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
近期，全球股市、匯市、商品市場大幅震盪，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放緩符合內在經濟規律。
② 企業應如何面對市場經濟環境
轉載以下資料供參考
企業外部環境分類
1.政治環境是指國家的方針政策、法令法規，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發展狀況。
2.社會環境是指人口、居民的收入或購買力，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等。
3.技術環境指與本行業有關的科學技術的水平和發展趨勢。
4.經濟環境包括宏觀經濟形勢、世界經濟形勢、行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企業的直接市場等。
其中，企業的直接市場是與企業關系最密切、影響最大的環境因素。具體包括銷售市場、供應市場、資金市場、勞務市場等。
從外部環境對企業的影響是否直接來區分又可分為一般環境和具體環境兩大類。一般環境是指能影響某一特定社會中一切企業的宏觀環境，對企業的影響比較間接。具體環境是指能更直接地影響某個企業的微觀環境。
根據外部環境因素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影響的方式和程度，一般可將企業外部環境分為三大類:
(一)一般宏觀環境；
(二)行業環境；
(三)經營環境與競爭優勢環境。
三大類環境彼此關聯、相互影響，具有復雜性、動態性和不確定性等特徵。
③ 你如何看待全球經濟萎靡不振
當地時間10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較今年6月的預期有所緩和。IMF預測中國2020年經濟增長為1.9%，並在2021年增速至8.2%，成為唯一在2020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更多關於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及中國經濟的內容，IMF首席經濟學家接受了央視駐華盛頓記者殷岳的專訪↓↓↓
04:25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吉塔，感謝你的時間。關於最新的預測，IMF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衰退減弱，你可以和我們說一說，自從我們四月和六月的采訪之後，哪些因素提振了全球經濟預期嗎？
打開網路APP，查看更多高清圖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我們的預期和六月相比有了小幅上調，這一點所反映的是，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相關季度的數據出現了好轉，第二季度數據非常糟糕，但比我們的預期稍好一點，而第三季度復甦的跡象相對較強，所以我們對發達經濟體的預期有整體上調，這一點也導致全球經濟預期的上調。同時我們也對一些新興經濟體的預期進行了上調，比如說中國20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預期上調了0.9個百分點，這也是基於中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我們稍後詳細說一下中國的預期，但首先我想多了解一下，因為全球經濟復甦被IMF定義為漫長、不平衡且不確定，可以解釋一下這具體意味著什麼嗎？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復甦將不是線性的，而是會遇阻反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漫長是因為，除了中國之外，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即便到了2021年底，也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所以這些是非常漫長的恢復，一方面復工復產後會有反彈，但自此往後我們認為復甦會非常緩慢，而且我們目前還在面對疫情還沒有解決方案，這是為什麼復甦會很漫長、不平衡出現在很多領域，製造業的復甦相對較快，特別是和服務業對比，所以依賴這些行業的國家復甦態勢更為脆弱。另外一個不平衡的原因是在就業市場上低水平工種和女性受到的沖擊格外嚴重。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我們來具體說一說中國吧，上一次我們采訪的時候大概是六月，中國被預測是今年唯一能取得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一次中國的增長預期又有所上調，在過去幾個月哪些因素提振了中國預期的上調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我們對中國2020年的經濟預期上調了0.9個百分點，2021年預期保持不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出口比預期更強，這體現出醫療用品和辦公用品需求的上漲，促進了中國的出口需求；另一個是公共領域投資的增強，這一點也高於我們的預期。這兩點是我們上調中國經濟預期的因素。
