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我們現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不能照搬美國或者其它國家的經驗。但智庫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幫助提高決策的科學性。現在「一窩蜂」地「舉國建智庫」，我們應該特別防範一些錯誤的認識和傾向。
首先，智庫不是決策者幕僚。智庫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庫研究人員放到決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難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現行政策不一致的時候。所以，應該多發展一些民間、半民間的智庫，官方的智庫也應該相對獨立於黨政系統，特別是那些具體的政府部門。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世錦等，都獨立地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主張。
其次，智庫不是單純的意見領袖。國內有一批影響力巨大的意見領袖，多以批評政府為主，有的甚至恥於對策研究。意見領袖是現代社會重要的組成成分，但智庫工作強調建設性，可以批評政策，重點還是要放在如何改進上。我們最近在華府發現幾家主流智庫一致質疑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負面立場，但他們批評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採取更為積極、合作的立場。
再次，智庫不是媒體。智庫影響決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參與公共政策辯論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詢。媒體曝光率對於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幫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體或公關，效果也可能適得其反。里奇甚至認為影響力與媒體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的討論會幾乎都是閉門會議，不邀請媒體參加。但也正因為是閉門會議，官員們不但很願意參加，現場討論也都十分坦誠。
另外，智庫也不是學術機構。智庫工作要有學術性，保證政策研究的質量。但如果按照學術機構的標准來辦智庫，相信很難產生高質量的政策研究報告。美國高校里的智庫很少，中國也不多，可能是因為高校的激勵機制與智庫工作不匹配。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們從事智庫工作，其實是基於責任和愛好的義務勞動，現行學校的制度並不承認政策研究的工作。
最後，智庫不應該是游說團體。智庫需要資助，有游說需求的企業可以提供大量的資金，尤其在一些資助規模大、項目相對集中的領域，如電信、醫葯和國防等行業。但如果智庫演變成為游說組織，就違背了發展智庫的初衷。智庫研究要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基準，而不能成為個別利益集團的工具。
關於智庫建設的六點建議
首先，政府要為「智庫市場」主動創造需求。現在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定期地召開專家座談會，探討當前形勢與對策，已經成為政府與智庫溝通的重要機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各重要決策部門都應該建立一些常規性的機制，選擇性地接收智庫的研究報告，直接聽取智庫專家的意見。這些機制對於民間智庫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採取一些財政措施增加智庫的資金供應。在稅收上可以提供一些優惠鼓勵公眾和機構向智庫捐款、提供資助。當然，財政也可以增加預算直接支持智庫的發展，包括提供資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庫的機構建設，或者設定一些定向資助項目，集中研究當前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
再次，智庫也要進行機構改革。官方機構和社會科學院應該相對獨立於黨政系統，一些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義嚴重，應該予以大力精簡，同時要杜絕政府部門辦智庫，防止部門利益操控智庫的政策主張。高校辦智庫需要解決經費和編制問題，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的要求、產出不一樣。既然要辦智庫，就應該在人員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級標准方面做出相應的安排。對於民間智庫則應該大力降低准入門檻。
另外，智庫行業需要建立高標準的行為規范。不過政府最好不要指定專門的智庫主管部門，維持秩序的責任可以由媒體、市場與司法來共同承擔。智庫工作要盡可能地保證獨立性，智庫應該公開全部資金來源。如果一個智庫違反獨立性的立場，甚至淪落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機構，它的市場聲譽就可能受到影響，政策主張就會失去可信度，籌資也會遇到困難，嚴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門介入調查。
除此之外，優秀智庫領導者的遴選至關重要。智庫領導者不同於政府部門負責人，也不同於學術帶頭人，而應該是智庫企業家。這個領導者必須同時具備組織管理、籌款和與政府溝通的能力。我國高校系統大多按學術水平選拔院校領導，重點高校還形成了院士才能當校長的潛規則，其實對高校發展十分不利。智庫建設中一定要盡量避免這個問題。
最後，不要鼓勵智庫排名，政府也不要試圖設立統一的智庫考核指標。智庫的評估應該留給董事會、出資人和決策者來做，智庫應該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過度重視智庫排名或者考核指標，只會鼓勵智庫做一些跟政策研究無關的事情，比如增加媒體曝光度或主動要求領導批示等。另外，國內有些智庫自己發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顯存在利益沖突。智庫的工作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政策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