這使得廣東既能充分汲取農耕文明的養分,又展開雙臂擁抱來自海洋的饋贈,這也成就了廣東千年的繁華。
大陸與大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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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就帶你一覽廣東的地緣和歷史。
羅浮山下四時春
盧橘黃梅次第新
梁啟超1902年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指出:
「(廣東)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華也,與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勝,而支流之紛錯過之。其兩面環海,海岸線與幅員比較,其長卒為各省之冠。其與海外各國交通,為歐羅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亞三洲之孔道。」
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
梁氏三句話,准確的概括出廣東省的特點――大江和海洋的滋養讓這里成為大陸型中國的天然海洋門戶。
廣東全省有三條大的河流――西江、北江、東江。三江最終在廣州附近匯流入海,形成了省內最大的沖積平原――珠江三角洲,面積大概在1萬平方公里。
西江、北江、東江與珠江三角洲
在粵東,潮汕地區的河流為韓江,下游的潮汕平原為全省第二大平原,面積大概在1200平方公里。
珠江流域與韓江流域
不過平原並不是該省的主要地形。廣東全省平原大概佔全省面積10%,台地大概佔15%,丘陵山地佔75%。
省內東、北、西三面環山,粵北有騎田嶺、大庾嶺與江西、湖南相接;粵東有蓮花山、羅浮山、九連山;粵西有雲開大山、雲霧山等。
山丘多,平原少
群山環繞的地理環境,有利於軍隊的集結隱蔽,並能依山據險,外可出擊,退可固守,對於珠江三角洲等平原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
廣東省有四大城市群。分別是珠三角城市群、東部沿海城市群、西部沿海城市群、、北部山區城市群。
畢竟平原很寶貴
盡管廣東貴為全國第一經濟強省,2016年GDP為79512.05億元,但是區域發展並不均衡,穗、深、佛、莞遙遙領先;珠江三角洲惠州、中山、江門等城市居中;粵北、粵西、粵東等諸多城市經濟總量偏小。
高度集中珠三角
廣東以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光、熱、水資源豐富,是水稻、甘蔗主要產地;香蕉、荔枝、龍眼等亞熱帶水果是優勢農作物。南部還可以種植橡膠、胡椒等熱帶作物,農業總產值一直居全國前列。
但是由於人多地少,是全國人均耕地最少的省,所以廣東也是一個缺糧大省。
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化進程
目前還看不到減速的可能
國內的北糧南運
瘴江南去入雲煙
望盡黃茆是海邊
華夏文明的傳播,從黃河流域中游開始,大概以同心圓形勢向著東亞大陸彌漫開來。秦始皇派遣50萬秦軍南征,將兩廣納入帝國版圖,設南海、桂林、象群三群。
秦帝國第一次擴張至五嶺以南
底圖為中國歷史地圖集
秦末趙佗自立南越國,其後到漢武帝時,因南越內亂,漢朝再次出兵南下,盡並南越故地,從此廣東成為中原王朝南部邊疆一省。
南越國疆初期域圖
拿下南越之後
南越之南的越南,亦收入囊中
縱覽南部諸省,雲貴晚至清朝才建立有效統治,越南自唐以後脫離中國,那麼兩廣尤其是廣東為何始終穩在中原王朝版圖之內再未脫離呢?