央視駐華盛頓記者 殷岳 ：我想回到我們在第一個問題中你提到的一點，中國第二季度經濟數據是全球經濟預期上調的原因之一，在現在這個時刻，中國的經濟表現對全球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吉塔·戈皮納斯 ：中國是個很大的經濟體，所以會有積極的溢出效應，特別是對與中國有緊密貿易關系的區域中國家，這是非常積極的。另外與2019年相比，今年明年中國整體經濟增長將近10%，這一點對全球來說都有積極的溢出效應，中國在全球最需要的時候出口醫療用品和辦公用品也是很有幫助的。但另一方面，目前危機還沒有結束，還有下行風險，比如金融市場動盪、貿易關系惡化，這些都會傷害經濟預期。
④ 市場經濟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應對
1、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擺脫經濟危機的怪圈 亞當·斯密新古典經濟學是近年來在中國流行、並被主流經濟學奉為聖經。其著名的市場調節原理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的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在理想的市場制度中，供給和需求通過價格漲落機製得到靈活調節和自動平衡。當供給不足時，商品價格上漲，高利潤通過價格信號刺激投資者，促使其將資源、勞動力、技術轉入短缺部門，於是供給增多，使需求得到滿足。當供給超過需求時，商品價格下跌，低利潤及低價格信號促使投資都轉移資源、勞動力和技術，減少生產，於是供求恢復平衡。同時，在供給趨向滿足的進程中，市場競爭激烈化，進而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資者，自然調整經濟結構，從而保持生產的高效率。在這只看不見的市場之「手」的調整下，經濟結構和制度自動得到調整和運轉，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遠不會有生產過剩和供給不足的長期情況發生。 但危機的發生，即經濟周期波動和震盪的發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直接關連著。只要是市場經濟,就無法擺脫這個周期性危機的機制。 2、市場自動調節論必然引發生產過剩這個市場自動調節理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美妙的經濟「模型」。實際上，這個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須藉助於三個假定條件：一是生產者要根據價格信號及時進行投資的靈活轉移是無需成本的。二是既成社會生產力結構是彈性的。三是保證投資轉移和生產力改造可能性的資源、技術資源可以無限量地供應的。 即使市場需求通過價格和利潤給投資者以有誘惑力的巨大信號，他是否可能立即拋棄或改造他原已擁有的全部設備、技術，拋棄其現有工人，而把資金轉向另一個有利所圖的生產部門？這種轉移在經濟上要支付的代價有多大？是否可以保證投資轉移者必定獲利？ 其次，投資轉移是需要時間的。事實是生產能力的改造總是落後於需求變化的，從投資到收回投資和利潤的時間,往往長於需求旺盛的時間. 市場需求總是千變萬化。當投資者購置設備，雇傭工人，引進技術建造新的生產線，形成了新的生產能力時，原來在市場上閃現高利潤的需求可能已經滿足而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的整個生產配置、生產能力將再度成為過剩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已配置巨大資源、勞動力的生產線，就會成為社會性的浪費。 因此，市場經濟根據其天性天然地存在宏觀失控即發生生產力過剩的可能性。 3、生產過剩必然導致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大危機(10張) 市場調節經濟在微觀角度（對個別消費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觀角度（對全社會）往往是低效率的，並且必然發生供求失衡與周期性經濟危機。實際上，這種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那種理想市場模型中已經隱含。即，當供給大於需求時，價格下跌，利潤率下降，甚至無利潤，導致投資必須自動退出這個部門的生產領域。 但是這種投資過旺、生產力過剩，即所謂「結構調整」，在現實中卻是隱含著嚴重可怕的社會代價的。商品積壓、工廠破產、銀行倒閉、工人失業下崗，就是經濟學中所謂價格信號下落，利潤率下降自動調節供給的必然結果。在自由市場經濟中，要使資本離開一個工業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去，就必須經過危機。
⑤ 怎樣看待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⑥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形勢
一、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中國宏觀經濟的問題，其實質是雙重轉軌中的問題：一種轉軌是中國朝著工業化在加速，即中國很多問題是經濟高速持續增長本身帶來的問題；另一種轉軌是中國朝著市場化在轉變，中國很多問題的特殊性是源於特殊的體制的背景，特別是這種特殊的體制轉軌的背景。所以，中國現在宏觀經濟中的問題，其出路第一要靠發展，因為它是發展中產生的問題；第二要依靠改革，因為它很多問題的特殊性是源於體制轉軌。明確了這兩個背景，我們才能夠建設性地面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概括起來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我們既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又面臨著極其深刻的經濟衰退的威脅。那麼，這是否就是說中國經濟現在就進入了所謂的「滯漲」呢?我認為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這種「滯漲」的狀態。就停滯來說，中國不是零增長，更不是負增長，中國還保持著非常高的增長速度，2008年預計不會低於9％，2009年普遍的估計是8％到9％之間。但是中國經濟又確實面臨增長速度放慢，而且顯著放慢的問題。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11.9％，如果2008年是9％的話，就是跌了將近3個百分點。年度之間這么大的速度下滑，應當說是震盪起伏非常劇烈的。所以，我們說，中國經濟相對於自己的速度來說是有明顯的回落，這是一個方面。
