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呈現了哪些特點

❶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是什麼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 我國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逐步形成。這種體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如在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來醫治戰爭的創傷，克服惡性通貨膨脹，擺脫貧困狀態，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都起到了顯著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規模日益擴大，經濟聯系日益廣泛，經濟活動日益頻繁，經濟結構日益復雜，社會需求日益變化，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社會分工和專業化深入發展，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來。其表現主要有： 一是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的過多過死，企業成為國家機關的附屬物； 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業，排斥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 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鍋飯」，平均主義嚴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經濟方式單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這種經濟體制使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使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到嚴重壓抑，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因此必須對這種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改革實踐探索的必然結果 要從根本上改革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就成為必須探索的重大問題，我們黨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領導我國各族人民經過14年的探索，逐步認識到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 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在經濟體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二是在經濟調節方式上，排斥市場手段對經濟的調節。進入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深入，使我們逐步擺脫了傳統的觀念，形成了新的理論認識： 1979年11月，鄧小平對這種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對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大次代表大會肯定了這種構想。明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精闢論斷，正式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3年末，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提出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具有重大意義。他經歷了漫長的理論變革和實踐發展過程，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標志著我國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展；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對我國迎接各種挑戰，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發展商品經濟、優化資源配置、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必須具有充分發育和完善的市場體制。計劃和市場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而市場方式配置資源要比計劃方式配置資源更為有效。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而世界經濟的主體是市場經濟，我國實施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盡快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使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緊密接軌。否則，我們就會落後，落後就會挨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時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以及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們生活水平持續上新的台階，充分證明，黨的十四大確立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望採納O(∩_∩)O謝謝

❷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是什麼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家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以「權力和利潤下放」為內容的最初改革是產權改革，當時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然而，這種改革實質上是權力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可能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也是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城市改革還是相關改革，都圍繞著責任與權利關系及其體制的調整展開。

農村改革主要包括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建立，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改革，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基於家庭聯產承包制，和農業的產業化。考察這一過程，可以發現，每一項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調整」。

事實上，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制度改革從一開始，因為改革委託權力和轉移利潤，稅收改革的改革，改革的合同管理系統，租賃管理系統的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調整等本質上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本質上也是對企業利益相關者權利和責任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總的來說，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從土地產權制度和農村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麼制度變遷會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出於客觀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專營購銷制度、剪刀差和戶籍制度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政府與社會相統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被稱為集體經濟，它實際上是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集體經濟、國有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集體經濟基本是「經營而不包括」的。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體制的需求更強。因此，與城市地區相比，舊制度更容易被打破，新制度更容易產生。在自發的制度變遷之後，更有可能迅速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並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後者。

中國的經濟系統，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是困難的，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增量突破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系統結構，促進舊體制變化或反向傳播，這是一個主要原因漸進式改革的成功的主要經驗之一，應充分肯定。

但是，不能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和經濟持續增長的成功取決於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結構性改革和經濟增長都將是兩條腿的。公有制經濟，無論是集體經濟還是國有經濟，甚至在非公有制經濟出現之前就已經進行了改革。集體農業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

此外，我們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市場化的慢，這是不利於市場化的過程，但可以使大量的經濟資源，尤其是關系國民經濟的部門在政府直接控制，不僅有利於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於控制各種矛盾在轉型的過程中。

但也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整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克服了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事實上，國有經濟也承擔了中國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代價。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較大差異，但在制度設計和變遷過程中，它是多主體共同創新的系統，角色不斷變化。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制度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以農村改革為例。正如我們已經分析的，農村經濟體制的變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股份合作制以及適應農業產業化的三個階段的制度創新。在每個階段，不同的主體扮演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階段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同的。

❸ 建國以來我過經濟體制的發展轉變的幾個階段和各個階段的特點

一、5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著手於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變革，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中形成的，大體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強市場、物價和金融的管理，以及進一步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度、統一貨幣發行，到1952年實現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這為形成新的經濟體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第三步，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重點建設實行統一管理。後來，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部門的國營企業和部分公私合營企業主要實行直接計劃和實物調撥，並對財政、信貸和勞動工資等也實行統收統支、統存統放和統分統配。於是，形成了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
對於這種體制的形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著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經濟體制改革

「大躍進」時期，「左」的思想佔了上風，經濟決策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服從於實現「大躍進」的目標，經濟體制也有很多突然變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於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級」、「過渡」，企圖盡快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國家經營。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把小社並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實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殘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限制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有的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並使經營方式、購銷形式和分配力、法歸干一律。這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繫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權，實際上是「大撒手」。針對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下放管理權有必要，但當時不加分析，一放就過了頭。
第三，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繫上，擴大企業許可權也是必要的，但在整個經濟混亂的情況下，這無助於增強企業活力。當時規定減少指令性指標，實行全額利潤分成制度，企業有權調整機構和配置人員，自行處理固定資產。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層層抬高指標，企業失去正常管理，經濟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製度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調」，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職工的積極性，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掩蓋下，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
針對「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中心是調整。這個方針，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得到了全面貫徹。貫徹這個方針，在縮小投資規模、放慢發展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並抑制通貨膨脹、保證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同時，在經濟體制上也有相應的對策。
首先，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搞好綜合平衡。為了克服無政府主義和分散主義，經濟管理上加強集中統一。
其次，開始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為了糾正否定價值規律的錯誤，注意了運用經濟杠桿來調節經濟運行。
再次，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為了制止幾年中造成的各經濟領域的混亂現象，除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外，還先後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和《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四十條》以及計劃、財政等各項工作條例。
在調整過程中，還對體制改革進行了若幹探索。例如：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在工業、交通部門按照專業化協調的原則辦了一些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按照《工業七十條》，要求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並建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等；改進物資管理，要求對生產資料參照商業部門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轉環節，按照經濟區設供應網點；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即固定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亦工亦農並存，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並存；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在繼續加強集中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該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給地方管理，包括計劃留有機動和提高財政預備費的比例、給予調劑物資分配的許可權等。調整時期的體制演變，針對以調整為主的任務，強調集中統一，取得了很大成績，克服了困難，經濟很快恢復，效益逐步提高，出現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歷史教材（裡面有挺簡練的闡述）

❹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和特點是什麼

首先，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經過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建立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其次，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管理制度。對國營經濟，採取「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制度，大型企業完全由中央有關部門警醒管理。對集體企業的所有生產和經營活動也管得很死。 再次，中央集中統一管理模式十分典型，規章制度系統健全。各方面工作均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集中的統一管理，採取「統支統包」、統購統銷、統包統配製度。 特點：中國的改革顯示出新的特點：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建立到完善，更加強調協調發展、整體推進；二是開放倒逼改革，改革的緊迫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烈；三是以利益的全面調整為重點，改革的難度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

❺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特點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並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麼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於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後,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並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後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於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於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於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於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麼,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並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製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於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於農民、於中央和地方政府、於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於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並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幹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幹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夥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夥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後,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麼權、給什麼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麼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夥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嘗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並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於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於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於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後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後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後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後放,調放結合,並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後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後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後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後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於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