首先在於距離。
中原王朝的力量核心區,在漢朝時北至幽州,南到荊湖。遼寧和廣東作為核心區外的邊緣區,較易接受核心區力量輻射。所以歷朝歷代,一旦中原統一,便能立刻騰開手來消滅廣東割據力量。和處在中原文化強勢輻射區外的越南和朝鮮不可同日而語。
朝鮮與越南還是遠了些
其次在於交通。
秦征南越,建立了四條通道溝通嶺南與中原。一是自湖南全州入廣西桂林;二是自湖南道縣入廣西賀縣;三是自湖南郴州入廣東連縣;四是江西大余入廣東南雄。這些交通要道的建立有利於軍隊征伐、移民南下。
反觀雲貴、越南北部,崇山峻嶺,交通不便,中原王朝力量即便是短暫征服此地,如東漢馬援征交趾、南朝宋的宗愨破林邑,但是一旦後援不濟,或者中原動盪,很容易丟失這些地方。
第三在於有效的統治。
自秦征服南越以來,行政上設置郡縣,行管理之事;軍事上屯駐大軍,賦征伐之權;文化上將其納入華夏文化圈,沐浴王化;經濟上在廣東省內最適宜農業的珠江三角洲築番禺城,以此為基地,逐漸輻射到全省,令廣東成為中原王朝穩定的一部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於人口。
自秦開始,廣東經歷了幾次大的移民潮,如秦末、東晉、唐、宋等,漢人不斷南下,成為廣東的主體民族。歷史上的雒越、西甌等族要麼在戰爭中被消滅,要麼被漢族同化。
漢族歷代遷移路線
今日廣東三大族群,潮汕人和客家人基本都是來自中原移民,廣府人中的移民片人基本上為漢人或漢人與當地人通婚的後裔,僅有鄉下片人為原百越土著後裔。漢人主導的人口結構,使得華夏文明站穩了腳跟。
乘船浮?下韶水
絕境方知在嶺南
由於地理位置的偏南的客觀現實,使得廣東基本上呈現兩個特點:高邊緣化和高離心力。
在中國漫長的帝國時期,政治和軍事重心長期在北方。即便是宋元以後經濟重心南移,也是止步於長江。廣東在帝國內部始終無足輕重,沒有機會成為重要的地緣板塊。
如果是流放到越南就更慘了...
唐代的韓愈就曾流放潮州,蘇東坡也被流放過廣東惠州。在古代,廣東作為「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的煙瘴之地,發配嶺南是一種及其嚴厲的判決。
荔枝是惠州的特產,
蘇東坡在惠州曾寫下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圖為十七世紀來華傳教士筆下的荔枝樹
直到鴉片戰爭以後,珠三角受到西方思潮洗禮,廣東才有機會影響全國局勢。
從廣東出發進圖中原,至少要打下兩湖。過於繁瑣的遠征路線讓近代化以前的地方勢力往往滿足於偏安一隅。
廣東古代史上僅有的一次北上,應該是南朝梁末年,西江督護、高要太守陳霸先率兵北伐侯景。後陳霸先擊殺王僧辯,擊敗北齊,建立陳朝。
這位老兄能從南海(廣州)出發
北征建立陳朝,也是厲害了
陳霸先
盡管廣東地形易守難攻,但是一旦中央王朝統一,集全國之力南下廣東還是易如反掌。歷史上的趙佗、劉龔等人都是如此。
但每到王朝末年,中央權威減弱時,廣東還是很容易出現獨立或者半獨立的割據政權。
東晉末年孫恩、盧循、唐末黃巢、清初尚可喜等都曾以廣東為基地,舉兵反叛中央朝廷。元軍南下,廣東甚至成為皇室的最後堡壘,最終崖山兵敗,南宋滅亡。
清初三藩之亂
可能是嶺南反攻北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近代史上,由於軍事技術的進步,廣東人才終於又有了北伐的興趣,且頗有斬獲。孫中山武裝反清第一次起義,便是1895年廣州起義。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廣東成為長期對抗北洋軍閥的大本營。最終國共聯合的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打垮了北洋軍閥的統治。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今天的廣東,由於地接南海,在國防上有著重要位置。南海艦隊司令部即在湛江市。未來南海局勢未必平靜,廣東在維護國家海洋主權中必定發揮重要保障作用。
南海地圖
北風航海南風回
遠物來輸商賈樂
以黃河流域華夏文明核心區向外的海陸通道有兩個樞紐:陸上的敦煌和海上的廣州。
陸上&海上絲綢之路
中華文明最強勢的傳播到此結束,隨後開始與臨近文化產生互動和交融。這里也隨之成為商人的樂園、外貿的熱土。
從漢朝到明清,每當新舊政權交替之時,不堪戰亂的百姓與沒落的權貴都會南下避難。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從北方到來的新移民不斷擠壓南方人的生存空間,使很多廣東人不得不轉戰東南亞。
這種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的移民浪潮史稱「下南洋」,也稱「過番」,意指到南洋一帶謀生。
19世紀華人移民圖