就通貨膨脹來說，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水平並不高，接近兩位數，還不到兩位數。2008年上半年公布出來的一組數據是，工業品出廠價上漲7.6％，消費品零售價上漲7.5％，CPI是7.9％，真正漲幅高達兩位數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品10.1％以上，動力、原材料、能源11％以上，建築安裝費用14％以上，即與固定資產投資、與基建有關的事項；一般的消費品還是在8％以下，而且2008年第三季度的數據又有進一步的回落，CPI是7％。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物價上漲率的絕對水平並不是很高，因為我們對應的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很高的。但與過去相比，尤其是和1997以來12年的情況對比，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確實又創下了新高。
這就是中國現在的特殊形勢。即說它是滯漲，還遠遠談不上，但它確實有經濟衰退的跡象，也有通貨膨脹壓力升高的威脅。
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物價水平是在通貨緊縮的警戒線以下，從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份的這一次通貨膨脹與改革開放以來前3次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截至本輪通貨膨脹，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們共經歷了3次通貨膨脹。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春天，那一次是因為1984年的秋天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做出了關於全面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決議。這時，老百姓就擔心經濟體制一旦放鬆，物價會不會上漲，於是就開始搶購，搶購持續了三、四個月，因當時老百姓手頭現金有限，到1985年2月份就回落了。第二次通貨膨脹是1988年的夏秋，1988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做出了價格闖關的決定，這個決定做出之後，全國各地開始搶購，搶購3個月之後，中央做出緊急聲明，宣布價格闖關失敗。第三次大的通貨膨脹是1994年。鄧小平1992年南巡談話及中共十四大之後，全國掀起了開發區建設的熱潮，各地的投資需求空前高漲，拉動了價格水平迅速攀升，到1994年，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至24％。這三次大的通貨膨脹，不管其背景是什麼，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直接拉動物價上漲的動力都是需求。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在短期里容易取得比較明顯的治理效果。而且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需求管理來說，短期里都比較容易見效。但是這一次通貨膨脹與前幾次不同，這一次除了需求拉動的原因之外，具有明顯的成本推進的性質。這次需求拉動還起作用，主要是結構性的，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這幾年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確實過快。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投資增長的平均速度是13.5％。據我們對改革開放28年來的經濟實踐數據所做的統計學意義上的分析，在不發生較大的制度和技術變化的條件下，中國國民經濟現階段承受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實際增長的波動幅度大體上為9個百分點，即上限只要不超過22.5％，就不會由於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過快而導致總需求嚴重膨脹；下限只要不低於4.5％，就不會由於固定資產需求增長過低而使經濟進入嚴重衰退。即如果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在4.5％與22.5％之間波動，我們的經濟是能夠承受的。