鴉片戰爭前,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及後裔有150多萬,晚清時南洋地區的移民達500萬左右。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得廣東人在政治和經濟上在東南亞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1671年,廣東雷州人莫玖率千餘人至越南,開拓河仙地區;1679年,明朝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及高雷廉總兵陳上川一、副將陳安平等率士卒3000餘人到越南開發嵋公河三角洲地區(嘉定)。
越南邊和的陳上川祠堂
在經濟上,廣東人為東南亞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歷史上,印尼的84個蔗糖工廠中,有79個是中國老闆。他們帶去了熟練的工人和先進的商業思想,深遠影響了東南亞的農業和手工業。在其他行業中,中國商人的勢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今的華人,在東南亞各國經濟上有很大影響。比如泰國最大的公司正大集團謝氏家族,其第一代創始人謝易初、謝少飛也是自廣東澄海漂洋至泰國,最終創立了今天的企業帝國。
金鱗豈是池中物
一遇風雲便化龍
地處南疆的廣東在歷史上長期無足輕重,但是作為大陸省份中最接近海洋的省份(廣西的海岸線和海南,在歷史上都屬於廣東省),一旦整個國家打開大門,廣東必定首先受益。
明清時期,玉米、番薯、土豆等作物經廣東、福建等等省最先進入中國,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種植結構,也間接促成了清朝時期中國人口的大爆炸。
玉米傳播路徑
明末形成了以廣東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自馬六甲為南端起點,沿途經南海至澳門、廣州,東南有菲律賓,東北航經台灣直到日本。
清朝中前期,廣州成為整個帝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
廣州巨商伍秉鑒通過貿易積累巨資,家財達2600萬兩白銀,成為世界首富。
廣州十三行,1780年
伍秉鑒
遺憾的是,鴉片戰爭前三百年,盡管其中不乏個別中國人在闖盪外海中留下濃重一筆,但是這種國民個人行為始終未能轉化成國家行動,以至於錯失緊跟世界潮流良機。
鴉片戰爭後的100年,廣東尤其是廣州,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改革開放後,廣東成為率先開放的省份。第一批五個經濟特區,廣東獨佔三個,可見在中國接軌世界戰略中廣東的重要地位。
五個經濟特區,廣東佔了三個
從內部看,深圳作為最接近香港的城市,率先發展起來。此外,台商和華僑大量來粵投資,也助推了廣東的崛起。廣州由於千年的積淀以及政治上的加成,也迅速成長。
隨著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東莞,佛山等城市陸續崛起,帶動了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也成就了廣東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發達省份的地位。
如今的粵港澳灣區,成為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的世界第四大灣區,同時也是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區域載體之一。港珠澳大橋的修建,將進一步加速灣區融合,助力區域城市崛起。
港珠澳大橋
從外部看,廣東作為東南亞發展的重要一環,也是經濟最發達的一環,未來也大有可為。
人口上,東盟十國接近6億,其中越南0.93億,菲律賓1.03億,印尼2.6億,這是個潛力巨大的市場。
東盟
經濟上,東盟成為僅次於歐盟和美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交通上,除了南海這一天然航道外,中國正在力推環繞東南亞各國的泛亞鐵路建設,也將為廣東包括廣西、雲南在內的諸省之間與中國互聯。
泛亞鐵路
從長遠看,以南海為核心,涵蓋東海、黃海的亞洲地中海,將成為未來世界的重要一極。如果眼光再往西,還要加上印度、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區強國。這樣,在整個亞歐大陸邊緣地帶將形成一個繁榮的外環。
廣東作為大環之內的重要一小環,發展潛力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