按照這個經驗來看，中國從2003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在剔除了價格因素之後，到2007年年底從來沒有低於24％，即連續60個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明顯地超出了改革開放前28年中國經濟實踐經驗給出的我們國民經濟可以承受的上限。連續這么長時間超出了這個上限，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一個直接的表現就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品的需求量不斷地擴大，這就拉動了價格水平大幅度上升，與固定資產投資相關聯的，如鋼材、鋁材，即所謂的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屬這幾年的價格上漲幅度都比較大.此外，我國東部發達省份的土地供給也十分緊張。 另外，投資品價格一旦上漲之後，就要擴大它的生產量，而投資品的技術特點是高耗能、高耗電的，這就帶來電力的緊張、煤炭的緊缺及運輸能力、石油的緊張。於是，就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結構性價格上漲，即與投資有關的物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可見，雖然拉動此輪價格上漲的有上游產品需求方面的因素，但更要緊的，是成本推進，其影響機制和涉及面也就更為廣泛和復雜。
社會一般有三個經濟主體：政府、企業和居民。現在這三個主體對未來成本提高帶動價格上升的壓力都有很高的預期和擔心。我們知道，政府是由公權力控制的。現在公權力控制的領域幾乎都存在一個對資源、設施過度使用、超前使用、破壞性使用的問題，而使用者對此造成的損失不付費、不補償。比如，環境這個公共領域。現在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有競爭力，原因在於它價格低，成本低，它不治理污染，它自然排放，所以它比歐美的企業有競爭力。歐美的企業要治理污染，它的成本就上去了，價格就上去了，競爭力就下來了。我們的企業對空氣的污染不計入成本。歐美國家的企業留下了干凈的水源和潔凈的空氣，而中國人是呼吸了污染的空氣，喝了污染的水，然後把產品出口到了發達國家。實質上，我們出口的不是產品，而是我們干凈的空氣和潔凈的水和未被污染的資源，留下的是污染。但是這種對環境的破壞早晚是要治理的。今天越破壞，越不治理，今天的成本越低，意味著轉移到未來的成本就越大。比如，兼有南北之靈氣的太湖就受到了很大的污染。據無錫市的領導談，即使用改革開放30年無錫市增長的全部財政收入都用於治理太湖，也難以使太湖恢復到被污染前的那種水質了。即用這30年經濟發展所掙的錢都用於治理太湖也抵償不了這30年發展對太湖的破壞。還有基礎設施方面，比如公路，本來是預計正常使用8年的，但車輛超載現象的出現嚴重縮短了公路的正常使用年限。這些超重車現在之所以有錢賺，實際上就是因為它對破壞的這些設施沒有付費。如果8年使用的路面5年就被破壞，這就等於新增加了3年的代價。現在的基礎設施費用越便宜，意味著將來要重新構建基礎設施所要投入的花費就越大，意味著轉移到未來的成本就越高。我們還可以舉出類似的許多例子，如資源開采，現在很多地方根本不考慮回採，怎麼方便挖，就怎麼挖，如此開采，短期效率是高了，產出也高了，價格有競爭力。但是這樣挖的結果是把礦脈給破壞了，將來回採的時候就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即將來產出的成本會更大。類似這種政府公權控制的領域里，過度破壞性使用、超前的透支性使用帶來的損失，我們現在並沒有人去付費。這就形成了在當前的發展過程中似乎成本很低，實際上是成本轉移給了未來的人們，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的成本會很高。
從企業來看，上游產品的價格明顯漲上來之後就意味著下游產品的成本會漲上來。企業現在之所以不敢提價，是因為現在市場疲軟，它賣不動，一旦市場被激活，它就會把成本上升的這一部分貼到它的價格里去，它馬上就漲價，因為對它來說，成本推進的價格上漲的壓力已經非常的大了。
再看居民，這里主要是工資帶動的成本。工資主要是與CPI有關系的。2008年第一季度的CPI是8.3％，第二季度是7.9％，第三季度是7.0％，這都是12年來同期最高的水平。而且CH與大家的感受並不一樣，因為它選擇吃穿用住幾大類，這幾大類中，它選擇每一類中若干種有代表性的商品計算它的價格指數，然後把這幾種放在一起加權平均。它選擇的幾種有代表性的商品有漲價的，有降價的，有價格不變的。而老百姓在市場上買得多的商品多為漲價的，這樣老百姓對物價的實際感受就要比CPI反映的物價指數強烈得多。因為老百姓買得越多的商品，物價漲幅越大。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為什麼老百姓買得多的商品多是漲幅高的呢?正因為老百姓買得愈多，所以它才漲得高。市場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感受到的物價與CPI反映的不一致的道理。各國都是這樣。因此，過一段時間，各國都要對CPI進行修正。如果不調整、不修正，它就愈來愈脫離市場的現實，它就越來越說明不了問題。即使這樣，2008年以來CPI也是本輪通貨膨脹以來最高的。居民這一次對CPI的感受是從基本生活層面開始的。2007年8月份CPI開始攀升，首先是從食品類開始的，比如豬肉等，這對全社會各行各業成本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成本大就會進入工資，進而影響物價。
因此，這次物價上漲，除了具有需求結構性拉動的作用之外，還有成本全面推進的因素。這就和過去三輪通貨膨脹不一樣了。而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要想治理的話，短時間很難見效。因為降低成本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它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術上等各個方面有相當大的變化，而這些制度和技術上的變化都不是短時間能夠明顯見效的。這就要求我們對治理通貨膨脹有一個長期的准備。
這次通貨膨脹還有特殊的國際環境的背景：全世界都在漲價，中國能不漲嗎?中國經濟的開放度愈來愈大，受世界經濟影響的程度也愈來愈大。剛開始，我們對這次全球漲價對中國影響的估計沒有這么嚴重，因為雖然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在提高，但全球化的融入水平還是在過程當中，影響應該是有限的。當時我們感到大概會有兩類商品對我們的影響比較大，但我們認為問題不大。現在看來，它比我們估計的影響程度要大得多。這就是兩個「油」：食用油和石油。關於食用油，當時我們認為全球農產品漲價對我們不會有太大沖擊。這幾年歐洲的主要產麥區受了災，非洲也有災荒，美國在調整它的生物能源計劃之後，減少了穀物的播種面積。這樣，整個世界的糧食市場就趨緊。本來我們中國糧食的自給率是99％，是可以自己平衡的。當時我們想，大不了我們封閉起來，糧食產品不出口，也不進口。現在看來，問題不是這么簡單。中國糧食產品進口的主要是植物油油料，近年來進口的油料已佔中國總需求量的60％左右，對進口的依賴度非常大。而恰恰這次農產品漲價，油料這一塊漲幅是最猛的，對我們的影響程度最大。如花生油在去年價格就上漲了近1倍，由於食用油在中國百姓生活中的地位，這次食用油漲價對人們的心理沖擊很大。提到食用油，這里順便提一下，中國的壓榨業基本上被外資壟斷了，而他們不用中國的大豆，不用中國的油料，他們認為不合格，他們主要用進口的。這就使得油料本身供求趨緊的狀況更顯得對進口的依賴度增大了。由此來看，外資對我們相關行業的控制確實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另一個是石油，「石油危機」之前，每桶是1.9美元，到2003年之前，也只是每桶20多美元，而前一陣子曾漲至每桶150多美元，前幾天回落了，也還是50多美元。中國每年對石油的消耗是以8％的速度在遞增，而且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未來我們對石油的需求還會大幅度地上升。2007年我們進口的石油占消耗量的54％，2008年則有可能超過60％。我們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度越來越高，而我們自己 石油產出的前景並不樂觀。因此，未來世界石油價格的變化會更嚴重地影響國內石油價格的變化。
由此來看，這次價格上漲，除了創12年來的最高水平之外，還有兩個特別的背景，一個是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輪通貨膨脹，除了有需求拉動的作用之外，還有突出的成本推進的特點；另外，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國際化背景來看，這次是在全球都在漲價的背景下，而全球都在漲價對中國又有一定的影響。這就使得我們對通貨膨脹問題不得不給予高度的重視。
與通貨膨脹壓力長期並存的是我們經濟衰退的威脅也相當深刻。2008年上半年有一組數據很值得關注。即中國2008年上半年的貨物運輸量的增長速度大幅度地下滑。2007年上半年貨物運輸量的增長速度是16.3％，2008年則是7.1％，也就是說，從增速來說，2008年比2007年同期差不多下降了一半以上。貨物運輸量下降了，庫存量就會增大，工商業企業的存貨就開始大幅度上升。存貨一上升，倉儲業的生意就好了。因此，在統計表上還有一個數，2008年上半年，倉儲業的營業稅大幅度上升，2007年同期，倉儲業的營業稅上漲率是負的2％，2008年倉儲業的營業稅上漲率是正的24％，倉儲業的實際業務量要比營業稅還要大。這兩個數據放在一起，就很值得考慮，這表明貨物的存量增大了，而貨物存量增大是經濟衰退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標。在我們高度關注通貨膨脹的同時，其實，經濟衰退的先行指標就已經出現了。我們認為這種不景氣指標的出現不僅是個偶然的指標問題，而且有它的社會效果了，即失業問題。經濟一旦衰退，失業率就要上升。從1998年到2003年，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3％，那幾年特別是國有企業比較困難。「擺脫困境，抓大放小」，那幾年的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比較低。當時城市登記失業人口是500多萬。城市勞動力是2億多人，失業人口佔2.2％。200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1.9％，但2007年年底登記的城市失業人口突破了1千萬，城市失業率超過了4％。這說明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且失業率幾乎成倍地上升，這很令人擔心。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增長率再降下來的話，失業率會更高。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呢?這源於中國正處於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工業化愈深入，資本愈排斥勞動。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2007年的工業化指數已經超過0.4，工業化到了中期或者中後期，就是從一般加工工業和製造業為內容的工業革命朝著重工、重化工、基礎材料工業和動力工業以及裝備工業轉化，而這個轉化恰恰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空前增大的時候，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大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排斥。另外，中國還處於市場化過程當中，市場化就要鼓勵競爭，競爭就截減冗員。根據有關統計，上世紀80年代，中國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就業崗位是240多萬個；上世紀90年代，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就業崗位是170多萬個；現在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就業崗位是90萬個。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再加上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回調，這個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因此，現在中國不僅是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落，市場不景氣、市場衰退的跡象越來越嚴重，同時衰退帶來的後果，也就是失業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
這次衰退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同樣它與過去也不一樣，和改革開放30以來周期性的回調也不同，它也有著特殊的背景，也有兩個最大的特點
一個特點是：這次衰退是長期內需不足所導致的。多年來，在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旺盛的時候，實際上就同時存在著消費增長乏力，導致內需疲軟的矛盾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個矛盾一直積累到現在。
為什麼消費需求不足呢?第一個原因是投資增長速度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增長的空間。根據我們的研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每增加1％，消費需求就減少0.5％；若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所謂的上限22.5％後仍然增長，其每增加1％，消費需求就減少0.84％，基本把消費抵消掉了；若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30％後仍然增長，其每增加1％，消費需求將出現負增長。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社會儲蓄的增長量是既定的。總需求的增長量如果是既定的，最終用途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如果投資需求增長過快客觀上就擠佔了消費需求增長的空間。因此，中國從2003年以來連續5年多固定資產投資過快的增長對消費需求就形成了非常顯著的排斥效應。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些年中國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越來越快，所佔的國民收入比重越來越高，而高收入群體的特點是消費傾向低，即消費占收入比重低，財富越是更多更快地集中到消費傾向低的群體手中，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也更多更快地沉澱到消費傾向低的群體手中，他們把這些財富或者用於儲蓄或者用於投資，但很少或者不用於消費，使得消費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難以同步。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財政體系的不完善以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使得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不確定性大大提高。為能夠承受未來更大的風險，人們往往增大現期的儲備以用於未來的支出。包括養老退休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發展中的不確定性，都會促使人們增大儲蓄，相應減少現期消費。本來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高的，財富增加後用於現期消費的比例應該是較大的，但由於對未來的擔心，越是沒有錢的群體越不敢花錢。這就形成了在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公眾的購買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消費品市場並沒有體現出與收入水平提升相對應的高速增長局面。
第四個原因是中國發展的本身出了問題，即城鄉二元化在加深。除了上世紀80年代初和2006年以來的一段時間，中國農民的實際收入有比較大的改善之外，其他時間農民實際收入的提升水平與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嚴重地不相匹配。農民得到改革發展、經濟發展的好處相對少一些，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了。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是42％左右，即中國大約有58％的人口收入增長很遲鈍。因此，中國13億人口這么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它的市場需求的增量主要依靠42％的城市居民的需求來拉動，而58％的農村居民的需求，也就是它的收入長期停滯或增長遲緩，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在體制上過於狹隘。現在談建設新農村，刺激農民需求，啟動農村市場，擴大內需，這些都是有意義的。如為農村修路、鼓勵城市的商業企業到農村去銷售等，但這些不是啟動農民消費的根本，啟動農民消費的根本只有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我們還要認識到刺激農民的消費需求與刺激市民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市民的需求主要就是消費，農民的總收入主要用於生產支出，剩餘的才是消費支出。因此啟動中國農村市場，對農民來說，重要的是還不是刺激農 民的消費需求，重要的是活躍農村的投資需求，即生產需求。因此，第一，要提高他們的收入，使他們有投資能力；第二要使他們具有把財產變成資本的能力。現在農民承包的土地、房屋等是他們的資產，但不能變成資本，不能進入市場，不能變成可以增值的價值。所以，現在有人討論能不能抵押呀，能不能流轉呀，實際上就是使農民的資產變成資本。但這樣做的風險也極大，我們也不太敢輕易推動這樣大的變革。再一個，我們的金融體制改革要為農民提供一個籌資、融資的正規的制度安排。中國的2.6億農戶首先是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現在中國這2.6億個生產體，國家卻沒有為他們提供正規的籌資、融資的制度安排。他們的融資沒有體制保障，而且風險極大，承擔風險的能力極其脆弱。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在於給農村要修多少路，蓋多少樓房，而是為我們的農村逐漸引入現代的新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才是最要緊的，包括他們的社會保障，包括他們作為生產者的投、融資的方式，都要納入現代的文明生活，現代的城市的生活。這就叫做城市化。一個最好的城市化，應該是大多數人過著現代城市的生活，有著城市的效率，但這個國家大部分的資源和土地保持著鄉村的寧靜。如果到處都是瀝青馬路，但人還都是農民，這就有問題了。
這兩個大的背景就使得我們對這一次的衰退對我們的影響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失業問題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我們通常講，國際上失業的警戒線是7％，美國2008年的失業率可能就會達到7％。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勞動力的存量，我們有7.6億勞動力；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的增量，每年新增勞動力1300多萬；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就是1億多准備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我們原來有5億多農村勞動力，這些年轉移出來2億多，一個億進了城，一億多在當地的鄉鎮企業就業，還有3.4億多勞動力在農村種地。中國共有18.2億畝耕地，需要多少人耕種呢?根據我們在全國三個地區的調查，一個勞動力平均可以種10畝地，按這樣來算，18億畝耕地需要1.8億勞動力就夠了。現在農村的勞動力是3.4億，那就意味著還有1.6億多勞動力處於半失業狀態，他們隨時准備轉移到城市就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勞工市場。而且我們不能按國外通常的7％來算，因為我們勞動力的基數大，如果達到7％的話，人數的規模就會非常的大，它帶來的社會後果會更嚴重。
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
針對近年來中國宏觀經濟既有通貨膨脹又有通貨緊縮的雙重壓力，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採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是：淡化總量調控，強調結構調控。1998年5月之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基本都是需求大於供給，所以都是採取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需求大於供給，不表現為物價上漲，因為物價是凍結的，它表現為排隊。排隊越來越長，報批項目等待審批的時間越來越久，消費者發的票證越來越多，憑票供應的東西越來越多。票證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排隊模型，就是政府出面組織的排隊。為了保證最後一個人能夠買到一份，只有從第一個人開始就限制你的購買量。改革開放以後，當需求大於供給時，價格就開始上漲，就是前面所說的3次大的通貨膨脹。從1998年5月之後，中國開始出現過剩。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生產發展了，物產供應豐富了；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體制原因，即市場化深入了。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很多東西不要錢，不要錢的東西永遠短缺；市場體制下許多東西需要付費了，這就使得很多物品開始出現存貨了。所謂生產過剩或不過剩，說起來是個生產現象，更要緊的是一個體制現象。相對市場購買力來說是過剩，但對實際需求來說並不過剩。1998年5月的工業和商業企業存貨是5萬多億，當年的GDP是8萬多億。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到第九個五年計劃宏觀經濟政策總的方向選擇是：整個「九五」期間「適度緊縮，保持不變」。當時主要是反通貨緊縮。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到：整個「十五」計劃期間，「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不變」。即「九五」期間緊縮，「十五」期間擴張。2007年十七大報告中對總需求是緊縮還是擴張沒有明確。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是既不敢擴張，也不敢緊縮。如果是緊縮的話，對抑制通貨膨脹有幫助，但失業率、經濟衰退的威脅已經很深刻了。如果全面緊縮，失業率和經濟衰退會到什麼程度就很難預測。擴張的話，對解決失業有幫助，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尤其是前一段時間開創了12年來的最高，一旦全面刺激需求，可能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前一段時間是既不能擴張，也不能緊縮。這樣看來，這幾年就是迴避總量政策，不提總需求如何，只提結構調控，稱之為「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地區與地區之間有區別，產業與產業有區別，行業與行業之間有區別，同樣行業里，不同的企業之間也有區別。這樣的辦法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無奈之舉。因為總量的目標確實不好選。這種結構調控的辦法其好處是使得宏觀調控避免總量的簡單性，其不足是有行政性。因為所謂結構調控其實質就是歧視性調控，而不是市場調控。 因為市場調控就是機會面前均等的調控。這種調控作為權宜之計可以，但不能長期化，不能體制化。長期來說，資源配置還要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近兩年我們的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深化改革，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競爭秩序來配置資源的原因。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等政府聯手干預這么強烈，動輒幾千億、幾萬億的救市計劃，但它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政策的主導者仍反復強調，政府幹預的力量再大也只能是彌補市場失靈，而不能代替市場，否則，帶來的災難比市場失靈可能還要深重。我們認為，在現代社會，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國，改革帶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競爭的深入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這一點，我們不能動搖。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的經驗確實證明了這一條。
現在我們提出的問題是：現在是否到了需要明確總量的時候了。給人的感覺是，2008年上半年明確了，是朝著緊縮方向明確了。奧運會之後，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國內的經濟衰退驟然加速，中央的精神就調整為以擴大內需為主。這就說明現在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矛盾復雜的程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變化速度之快也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幾個月之前，反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幾個月之後，形勢就急轉直下，衰退就成為首要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的宏觀調控及時地變化和跟進，僵化和呆滯恐怕都有問題。從2008年9月份之後，給我們的感覺是：總量是要朝著擴張的目標在變化。
結語：只要把以上兩個大問題都解決好，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面前不但能夠順利過關，而且能夠迎來更大更好的發展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